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过境迁:提前怀旧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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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不成“文”

不知道现在大学的文学院还有没有作文课,我读本科时,我的学校里是有的。我倒也没怎么反感,因为并不知道大学的课程设置该是怎么样,但是总觉得该和中小学不一样吧。其实也没什么不同,只是不叫“作文”,叫“写作”。并不操练什么特殊的文体,还是“记叙文”“议论文”之类,像是中学的延续。老师也未见得高明,因为都不是干这个的,原本都有自己的专业。我只记得一位老师上课不看学生,习惯性眼望天花板,大家背地里笑话,说他的教案好像写在了天花板上。

和过去唯一不同的,是先来了一次考试,成绩优秀者这门课可以免修。大概是因为那两届学生中,不少人是历练过的,在各自单位都是舞文弄墨之辈,不必再过一遭。一场考试下来,自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其实也没什么好愁的,未过关者不过是上一遍课而已。问题是年龄大者或者自我感觉不错者脸上有点挂不住。我有个日后写小说写出了名堂的好朋友尤其有理由感到沮丧,他出身写作世家,且已立志要吃写作这碗饭,偏偏这回得了一个“中”。全班五十几人,非“优”即“良”,得“中”的仅二人,差不多等于被拎出来示众。

我没过关很正常,好像班上有两位搞儿童文学已然小有名气的同学也未能免修。我对那次考试记忆犹新,是因为直到现在,我还会因交上去的那篇文章感到害臊。

我的文字操练,是从“大批判”“小评论”“讲用稿”之类开始的,它们构成了“文革”年间的主流文体。除此之外,从小学到中学,记忆中我好像就没写过几篇正经作文。待高考恢复,各种补习班出现,考文科的人便有了一番作文的强化训练。我上的补习班设在南师大,据说是最好的,讲课的清一色是大学老师,范文则多成后来作文的“经典”。

阶梯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足有两百号人。对于我们这样此前作文模板非报纸社论即先进事迹报道的听众,听老师讲杨朔等的文章,简直就是接受洗礼啊。到现在我都还清晰地记得,有位老师如何口沫横飞讲杨朔《雪浪花》里浪花咬礁石那个“咬”字;另一教师讲魏钢焰“指挥棒一跳一个巨浪,一甩一个浪花”一句,不仅是眉飞色舞,简直是手舞足蹈了。当然,不论哪个老师,对杨朔等作家的“形散神不散”,还有卒章显志的结尾,必是大谈特谈。

经此一番洗脑,不管此前知不知道,杨朔等作家都迅速成为我们的作文偶像。我那篇应试的作文就是这路数的一次低仿。我们的题目是“当我走进南大的校门”之类,不言而喻,是要写终能上大学的心情,写神圣感、自豪感如何油然而生。与我很多发奋的同学不同,我实在是懵里懵懂参加高考的,考上了,自然觉得面上有光,也就仅此而已。那几天恰好把校徽弄丢了,费了半天劲儿才找到。失而复得的欣喜固然要大肆渲染,关键是“升华”:校徽是个象征,于是乎当代大学生的使命、责任等,都随着校徽的失而复得进入我的意识,这个小事件俨然成为“觉悟”的一个契机。

我已记不得怎样起承转合,反正是无限上纲、小题大做吧。有个同学为作文颇费思量,看了我的,不以为非,说:有这么个事,后面点题就顺了。——倒好像没有摊上个波折颇感遗憾,我则捡了个大便宜似的。

可见以为作文就应当这样的不止我一个:不“作”不成“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