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牧草茵茵何处寻

如果有人一辈子住在布鲁克林或布朗克斯，去阿蒂卡的路会把他绕得晕头转向。惩教署（Department of Correctional Services）用厢式货车把刚判刑的囚犯押往州北，登上这些货车待上一个小时，透过裂纹丛生的防弹玻璃所能看到的一切就是绵延几英里的奶牛、谷仓和土地。

在巴塔维亚下高速之后，囚车便沿着一条双车道的公路驶去，这条公路将这座小镇和更小的阿蒂卡镇连接了起来。这里到处都是白人。这里的男人出门开皮卡，而不用挤地铁闸机口。这里的风景就是连绵的山丘，不见酒店和烧毁的建筑物。一块欢迎来到纽约阿蒂卡的标牌上，写着当地的人口不足3 000人，比阿蒂卡囚犯称为家的许多市内街区的人口要少。

纽约的阿蒂卡是美国的一部分，对绝大多数囚犯来说，它只在电视上存在。镇上的小铺面看上去都颇精致，有一座漂亮的公园，一座装点得喜气洋洋的演奏台，一座少年棒球联盟的投手丘，一个波光粼粼的公共泳池，这一切都像是诺曼·洛克威尔画中的景象。然而，就在这一小片美利坚的风景之外，隐约可见一座庞大无比、令人望而生畏的堡垒，这就是纽约最臭名昭著、戒备等级最高的监狱。

阿蒂卡监狱距村子不到一英里，四周围着巨大而厚重的灰墙。每块30英尺高的石板都用水泥固定在地下12英尺深的地方，每个角落都有一座炮塔，守卫从那里可以扫视这块55英亩的场地，随时发现情况。从停车场里，新来的囚犯可以辨认出在红砖砌成的炮塔内来回踱步的人形，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就能朝监狱内外开火。

这座令人生畏的巨无霸似的监狱与周围的乡村田园环境形成的反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囚犯被送到阿蒂卡的前门，还没来得及进入大门之前，大多数人都会忍不住回头偷瞧最后一眼对面的马路。即便卫兵大吼着叫他们进去，看着附近洒满野花的草地上，无穷无尽的蟋蟀从高高的草丛里发出有节奏的齐齐的嗡嗡声，也很难不让他们心驰神往。

一旦进入这座戒备森严的监狱，就会感受到另一番震撼。建筑已经陈旧，自大萧条时期启用至今，便几乎没有进行过现代化改造。监狱里人满为患，有忧心焦虑的，有愤怒不已的，有小伙子，有老头子，有城里人，有乡下人，来自纽约州的各个城市和小镇。阿蒂卡的2 243名囚犯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城里人，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非裔美国人或波多黎各人。⁽²⁾在阿蒂卡，逾三分之二的人来此之前至少坐过一次牢。

不过，这并不是说阿蒂卡的人都是些不知悔改的囚犯。许多人被送到阿蒂卡，仅仅是因为违反了假释条例，其中一些人太年轻，无法在戒备等级最高的监狱里讨生活。詹姆斯·施莱奇和约翰·施莱奇是双胞胎，19岁，之所以被关入阿蒂卡，就是因为违反了假释条例。约翰最初的罪名是“未经授权使用机动车”，他兄弟詹姆斯的罪名则是“在一位女士的敞篷车顶开了个洞”。虽然他“给这位女士买了新的敞篷车顶”，但仍旧被判了刑。⁽³⁾阿蒂卡的另一个年轻囚犯，21岁的“L. D.”艾利奥特·巴克利，是因为无证驾驶违反了假释条例而被送进了阿蒂卡。

阿蒂卡的年轻囚犯越来越多，就因为吸毒成瘾。有个17岁的波多黎各孩子安赫尔·马丁内斯，为减缓小儿麻痹症的疼痛而注射海洛因，并染上了毒瘾。后来，他为了满足这个嗜好而犯了罪，结果被法官关进了阿蒂卡。⁽⁴⁾被关入纽约州这座特殊的监狱，对像马丁内斯的这样的囚犯而言，尤其难熬，因为他们既不会讲英语，也听不懂英语。监狱里确实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波多黎各狱警，但他的同事都知道他对归他管的人只讲英语。⁽⁵⁾

