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角色

有多少种关于理性及其社会角色的概念，就会有多少种关于知识及其社会角色的概念。理性和知识，这二者都值得仔细推究。

理由与辩护

在知识分子精英超级知识的隐性预设下，存在着知识分子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要求，那就是：行动、政策或制度，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一要求中所使用的几个词汇，自18世纪以来已经有所改变，但这一要求所表达的基本前提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不理解企业高管怎么能够值那么高的酬劳，他们发现这是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就好像存在着任何这方面的内在理由，即关于为什么知识分子作为第三方应当被期待其能够理解那一现象，或者为什么第三方的理解或默认应当是那一现象所必需的。好像有了这些理由之后，那些直接涉入雇用企业高管并为其付出薪酬的事务中的人，才能够理直气壮地在他们自己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来行事——这是与他们自己的重大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务，而知识分子在其中并不具有什么利害关系。^h

同样，对于与罪犯交锋中警察的开枪数量，知识阶层不仅表现了惊讶而且表达了愤怒，尽管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在他们一生中从未开过枪，更没遭遇过要求瞬间做出决定的生死危机。在发泄他们的不满和要求改变之前，知识阶层很少或者几乎不会发现有这样去做的必要，即去寻求关于在压力之下拔枪射击的准确性的任何信息。实际上，纽约市警察局所做的一个研究发现，即使在仅有6英尺的近距离内，警察开枪射击时也会有一半完全错过目标；在16~25码距离时（比棒球场地上从第一垒到第二垒的距离要短些），射中目标的比例只有14%。

对于那些即使是在安全、平静的环境中，即使是面对手枪射程内的静止目标都从未开过枪的人来说，上述这一调查的结果可能会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事实。这样的调查也说明：警察在仓促的行动中，在生死危机的巨大压力之下，面对移动的目标时，他们开枪的次数较多，这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事实。此处关键的是，知识阶层中有这么多的人和那些深受他们影响的人，对相关事实完全无知，却在发泄他们的愤怒；在这样做之前，他们并没有看到寻求相关事实信息的必要性。此外，即使是一个被子弹击中的罪犯，也并不一定就会投降而不再具有危险性；所以只要罪犯仍然具有危险性，警察方面就没有理由停止开火。但是那些加入到精英团体表达愤怒（对超出其经验和能力的事情表达愤怒）的人们，对这些平凡知识完全没有兴趣。ⁱ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拥有即使1%的全体知识，那么要求万事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他们自己进行辩护，就相当于要求人们去说服无知者并从无知者那里获得许可。一个脑科医生如何能够做到向那些对大脑及关于大脑的手术一无所知的人去辩护他的所作所为呢？一个木匠如何能够向那些对木匠手艺一无所知的人做出他关于钉子和木料选择的有效辩护呢？特别是如果木匠被律师或政治家指控为犯错时，后者耍嘴皮的功夫可能大大超过木匠在这个方面的本领；与此同时，律师或政治家关于木匠活的知识又远远不够。由于精英们能从自己普遍优越的特殊知识中滋生出一种自信，而这种自信可能会使这些精英隐藏他们的无知，也遮蔽他们对问题的看法的错误性质。此外，能言善辩但却无知的精英们，在对具体相关问题同样无知的普通大众面前——无论是在陪审团里的公众还是在投票站里的公众，针对木匠的理由进行反驳，可能会被公众极为轻易地采信，尽管这些精英的论点在其他木匠们看来是极为荒唐的。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在与他们自己直接相关的个体事务上做出他们自己的个体性处置和调整是一回事；而去为全社会做出集体的决策，那却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集体的决策制定，不管是通过民主程序，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程序，都包含着人们为其他人而不是为他们自己所做的决定。知识不够完备的同一个问题在这两种程序中都同样令人困扰。让我们暂时再次回到作为一般性代理决策典范的中央计划：苏联的中央计划者在那时不得不确定超过2 400多万种价格，那对任何一个能够控制好适度规模群体的中央计划者来说，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与此同时，制定价格又可以是根本不成为问题的事情，比如在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里，每个人制定与他们自己的经济交易直接相关的极少数的几种价格。

激励因素同知识一样，都是各不相同的。有太多的激励因素驱使人们在那些对自身有重大直接后果的决策方面投入时间和关注；但却没有多少激励因素能让个人在那些与自身没有重大直接后果的事情上投入类似量的时间和关注。比如，没有太多激励因素能让个人去与千千万万的人们一起，为通常将影响其他人的决策投票；并且此决策对于个人的影响，并不会因为百万张选票中某个人的单独一张选票而有所改变。

