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物证检察完毕，庭长宣布审讯工作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子，就没有宣布休息，马上请公诉人发言，指望着他也是人，也想吸烟，也想吃饭，那么他就会怜恤他们。然而副检察官既不怜恤自己，也不怜恤他们。这个副检察官天生来就极其愚蠢，除此以外又不幸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得过金质奖章，在大学由于写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而得过奖金，所以具有高度的自信，对自己很满意（他在女人方面得到的成功越发促成他这样），结果他变得格外愚蠢。临到庭长要他发言，他就慢腾腾地站起来，显出他那穿着绣花纹的制服的整个优雅身材，把两只手按在写字台上，微微低下头，向整个大厅扫了一眼，避开被告们的目光，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个案子，”他开始发表那篇趁宣读各项报告和文件的时候准备好的演说，“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是一种富于特征的罪行。”
依他自己看来，一个副检察官的发言应当具有社会意义，如同已经成名的律师们发表过的著名演说一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缝衣女工，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妹妹），另外还有一个马车夫，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司法界的名流也是这样开始他们的事业的。副检察官所信奉的原则，就是永远站在他的地位的高处，也就是探索罪行的心理意义的奥秘，揭露社会的痈疽。
“在你们面前，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一种世纪末的富于特征的罪行。这种罪行具备着所谓可悲的腐败现象的特征。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的某些分子，处在这个腐败过程的所谓特别强烈的光芒照耀下，已经身受其害……”
副检察官讲了很久，一方面极力回忆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一刻也不要停顿，务必让他的演说滔滔不绝地倾泻出来，占去一个钟头零一刻钟。只有一回他顿住了，咽了很久的唾沫，不过紧跟着又重整旗鼓，用加倍的雄辩来弥补这个间歇。他讲话一会儿用温柔讨好的声调，不住调换他的两只脚来站稳，用眼睛瞧着陪审员，一会儿又用平静郑重的口气，不时瞧一下他的笔记本，一会儿却用高亢的控告声调，时而转过脸去对着旁听的人说，时而对着陪审员们说。只有那三个被告，虽然都睁大眼睛盯紧他，他却一眼也不看他们。他的演说里引用了当时在他那班人当中极其流行的种种最新学说，那些学说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也被认为是科学智慧的定论。这当中有遗传学，有天生的犯罪性格论，有龙布罗索[44]，有塔尔德[45]，有进化论，有生存竞争，有催眠术，有暗示论，有沙尔科[46]，有颓废论。
商人斯梅利科夫，按照副检察官所下的定义，是强壮纯正的俄罗斯人的典型，秉性宽厚，由于轻信别人，也由于宽宏大量而落在深深腐败的人们的手里，遭了殃。
西蒙·卡尔京金是农奴制度的隔代遗传的产物，这个人备受压制，没有受过教育，缺乏任何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夫菲米娅是他的情妇，她是遗传的受害者。在她身上可以看到精神退化的人的各种征象。不过这个罪行的主要推动者是马斯洛娃，她本身就是颓废现象的最卑下的代表人物。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没有看着她，说，“是受过教育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这儿，在法庭上听到过她的女掌班的供词了。她不但会读书写字，她还懂法文。她，这个孤女，多半具有犯罪性格的胚胎。她在有知识的贵族家庭里长大成人，本来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然而她抛弃她的恩人，沉湎于情欲，为了满足这种情欲而进了妓院。她在妓院里比别的姑娘走红运，这是因为她受过教育，不过主要的却是因为，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你们刚才在这儿听到她的女掌班说过的，她善于运用一种神秘的特征操纵她的嫖客，而那种特性近来已经由科学，特别是由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定名为‘暗示’了。她就是凭这种特性笼络住那个俄罗斯壮士，那个心地善良、轻信他人、家财豪富不下于萨特科[47]的客人，利用这种信任先是盗取他的钱财，然后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
“嘿，看样子，他简直胡扯起来了。”庭长侧过身去对那个严厉的法官笑嘻嘻地说。
