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树枝干的最末端
寻找“社区”
如果说2020年初开始的那场空前疫情，让人们在“联防联控”“人民战”等特殊词汇具象化的场景中真正认识了社区。那么再往回看，2019年末，还有人因为遇着的事，方才匆匆忙忙寻找社区，哪怕他们其实一直“身在此山中”。
这是2019年的12月上旬，和之前两年一样，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必须要接转好组织关系才能进行包括行政关系供给关系等等其他的系列接转。依据新落下的户籍，又有十来个人组织关系要落到重庆市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的新鸣社区，需要到社区居委会办手续。
沙坪坝是重庆市最老的主城区之一，这里把山城的地貌表现得淋漓尽致，细观之，如同折叠城市。若汽车驶过某架立交桥，往下粗粗一瞧只是几条交错的马路再无其他，除了来往的密集车流，周遭空荡荡的。如若从指向复杂的立交桥某侧下错道，则可能进入一大片被山坡包围的凹地。这里分布了大大小小的街巷，林立的各色店铺打蒸笼、卖剪刀的都有。和其他老城区一样，街上隔不到10米就是一个火锅店——还没到晚饭的时间，几个扎红围裙的大姐在店门口用粗粝的大剪刀剪着干辣椒段，不时有行人扭头看去：“哟，这‘二荆条’看起够凶哦！”“那是！二哥子晚上约起人来的话，锅底先给你们兑好，整个微微辣就蛮可以了！”一个大姐抬起头，跟一个路过的矮壮男人说。“要得要得！”路人其实是熟客。看看，立交桥与下方的马路之间，原来折叠着这样一片纯粹的市井之地！即使是长年生活在沙坪坝的人，也很难一下子叫出这一片的地名，若有人提示，他会恍然大悟，继而困惑地说：“你说的地方我知道也去过啊，但没见过这一片儿啊！”
同样，夹在陆军军医大学、重庆图书馆和几个新建小区之间的新鸣社区居委会，也的确不大好找。那些前来接转关系的新自主择业干部，因为之前与地方接触少，所以只能借助手机导航或者沿途问人。手机导航在山城常常不大好用，眼看着提示就在前方200米，可走近一看，跟前是个山丘，目的地还需爬坡上坎几十个阶梯。几个自主择业干部跟着导航左拐右拐，从军医大学高滩岩的那道门出发，花了将近半个小时才找到办事的地儿。也有几个人过去一直喜欢在华彩菜市场买菜，知道华彩菜市场属于新鸣社区，估计居委会就在附近，于是一路问着找过来，问的都是沿途的店铺或者街上眉目慈祥的老年人。
“哦，往前走，左拐就到了。刚刚社区领导还过来落实我们店里几个人办医保的事。”
“哎呀，你原先是‘三医大’的吧，居委会你都找不到？就在你们‘三医大’后门的坡底下。”
等到了新鸣社区居委会，大伙儿才发觉这里其实很眼熟。原来，居委会所在的这块地，几年前还是一小片荒地，沿着前面的小路上坡，是军医大学的一道侧门，因为严格控制开门时间，所以平素行人不多。荒地正对是一道坡，坡下是一大片亟待拆迁的陋巷瓦房，里头阡陌纵横；荒地一侧又是崭新的商品房小区。荒地中间堆着瓦砾砖块，周围靠路边的地方被居民私自开垦出来，种上了小白菜、南瓜、辣椒之类。那时，新鸣社区居委会尚在一个安置房小区旁边，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那个办公点外表看上去很像一个早餐铺的门面。后来，社区清理了那一小片荒地，在那里起了一栋砖红色的三层小楼以及立着若干健身器材的小花园。
如今的大城市里，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新鸣社区原是农村，半个多世纪前军医大学的地就是从这里征来的，当时许多地面上的农民就势转成了军队职工。最近的20年，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如今，沙坪坝区有112个社区，69.3万城镇人口（不含新近成立的高新区）。“农转非”的居民越来越多，安置房小区和新兴小区不断出现，就连重庆图书馆的新址也落脚在附近，这里俨然已是繁华城区的一分子了。农村的历史印记，却并不因城市外表的遮掩而彻底消失。城乡的碰撞，依然能够擦出许多火花，展开若干故事，并继而成为社区干部们重要又烦琐的工作内容。