万事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其自身辩护的观念，将那些被授以信任的无知者所不能理解的事物，置于广泛的谴责浪潮之中。收入和职业上的差别不能为知识分子精英所理解。这些知识分子精英通常既没有太多平凡的具体知识，也没有多少一般化的经济学知识，然而他们会直截了当地将这些差别，迅速变成社会中所存在着的“不平等”或“不公平”。就因为知识分子在其一生中从未开过枪，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去表达愤怒，即他们对警察与罪犯交锋时警察所射出的较多的子弹数量的愤怒。知识阶层能够通过这些和其他一些方式，用他们的观念来压倒寻常性知识，只要那些观念是流行于他们中间的观念。

万事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为其自身辩护，这个关键性的谬误以及它所能够引起的糟糕的社会后果，并不局限于知识分子精英们。个体的决策制定为强加给他们的、由第三方所得出的集体决策所抑制，无论第三方是精英还是大众，通常在本质上都意味着：允许无知僭越于知识之上。关系到木匠技艺问题的一次民意测验或民众投票，会与精英圈里的流行观点一样，与问题本身毫不相关。唯一的可取之处在于，大众很少会像知识精英那样，认为他们应当批驳那些相关知识比他们自己多许多的人——并且那些人在当下问题上也具有与自身相关的更多更大的利益。此外，大众通常不会具有知识阶层的辞令技巧，以向他人或向他们自己隐瞒这一点：他们正在否决那些在当下问题上更有发言权的人们的观点。

知识分子的“理性”狂热经常以经验为代价，因为这种狂热常使他们在那些自己仅有很少的知识和经验、甚至全无知识和经验的事情上，具有轻率的自信。知识分子所不知晓的东西就不是知识的观念，使得这种现象出现：许多提到“更早更简单时代”的人，其本人并未对那些时代做过深入的细致研究，他们也就更不可能去质疑，正是他们自己缺乏关于那些时代之复杂性的知识，而不是那些时代本身缺乏复杂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指出，罗马法律包含着“比我们的法律更加复杂、更难于理解的一系列法律技术”。

中央计划者并不是唯一如此的精英：实践已经证明，其拥有的特殊知识比普通大众拥有的极大数量的平凡知识的效率低。经济市场也不是唯一如此的场所：其中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知识失衡，精英们对此的认知与之完全相背离。正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所说，如果法律生活不是逻辑的而是经验的^[2]，那么此处来看就正是千千万万人——特别是相继各代的千千万万的人，所拥有的以个人经验形式存在的巨大数量的知识，要比法律专家所拥有的相对狭小的知识范围中的知识多出太多。这并不是说无论是在法律界还是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专家没有可以扮演的角色了。但是当精英的专业知识和大众的经验必须结合起来时，专家所扮演的角色的性质就非常不同了。

就一个充分限定范围的决策制定领域而言，在这一特别限定的领域内的专家，能够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很少能够运用从多数人经验中发展而来的规则做出法庭判决。但是，从创制或改进法律，到努力迎合法官的观念或者迎合法学院教授们的时尚观念，这二者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同样，一些具有特殊才干和技能的人收集信息并通过媒体将其传播给大众，他们就成为民主社会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下面的做法则完全不同于新闻记者所应扮演的角色：过滤信息、有倾向性地报道消息，以支持能够反映新闻界内常见的观念的那些结论。关于这个方面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详细记述。

在执行限定的角色，和使用这些角色去施加权力或影响，以努力促成广泛的社会决定之间的这种区别，也适用于那些变成了教室灌输者的老师，适用于那些努力促进解放神学的宗教领袖，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以军事政变取代了民主政府的将军们。各种各样没有军事野心的精英所正在从事的事业，就是制造细小但却越来越多的“政变”——在那些别人已被授权去制定的社会决策方面先发制人，以图在那些他们既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也没有基本能力的事务上，获取权力和影响力。

总而言之，是否某人会停留在其限定的角色内、立足于其个人的专业知识而行事，还是这个人会越出他的角色而冒险进入其专业知识以外的领域，这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与那些其决策地位正要被取代的人拥有的知识相比，此人是否假定了自己拥有更多的知识。知识被如何看待，这影响着社会被如何看待，也影响着在那个社会中人们自身的角色被如何看待。

