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邊塞詩至唐代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出現了一大批寫邊塞詩的作家，陳子昂、王之涣、崔顥、王翰、王昌齡、高適、岑參、李頎、柳中庸、盧綸、李益、常建、陳陶等，創作出大量有關邊塞的名篇，超過了以往時代。至於偉大的詩人李白、杜甫，還有山水詩人王維等，也寫過膾炙人口的邊塞名作，特别是在盛唐出現了邊塞詩派。
（二）邊塞詩不僅數量多，而且題材廣泛，全面反映邊塞戰争，邊塞生活和征夫思婦的思想感情。大量作品達到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
（三）邊塞詩的形式多樣，體裁完備，有七言歌行，五、七言絶句，五古，五、七律等，這也是過去所未有的。
（四）出現了傑出的作家高適、岑參，其創作代表了唐代邊塞詩的最高成就。但他們的優秀作品又并不限於邊塞詩。
（五）邊塞詩以其輝煌燦爛的成就，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爲唐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起到了承前啓後的重大作用。
任何一個文學流派的産生，都有一定的社會、歷史原因和文學内部的承繼、發展等因素。邊塞詩派也是這樣，它的産生、發展和繁盛，與時代有着密切的關係，同時，也是它本身不斷發展的結果。
首先，盛唐經濟的高度繁榮、政治空前統一，國勢強盛，構成了邊塞詩派産生的基本條件。高適、岑參創作的主要階段是在盛唐時期，即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這時的唐王朝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封建帝國。自有唐開國以後，就十分注重邊疆經濟的開發。以邊塞詩派所描寫的題材最集中的隴右、西域地區爲例，天寶十二載，“是時中國盛強，自安遠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閭閻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資治通鑑》卷二一六）。沿着漢代開闢的中西交通孔道“絲綢之路”，新形成許多繁華的城市和富庶之地，如涼州、張掖、酒泉、燉煌等。岑參詩中即有“涼州七里十萬家”（《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的描繪。又如北方，開元初於營州重築柳城，“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淄青没户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數年，倉廥充，居人蕃輯”（《新唐書·宋慶禮傳》）。因此，富有傳奇色彩的邊地生活，引起詩人們的興趣，邊塞新異的風土人情、山水風光，爲詩人提供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吸引他們去開闢一個新的表現領域。
其次，唐王朝加強國内各民族之間以及歐、亞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實行較進步的民族政策。例如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太宗嘗云：“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鑑》卷一九八）爲促進民族團結，貞觀十五年（六四一），太宗遣文成公主西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中宗景龍元年（七〇七），又以金城公主妻吐蕃贊普尺帶丹珠。唐蕃和親數十年。至玄宗朝，“依貞觀故事”，姚崇爲相，即以“不幸邊功”等十事進諫。盛唐各民族間的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日益加深，許多少數民族商人、藝人、學者居留長安，以至入仕朝廷，漢族人民也在邊境與當地居民一起從事生産勞動，和睦相處。民族友好的和平氣氛，代表着廣大人民的共同意願，也成爲邊塞詩人歌咏的主題。
其三，由於民族矛盾引起的邊塞戰争，是邊塞詩産生的一個直接原因。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都必然經過各民族間的鬥争和融合。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民族矛盾，這也是我們多民族國家在形成過程中的歷史必然現象。一方面，由於唐代邊地許多異族還大都處於氏族奴隸制的社會形態，對唐朝“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其部族首領違背各族人民的意願，連年在西北、西南、東北等邊地劫掠侵擾，時降時叛。如武后聖曆元年（六九八），東突厥默啜可汗攻陷趙州，盡殺所掠趙、定州男女萬餘人（《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開元二年，吐蕃將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於渭源，掠取牧馬（《資治通鑑》卷二一一）；八年十一月，“突厥寇涼州，殺人掠羊馬數萬計而去”（《舊唐書·玄宗本紀》）。諸如此類的戰争還很多，這是一種掠奪性的戰争。另一方面，由於唐玄宗好大喜功，邊將中以邊功媚上邀寵者亦不乏其人。如天寶十載、十三載的兩次征南詔就是，這是唐對少數民族的侵擾，也是非正義的。