站在居委会楼下，自主择业干部们才开始打量这个平素并不起眼也几乎没有打过交道的地方——除了各种崭新的健身器材，水泥花台里有冬季依然生气勃勃的常绿植物和开花的月季，还有几面党员展示墙。小楼的一层是社区服务大厅，有五六个服务窗口，甚至包括退役军人服务站——牌子很新，还泛着刚刚出厂不久的光泽。居民们进出大厅，办理社保、开准生证、出证明、做政策咨询……刚踏入地方的自主择业干部们很新奇，虽然他们长期住的营房也在社区里，但过去部队包揽了一切，甚至还为他们的随军家属服务，所以社区的这些情景他们第一次见。新鸣社区党委书记刘德军当年误打误撞与社区结缘时，也曾经以好奇的目光打量过这些陌生的事物。
2017年我自主择业，手握着组织关系接转凭证，也是导航起不了作用，于是转到经常去采买的华彩菜市场开始重新出发，去寻找“社区”——通常意义下，居民去办具体事所找的那个“社区”，就是指居委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镇喜欢直接称呼“居委会”，这个直呼还自然地和街上的热心大爷大妈联系在一起。进入新世纪后，“社区”这个称呼才日渐广泛。或许这种变化，包含着其功能的不断多元化——从调解这类杂七杂八的事务到更多的社会事务管理。话说回来，对华彩这个能够容纳近百个固定摊位的中等大小农贸市场，我是很熟悉的。华彩的东西很新鲜，除了能够活杀的鸡鸭鱼，还有鸽子、黄鳝、牛蛙等。在那里经营了数年“点杀”生意的商户，甚至还贴心地把现放出的热腾腾的鸡血给收拢在塑料袋里，连同切好块的鸡肉一并递给买主。当然，这样的鸡鸭活杀摊位，在2014年11月起到2016年底的两年“创卫”时间里，已几乎全部取消，到了2020年的疫情中，消灭得更是彻底。平日里，华彩市场外的游摊很多，那些穿制服或不穿制服戴红袖章的人，总是定时出去招呼他们，一般好言相劝：我晓得你也是拖儿带女混口饭吃，谁都难，但你不要在这个时候在这里出现，这样的话大家都难，换个时间地点吧，咱们有规定。一般人会以为这些管游摊的是“城管”，我开始也这样认为，后来才知道这些“城管”原是社区派出的，偶尔，刘德军这些“社区领导”也在他们当中。我根据一个居民的指引，沿着菜市场对直往一条一侧满是小饭店、水果店、五金铺的支路往前走，就找到了新鸣社区居委会。当时不觉大吃一惊，这不就是“三医大”侧门外头那块荒地吗？平时不打眼也没放在心上，什么时候起了这样一栋小楼呀？一层社区服务大厅的尽头有楼梯，往上走是二楼，有群众活动室、小会议室、心理咨询室、党务工作室、“老年大学”，等等，很有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我没想到和居民打交道的最基层一线的地方，内部竟如此细致具体。我把组织关系落在了社区，原想着交交党费，或者时不时参加点他们组织的户外党员活动就可以了，权当联谊。结果是每月第三周的周日，社区支部组织生活雷打不动。如果说有事不能参加，那么支部就会从微信发去学习资料，并要求写出学习心得，似乎更不轻松。2019年国家成立退役军人事务部以后，社区也相应设立了退役军人服务窗口，包括我在内的一群退役军人被编进了专门的“退役军人党支部”，社区工作者、军嫂陈萍担任这个支部的书记。
2019年这次，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刘德军亲自在党务办公室迎接这些前来接转组织关系的战友们，但战友们却并不知道刘德军是个老兵。他们甚至觉得这个皮肤黝黑、个头矮壮的社区工作者十分啰唆，不就接转个关系，交交党费么？用得着仔细核对入党材料复印件，反复叮嘱按照党章要求过好组织生活，还要求交一寸照片办党员证么？他甚至仔仔细细地按照退役金比例核算党费。啊，不是传说街道社区对于没有单位的人最多只收10元党费吗？这个50多岁的“多事儿”男人，想来一定是那些热心“马大姐”一手一脚带出来的，战友们想着。