“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主义

知识分子对“理性”的信仰，有时会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即相信他们自身有能力决定每一个新生的特别问题。原则上，理性能够被运用于如人们所愿的那样或宽泛或严格的时间段，例如一天、一年、一代，或一个世纪。通过分析相关决策的影响所及，可能就能确定出此决策中的理性所考虑的时间长度。当每一个问题产生时，“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主义冒险将其分析限定到对这一问题的当下影响上，却忽略这种决定的影响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后果，而这些未来的后果在评价当下问题时是非常有价值的。“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主义总是孤立地考虑问题，然而就其被忽视的长远影响来说，终将酿成祸患。一个经典案例就是，法国知识分子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机抱持着的那种“只顾眼前”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导向了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

约瑟夫·巴泰勒米是一位杰出的法国政治科学家，此人在巴黎大学执教宪法，是国际联盟中的法国代表。巴泰勒米在《时间》（Le Temps）杂志上提出了法国领导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为了保护捷克斯洛伐克——那是一群不同的民族——而向世界开火，这是否值得？牺牲数以百万计的法国人、牺牲我们大学和中学里的所有青年人、牺牲我们的乡村以及工厂，来保住捷克人统治下的300万日耳曼人，^j我们是否必须如此？”

既然并不是法国而是希特勒正在威胁要向世界开火，那么更大的问题则是：某些正在威胁如果其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要向世界开火的人，是否就是应当被以这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方法加以安抚的人，而不去管这种安抚可能会激发一系列永无休止、不断增加的要求？相比之下，温斯顿·丘吉尔早在巴泰勒米发表这种观点的六年之前，就已经指出：对德国“已经做出的每一个让步，都会立即招致一个新的要求”。丘吉尔明确地拒斥这种“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主义。

在巴泰勒米对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发表上述观点之际，希特勒已经为他所准备发动的战争采取了关键性的步骤：即重新武装了莱茵兰地区。希特勒带着对《凡尔赛和约》所承诺的各项义务的鄙视，在德国完全没有遭受到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发起了军事征募，并且用武力抢夺了奥地利。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在那时所说：“欧洲正面临一个侵略计划，其实施时机被精确计算，并被一步一步地推进。”这引发了丘吉尔所提出的更为长远的问题：“有多少本来可以团结一致的朋友，有多少我们本应拥有的可能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堕入可怕的深渊；多少次虚张声势的举动得以挑衅成功，直到其力量不断积聚，终于成为不可战胜的敌人？”

总而言之，灾难即将来临的预兆鲜明地摆在那里，任何人都看得到，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却只是被当作孤立事件来处理，这就是那种“过一天算一天”的理性方式：不去面对一系列行动在一个更长时段内的后果；这种理性导向了一个与日俱增的威胁。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控制之下的资源也越来越多，其军事潜力也在不断增长。随着捷克的丰富资源落入希特勒之手，那种威胁变得尤为巨大——法国人将在仅仅两年之后就会发现：当入侵的德国军队与他们作战并迅速使他们屈服之际，德国人所使用的军事装备，正是取自于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坦克与其他装备。

“过一天算一天”的方法，曾被运用于诸多问题上，无论是国际问题还是国内问题。这种方法的核心是这一潜在观念：知识分子能够以他们所认为的合适方式来界定问题，并且真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也将会保持在知识分子所定义的限度内。但是，时间恰好就是那种能够越出人为的定义和概念边界的许多事情之一。例如，无论“宽恕”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可能看起来有多么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至少在“过一天算一天”方法的视野中，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将会影响着人们明天如何去行动。就国际债务案例而言，第三世界国家不断地借钱又不断地失信于偿还债务，要么是因为债权国家所明确表过的“宽恕”，要么是因为国际援助机构允许他们不断去借贷更大数目，以用这后借之款项来偿还前面的贷款；但是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自己拥有的资源来看，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它们有清偿所有贷款的可能。财政上的不负责任很少能为贫穷提供出路，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如此。

佛罗里达州的飓风和南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同样都是多年以来周期性发生的灾害现象。但是每一个个别的自然灾害，都被当作眼前的、与其他灾害互不相关的危机来加以处置。这些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不仅得到政府的营救努力，也能得到巨大数额的纳税人钱财，以让生活在这些灾区的人们，能够在该地区重建家园。^k政府在这个方面可能会有的任何拒绝，即拒绝以加重纳税人负担来筹集用于重建的巨额补贴，无疑都会遭到严厉指责，不仅被其政治对手谴责，也会被许多媒体及知识阶层谴责；这是因为，这些人用过一天算一天的视点来看待每一次飓风或野火，而不是把它们看作一个不断上演的系列事件，其有着长久的历史，也有着可预料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