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与坛庙形制

中国古代哲学自然观中关于天地的形象表述是“天圆地方”，即天是圆的，地是方的。所以北京的天坛以圆形为主要构图形式，主要建筑都是圆形的（图2-3-1），而地坛则以方形为主要特征，主要建筑都是方形的（图2-3-2）。天坛是祭天专用的建筑，就要像天；地坛是祭地的，就要像地——这就是所谓“象天法地”。

中国古代的天地崇拜不是宗教，而是起源于原始时期人们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和感恩。中国是农业国，人们认为是否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由天地自然决定的，它们也决定了国家的命运和人们生活的一切。所以，人们对于天地神灵、自然万物充满着敬畏和感激之情，于是自古就形成了在一年之中的特定时节祭祀天地的传统。当礼仪制度确立以后，这些祭祀就成为国家政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朝历代礼仪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祭祀是礼仪的发端，也是所有礼仪中最隆重的部分。祭祀分为两类，一类祭祀天、地、日、月、社稷，以及风云雷电、山川河流等自然神灵，这类祭祀表达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祭天是最高等级的仪式，只有皇帝才能祭天，因为皇帝是“天子”，上天之子，其他人都是无权祭天的；另一类祭祀人物，其中国家级的、最高级别的是祭孔子，全国各地都有孔庙、文庙等。数量最多、最普及的是老百姓祭祖宗，于是有了家庙、祠堂。此外，各地也会祭祀一些著名人物、历史功臣等，例如祭屈原的屈子祠、祭柳宗元的柳子庙、祭诸葛亮的武侯祠、祭关羽的关帝庙，等等。这类祭祀表达的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祭祀自然神灵的建筑叫“坛”，例如天坛、地坛、社稷坛等；祭祀人物的建筑叫“庙”或者“祠”，例如孔庙、家庙、祠堂等。

“坛”本来是没有建筑的，“垒土为坛”，只是一个垒起来的露天坛台，在坛上举行祭祀活动。最早的坛甚至连垒土都没有，只是“扫地为坛”，所谓“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礼记·郊特牲》）。天地之性是质朴，所以不在于祭祀建筑之豪华。今天我们看到的北京天坛祈年殿，在坛台上建建筑，这是明代开始的变化。祭天的日期是不能改变的，如遇风雨天，担心皇帝祭天有伤龙体，只能临时搭帐篷。明初定都南京后，在钟山之南建天坛，在圜丘坛南边建造一座大殿，若祭天之日遇风雨时便在大殿之中“望祭”。后来干脆就在祭坛上建起了一座殿堂。《大明会典》记载：“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即圜丘旧址为坛，以屋覆之，名大祀殿。”这是中国历史上在天坛上建殿堂之始，打破了过去“坛者不屋”的惯例。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建造北京天坛，继续沿用了这种在坛台上建造殿堂的做法。与后来不同的只是这时期坛台上建造的殿堂还是方形的，后来才演变成圆形的。

“坛”的建筑是有明确的象征意义的。首先是选址，按照中国传统的方位观念，南为阳，北为阴；东为阳，西为阴；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所以天坛在都城南郊，地坛在北郊，日坛在东郊，月坛在西郊（图1-2-6）。古代祭祀天地神灵都在城郊设坛，称为“郊祭”。最初明成祖朱棣建造北京城时，南城门是在正阳门，即今天的大前门，天坛是在南城门之外的郊区。由于后来城市向南边扩建，南城门到了永定门，所以天坛就到了城内了。