不管什么原因进了阿蒂卡，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就很少会有变化。穿过巨大的混凝土外墙上的那个入口后，狱警会将每个囚犯分配到一座囚楼。阿蒂卡有5栋囚楼，分别是A、B、C、D、E楼。还有一幢Z楼，监狱里的人称它HBZ，或者叫它“盒子”，狱警要惩戒犯人的话，就把他们关进去。这5栋主楼，每一栋都关押了500名囚犯。每一栋都有自己活动的院子，每座院子都被分成12个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由40到45个人构成，名为“群”。除了E楼，所有囚楼的高均为三层，分成两个翼楼。翼楼内的牢房在1970年时看起来和1930年代初建时一样，只是到了1970年，铁栅栏上的锈更厚了，剥落的油漆也越来越多。

即便阿蒂卡的囚楼都同样令人反感，但派来负责每栋楼的人还是能辨出它们的巨大差别。首先，有些囚楼内的牢房装了铁栅栏，而有些囚楼内的牢房只装了钢门，门上开了很小的观察孔。前者毫无隐私可言，后者则令人生出幽闭恐惧感。阿蒂卡的有些囚楼里几乎没有热气，风从水泥墙间呼啸而过，有些囚楼却热得让人几乎无法呼吸。此外，一个人住哪栋楼也决定了他在哪里干活。

阿蒂卡最累最脏的活，比如寒冬腊月时铲掉无休无止的积雪，都是由所谓的垫底群干的。最好的活在食堂、洗衣房和医院。在行政楼里当个办事员或信差，也可以视为升了一级。1970年，不管是干什么活，阿蒂卡的囚犯鲜有每天能收入超过6美分的。运气好的人干满一整天能挣到2.90美元，但要在这座监狱里活下去，这点钱仍然远远不够。

阿蒂卡监狱里的人之所以需要钱，是因为州里提供给他们的东西只有少数几样是免费的。其中包括一件薄薄的灰色外套，两件灰色工作衫，三条灰色裤子，一双鞋，三套内衣，六双袜子和一把梳子。然后，每个月，囚犯还能收到一块肥皂和一卷厕纸，这意味着他们得限制自己“每天只用一张”。⁽⁶⁾州里在食品预算方面的拨款也少得可怜。每个囚犯每天仅有63美分，完全无法满足联邦指导手册中规定的最低饮食标准。⁽⁷⁾现实情况是，阿蒂卡的许多人都是饿着肚子上床睡觉的。⁽⁸⁾正因如此，厨房和食堂的活尽管比其他活更累，而且要每周7天连轴转，却是最令人垂涎的工作。至少干这些活，还能多吃点残羹剩饭。

为了得到配给之外的东西，比如更暖和的衣物，更多的食物，牙刷、牙膏、除臭剂、洗发水、剃须刀和更多厕纸等洗护用品，囚犯需要钱。⁽⁹⁾能购买除臭剂并不是什么奢侈的事，因为这些人每周只能洗一次澡，每天只给2夸脱的水。有了水，囚犯就能洗袜子和内衣裤，刮脸，刷牙，并打扫牢房，以符合狱警的苛刻标准。⁽¹⁰⁾

阿蒂卡的人很少指望家人寄钱过来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因为家人通常也是一贫如洗。近半数的阿蒂卡囚犯均来自纽约市。要探监的话，家里人搭去巴塔维亚的公交汽车要花33.55美元，而这是离阿蒂卡最近的城市，设有一个公交汽车站点。由于从这个公交站点去阿蒂卡没有公共交通可资往返，所以他们还需要花钱打出租车。家里人如果想念亲人了，就得设法凑足这笔100多美元的车费，请假20个小时来探监，所以也就留不下什么钱来给他们买吃的，更别提帮助他们了。⁽¹¹⁾

为了争夺足够的必需品而不断地蝇营狗苟，对囚犯的士气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并使得监狱里的紧张气氛不断升级。阿蒂卡的人每天要待在牢房里长达15到24小时。他们穷极无聊，消沉沮丧，神经一直绷着。每间牢房都塞进了一张床、一个坐便器、一只水盆，几乎不剩什么地方让人走动了。大多数人每天被允许放风31分钟到100分钟，可以在监狱的4座院子之一跑跑步，活动活动筋骨。遗憾的是，一年当中的许多个月温度都在零下，所以即便能从牢房里出来放风，也会很不舒服。⁽¹²⁾