待这些战友一一落好关系，刘德军端出一杯杯茶水招呼大家，气氛又慢慢变得融洽。大家开始攀谈起来。聊得最多的，是自主以后的打算：从创业、返聘回原单位到退役军人招聘专场去找份工作——咱们到某个私营企业里搞个管理还是可以的。
“如果社区招聘工作人员，你们会考虑吗？”刘德军突然问。
几个人互相看看，露出惊讶的神情，半天没人吭声。最后，还是一个正团职的自主择业干部开口了：
“这个嘛。居委会是不是必须跟大爷大妈成天打交道？我们不确定能不能干得来。再说，从部队出来选自主择业，不就想从琐碎中挣脱出来，活得更洒脱些，是不是？”
这一席话，大家很赞同，都笑起来。于是，轻松随意的聊天继续下去，有人提到了利用医院资源做诊所生意的战友以及去西昌志愿支教的“最美退役军人”谢彬蓉——恰好有人和她认识。
似乎没人关注刘德军引出的话题。虽然一个将近30年军龄的老兵，自主择业之后，在工资不高的社区摸爬滚打，的确有些少见。刘德军静静地立在一旁听着战友们说笑，他知道，从部队出来，再跑到地方的最基层搞服务，对绝大多数自主人来说，是个前所未有也没多少趣味的选项。
约莫五分钟后，战友们告辞，两个看上去60岁上下的大姐找上了刘德军。她们俩看起来都像有急事，抢着说话，结果谁都没有说清楚。
“这样，一个一个讲。”刘德军说。
穿着大红色薄羽绒服的大姐先讲。她一年前刚刚从邮局退休，做了几十年的具体事儿，退下来儿子还没结婚，没有小孩，一下闲了还有些受不了；眼下返聘的工作又不好找，她就想到了社区——在社区找点事情做，她愿意为群众服务，社区当然也欢迎。起初，社区想分配她去不远处做“交通文明劝导员”，站大马路边，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小时，每个月有1500元的补助。可这位大姐觉得这活儿还是太轻松了，想换个“劳累”点的，监督社区清洁卫生什么的，都可以。
刘德军一边听一边点头，想法是好的，搞清洁这块儿可是一般人不愿意做的：“你真要去？”
“要得呀，现在不是喊城市‘创文创卫’么？”大姐又说。
另一个身形宽阔些的大姐说话了：“书记呀，今晚楼上活动室不是说给我们老年舞蹈队用了吗？里面咋还有许多桌子板凳摆着呢？”
哟，刚开过党员大会，忘搬走了。刘德军拍拍手，叫上几个人，便风风火火地上楼搬桌椅：“莫挡到你们跳操了。”“书记，不是跳操，是跳舞。”胖大姐跟着去搭把手，还凑上去笑嘻嘻地跟刘德军说，“书记呀，我们这些群众是相信你们的，你看，我把钱都存在你们社区银行的！”
“什么社区银行？！”刘德军吓了一跳，哪有什么社区银行？
“就是街对面那家，去年他们来社区搞了些包饺子之类好耍的活动。”那大姐说。
刘德军这才搞明白，原来居民对那些过来搞联谊的银行很熟悉了，因为信任社区，也顺带信任他们。
社区工作就是这样，包罗万象，方方面面，犹如一棵大树分出的枝干那头最末端的——细小不打眼却恰好与叶柄、叶片紧密相连。
在中国，街道办事处是基本城市化的行政区划，下辖若干社区居民委员会，或有极少数的行政村。具体讲，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是代表区级政府在辖区内实行社会管理的基层组织，其管理手段是行政手段；社区居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代表居民在社区内进行社区管理，其管理手段是自我管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居委会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社区居委会要依法协助街道办事处开展工作。
