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然哲学与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哲学的起源上看，西方哲学起源于自然科学。在古希腊时代，哲学是所有科学的总和，英文中的“哲学”（philosophy）一词来自古希腊，是由希腊文中的“爱”和“智慧”两个词组成。凡是研究自然界运行规律的科学，人类的一切智慧——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都是“哲学”。西方古代的哲学家也大多是自然科学家，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布鲁诺、哥白尼、笛卡尔、牛顿，以及现代的普朗克、爱因斯坦等，他们都是自然科学家，同时也都是哲学家。而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于社会科学，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应的，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学家等，从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百家，直到明清时期的王阳明、王夫之，等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几乎没有一个是自然科学家。

由于以上原因，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古代哲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区别。西方古代哲学重理性，重逻辑，具有推理性特征，有点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方法，需要经过大前提、小前提等一大堆推理，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古希腊罗马时代，哲学家们在学院里、在街边广场上、在大庭广众之中进行着辩论，互相诘难对方，看谁的推理更严谨，逻辑更严密，一旦抓到对方的逻辑漏洞就可以击垮对方。而中国古代哲学重感性，重直观，具有说教性特征，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它仅仅是告诉人们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没有多少论证和推理。孔子《论语》中教人们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不对，往往都不需要论证。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差异起源于先民生存的地理环境的差异。希腊半岛多山，由许多小岛组成，海岸线蜿蜒曲折，国土大部分是石头山，土地贫瘠，不适宜农作物生长。在这里，光靠农业种植是不能生存的，必须依靠手工业制作和商业贸易、对外交流，才能得到足够的生存资料，所以他们很早就发展出航海和商贸活动。应该说老天爷对他们不够友好，给了他们一种严酷的生存环境。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意识——大自然是残酷的，人类只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才能得以生存。而在中国大地上，文明起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非常适合植物生长和农业耕种。除了少数时候出现自然灾害，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风调雨顺，人们过得轻松而满足。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语“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对这种惬意生活的简单总结。应该说老天给了中国人很优越的生活条件，因此中国人的观念中认为老天对人是友好的，不要与天作对（改造自然），只要顺应自然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能过上好日子。

在这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条件下，中国和西方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西方人倾尽全力去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研究自然、了解自然，掌握自然界背后的规律，目的在于改造自然以服从于人的利益需要。中国人则不太关注对于自然的研究，只要顺应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进行耕种就可以了。中国人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研究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问题，所以就形成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西方是自然哲学、科学哲学，而中国是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致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和西方的科学技术史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科学技术史上较多的是某某定理、定律的发现，例如毕达哥拉斯定律、阿基米德定律、笛卡尔定律、牛顿定律等，是对于自然规律的发现；中国科学技术史上较多的则是实用技术的创造发明，最典型的是以造纸术等为代表的“四大发明”。当然，中国也有纯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对自然规律的发现，但是相对西方就少多了。

中西哲学自然观的这一重要差别，最终落实在对待自然的两种基本态度上，即顺应自然还是改造自然。西方哲学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人的目标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来为人服务；中国哲学主张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人要顺应自然，不要为了人的目的而去改造自然。中国古代诸子百家、各种哲学流派的思想千差万别，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思想观点，有的甚至截然对立，但是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种哲学流派却是惊人地一致，都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以及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医学中的经络理气、建筑中的风水观念，等等，都表达着同样的思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古代表达人与自然对立思想的哲学流派是极少的，像荀子（战国时代儒家学派著名哲学家）那样提出“人定胜天”思想的只是凤毛麟角。

中国和西方哲学自然观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在数千年的历史上长久地产生着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西方研究自然、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倾向，导致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长期繁荣发达，同时也带来了因为过度改造自然而破坏生态环境、引发自然灾害的后果。中国古代哲学不注重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是中国在科学技术上逐渐落后于西方，但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却有着优越性。然而当西方人看到科学技术的过度运用带来破坏的时候，发现原来东方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应该更符合人类的未来。但是这时的中国反而因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规模越来越大，丢掉了中国哲学中的精华。

中国古代哲学自然观是符合今天的生态意识的，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人对自然的尊重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例如人们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实际上就是关于天地自然和人们日常生活互相关联的一种通俗表述，它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在建筑和工艺制造等方面也不例外。例如中国古人砍伐树木讲究“必以时”，就是说砍伐树木必须按照自然界一年四季的时间规律来进行。一年之中万物生长是有规律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春夏两季是不能砍树的，只有秋季和冬季才能进行。事实也是如此，春夏两季树木含水量大，此时砍伐的树木容易腐烂，不利于保存。人的活动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在这件细小事情上就能看出。而在对待山川河流等大自然的问题上，中国古人更是极其慎重，甚至于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提高到社会政治和国家治乱的高度来认识。《文子·上礼》中有一段记载：“老子曰：衰世之主……构木为台，焚林而畋，竭泽而渔，积壤而丘处，掘地而井饮，浚川而为池，筑城而为固，拘兽以为畜。则阴阳缪戾，四时失叙，雷霆毁折，雹霜为害，万物焦夭，处于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绝而不流。”砍树造建筑，焚毁森林而开垦为田地，把水抽干捞鱼，掘井抽取地下水，把河流拦起来做水池，把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如此等等，都是违背自然的，会使得自然界阴阳错位，四时失调，会带来灾祸，是“衰世”的象征。文子是老子的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位哲学家。《文子》中记载的这段话说是老子所言，目前并不能确证是否真是老子说的。也许是文子借老子而发挥，但是这一观点属于道家学派的思想却是无疑。我们今天的很多做法，就已经实实在在地破坏了自然，招来了很多自然灾害。

人在认识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不改变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自然界做适当的修正，以增加有利因素，改变不利因素，这是正确的。例如两千多年前修建的都江堰工程，就是一个古代先民顺应自然规律，适当修正自然以趋利避害的优秀典型。它既解决了成都平原的水利灌溉问题，又消除了水旱灾害，还没有破坏自然。两千多年来直到今天，成都平原都在享受着它带来的恩惠。作为一个中国古人正确对待自然的伟大工程，它已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让后世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