盛唐國勢的強盛，還大大提高了人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這種時代的主要精神特徵，激發了詩人對建樹功勛的憧憬。尤其是廣大出身於中小地主階級的士人，具有奮發向上的精神，報効國家的壯志，因而投筆從戎、慷慨從軍，形成了一種時代風尚。
同時，唐統治者重武功，文人入幕也是一個進身機會。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七云：“唐詞人自禁林外，節鎮幕府爲盛，如高適之依哥舒翰，岑參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嚴武，比比而是。中葉後尤多。蓋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緣幕府，躡級進身。”這些文人深入邊塞，有着親身的體驗和深刻的感受，寫出了歌頌戰士愛國精神和描繪邊塞雄奇瑰麗浪漫色彩的詩篇。
唐代實行府兵制。戰士的長期戍邊和大量的犧牲，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這種現實也激起詩人們的憤慨和同情，因此，也出現了反映戰争給人民帶來災難的主題。對於不同性質的戰争，詩人自有不同的反映，只有認識了上述社會原因和邊塞戰争性質的複雜性之後，才會對盛唐邊塞詩多樣性的主題，有比較合理的解釋。
最後，簡單談談盛唐邊塞詩産生的文學因素。
邊塞詩至唐代大盛，形成重要的詩派。但邊塞詩的産生并非始於唐代。隨着漢帝國的建立，“守四方”成爲日益重要的政治、軍事問題。武帝“外事四夷，内興功利”，抗匈奴，通西域，戰事較繁，這就必然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漢樂府如《戰城南》、《十五從軍征》、《飲馬長城窟行》等篇，可以看作邊塞詩的濫觴。其中反對黷武戰争、征人思婦相思之情等内容，成爲以後邊塞詩作的傳統題材。其蒼涼悲壯的風格，亦對後世有較大影響。
漢末天下大亂，戰争接連不斷，人民流離失所。曹操寫軍旅征戍生活的詩有《苦寒行》、《卻出東西門行》等。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用秦代築長城之事，深刻揭露了當時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曹植的《白馬篇》塑造了一個爲國立功，不惜流血犧牲的愛國壯士的形象，充滿豪壯樂觀的精神。後來高、岑詩中的戰士形象便是它的繼承。西晉末年的劉琨，在他後期保衞中原的戰鬥生活中寫的《扶風歌》，有深厚的愛國感情。晉宋之交的鮑照，寫有不少邊塞題材的名作，如《代出自薊北門行》，抒寫壯士從軍衞國的壯志和描繪北方邊地風物，氣勢豪壯昂揚，意境蒼涼，開盛唐邊塞詩的先路。特别是他對七言古詩體裁的發展，對“四傑”、李白、高適、岑參的創作影響較大。另外，北朝樂府民歌中也有關於邊塞的題材。如《折楊柳歌辭》表現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隴頭歌辭》寫征人游子飄零的身世，《敕勒歌》描繪草原遼闊、牛羊繁盛的大西北景色，也爲唐代邊塞詩人的創作提供了借鑑。
至隋，隨着戰事的增多，一些由北朝入隋的詩人如盧思道，楊素、薛道衡等，大都有從軍邊塞的經歷，寫了一些較好的邊塞詩。其中盧思道的《從軍行》反映征人思婦思念之苦，諷刺將軍邀功求寵，具有早期七言歌行的特色。又如楊素的《出塞》和薛道衡的《昔昔鹽》，在藝術上都有獨創性。初唐“四傑”積極開拓詩歌的思想内容領域，邊塞詩在他們的創作中佔有較重的地位。如駱賓王曾久戍邊城，邊塞詩數量較多，如《從軍中行路難二首》、《夕次蒲類津》詩，既有立功報國的豪壯胸懷，又有邊塞生活的親切見聞。陳子昂從軍東北，有現實性很強的邊塞詩。如《感遇》中“朝入雲中郡”、“丁亥歲云暮”、“蒼蒼丁零塞”、“朔風吹海樹”等篇，對戰争造成士兵的痛苦和人民災難表示同情，對邊帥無能、統治者黷武開邊表示憤慨，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擬古題邊塞詩的傳統風氣。而“四傑”的七言歌行篇幅擴大，筆勢縱横奔放，對高岑邊塞詩體裁的影響很大。在這些基礎之上，出現了盛唐邊塞詩的全盛時期，於是有高岑等人的出現。
二
高適（七〇二？—七六五），字達夫，渤海蓨（今河北景縣南）人。他的生平主要分前後兩個階段，五十歲左右是這兩段的分界。
前段他很不得志。李頎説他“五十無産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羣，不問君是誰”。在這五十年中又大致可分爲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兩個時期。