瞧，社区居委会说到底是个“居民自治组织”，自己没有一分钱经费，更不可能有上级拨款，每每需要花钱都必须向街道打报告申请，可又实实在在地具备无数政府职能。一般来说，社区居民委员会主要职责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协助办理本居住地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做好生活安全、社会治安宣传；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工作；向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要求并提出建议；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可以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
不仅仅是企事业单位的联谊合作，社区更承担着实在的琐碎的杂务：比如，大马路上的清洁由城管局负责，转进去的街巷里的清洁则是社区负责；大马路边游摊的管理者属于“城管执法”，转进去的街巷、菜市场门口之类的管理者还是社区。再比如，针对40至50岁在家政、餐饮等行业“灵活就业”居民的“40、50灵活就业补贴”政策的开展……一句话，居民的日常几乎都与社区有关。有人会说，我是机关事业单位的，我们的事情都是单位全管，不劳社区。可是，他们的孩子入托读小学、接种疫苗等又都与社区有密切关系。就像我和战友们要落下组织关系，就必须到社区走一遭，之后，就会与之有更多联系，而不仅仅是组织生活。当一个人，一个总被算作“我们”当中一员的人，久而久之，真的会对集体产生一种归属感，虽然可能你有自己效劳的单位——总之，这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亲切联系。也因为这样，有退役军人在疫情防控期间主动当起了社区志愿者，虽然做的事情很微小，守在楼栋门口登记和打打电话之类的。
当年，给家喻户晓的央视春晚“千手观音”表演团队化妆的侯雪源落户到新鸣社区。一件褶皱黑上衣，搭配一条黑色的潮裤，加上1米84的个头，这位著名化妆师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时尚，但当他起身蹒跚着走上几步，你立马就知道，这是一个残疾人。创业之初，侯雪源用政府补助的微企3万元资金和3000元残联补贴资金成立了“雪源工作室”，后来生意日渐红火。侯雪源半生曲折，颇有个性。但就是这样一点不愿被约束的人，也被细碎的点滴打动，成了社区的“积极分子”。虽然他明着对我说他不是个“做公益”的人，他必须挣钱生存，但是年底街道搞群众联欢，他还是带着他的团队和工具来了，给演员们化个鲜艳的妆，再拉着社区工作者化个稍淡的妆。“我化的妆是依据大家的衣着来定的。”留心一看，这个中年男人脸上竟也敷着一层薄粉，“我是干这行的，当然自己就要做表率。”被一群女同胞围着的侯雪源，还有糖饼、灯谜……这样的年节热闹情形，即使是不相干的外人，也想探头进去，捞一把一大群人共同制造的温暖欢乐。
送走两个大姐，刘德军看看表，不知不觉已经快下午4点了。在6点钟之前，他还需要去家访一个低保对象，然后到社区里一对老夫妇家里做协调工作：他们身患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在经过一段时间规范治疗后，病情已经得到控制，医院认为可以办理出院，夫妻俩却出现了争执——老伯希望儿子一直住在医院，免得出来再闹事；老婆婆一心想儿子出院，怕他在精神病院遭罪。如果做完这些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得抓紧去找住在干休所的居民，跟他们商量与另一个商品房小区公共地块争端的解决方案。老兵刘德军已习惯社区这打仗一样的节奏。
刘德军离开办公室，还在待命中的电脑微信不断发出“当当”的消息提示音，可能是街道正不断发出的各项指令，有上头的最新政策，还有最近的学习教育活动安排；可能是各个口的社区工作人员报上来的周工作总结，或者社区网格员刚刚发现、亟须解决的新问题；也可能是某个经济适用房小区的物管因为居民给的费用太低即将撤场的告知；还有可能是困难居民的求助……等到天黑尽，刘德军从外面归来，再一一处理这些堆叠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