待在牢房里的一个好处是，就算压抑，也还有机会读读书、听听广播。然而，阿蒂卡没有报纸，书也少得可怜，西班牙语的书更是一本没有。阿蒂卡确实订了几份杂志，比如《户外生活》《田野与溪流》《美国家园》和《美化家庭》，能订这样的杂志确实没想到。⁽¹³⁾如果囚犯想读其他东西，他就得让人从外面寄过来。但即便如此，他其实也有可能收不到，因为狱方没收了许多他们认为不合适的书和报纸。至于听广播，监狱里只能收到3个有静电干扰的电台，而且晚上11点就全部停止播放了。由于晚上8点以后禁止在牢房里交谈，所以囚犯们晚上的时间会过得特别慢。⁽¹⁴⁾

阿蒂卡的囚犯的日常行为受到了很多规章制度的约束，总体上来说，这些规章制度特别琐碎，因此，囚犯时常会受到惩罚。违反规章通常会导致犯人被“禁足”（keeplock），这是行话，意思是一天24小时被关在自己的牢房里，具体天数不确定。采取这种处罚方式经常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违规行为，比如在去食堂的路上讲话。“不准讲话”的规定也适合于一群囚犯从监狱的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的途中，但有的警卫会严格执行，有的却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阿蒂卡的许多囚犯在改善生活条件方面颇多创举。比如，为了把水弄热，以便喝热饮御寒，他们自行设计出了一种名为“滴管”的电器装置。他们会在两片剃须刀刀片中间夹几根火柴，再拿线或细绳把它们绑在一起。然后用回形针把电灯线勾连到这个装置上，再将整个装置放入水中，这样就能通过电解作用产生热量。即便狱方视这种加热器为违禁品，被抓到的人可能会惹上大麻烦，但几乎每间牢房都有一个这样的装置，于是大多数时候狱方也就容忍了。照一个后来采访了1 600多名阿蒂卡囚犯的局外人的说法，归根结底，阿蒂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人”，都被“这种变来变去的做法弄得极度沮丧”。⁽¹⁵⁾事实上，通过禁足来强迫囚犯劳动也会激起愤怒。当十来岁的安赫尔·马丁内斯因为不堪忍受小儿麻痹症的剧痛而请求休息两天时，狱警们把他关在他的斗室里整整一个月。⁽¹⁶⁾

阿蒂卡的人对于在服刑期间尽可能保持健康很上心，倒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即便生病也得上工。这座庞大的监狱仅有两名医生：赛尔顿·T.威廉姆斯和保罗·G.斯特恩伯格。这两个人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来监狱，要处理100到125个每天来等着看病的囚犯的医疗需求。威廉姆斯医生从1949年起就在阿蒂卡工作，斯特恩伯格是1957年过来的。这些医生通常会要求囚犯透过纱网来描述自己的病情，几乎不给病人进行体检。大多数人都是给1片阿司匹林就打发走了。对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比如有严重的牙齿问题的“黑大个”史密斯，这意味着小毛病通常会拖成大毛病。在阿蒂卡的那几年里，“黑大个”的牙齿几乎全部掉光了，因为阿蒂卡的医生拒绝让他转诊去看牙医。⁽¹⁷⁾

威廉姆斯医生和斯特恩伯格医生对于阿蒂卡的波多黎各囚犯的医疗需求几乎不闻不问。他们俩都不会讲西班牙语，而且也从没向狱警提出过请翻译协助。安赫尔·马丁内斯能告诉医生自己腿疼得厉害的唯一方式就是卷起裤管，让他们看自己肿胀的双腿。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帮助他。⁽¹⁸⁾这些医生对关在Z楼的人就更是不管不顾了。有一个关在这栋隔离区的人手骨骨折，疼痛难忍，连手指都没法动弹。他哀求斯特恩伯格医生帮帮他，却被斯特恩伯格回绝了，还叫他写信给其他医生。⁽¹⁹⁾

阿蒂卡的医生是如此经常性地对囚犯的医疗需求装聋作哑，结果在1969年的某个时候，E楼的文职人员就真的起来采取行动了。那年，E楼一个30岁的囚犯在威廉姆斯医生的照顾下死了，那些文职人员决定开个会，商讨如何让医生对此事负责。他们讨论了几个方案，包括限定医生的私人执业时间，写信向报纸透露囚犯的死亡详情，给国会议员写信或者让囚犯给国会议员写信。还有一个人想走得更远，想把威廉姆斯医生带到县检察官面前，指控他玩忽职守。⁽²⁰⁾但最终，这些计划没有导致任何结果，威廉姆斯医生对待囚犯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