在北上薊門之前，他二十歲曾赴長安求仕，失意而歸，他寫道：
二十解書劍，西游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衝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常苦……彈琴擊筑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
——《别韋參軍》
這裏一方面他揭發朝政的黑暗，貴族近臣壟斷政權，布衣之士遭受壓抑；另一方面寫自己客寓宋中，托身畎畝，生活處境非常艱窘，心情苦悶。但“彈琴擊筑，縱酒高歌”，意氣仍是豪邁的。
十年托身隴畝之後，他爲了尋求立功報國的機會，北上薊門。他説：
少時方浩蕩，遇物猶塵埃。脱略身外事，交游天下才。單車入燕趙，獨立心悠哉。
在北上途中，他游於魏郡（在今河北大名縣東），“睹物思懷”，寫下了借古抒懷的重要作品《三君詠》，歌頌了“濟代取高位，逢時敢直言”的魏徵、“縱横負才智，顧盼安社稷”的郭震和“昌言太后朝，潛運儲君策”的狄仁傑。《舊唐書》本傳説他“負氣敢言，爲權幸所憚”，這和三君的氣質相類似，可見此三君是詩人倣效的榜樣。
北上薊門，東出盧龍塞，這是高適第一次出塞。初到薊門，他“題詩碣石館，縱酒燕王臺”，意氣豪邁地唱道：
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衞霍。
抒寫報國立功的雄圖壯志。可是這次他的希望又落空了。不過他雖然没有找到仕進的機會，對於邊塞戰士生活卻有了親身體驗，這就爲他後來寫著名的《燕歌行》打下了生活基礎。
以後轉入浪游梁宋時期。這一時期直到天寶八載舉有道科爲止。這時他一面“漁樵孟諸野”，另一面做富貴人家的賓客，就是本傳説的“以求丐取給”。有時也到山東、江蘇等地漫游，廣交朋友，投詩於達官貴人，尋求仕進的機會。長期的困頓，使他苦悶悲憤，但用世之心未嘗减退。他在《詠史》中這樣説：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這也是借古抒懷，表示了自己對前途的自信。
在長期交游中，最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天寶三載，李白賜金放還，至洛陽，遇到杜甫，二人同游汴州，又與高適相遇。三位詩人“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然後同至單父，登宓子賤琴臺，獵於孟諸。這件事成爲文學史上的佳話，至今開封市禹王臺（即古吹臺）内仍建有“三賢祠”以紀念他們的盛會。季秋，高適和他們分手，南游楚地，自商丘沿汴東下，經酇縣、銍城、符離、靈壁、徐縣、泗縣、盱眙、淮陰、淮安，而抵襄賁（今江蘇漣水縣），寫了一篇《東征賦》，記載了“安史之亂”前的汴河方位，可以糾正《資治通鑑》的錯誤，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可惜未被人們注意，故特表而出之。
北上薊門和浪游梁宋是高適創作的豐收時期。他現存詩共二百四十四首，有一百七十餘首是這兩個時期的作品。《舊唐書》本傳説他“年過五十，始留意詩什”，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此後轉入詩人的後一階段。這階段包括兩次入仕，這是高適個人歷史變化的時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寶八載（七四九），他的詩才受到宋州刺史張九皋的賞識，奏其所製詩集於朝，“薦舉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適才獲得一個入仕的機會，心情非常興奮，在炎炎三伏天，十日趕到了長安，中第後，被專權妬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祇授他一個小小的封丘縣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縣尉身份送兵出塞，到達清夷（在今河北懷來縣）。他在《使青夷軍入居庸》詩中悲憤地寫道：
登頓驅征騎，棲遲愧寶刀。遠行今若此，微禄果徒勞。絶坂水連下，羣峯雲共高。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
回封丘後，他因深感“拜迎長官”的屈辱與“鞭撻黎庶”的痛心而棄官，寫下了名作《封丘縣》。不久，得到了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賞識與推薦，充任翰幕府掌書記，高適仕途顯達實始於此。
安史之亂爆發，高適以監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關。潼關失守後，他奔赴行在，見玄宗陳述軍事形勢，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
