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编纂过程的制度化

“使图类”文献虽然成为正史四夷传记的蓝本，但还未与官修史体制有制度化的连接，《梁职贡图》《西域图记》的编纂都没有史官参与，《梁书》《隋书》利用“使图类”文献，也不是履行修史常规流程的结果。

唐高宗时许敬宗奉敕监修《西域图志》，既是“使图类”文献编纂传统的延续，又有值得注意的变化，即处理蕃夷事务的政务机构与修史机构（史馆）的分工合作在此正式出现。关于《西域图志》的记载不多，过去不大关注此书，这里先对相关史事略作考辨。

《唐会要》卷三六《修撰》载：

其年（显庆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许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博焉。^[1]

《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又载：

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仍以吐火罗国立碑，以记圣德。诏从之。^[2]

上条的系时即显庆三年（658）五月九日，正在唐军定西域后数日，^[3]应是遣使往西域的时间，不可能是修撰《西域图志》的时间。^[4]下条所系龙朔元年（661）六月十七日，是使者完成出使任务、向朝廷反馈的时间，其中的“进《西域图记》”应是对应上条史料“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至于许敬宗等撰成真正的《西域图志》，应在更晚。^[5]西域使者名为“某道置州县使”，则其主要任务是分置州县、稳定地方政局，这是唐以武力平定西域后必要的措施。由这些使者同时访采诸国“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实质上也是由处理蕃夷事务者收集第一手材料，与以往的做法一致。此后又下诏令史官修撰成书，则意味着修史部门被引入“使图类”文献的编纂中，这一点特别值得重视。^[6]

由处理蕃夷事务的部门参照传统的史书要求收集资料，并转交修史部门编纂成书，在这时还是由个别的下诏的方式达成，而此后不久即成为制度规定。前文已提到《唐会要》记载的“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有“蕃国朝贡。每使至，鸿胪勘问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报”。鸿胪勘问的诸事项与上述“使图类”文献的内容正好相应。

不仅如此，鸿胪寺的上报也需编绘为图，与“使图”传统完全相合。《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职方郎中、员外郎”条云：“其外夷每有番官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为图以奏焉，副上于省。”^[7]仁井田陞将此条复原为开元七年（719）唐令，并提示日本《养老令》中也有与此相当的条文：“凡远方殊俗人来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图，画其容状衣服，具序名号处所，随讫奏闻。”^[8]此外，《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职方郎中员外郎”条：

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9]

根据以上诸记载，可知当时制度规定鸿胪寺应在蕃客到京时勘问、记录该国山川、风土、人物容状、衣服，并绘为图奏进，副本上于尚书兵部。尽管《唐六典》及《新唐书·百官志》对这项制度的记载仅涉及鸿胪寺与兵部职方司，但与“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对照，显然被呈送史馆的也应是这份材料的另一个副本。

这一规定与上述显庆、龙朔间修撰《西域图志》的过程极为相似，只是彼时派往西域的使者此时变成了在京负责处理蕃夷事务的鸿胪寺，因此资料的撰集也从以特定出使为契机变为一种常态。鸿胪寺的上报文件，近言之无异于“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所进“《西域图记》”，远言之则相当于南北朝的“使图类”文献。官修纪传体史书“列国传”所需资料由固定的政务部门随时编纂并上报史馆，“列国传”背后的政务—修撰联动机制形成了。

当然，这个联动机制的实现首先需要鸿胪寺能够接待蕃夷来朝，并按照规定进行记录、上报，亦即需要唐王朝在国际关系中的强大实力及其政务机构的良好运转作为后盾。唐中后期，诸司上报史馆的制度在实际执行中已遇到困难，如《唐会要》卷六三在记录“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下又记：“建中元年（780）十一月二十八日史馆奏：‘前件事条，虽标格式，因循不举，日月已深。伏请申明旧制，各下本司。’从之。”^[10]乱离之后，各政务部门的机能无法与昔日相比。但在唐最盛期的制度设计中，纪传体国史的编纂者只需在史馆中等待相关部门的上报，即可获得编纂四夷传记的材料。而且这些材料的收集，一开始就照顾到正史四夷传记的编纂传统，要求备录各国“土地、风俗、衣服、贡献、道里远近，并其主名字”等。由此，官修史的四夷传记既能够在官方体制中完成其编纂过程，正史传统也得到兼顾。

[1]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六《修撰》，第765—766页。

[2]  （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568页。

[3] 自显庆二年开始征讨阿史那贺鲁，“至三年五月二日，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国，旧安西复为西州都督，以曲智湛为之，以统高昌故地”，西域局势稳定。参见（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第1567—1568页。

[4]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西域国志》六十卷”下注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06页。文字与上引《唐会要·修撰》几同，而称为“显庆三年上”，应是撰史者的误解。

[5]  监修《西域图志》的许敬宗死于高宗咸亨三年（672），《旧唐书》卷八二《许敬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64页。可确认此书成于此前。

[6]  梁代《方国使图》的作者裴子野虽也长期担任史官，但《方国使图》的编纂是否是他作为史官的任务，还不明朗。《方国使图》由于相关材料过少，难以看清政务部门与修史部门在此书编纂中各自扮演的角色，而其后的《梁职贡图》与裴矩《西域图记》都没有史官的参与。

[7]  （唐）李林甫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五“职方郎中”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62页。《太平御览》卷二一七《职官部十五》引《唐六典》作：“外夷每有蕃客至，委鸿胪讯其人本国山川风土，修图以进。”《太平御览》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033页下栏。

[8]  《养老公式令》第七十九条，参见［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编译《唐令拾遗》，吉林：长春出版社，1989年，第798页。

[9]  《新唐书》卷四六《百官志一》，第1198页。

[10]  （宋）王溥《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第1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