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孝义的模式化情节的出现

学者已经注意到正史类传叙事模式化倾向严重的特点。孙正军梳理了“猛虎渡河”与“飞蝗出境”两种有关良吏的典型事迹，对于了解模式化叙事在中古正史中的存在形态具有代表意义。^[1]陈爽指出，这样的特点出现于东汉时：“从目前所见《东观汉记》和诸家《后汉书》的少量佚文判断，‘纵囚’事迹在史籍中的大量书写在东汉已屡见不鲜。……诸如纵囚归狱、猛虎渡河、飞蝗出境、合浦还珠等传奇性的良吏书写模式，大多始于东汉。”^[2]那么，孝义的模式化情节是否也是在这时出现的呢？另一方面，上文提到东汉时尚无成熟的孝义类传，范晔《后汉书》中被编入孝义主题传记的一些人物虽然已见于《东观汉记》，但编排合传的方式不明。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孝义典型情节的出现与孝义类传的形成孰先孰后？

下表从不同史传中搜集部分典型情节实例，一方面想要说明，范晔《后汉书·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及《独行列传》中的典型情节也见于后代正史的孝义类传（这里选取《宋书·孝义传》），有很强的时代延续性；同时还想要说明，《后汉书》其他列传（无主题，或主题与孝义无关）中也出现大量典型情节，而且这里选取的都是东汉较早（章帝以前）的事例，可见在孝义成为习见的类传名目以前，孝义的典型情节早就广泛出现在正史列传中。

由上表可见，孝义的模式化叙事不是由于孝义的典型人物、典型传记才出现的。从写作手法上来说，老生常谈的模式化情节对于塑造人物品格形象恐怕不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它们依然大量出现在史书中？上表列举的东汉史典型事迹实例中，刘敞推财昆弟、古初伏柩扞火、王隆父子卫全都尉，都明确地与察举征辟相联系：刘敞被“刺史上其义行，拜庐江都尉”；古初被长沙太守“以为首举”；王隆之子王青被太守“擢用极右曹，乃上疏荐青三世死节，宜蒙显异，奏下三公，由此为司空所辟”。这三个典型事迹被记入史册，应该源于他们被察举推荐过程中产生的叙述、认定人物事迹的官方文件。

蔡邕《为陈留太守奏上孝子程末事表》是东汉这类官方文件的一个实例。^[3]其事缘起于“臣前到官，博问掾史孝行卓异者”，表文前半陈述了门下掾所述、太守本人核实、召来所见的孝子程末事迹，后半称扬恩泽，表上其事。只看其中讲述程末孝行的片段，和史传文辞没有什么差别，可见把这类文书转化为史文，完全可行。如果能够找到公文书和史传记载同一人物事迹的案例，就可以充分说明当时史家如何利用文书编纂史传，可惜东汉公文书脱离正史单独流传者很少，我们几乎只能在正史范围内寻找文书与史家叙述对应的例子，就大大增加了寻找难度。因为文书引文与史家叙述在同一史书里一般不重复出现，如果是分别出现在不同史家改写的史书中，又要依靠旧史佚文留存的巧合才能为今人所知。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在东汉史中发现一些由官方文件转变为史传叙述的明确案例。

例1：章怀注引《东观汉记》收录了荆州刺史行部后向皇帝作出的汇报，其中提到桂阳太守茨充：

建武中（25—56），桂阳太守茨充教人种桑蚕，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颇知桑蚕织屦，皆充之化也。^[4]

而类似的内容，又以一般叙述的方式出现在另一则《东观汉记》佚文和范晔《书》中：

《御览》卷八二三引《东观汉记》：范充为桂阳太守。俗不种桑，无蚕织丝麻之利，类皆以麻枲头缊著衣。民堕窳，少粗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属县教民益种桑柘，养蚕桑，织履；复令种纻麻。数年之间，人赖其利，衣履温暖。^[5]

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南阳茨充代飒为桂阳。亦善其政，教民种殖桑柘麻纻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6]

可以推测，《东观汉记》既以传体叙述了此事，又收录了相关文书。

例2：范晔《循吏列传》引录尚书杨乔举荐孟尝的上书：

臣前后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尝……前更守宰，移风改政，去珠复还，饥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而尝单身谢病，躬耕垄次，匿景藏采，不扬华藻。^[7]

该传上文已经记载此事，谢承《书》佚文亦有其事：

范晔《书》上文：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址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8]

《类聚》卷八四引谢承《书》：先时二千石贪秽，使民采珠，积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无珠，饿死者盈路，孟尝行化，一年之间，去珠复还。^[9]

例3：范晔《独行列传》载太守孙福上书荐刘茂：

臣前为赤眉所攻，吏民坏乱，奔走趣山，臣为贼所围，命如丝发，赖茂负臣逾城，出保盂县。茂与弟触冒兵刃，缘山负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节义尤高。宜蒙表擢，以厉义士。^[10]

《书钞》卷一五八引《东观汉记》佚文仅云“福表为议郎”，^[11]但可以推测是类书引用时删去了表文具体内容，范《书》表文应当还是袭自《东观汉记》。而范《书》此处之上文，又叙述了同一件事：

时赤眉二十余万众攻郡县，杀长吏及府掾史。茂负太守孙福逾墙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县。昼则逃隐，夜求粮食。积百余日，贼去，乃得归府。

从这些例子管窥，东汉史传中关于德行的记载，很多都应该源于与人事管理、人物事迹相关的文书，所涉政务包括考核、举荐等多种类型，但应以察举为主。

德行记载大量出现在一般列传中，很大程度是由于《东观汉记》以来的东汉史常常在开篇时概述传主德行、记录典型事迹。如果再向前追溯，《史记》《汉书》记载西汉人物则看不到同样的现象。《汉书》列传最常见的开篇方式是讲述传主如何进达，而且往往不是表面上的通过何种制度方式升迁，而是解释具体因由，如以怎样的机缘受到赏识、与谁有何种亲缘地缘关系等。《刘屈牦传》云：“刘屈牦，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进。”^[12]这里的“不知其始所以进”，就像纪传史中更常见的“不知何许人也”一样，说明“所以进”、“何许人”是照例应被记载的事项。《汉书》针对每人独有的经历说明他们的进达之途，东汉史的开篇则改为概述德行、记录典型事迹，或许也可理解为反映了察举制时代人们进达的常规凭借和渠道，史文中的模式化情节也可以溯源至察举相关文书。

[1]  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  陈爽《纵囚归狱与初唐的德政制造》，《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3]  参见（清）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七一，以《御览》佚文校补《蔡邕集》所收文本。《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725页。

[4]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460页。

[5]  《太平御览》卷八二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667页上栏。

[6]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第2460页。

[7]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第2474页。

[8]  《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第2473页。

[9]  《艺文类聚》卷八四《宝玉部·珠》，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37页。

[10]  《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第2671页。

[11]  《北堂书钞》卷一五八《地部·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孔氏三十三万卷堂本，1989年，叶三右。

[12]  《汉书》卷六六《刘屈牦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