玄宗在蜀，用諸王分鎮，高適切諫，以爲不可，爲肅宗所知。數月後，永王璘據金陵起兵，肅宗即召高適計議，適分析形勢，認爲永王必敗，深受肅宗嘉獎，就任他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淮南節度使，使討永王璘。高適一躍而爲雄藩重鎮的封疆大吏，成爲開元、天寶時期詩人中最顯達的人物。胡震亨曾評論説：“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杜）甫善房琯，適獨與琯左（謂反對房琯諸王分鎮事）；（李）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爲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唐音癸籤》卷二五）這三位詩人的仕途顯蹇，確與對這次重大政治變動的態度有關，胡氏之説是有道理的。
次年，永王敗死。大宦官李輔國惡適敢言，在肅宗前進讒，降官爲太子少詹事，出爲彭州（今四川彭縣）刺史，寫了自叙生平經歷的名作《酬裴員外以詩代書》。遷蜀州（今四川崇慶縣），代宗初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未幾，召爲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卒，謚忠。
高適的創作，以邊塞詩成就爲最高。
他第一次出塞，北上薊門，親身體驗了邊塞士兵的生活，寫下了《薊門行》五首。在詩中，他對“士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憤慨，并給予深切的同情。他説：“關亭試一望，吾欲涕沾臆。”對“胡騎雖憑陵，漠兵不顧身”的英勇愛國、不惜獻身精神則予熱情的歌頌。而對士卒長期戍邊，夫婦離别又表示了關心：“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回？”
開元二十六年，他創作了最傑出的代表作《燕歌行》。這首詩從序來看，與張守珪部將打敗仗有關，但其内容寫的卻不全是這次戰役，而是把他在薊門的見聞，進行更高的藝術概括，從而表現了他對戰士們的體恤和對他們英勇的愛國精神的贊美，這些都超過了歷來的同題之作。詩中描寫了戰鬥的激烈和艱苦，并以“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鮮明的對比，深刻揭露了將軍和士兵苦樂懸殊的生活和唐朝軍政的腐敗黑暗。由於將帥無能，恃恩輕敵，以致陷入重圍，戰事不解，使士兵和家人遭受長期離别的痛苦。“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兩句，熱情歌頌了戰士們爲國獻身的愛國精神。由於征戰辛苦，所以希望有李牧那樣的將軍來克敵制勝，保境安邊：“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此詩用具體的描寫把塞外大漠的荒涼環境、劇烈悲壯的戰鬥氣氛、戰士在戰争過程中的内心活動巧妙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雄渾深厚、悲壯淋漓的藝術風格。全詩四句一轉韻，多用對偶句和律句，詩的音律隨着内容的轉變而轉變，使音節的抑揚頓挫與詩的意境獲得和諧的統一。
由於詩人自己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所以他對保衞邊疆的愛國將領作了熱情的歌頌。如《送渾將軍出塞》中對渾將軍的刻畫是很出色的。在敵人入侵，“昨日邊庭羽書至”的時候，渾將軍即慷慨出征。“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二句不沾渾將軍本身，卻正襯托出將軍忠勇爲國、心情異常激動的精神面貌。“黄雲白草”的塞外風光，與“擊劍酣歌”的昂揚精神，進一步突出了一個不畏艱苦、爲國忘身、心情樂觀的愛國將領形象。通篇嚴整而飛動，魄力雄毅，風骨遒勁，與《燕歌行》同樣表現了高適七古的藝術特徵。
對於收復失地，高適同樣是興奮鼓舞的。天寶十二載五月，哥舒翰收復久已淪陷的九曲黄河，他寫了豪壯而充滿喜悅心情的《九曲詞》，其第一、第三首云：
萬騎争歌楊柳春，千場對舞繡騏驎。到處盡逢歡洽事，相看總是太平人。
鐵騎横行鐵嶺頭，西看邏逤取封侯。青海祗今將飲馬，黄河不用更防秋。
在這裏也表現了他希望鞏固邊疆，獲致太平的願望。
其次，是反映時事的詩歌。其内容主要是對唐玄宗晚年昏聵的諷刺和對安史之亂的痛恨。例如唐玄宗晚年寵信安禄山、而安禄山卻是一個詭詐反側、屢次挑起邊釁、以所謂“邊功”來市寵的家伙。高適在送兵到清夷時，就體察到他以邊兵爲個人市寵的犧牲品，在《答侯少府》詩中就指出“邊兵若芻狗，戰骨成塵埃”的可悲事實。而玄宗卻對他越來越寵信，連年加官進爵，高適在《薊中作》（亦作《送兵還作》）中用比較含蓄的語句説：“豈無安邊書，諸將已承恩”，對玄宗的昏聵濫賞進行了諷刺。
到天寶十載，安禄山居然“出入宫掖不禁”，“頗有醜聲聞於外”，而玄宗竟聽之任之。高適爲此寫了借古諷今的《辟陽城》詩。詩中借審食其與吕后私通事來影射安禄山與楊貴妃的曖昧關係。這類直指最高統治者、揭發其宫闈醜事、寓意深刻的諷刺詩，在當時是罕見的。
