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序

我从四岁时就跟着齐白石先生一块儿在家乡玩儿，一直到现在，有五十五年之久的关系，所以胡适之先生让我参加撰定他的年谱，真所谓谊不容辞，责无旁贷。

胡先生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已写定初稿四册，那时我正因事离开北平，到三十七年四月才从湘返平，六月胡先生把全稿交给我，我读过之后，心想：第一，所据白石《自述》材料的本身偶有错误，胡先生多用考证的方法发现出来，最好就请白石先生本人在原有材料上自行改正。第二，原有材料实在还有不够的，更需要他自己“用喉舌代纸笔”，即如他学画和刻印的过程，他的生活和他的艺术进展的关系，我虽然也略知道一些，可是并非本行，还得向他做个较长时间的访问。因此，从七月起，过门辄入，促膝话旧，经过半年，就胡先生的原稿随手订补。但是，年纪快到九十岁的白石老人，回忆往事，每不能记为何年。有时先后差上十几年他也不在乎。例如在清宣统元年己酉（1909）以前，他游过西安、北京、上海、南昌、桂林、梧州、广州、钦州以及苏州、南京各地，他自称“五出五归”，经胡先生考订只有三出三归，问他自己，他自己也不能断定，只说：“或者有两出两归是在己酉以后吧？”他的次子子如和次女阿梅，现在北平，邀同检讨，他们那时尚幼，也觉“余生也晚”，不敢断定。有一天，我忽然想起，我自己的日记是从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写起的，现都藏在北平，何不取来一查？结果就得到他四出四归的证据，还有一出一归是在己酉前一年，那时我已在北京，所以日记中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这么一来，我的直接访问的工作，仍须回到旁征曲引的考证路线上去。

于是我把我的日记来做旁证的材料，凡关于白石先生的记载，打算都摘下来，酌采注入他的年谱中。可惜我这个工作没有彻底做好，因为从癸卯至今四十五年间大小数十册的日记，并且从民国十一年起改用注音符号写的，从民国十六年（1927）起，又改用译音符号的国语新字，要查某人的姓氏名号，不如汉字之容易映入眼帘，非有工夫一行一行地细看不可，所以《白石年谱》中自民十三（1924）以后，就没有逐年逐月检寻我的日记，只把有关的事情抽查几处，补入注中。将来我若是根据自己的日记来自订年谱时，或者还可以给《白石年谱》写出一点儿“补遗”来，也还可以替往来较密而最久的师友们找出一些编订年谱的材料。

在这“回到考证路线”的原则下，邓恭三先生对于这部《白石年谱》的订补工作，是更有价值的；他从白石同时人的著述里，如《湘绮楼日记》等，找到一些有关的材料；又把胡先生所据白石的《自述》材料，复查一遍，拣补了一些。这部稿本重新缮定之后，看起来相当充实，可以出版了。

齐白石先生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但他更从七八十年来的环境中，磨炼了基本的实际功力，又收积了广博的创作经验。我对此道，虽幼年跟着他胡乱学习过，究竟不算内行，在年谱的按语中已经偶有几句叙评，应候专家批判，这序中不再絮说了。

黎锦熙　三十八年一月四日

于北平语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