囚犯的家人会不时地设法进行干预，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医疗护理。一名妇女因为其子在阿蒂卡得不到必要的治疗而深感痛心，于是求助于罗切斯特一个名为“战斗”的社区组织的一位领导。这位牧师就给惩教署的副专员写了封信，告知他“除非你方人员处理此事，否则我方只能派遣自己的医生前去［为病人做］检查”。⁽²¹⁾可是，这位狱政官员并未去调查情况，而是大动肝火，仅仅回复道：“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允许你方派遣医生来为任何囚犯做检查。”⁽²²⁾

尽管狱政官员并不急于要求阿蒂卡的医生为囚犯提供更好的护理，但他们倒是很愿意允许在囚犯身上做医学实验。受雇于罗切斯特和思创纪念医院的一名医生在阿蒂卡进行了“免疫反应系统应对病毒感染的研究”。⁽²³⁾该医生很清楚自己正在进行的这项研究需要志愿者，但要找到稳定的志愿者群体“并不容易”，因此，他对自己获准使用阿蒂卡的囚犯相当感激。⁽²⁴⁾因为成为测试对象可以让阿蒂卡的人获得急需的钱，所以有不少人愿意暴露在受测试的病毒中。⁽²⁵⁾尽管这名医生确保囚犯们都签了知情同意书，但正如他后来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知情程度有多高，得打个问号”。⁽²⁶⁾

对阿蒂卡的囚犯的健康状况完全漠然处之，势必会消磨他们的锐气，但是该州惩戒系统的运作方式在其他方面也向来如此，比如假释程序的处理过程。允许通过假释而提前离开阿蒂卡，当然是每个囚犯的梦想，但究竟如何才能获得假释却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假释委员会每月来一次阿蒂卡，但没人清楚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提前获释，有的人却不行。正如一个囚犯所说：“这也太随意了。”⁽²⁷⁾

即使是对那些以某种方式获得假释的人而言，他们的兴奋之情通常也会很快夭折，因为只有在外面找到工作，他们才算真正地离开了阿蒂卡。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人会收到一本过时的电话簿，以便他们找到企业的地址，自行联系，获得工作。由于许多囚犯几乎不会写字，而且还得花钱买纸，支付邮费，所以想用这种方式找到工作可以说极其困难。囚犯们都知道，他们省下钱，写了两三百封信，结果还是关在牢里，过了假释期，连任何音信都没收到。⁽²⁸⁾阿蒂卡的假释流程如此反复无常，就连狱警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这让囚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望，感觉自己上当受骗了，白白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也让狱警的工作更难开展。⁽²⁹⁾

监狱生活也被弄得毫无必要的紧张，因为狱方的行事风格经常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一些狱警认为，应该为囚犯提供更多的职业和教育培训机会，而不是仅仅把他们关起来，但惩教署总是说自己预算有限，以此作为挡箭牌。⁽³⁰⁾狱方也没给囚犯提供足够的饮食，因为惩教署让他们要算好账。有个狱警沮丧地说：“你要是能在食物供应商那儿多花一块钱，就会给我们解决很多麻烦。”⁽³¹⁾但据州政府官员说，即便是显而易见的必需品，钱也没法到位。阿蒂卡仅有6.19%的预算划拨给饮食，0.69%给医疗，1.6%给教学与职业培训，1.65%给服装。⁽³²⁾

尽管分给囚犯的资源实在有限，但因为狱方采取高度歧视性的管理方式，有些囚犯显然要比其他囚犯受更多的苦。虽然阿蒂卡的每个人都得干活，并且靠着各式各样的坑蒙拐骗才能使日常需求得到一些补充，但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因为干活挣的钱更少，所以他们不得不多花很多功夫。即便囚犯中只有37%是白人，但他们占据了阿蒂卡74%的好工作，在令人艳羡的文职岗位上占了67%，在狱警食堂的差事中占了62%。相形之下，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却有76%在活又累、钱又少的金属加工车间干活，有80%的人都在干苦力的垫底群里。⁽³³⁾即便白人干最差的活，起薪通常也会较高。⁽³⁴⁾

有时候，种族歧视的行为在阿蒂卡对个人造成的伤害极大。比如，虽然理论上讲，所有囚犯的邮件都得接受检查，但实际操作起来，受这项政策影响最大的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每个月，行政委员会都会来检查哪些出版物必须受到审查，但绝大多数情况是有色囚犯要求提供的书报名称才会被列入禁止清单。无论是《阿姆斯特丹新闻》或《布法罗挑战者》这样的黑人社群的报纸，还是《信使》或《穆罕默德真言》（Muhammad Speaks）之类的宗教出版物，非白人囚犯所要求的读物鲜有能通过收发室的。⁽³⁵⁾出于狱方从未讲明的理由，他们认为这些读物太危险了，以致不能允许阅读。正如惩教署的一位律师所言，应用于“黑人穆斯林”身上的这些规章“大体上和应用于其他宗教派别的规章是一样的，只是你得对这个群体多加注意和警惕罢了”。⁽³⁶⁾同样，凡是用西班牙语写的信，或者任何西班牙语出版物，甚至不用去考虑它们是否具有煽动性，是否需要没收，但凡不是英语写的，一概扔掉了事。