天坛建筑的象征意义表现在多方面，主要有“形”的象征、“色”的象征、“数”的象征三个方面。所谓“形”的象征即建筑形象上的象征，天坛做成圆形以象天，地坛做成方形以象地。“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来自古代的“盖天说”，这是关于宇宙天地的一种较为原始朴素的看法，认为大地是一个方形的盘子，天则是一个半球形的穹隆，盖在地上。实际上对于这种说法很早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弟子曾参就曾提出：“诚如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揜”即“掩”，读音与含义与“掩”相同，意思是说如果天圆地方，那么地的四个角就掩盖不到了。汉代张衡提出了“浑天说”，认为天地就像一个鸡蛋，天是蛋壳，地则是蛋黄，天包裹在地的外面。汉代以后，这种“浑天说”就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并且流传开来，成为人们对天地宇宙的一般看法。但是，直至明清时期建造的天坛，为何仍然延续着这种早已被推翻了的“天圆地方”说呢？这主要是传统的礼制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礼仪祭祀很早就形成了，早期的祭祀就是以圆和方分别代表天和地的形状，礼制规定了“祭天于南郊之圜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泽”（《五礼通考》）。南为阳，北为阴，所以祭天在南郊，祭地在北郊；天圆且高，所以用“圜丘”，地方且低，所以用“方泽”，这些都是有象征意义的，已经成为历朝历代沿用的惯例。况且建筑形制只是一种艺术化的象征性形象，并不一定符合科学的宇宙观。所以天坛以圆形代表天的形象就是必然的，祭天的祭坛——圜丘坛是一个三层的圆形坛台（图2-3-3）；存放“昊天上帝”牌位的皇穹宇是一座圆形殿堂（图2-3-4）；皇穹宇所在的庭院是一个圆形的庭院，即所谓的“回音壁”；北端的祈谷坛又是一个三层圆形坛台，它的最典型代表祈年殿是一个三层的圆形攒尖顶，成为中国古建筑中一个最奇特也最美的建筑造型（图2-3-5）。一般人们一说到北京天坛就立刻想到祈年殿，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知道其实天坛中最重要的建筑并不是祈年殿，而是那个没有建筑的圜丘坛，因为那是皇帝一年一度举行最高等级的祭祀典礼——祭天大典的场所。只是因为祈年殿建筑之美，使人们都认为它是整个天坛中最重要的建筑了。

天坛祈年殿的环境和建筑造型之美，确实是中国古建筑的一朵奇葩。祈年殿并不是孤立的一座建筑，而是由祈年门、祈年殿和两侧厢房组成的一个建筑群。祈年门前面有一条360米长的神道，叫“丹陛桥”，高出两边的地面。南端高出4米多，北端高出6米，成一条缓缓上行的坡道。丹陛桥两旁下边的地面上满植苍松翠柏，人走在丹陛桥上，能看到两旁脚下的茫茫林海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天际，遥望正前方高高矗立于远处的祈年殿建筑群，犹如天宫楼宇。沿着丹陛桥的坡道缓缓向上，走向祈年殿，就像走向天庭（图2-3-6）。这种环境的营造，明明白白地向人们表达了“天”的意境。祈年殿建筑本身又是一个建筑艺术的杰作。高高的三层白色汉白玉圆形台基之上，耸立着一座红柱碧瓦的三层圆形攒尖顶的建筑，高大宏伟的体量、金碧辉煌的装饰，辉映在蓝天白云之下，让人感受到“天”的庄严。建筑造型比例之美，也完全符合形式美的原理。

色彩的象征也是天坛建筑的一个突出特色。中国古代建筑的色彩是有等级之分的，黄色是最高等级，其次是红色，再次是绿色，其他色彩一般只是用于装饰了。然而天坛却是一个特例，这里最重要的颜色是蓝色，因为这是天的颜色。天坛中最重要的建筑都是蓝色屋顶，在这里蓝色的地位高过了皇帝专用的黄色，甚至天坛中皇帝居住的建筑——斋宫也不敢用黄色，而用绿色（图2-3-7）。在“天”的面前，皇帝也不敢尊大，他只是上天之子——天子。明代最初建造天坛时，圜丘坛上是用蓝色琉璃砖铺面，大概是因为琉璃砖铺地不耐久的原因，清朝乾隆年间将其换为“艾叶青”石块。虽然不是蓝色，但还是青色。天坛祈年殿的三层蓝色圆形攒尖顶是象征天庭的最典型代表，然而最初明朝建造的祈年殿并不是三层屋顶都采用蓝色，而是最上层为蓝色，中间一层为黄色，下面一层为绿色，三层屋顶采用三种颜色。蓝色象征天，黄色象征地，绿色象征皇帝，也象征天下万物生灵。这种色彩象征也很有意思，我们今天若设想当年三层屋顶三种颜色的情形，也许别有一番情趣。清朝乾隆年间重修祈年殿的时候，将三层屋顶全部换成了蓝色。光绪年间祈年殿遭雷击被烧毁，后按原样重建，仍做成了三层蓝色屋顶，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祈年殿了。