“十足的蠢货。”严厉的法官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当儿副检察官接着说下去，优雅地摆动着他的细腰，“你们手里掌握着这些人的命运，而且就连社会的命运也多多少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在运用你们的判决影响社会的命运。你们要领会这种罪行的意义，注意马斯洛娃之类所谓病理学上的人对社会所形成的危害。你们要保卫这个社会以免受到那种人的传染，要保卫这个社会的清白健全的分子以免受到传染而时常沦于灭亡。”
副检察官分明极其欣赏他自己的发言，不过又好像被就要做出的判决的重要性吓倒似的，颓然在椅子上坐下。
他发言的主旨，如果剥掉那些华丽的词藻，无非是说：马斯洛娃博得那个商人的信任以后，就把他迷住，带着钥匙到他的旅馆房间里去取钱，本想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不料被西蒙和叶夫菲米娅撞破，只得跟他们分赃。这以后，她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迹，就又同商人一块儿回到旅馆里，在那儿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穿一件燕尾服，露出宽阔的、浆硬的半圆形白色胸衬，理直气壮地发言，为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用三百卢布雇来的律师。他为他们两个人开脱，把罪责完全推在马斯洛娃一个人身上。
他不承认马斯洛娃所说的她在取钱的时候博奇科娃和卡尔京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犯了毒死人命罪，她的供词就无足轻重。至于二千五百卢布[48]那笔钱，律师说，两个诚实勤恳的仆人是挣得出来的，他们各自得到旅客的赏钱，有时候一天有三个卢布以至五个卢布之多。商人的钱是马斯洛娃偷去的，后来交给另外的什么人了，或者甚至遗失了，因为她当时不是处在神志清醒的状态里。毒死人命罪是由马斯洛娃一个人干的。
由于这个缘故，他要求陪审员们裁定卡尔京金和博奇科娃在盗窃钱财方面无罪。即使他们要裁定这两个被告犯了盗窃罪，那么至少不要裁定他们参与毒死人命罪，或者事先参与过预谋。
这个律师结束发言的时候，刺了一下副检察官，说是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学的一番宏论虽然阐明了遗传方面的科学问题，然而在本案中不能适用，因为博奇科娃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得而知。
副检察官生气了，仿佛要咬人似的，在他的纸上记下一句什么话，带着轻蔑的惊讶神情耸了耸肩膀。
随后，马斯洛娃的辩护人站起来，胆怯地发表辩护演说，讲得结结巴巴。他不否认马斯洛娃参与过偷钱的事，只是坚持说她没有毒死斯梅利科夫的意图，她给他药粉吃只是要他睡觉罢了。他想乘机显一显他的口才，就大略讲一下当初马斯洛娃怎样受到一个男人的引诱，这才开始过放荡的生活，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然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她的堕落的全部重担。可是他在心理学领域里的这种漫谈完全没有得到成功，反而弄得大家都为他害臊。等到他结结巴巴地讲到男人的残忍和女人的孤苦伶仃，庭长就有意给他解围，请求他发言要同案情贴近一点。
这个辩护人讲完以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为他的遗传学的论点辩护，反驳第一个辩护人说，即使博奇科娃的父母身世不明，遗传学说的真实性也丝毫不因此失效，因为遗传法则已经由科学充分确定，我们不但可以由遗传推断犯罪，而且也可以由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个辩护人的推测，说什么马斯洛娃是被一个虚构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出“虚构的”三个字）引诱者教坏的，那么眼前的一切证据却毋宁说明她才是一个引诱者，有许许多多的人落在她的手里而遭了殃。他说完这些话以后，得意洋洋地坐下了。
这以后，法庭要被告们为自己辩护。
叶夫菲米娅·博奇科娃反复地说她任什么事也不知道，任什么事也没有参与过，一口咬定马斯洛娃独自一人犯下了这一切罪行。西蒙光是把下面的几句话反复地说了好几回：
“你们要怎么办都随你们，反正我是没罪的，这是冤枉的。”
可是马斯洛娃什么话也没说。庭长要她说一下为她自己辩护的话，她光是抬起眼睛来看一看他，看一看所有的人，像一头被追捕的野兽似的。紧跟着她就低下眼睛，先是哽哽咽咽，后来放声大哭。
“您怎么了？”坐在涅赫柳多夫身旁的商人听见涅赫柳多夫忽然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就问道。那是压抑着的哭泣声。
涅赫柳多夫还没有领会他目前地位的全部意义，就把几乎压不住的哭泣和涌到他眼睛里来的泪水归因于他的神经脆弱。他为了遮盖眼泪而戴上夹鼻眼镜，然后拿出手绢来开始擤鼻涕。
他想到如果这儿的一切人，法庭里的一切人，知道了他的行径，他就会丢尽了脸，这种恐惧压过了他内心正在进行的斗争。在最初的这段时期，这种恐惧比一切情绪都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