至于家人探监，波多黎各人和非裔美国人也要遵守更严格的规定。在阿蒂卡，26.6%的波多黎各人和20.4%的黑人都是同居伴侣，但狱方的规定写得很清楚，事实婚姻的妻子或由此而生的孩子均不许来探视。⁽³⁷⁾甚至连同居伴侣之间的信件都会被没收。一个囚犯给他孩子的母亲写了这样一封信，告诉她在他被关在阿蒂卡监狱期间可以怎样设法联系上他。“亲爱的，我知道你没想到还能收到信，所以请你一定要仔细多读几遍。我是托人从狱中把信偷带出来的……你写信的时候，务必确保你没犯错，也别写你的名字。”⁽³⁸⁾生怕她的信还是寄不进来，于是他继续写道：“晚饭后6:30到7:30，我会听罗切斯特WYMR的广播。你打电话进去，他会问你有什么需要。这样我就能听到听筒那头你的声音了。让他播放《我好害怕失去你》这首歌，再跟我打声招呼。这封信一寄出，我就开始听。”⁽³⁹⁾种族歧视在阿蒂卡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白人囚犯也欣然认同警卫对黑人和波多黎各人采取不同的规则。⁽⁴⁰⁾

这种歧视确实对阿蒂卡的紧张局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得令囚犯和狱警同样倍感压力的人满为患问题变得日益严峻。⁽⁴¹⁾1960年代末，阿蒂卡变得越来越拥挤，监狱管理层却没有雇用更多狱警，反而决定让现有的工作人员负责数量日渐增多的囚犯。当狱警约翰·斯德哥尔摩1971年来到阿蒂卡时简直没法相信这一点，他意识到自己“要同时管理大约60到70名囚犯……有时，我们要带多达120名囚犯去吃早饭”⁽⁴²⁾。事实上，监狱管理层也确实期望一名狱警每天陪两群甚至三群囚犯去食堂吃饭，并领他们去干活，去院子放风，狱警只能靠自己，随身也就一根警棍，这让警卫产生了巨大的焦虑，也使囚犯觉得害怕。⁽⁴³⁾

事实是在这种情况下要让监狱平稳运转，唯一的方式就是囚犯通常遵守规章，服从狱警的命令。但是，随着阿蒂卡的人数日增，秩序和平静也变得很难相随了。值得注意的是，来阿蒂卡的囚犯的面貌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囚犯都很年轻，而且有政治意识，在监狱里遇见不公就会大声说出来。这些人是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年轻人，他们深受这一时期的民权斗争以及马尔科姆·X和切·格瓦拉的著作的影响。这些年轻人清楚地表明，他们更愿意站出来，而不会像阿蒂卡的那些老油子一样对恶劣的待遇忍气吞声。狱警发现了这些新类型的囚犯，他们对这些敢于直言的囚犯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阿蒂卡的狱警屡屡以为必须对这些好斗的小年轻下重手，诉诸恐吓、口头侮辱和动辄找茬的执法，而这么做实际上必然会使好斗的囚犯做出回应。⁽⁴⁴⁾当这些“囚犯表现得越来越团结、好斗”，反过来又促使阿蒂卡的狱警越来越具有攻击性。⁽⁴⁵⁾正如某人所说，尽管大多数狱警的内心都很清楚自己是否安全，取决于囚犯是否感受到“尊重，他们合情合理的不平和牢骚是否……受到关注”，但许多狱警心中充满了恨意和怒火，甚至被吓坏了，所以无法将这些原则付诸实施。⁽⁴⁶⁾