對安史之亂，高適的態度是鮮明的。他在《酬河南節度使賀蘭大夫見贈之作》中寫道：“河華屯妖氣，伊瀍有戰聲。”他撫劍悲歌，心存戡難，還致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解睢陽之圍。及九節度使兵潰於鄴城（在今河南安陽），他目睹國家殘破，人民遭到殺害的慘狀，寫了《酬裴員外以詩代書》一詩，詩中有四句説：“縱横荆棘叢，但見瓦礫堆。行人無血色，戰骨多青苔。”反映了中原經過這一番殺戮洗劫之後，一片破瓦頹垣，白骨縱横，人民流離的悲慘景象。關於鄴城戰役所造成的浩劫，祇有在高適這首詩中得到具體的描述，這是它的可貴之處。
再次，他深入地反映了農民疾苦。由於高適長期貧困，有“兔苑爲農歲不登，鴈池垂釣心常苦”的親身感受，所以他能够關懷民生疾苦。屬於這類的詩作有《東平路中遇大水》、《自淇涉黄河途中作》等。前者用白描手法寫出了農村遭受水災，因而“農夫無倚着，野老生殷憂”的情景；後者揭示了農民在旱災和重税剥削下的貧困和農村凋敝的生活景象：“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勤勞，租税兼舃鹵。園蔬空寥落，産業不足數。”開元天寶詩人中，高適是第一個反映農民痛苦的詩人。
正因爲如此，高適對能够關懷民生的地方官是稱頌的，特别是對春秋時宓子賤爲單父宰“琴和人亦賢”的良政作了多次歌頌。後來他自己任州牧時即以子賤爲榜樣，《舊唐書》本傳説他“屢爲藩牧，政存寬簡，吏民便之”。
此外，高適還寫了較多的自傷不遇的詩歌，反映出儘管是盛唐時期，大批人才仍然遭受壓抑的不合理的社會現實。詩作如《别韋參軍》、《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少府微》等。
總上所述，可以看出高適是一個拓落不羈、崇尚節義、有匡時之略和負氣敢言，氣質慷慨的人物。他的詩如其人，内容從多方面反映人民疾苦，揭露社會矛盾，抒寫愛國熱情和懷才不遇的感慨。其語言質樸爽朗，直抒胸臆，魄力雄毅，氣骨琅然，多慷慨悲壯之音，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
三
岑參（七一五？—七七〇），南陽（今河南南陽）人。他的生平大略可以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他三十歲出塞之前。岑參出身於一個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父文本相太宗，伯祖父長倩相高宗，伯父羲相睿宗。開元元年（七一三），岑羲坐太平公主謀逆遭誅，家道衰落。父親岑植曾兩任州刺史。參少年時，父逝，從兄受學，“能自砥礪，遍覽史籍”（杜確《岑嘉州集序》）。十五歲時，到嵩山少室讀書。在早期詩作中，可以看出他耽情山水，恬然自適的思想情緒。但積極用世，是他思想的主要方面。二十歲，他“獻書闕下”，赴長安求仕，結果是“金盡裘敝，蹇而無成”（《感舊賦》），失意而歸。雖然如此，他繼續爲求仕而奔波，曾多次往返於京洛之間，還到河朔、邯鄲、冀州、匡城等地漫游。他在《感舊賦》中寫道：“出入二郡，蹉跎十秋，多遭脱輻，累遷焚舟，雪凍穿屨，塵緇弊裘。嗟世路之其阻，恐歲月之不留。睠城闕以懷歸，將欲返雲林之舊游。”這個時期，交游多爲僧人、隱士，加之仕途失意，佛家的避世思想時而在他身上有所表現。
直到三十歲，岑參纔應舉及第。中第後祗授右内率府兵曹參軍的小官。他感嘆地説：“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初授官題高冠草堂》）此後到他三十五歲出塞前的四五年間，一直身居微職，未得升遷。但詩人并不甘心久沉下僚，仍然尋求建功立業的機會。
以後轉入第二個時期。這個時期從天寶八載（七四九）到至德二載（七五七），包括詩人的兩次出塞。這是岑參一生中的重要時期。
和唐代其他從軍邊塞的文人一樣，岑參也選擇了在戎馬生涯中開拓自己前程的道路，做以軍功致位的人物。天寶八載冬，岑參第一次出塞，赴安西（今新疆庫車）節度使高僊芝幕府任掌書記。初次出塞，詩人的意氣是昂揚的，他在《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詩中滿懷信心地寫道：
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爲妻子謀！
但在兩年多的軍幕生活中，詩人并没有施展抱負的機會。天寶十載（七五一），他回到長安。次年秋，岑參和杜甫、高適、薛據、儲光羲相會於長安，同登慈恩寺塔，相互唱和，各自寫下了著名的詩作。他此時還僻居終南山，寫了一些送别、贈答的篇什。
天寶十三載（七五四），岑參被北庭節度使封常清辟爲節度判官，第二次出塞。這次出塞由於受知於主帥，所以胸襟開朗，心情振奮。他寫道：“何幸一書生，忽蒙國士知。側身佐戎幕，斂袵事邊陲。自逐定遠侯，亦著短後衣。近來能走馬，不弱并州兒。”（《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至德元載（七五六）又出任伊西、北庭支度副使。在北庭歷時約三年餘，足跡幾遍整個西北地區，生活閲歷大大豐富，視野更加開闊；加之有第一次出塞的生活基礎，因此，創作達到了全盛時期，寫下了許多氣勢磅礡、雄奇高亢、爛漫多采的邊塞詩。這些詩歌的表現領域空前闊大，題材多樣，洋溢着愛國熱情。他羡慕“功名祇向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的壯士，歌贊“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的唐軍聲威，稱頌唐軍將士“誓將報主浄邊塵”的報國精神。這些作品代表了詩人邊塞詩的最高成就。在這一時期的詩作中，有很多是作者自己親聞親見的紀實，其中還保存了許多有關西北邊疆古地理、交通、民俗、民族交往以及少數民族歌舞、音樂等史料，這在岑詩中是彌足珍貴的部分。
