◆结语

被害人同被告人一样，是案件的当事人，与案件处理结果不仅在法律上具有直接利害关系，有时还存在经济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其立场不是中立的，比如诈骗、职务侵占等类案件。因此，被害人存在强烈追究被告人责任的急迫心理，设有使被告人“进去”受到刑事处罚的诉求目标，易有夸大对方责任、夸大事实情节、隐瞒自身责任的主观想法，受此影响，被害人陈述既具主观性、易变性、虚构性、怨恨性、夸大偏离歪曲性，又具有直接性、明确指向性、不可或缺性，具有两面性。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被害人陈述对证明案件事实的积极作用，又要慎防其消极作用，排除不当干扰。

笔者以为，审查采信该类证据还应秉持以下原则。

1.同等性质问题同等对待，“只有被害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3条“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同理，“只有被害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害人陈述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被害单位负责人、经办人等所作的陈述，不是证人证言，是实质意义上的被害人陈述。因单位不是人，其意志、行为、诉求需要通过自然人来实现和完成，此自然人代表、体现单位的意志和利益，其身份具有隶属性、重合性、利害性。单位负责人、经办人在刑事诉讼中所作的陈述同样如此，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证人证言”，而是“实质意义上的被害人陈述”。对该类陈述应按被害人陈述的标准进行审查判断。

3.严格区分被害人陈述和被害人分析判断、诉求。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所作的陈述并非均是“被害人陈述”，因其立场、利害关系的原因，其陈述的内容既包括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部分，还包括诉求和对事实的分析、判断、评价。只有证明案件事实的内容属于“被害人陈述”，其他内容不是。

4.收集齐全被害人在不同阶段（比如事发前、事发后，案发前、案发后）、对不同办案机关所作的所有陈述，甄别背景、分析异同，看有无矛盾点。同时，还要分析被害人陈述同其他证据尤其客观性较强的物证、书证等是否存在矛盾。如被害人陈述间、陈述与其他证据间出现根本性矛盾，又无其他证据补正和合理解释矛盾的原因，对陈述应坚决排除，不予采信。当然，有利于被告人的陈述除外。比如本案，尽管在案发后被害方坚称“被告人侵吞钱款”，但是如果将其陈述放到“两次对账、对账后又进行了审计，李某某均无异议；被告人手中所有单据、账册全部移交了李某某，李某某完全控制单据、账册”的大背景下分析，就会发现疑点重重，就会发现其与对账的相关书证存在根本矛盾。尤其是李某某将自己的借条作废，不合常理，欲盖弥彰。这再次说明了被害人陈述的复杂性、利益性、非中立性，采信与否必须考量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