事实上，阿蒂卡的绝大多数狱警与非裔美国人和波多黎各人都不甚了解，与这些囚犯成长的城市也没什么来往。狱警们来自纽约西部的小城镇，清一色都是白人为主、信仰天主教的村子，像阿蒂卡一样，他们高中毕业以后几乎没有什么就业选择，只能来当狱警。1970年，阿蒂卡监狱雇用了398名当地人，年龄从22岁到60岁不等。一名刚开始担任狱警的年轻人，年收入在8 500到9 600美元之间，工作15年后，收入仍低于12 000美元。⁽⁴⁷⁾许多狱警不得不干两份工才能养家糊口，因而始终处于疲惫不堪却又神经紧绷的状态之中。⁽⁴⁸⁾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几乎没接受过任何监狱方面的工作的培训。⁽⁴⁹⁾新人第一天来报到就上岗了，在领取一根警棍、一只警徽、一套制服后，就开始负责一群40人左右的囚犯。监狱只有19名主管，近400名狱警只能靠自己想办法对付数量不断增加的囚犯。

缺乏监狱管理层的培训和指导，使得狱警们非常沮丧和愤怒。他们为自己在这样一个日益危险和充满敌意的场所上班而责怪他们的上司。狱警开始要求他们的工会，即美国州、县和市政府雇员联合会（AFSCME）第82理事会，为他们争取更多的薪水，并要求监狱雇用更多的狱警，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可是，即便1970年夏天和秋天纽约市的监狱爆发了起义，阿蒂卡的管理层和奥尔巴尼的狱政官员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狱警与囚犯的担忧。⁽⁵⁰⁾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从1970年起，阿蒂卡的管理层开始对底下的囚犯压制得更厉害了，对狱警的抱怨也更加置若罔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蒂卡的囚犯甚至在纽约市的那些监狱爆发起义之前，就大胆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抗议，要求改善条件。

1970年7月29日，在阿蒂卡最令人讨厌的金属加工车间干活的囚犯坐着不动，拒绝开工，除非有人给他们涨工资，他们坚称工资“太低了，在阿蒂卡干活就等于为奴”。⁽⁵¹⁾这些人每天挣6美分到29美分不等，但狱政官员扣留了一半，说等他们获释时会发还，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每周手头上没有多少钱，买不起食堂那些价格高企的生活必需品。

关押于阿蒂卡的人，长期以来对剥削他们的劳动都很敏感；特别是有一次，一个名叫塞缪尔·麦尔维尔的白人囚犯对金属加工车间、食堂和监狱洗衣房的经济状况作了些研究，然后写了一篇小论文，叫《洗衣房的解剖学》（Anatomy of the Laundry）。到1970年代中期，他的这篇短文的副本在阿蒂卡的每间牢房里都能找到。⁽⁵²⁾如果这些人知道，1969至1970年间阿蒂卡通过他们的劳动使纽约州获利近120万美元，那他们的怒火会比现在更旺。⁽⁵³⁾

1970年7月，抗议活动悄悄地开始了。囚犯派出了一个小代表团与主管见面。可是，想要和平谈判的努力流产了。典狱长文森特·曼库斯把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禁了足，然后安排他怀疑会挑事儿的其他囚犯全部转移出了阿蒂卡。

曼库斯的举动激怒了金属加工车间的工人，于是他们号召举行全面罢工。起先，仅有B楼的囚犯拒绝上工，因为被禁足的是他们那栋楼的人。但当曼库斯锁定整栋楼来实施惩罚时，次日，金属加工车间的450名工人几乎全部拒绝上工。恼羞成怒的曼库斯叫来惩教专员保罗·麦金尼斯，让他知道囚犯们正在负隅顽抗。然而，麦金尼斯专员却一反常态地决定不再进一步惩罚罢工者，而是同意在囚犯选出代表他们立场的两名代表后与其进行对话。多亏了双方的商讨，在阿蒂卡的金属加工车间挣6美分的人薪水涨到了25美分，每天的计时工资封顶从29美分涨到了1美元。⁽⁵⁴⁾

但是，1970年金属加工车间的罢工事件是一场付出极大代价而获得的胜利。即便金属加工车间的工人进行了和平抗议，并在开始时向狱警保证不会伤害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不满程度”，但典狱长曼库斯还是决定要让这些人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在这场反抗行动之后，麦金尼斯专员返回了奥尔巴尼，曼库斯突然把大量之前已被禁足的罢工者悉数转入了令人害怕的Z楼。⁽⁵⁵⁾

曼库斯将囚犯的行动视作好斗的黑人煽动的结果，必须对这些人格外小心地看管，并且一旦他们出声，就让他们赶紧闭嘴。⁽⁵⁶⁾他的观点反映出了到1970年为止越来越多的州级和国家级政治人物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现在是时候对任何冒犯权威的人采取严厉的惩罚了，对于违反法律的人，应该予以更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