岑參生平的第三個時期，是從至德二載（七五七）直至去世。這一時期岑參的仕履比較複雜。大約在至德二載的春夏之交，自邊地東歸，詣鳳翔肅宗行在所，經杜甫等人的推薦，授右補闕。在諫官任上，他正直敢言，“頻上封章，指述權佞”（《岑嘉州集序》），故爲權貴所嫉。三月，轉起居舍人，四月，出爲虢州長史。他寫詩慨嘆仕途的再次失意：“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歸家還自笑。”（《衙郡守還》）雖然如此，但他憂國憂民的心情并没有減退。對安史之亂，詩人是痛恨的。在《行軍二首》（其一）詩中寫道：“胡兵奪長安，宫殿生野草，傷心五陵樹，不見二京道。”并對安史叛軍燒殺劫掠所造成的嚴重後果表示憤慨：“干戈礙鄉國，豺虎滿城堡。村落皆無人，蕭條空桑棗。”同時，詩人對“誤落胡塵裏，能持漢節歸”（《送裴判官再歸河陽幕府》）的愛國將士給予熱情肯定，高度評價他們抗敵平叛的英勇行爲，并對安史之亂的遲遲不能平定深表憂慮。尤其是對當時朝廷用人不當，武將討賊不力、荒淫作樂進行明白的諷刺。他寫道：“聖朝正用武，諸將皆承恩。不見征戰功，但聞歌吹喧。”（《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
唐代宗寶應元年（七六二）春，岑參改授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使、充關西節度判官。十月，任雍王李适（即唐德宗）掌書記，進討史朝義。又遷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虞部郎中。永泰元年（七六五），出爲嘉州刺史。因蜀亂，行至梁州而還。大歷元年（七六六），蜀中崔旰叛亂，劍南西川節度使杜鴻漸入蜀平亂，表岑參爲職方郎中，兼侍御使，列于幕府。入蜀途中，詩人寫下了《早上五盤嶺》、《入劍門作寄杜楊二郎中》等詩作，反映了對消滅軍閥割據勢力的積極態度和渴望祖國統一、百姓安寧的良好願望。二年四月，赴嘉州刺史任，次年七月，秩滿罷任。此時，他仍以天下事爲念：“四海猶未安，一身無所適。自從兵戈動，遂覺天地窄。”（《西蜀旅舍春嘆寄朝中故人呈狄評事》）對國家不寧、兵戈不息的局勢表示憂慮。八月，東歸鄉里，因亂改道北行，寓居成都。五年正月，客死旅舍，終年約五十六歲。
岑參的詩歌，沈德潛《唐詩别裁》評云：“能作奇語，尤長於邊塞。”邊塞詩是岑參創作的精華所在。由於他“往來鞍馬烽塵間十餘載”，“城障塞堡無不經行”，對邊地生活有長時期的深刻體驗和認識，所以邊塞詩的内容極爲豐富多采。
岑參邊塞詩的主題是多方面的。
首先，詩人熱情歌頌邊防將士豪邁的戰鬥生活、唐軍的雄威和高漲的士氣。在他描寫戰争的詩裏，表現出充滿勝利信心的英雄樂觀主義精神，猶如一曲高亢激昂的戰歌，讀之使人鼓舞振奮。這可以用他第二次出塞時，在封常清率軍抗擊犯邊之敵前夕寫下的《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和《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等著名的七言歌行作爲代表。在《走馬川行》中，詩人首先展示戰地的自然環境：狂風怒吼，飛沙走石，峭冷奇寒。在這樣嚴酷的氣候中，面對敵人的入侵，唐軍連夜開拔，“將軍金甲夜不脱，半夜行軍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通過將士頂風冒雪的夜行軍情景，烘托必勝之勢；同時突出了唐軍的軍容肅整，士氣高昂、勇猛無畏的精神。在《輪臺歌》中，極寫唐軍軍威之盛，其先寫戰鬥之前兩軍對壘的緊張情况，接寫白晝出兵，極力渲染吹笛伐鼓三軍大呼，突出軍隊的聲威。“雪海湧”、“陰山動”，描寫唐軍英勇殺敵、所向無前的氣概，又寫戰鬥艱苦，歌頌將士奮不顧身的精神，最後以預祝勝利作結。這首詩充滿浪漫主義激情，成功地表現了三軍將士建功報國的英勇氣概。
其次，詩人以輕快的詩筆，真實地記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互相團結、和睦相處的動人情景。邊境戰亂平息之後，生活是和平安寧的，各族人民之間的關係十分融洽。詩人寫道：
西邊虜盡平，何處更專征。幕下人無事，軍中政已成。座參殊俗語，樂雜異方聲……
——《奉陪封大夫宴》
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
——《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
其他如《趙將軍歌》寫漢蕃將領騎射縱博的愉快場面：
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于貂鼠袍。
《與獨孤漸道别長句兼呈嚴八侍御》還描寫各民族之間互相往來，共同娱樂的動人情景：
軍中置酒夜撾鼓，錦筵紅燭月未午。花門將軍善胡歌，葉河蕃王能漢語。