天坛建筑中还有另外一种象征手法——数的象征。在中国的建筑文化中，“数”是有特殊含义的，其中一类是信仰层面，或者哲学层面的，即“术数”。例如《周易》和阴阳八卦中就有大量的“术数”，并由此而演变出各种天地万物的哲学范畴。在天坛建筑中“数”的象征都是围绕一个“天”字，所有的数字都与天有关。祭天的圜丘坛正中间是一块突出地面的圆形石块，叫“天心石”，周围用扇形石块墁铺，石块的数量均由九和九的倍数组成，因为“九”是阳数之极，就是天的象征。“天心石”周围第一圈是九块石块，名曰“一九”；第二圈是十八块，名曰“二九”；第三圈是二十七块，名曰“三九”，依此类推，直到第九圈的九九八十一块（图2-3-8）。整个上层坛面共有石块四百零五块，由四十五个九组成，而四十五又恰好是“九五”，正合“九五之尊”。另外，祈年殿的建筑结构也是一个以数的象征为特征的杰作。其圆形建筑由内外两圈柱子和中央四根柱子支撑，中央四根柱子象征一年四季；内圈十二根柱子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外圈十二根柱子象征一天十二个时辰；两圈加起来一共二十四根柱子，象征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加上中央四根柱子总共二十八根，象征天上二十八星宿；建筑上部结构中有八根童柱（不落地的短柱叫“童柱”），与二十八根柱子合起来是三十六根柱子，象征道教星神三十六天罡（图2-3-9）；祈年殿东边与宰牲亭相连的长廊有七十二开间，象征七十二地煞。在这里，几乎所有的数字都与“天”相关，在建筑结构上要符合于天数，而建筑造型又要美，这表明当时的工匠确实是大大动了一番脑筋。无怪乎天坛建造成功后，皇帝破天荒给那些有功的工匠们封了相当品级的官位。

祭天之礼是中国古代礼仪之中最隆重、规格最高的仪式，是国之大典。祭天必须是皇帝亲祭，也只有皇帝一人才有资格祭天，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祭天。皇帝是“天子”，皇帝的权力也是上天给予的，所以古代皇帝颁布的圣旨、诏书开篇第一句总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因此皇帝在“天”的面前也只能称臣，而且还必须有出自内心的恭敬。北京天坛中有一组特殊的建筑——斋宫，这是皇帝祭天之前斋戒的地方。每次祭天大典举行之前，皇帝要提前三天来到天坛，居住在斋宫中进行斋戒，不吃酒肉，不近女色，过几天清苦日子，以表示对天的虔诚恭敬。因此斋宫的建筑也是所有皇家建筑中最朴素的，不用黄色琉璃瓦，而用绿色琉璃瓦，不用雕梁画栋的装饰，而是采用砖石拱券的简单造型（图2-3-10），室内也是非常俭朴，基本上没有装饰（图2-3-11）。斋宫大殿之前还建有一座小亭子，叫“斋戒铜人亭”，亭子中间有一石台，上面站立着一尊铜制的小人像（图2-3-12）。相传这铜制人像塑造的是唐朝宰相魏征。魏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贤相，以忠言直谏、敢于向皇帝提意见而著称，连唐太宗皇帝都怕他。把魏征的铜像放在这里，目的在于监督皇帝是否真正虔诚斋戒。

天坛里的斋宫尽管防卫森严，但皇帝仍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试想要皇帝离开紫禁城在这古柏森森的天坛中独宿三昼夜，其担惊受怕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清雍正帝便想出一个“内斋”和“外斋”相结合的办法。清雍正九年（1731）他下令在紫禁城内东南角另建一座斋宫，叫“内斋”，天坛中的斋宫就叫“外斋”。因此紫禁城里面也有了一个斋宫，就是这样来的。祭天前三日，皇帝进入紫禁城中的斋宫斋戒，叫“致内斋”，直至祭天日的前一天午夜，才移到天坛的斋宫中“致外斋”，天亮之前便开始祭天。这样算来，皇帝在天坛的斋宫中只待几个小时。看来皇帝想要耍点名堂也必须找理论依据，只有在这里皇帝是最谦卑的，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是一个最高的存在，没有比“天”更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