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狂人日记》发表不久，年轻的《新潮》社员傅斯年就盛赞其艺术道——

就文章而论，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1)

所谓“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也就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之融合。这是很准确的艺术判断，此后学界很长时期对《狂人日记》的艺术认识反而模糊了。直到新时期之初严家炎先生才再次确认《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之并用——

在《狂人日记》中并用着两种创作方法：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作品的思想性，主要通过象征主义方法来体现。但不同于一般象征主义作品的是，《狂人日记》中的象征主义方法不是独立的，它只是依附于现实主义而存在，如同影子依附于形体而存在一样。

…………

《狂人日记》确实就是“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作品。从思想上说，它可以说是一篇新的《人权宣言》。从艺术方法上说，鲁迅在这里不但自觉地运用了近代现实主义，而且还第一次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新的艺术境地，完成了某种单一的创作方法所决难完成的任务。这正表现了鲁迅文学思想上的开阔闳放、不拘一格、善于吸收和勇于创新。(2)

应该说，自《狂人日记》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艺术成就都是高度肯定的，但鲁迅自己却不这样高看。大概是在1919年4月间吧，《新潮》编者傅斯年致函鲁迅征求对《新潮》的意见，并赞扬《狂人日记》艺术很好，鲁迅乃于4月16日复信傅斯年，坦诚地自评道——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偪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3)

对鲁迅的这个自我批评，鲁迅研究界当然是熟悉的，却几乎一致认为鲁迅所谓“《狂人日记》很幼稚”的说法，乃是他的自谦，所以就此忽略过去。这其实是不完全妥当的。

《狂人日记》虽然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鲁迅写作它的时候已经人到中年，此前的思想艺术准备也相当充分了，所以刻画狂人疑神疑鬼的精神状态及其对他人与外物的敏感都非常到位，至今仍非寻常作家所可企及。所以，鲁迅自谓“《狂人日记》很幼稚”，的确有自谦的成分。但窃以为，鲁迅这样说也并非纯属自谦——如果把“很幼稚”理解成“不成熟”或者“生硬”，则确然有之。然则，《狂人日记》在艺术上的“不成熟”或“生硬”之处究竟何在呢？那应该是其“写实笔法”并未能恰当地“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也即没有能够很好地把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融合为一体。严家炎先生说，“在《狂人日记》中并用着两种创作方法：实写人物，用的是现实主义；虚写寓意，用的是象征主义。作品的思想性，主要通过象征主义方法来体现”。这个分析是准确的，但问题是，实写人物的现实主义和虚写寓意的象征主义是脱节的，前者足够写实，后者委实太虚，从前者的写实里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生发出后者的象征寄托，甚至可以说，人物的写实越真实，主题的象征寄托就越发虚。于是，主题的象征寄托就成了生硬附加的微言大义。如此生硬附加的象征寄托，不过是影射而已。

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不成熟”或“生硬”之所在，而之所以如此者，鲁迅自己坦言是因为创作“太偪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这也是实情。如所周知，鲁迅原本并无创作《狂人日记》的初衷，这篇惊人之作的问世乃是被钱玄同催逼出来的。按，钱玄同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后，便加紧与周氏兄弟联系，1918年2月以来常去鲁迅那里催稿——“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4)“书被催成墨未匀”，鲁迅明知“偪促”而作“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可面对善于催稿的钱玄同和急需创作的《新青年》，情实难却，只得匆忙赶写，致使“写实笔法”与“寄托的（Symbolism）旨趣”未能融合无间。这样的艺术缺憾，后人当然应该谅解，但无须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