再次，是關於祖國西北邊地奇異景色的描繪。在這些詩中，詩人更多的是在寫景中傾注了自己熱愛祖國、熱愛邊疆的深厚感情。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詩從塞外冰天雪地的奇麗風光着筆，出人意想地用千樹萬樹的梨花作譬喻，給人以無邊春意的感覺。又如《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又如《火山雲歌送别》：“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平明乍逐胡風斷，薄暮渾隨塞雨回。”寫出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新奇世界。總之，在岑參筆下，飛雪、熱海、火山等西域景物，不僅爲過去詩歌未曾描寫，也爲“古今傳記所不載”（宋許顗《彦周詩話》）。
另外，岑參的邊塞詩中還有一些是描寫邊疆少數民族音樂、舞蹈的，如《田使君美人如蓮花舞北鋋歌》等，描繪“北旋舞”的舞姿、服裝、配樂及“旋轉如風”的特點，對今天研究古代舞蹈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另有一些懷鄉思家之作，如《赴北庭度隴思家》、《逢入京使》等，也寫得感情真摯婉曲，十分動人。
岑參還有一部分寫景詩和贈答詩。這類詩主要作於出塞之前和由邊地歸來之後。其中描寫山水之作善於表現一種動態的、清新奇異的境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
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
——《田假歸白閣西草堂》
坐來一望無端倪，紅花緑柳鶯亂啼，千家萬井連回溪。
——《西亭子送李司馬》
殆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天晴見峨眉，如向波上浮。
——《登嘉州凌雲寺作》
總之，岑參是一個刻苦自礪、仕途坎坷、有進取報國之心的詩人。他的邊塞詩意氣昂揚，熱情奔放，色彩瑰麗，富有浪漫主義特色，不愧爲盛唐邊塞詩派的一個傑出代表。
四
作爲邊塞詩派的代表作家，高岑二人有許多共同的地方，也有其各自的特點。
在生活閲歷、政治理想等方面，他們的相似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兩人就出身來説，雖家庭不同，但作爲個人都是早歲孤貧。前期在求仕的道路上有着類似的坎坷遭遇，都曾於二十歲赴長安求仕，失意而歸。其後選擇從軍幕府的進身途徑。雖屢遭挫折，卻不甘沉淪，奮發向上、積極用世的心情始終没有消失。
二、兩人都有立功邊塞、慷慨報國的雄心壯志和愛國主義精神，并都從軍邊塞，有豪壯、艱辛的軍旅生活和深刻的體驗。
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就個人的生活基礎來説，高適長期困窘，曾躬耕隴畝，“求丐自給”，生活異常艱苦。因此，他對下層勞動人民的生活有切身的體驗并深寄同情。他曾於燕地從軍，往來於東北邊陲，繼又以縣尉身份送兵青夷，看到了士兵生活的痛苦。岑參雖早孤，但仍有讀書的機會，還能隱居少室，過較安適的士子生活。這對兩人的思想感情是有影響的。
就個人性格、氣質而論，兩人的差異也頗顯著。“五十無産業，心輕百萬資，屠酤亦與羣，不問君是誰”（李頎語）的高適，有拓落不拘、傲岸自負、獨往獨來、無所牽掛、慷慨豪邁的特點。岑參身爲士大夫之族，相門之子，雖充滿愛國熱情，但仕途失意，即有些消沉，用世和退隱始終是他思想上的矛盾，且多思家懷土之情。而這些是高適所没有的。
在詩歌的思想内容方面，兩人的詩作都洋溢着慷慨報國的愛國主義熱情，這也是盛唐邊塞詩的一個突出特點。熱愛祖國，維護唐帝國的統一，對於異族的侵犯，表示出極大的憤慨，是其創作的共同主題。所以他們在作品中都對唐軍將士奮不顧身、英勇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給以熱情的歌頌。如高適的《九曲詞》對唐軍收復失地感到興奮鼓舞；在《送渾將軍出塞》中塑造了一個忠勇爲國、心情樂觀的愛國將領形象；《燕歌行》則歌頌了士兵捐軀殉國的愛國精神。岑參在詩中也突出表現唐軍將士“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送人赴安西》）的愛國精神，着力稱頌唐軍猛悍精鋭、勇敢無畏的英雄氣概（《輪臺歌》），在《走馬川行》中對唐軍將士不畏狂風酷寒、連夜出兵抗敵、保衛邊疆的壯舉極力頌贊。
在這個愛國主義的統一主題下，兩人的詩歌又各有不同的表現重點：
高適的邊塞詩主要表現了對士卒艱苦生活的同情，對“士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薊門五首》）的不合理待遇表示憤慨；并揭露唐軍中“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燕歌行》）苦樂懸殊的黑暗現實，同情征人長期分離的痛苦等等。岑參的邊塞詩則多是激昂高亢、熱情洋溢的戰歌，讀之令人激奮。如《輪臺歌》、《走馬川行》等都是這樣。他的不少描繪西北邊塞奇異景色的詩篇，如《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火山雲歌送别》等。另外他還有一些邊塞民俗土風的描寫，這些都大大開拓了詩的境界。
在藝術方面，高岑也多有異同。
一、就其共同點來説，兩人的詩歌都具有豪邁悲壯的風格。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云：“高岑之詩悲壯，讀之使人感慨。”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二云：“高岑以悲壯爲宗。”即指二人的共同風格而言。
二、就二人詩歌的不同點來説，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創作風格上，高適詩以現實主義爲主，風格雄厚渾樸，悲壯慷慨，骨氣琅然。殷璠《河嶽英靈集》説他的詩“多胸臆語，兼有氣骨，故朝野通賞其文”。劉熙載《藝概·詩概》説：“高適詩，兩《唐書》本傳并稱其以氣質自高。今即以七古論之，體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岑參的詩則以浪漫主義爲特色，氣勢雄偉，想像豐富，色彩瑰麗，熱情奔放。殷璠《河嶽英靈集》謂其“語奇體峻，意亦造奇”。他的詩具有奇情異彩，出語造句亦奇峭絶人。劉熙載《藝概·詩概》説：“高常侍、岑嘉州兩家詩，皆可亞匹杜陵，至岑超高實，則趣尚各有近焉。”這個評議，正切合他們的詩風。
其次，在創作手法上，高詩多直抒胸臆，筆勢豪健，《河嶽英靈集》説他“多胸臆語”，即指其詩直接抒寫自己的感情，語從心出。如他不能忍受縣尉的羈束和屈辱的小吏生活而心情痛苦，説：“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縣》）安慰朋友的貶謫，説：“丈夫窮達未可知，看君不合長數奇。”（《送田少府貶蒼梧》）寫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慨，説：“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邯鄲少年行》）勃鬱之情躍然紙上。“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别董大》）直抒所懷，聲情慷慨，高適爲人尚節義，於此類詩可見。
岑參詩則擅長描寫，善於用夸張、比喻等手法描繪景物，并在寫景中寄寓感情，渲染氣氛。如寫狂風：“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走馬川行》），寫炎熱：“火雲滿山凝未開，飛鳥千里不敢來”（《火山雲歌送别》），寫大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白雪歌》）等等。在岑詩中，幾乎没有不與景物描寫相聯繫的，或以景抒情，或寓情於景，元人陳繹曾云：“岑詩尚巧主景”（《詩譜》），誠然。
復次，就詩歌的形式來説，二人均以七言歌行見長。高適的五古直追漢魏，寫得渾成古質；岑詩形式豐富多樣，五律、絶句亦饒有佳作，其五古清新奇逸，善於吸取六朝民歌和新體詩的成就。所以胡應麟《詩藪》内編卷二云：“高黯淡之内，古意尤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總之，高岑二人的創作雖各有其不同的特點，但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王世貞《藝苑卮言》卷四云：“高、岑一時不易上下，岑氣骨不如達夫遒上，而婉縟過之。”王士禛亦云：“高悲壯而厚，岑奇逸而峭。”（《師友詩傳叙録》）他們的詩歌代表了邊塞詩的高峯，并各以自己的創作豐富了唐代詩壇。
五
最後，對本書的編選體例説明如下：
一、今存高詩約二百四十首，岑詩約四百首。本書選注高詩一二九首，岑詩一三二首。選詩標準多據思想性和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原則，兼顧不同的内容、體裁和風格，力圖反映詩人的整個創作面貌，而以邊塞詩爲重點。編排以寫作時間爲序，無從繫年的詩，則附列於後。
二、以《全唐詩》爲底本，并以《四部叢刊》本參校。對於有出入的文字，擇善而從，并作校記。對於明顯的誤字，則一徑改正，不再出校。
三、注釋力求簡明扼要；避免繁瑣考證。對難解的字詞、名物、典故、地名、本事等均作簡要注釋，并適當注明出處。對於一些迄今尚有争論的詩作，依我們的看法處理，盡可能做到言必有據。對難懂的句子，作必要的串解；重出的詞語、典故則注明見某篇某注。
本書高適詩由高文選注，岑參詩由王劉純選注。并由高文審定全稿。在本書的編選出版過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編輯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并提出許多寶貴意見，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限於我們的學識水平，書中難免有舛訛遺漏，敬希專家讀者不吝指正。
高文 王劉純
一九八六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