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要明确顶层设计、具体目标和实施路径

姜建清

《中国金融改革路线图》是一部深入、全面论述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的著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一战略目标，而现代金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对“构建现代金融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需要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深入研究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有待深入研究，这也是全世界金融体系研究的短板。作为一个经济、金融体量如此庞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少有经验可供借鉴的。

很多比较金融体系的研究，常将中国对标发达国家。但应该看到，中国与很多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中的一些技术性指标，例如基础金融工具等方面差异已不是很大，主要的、比较大的差异体现在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社会阶段、历史发展、信用文化、公司治理等方面，金融体系的差别实际上也植根于此。

西方国家的金融体系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次的危机，才逐步发展到今天。中国与西方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存在很大的不同。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金融发展比较落后。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走的实际上是苏联式的金融道路。苏联走的是计划经济道路，“前期漠视金融规律，后期漠视金融风险”，曾造成了巨大的金融风险。改革开放4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但期间经历了多起重大的金融风险事件。1995年以前，我国就经历过三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为治理通货膨胀，中国出台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国在宏观金融方面对通货膨胀管控得很不错，但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初期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金融体系中的微观主体——银行出现了重大问题，按照五级分类标准，银行不良贷款率一度高达40%甚至50%左右，其实很多银行在技术上已经破产了。关键时刻，我们的社会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金融改革突破难关，化解了重大不良贷款风险。同时，没有造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没有出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出现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体系经过多年的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回顾改革初期，如果没有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分离，没有人民生活的改善及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资金，没有信贷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当然，这也导致宏观、微观层面的一些失控。微观层面，最主要的失控就是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和银行都存在软约束问题。之后通过金融改革，完善金融制度，我国解决了银行机构一度存在的巨额不良资产问题，一些金融和实体企业也实现了改制上市，建立了初步的公司治理机制，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宏观层面，虽然我们过去若干年很好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但金融部门、实体部门、政府部门杠杆上升的速度过快。此外在市场化改革、完善风险管理和监管方面都还存在许多问题。

在总结4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深入地研究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该如何改进。本书对技术层面的创新着墨较多，但改革开放40年以来，金融改革不仅仅是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创新。尽管技术层面的创新非常重要，但立足于制度的创新意义更为重大。

金融体系研究需要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上述情况，金融体系的研究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重视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在资源配置方面，中国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状况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优化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比重仍要有具体的时间表，仍要改变金融结构扭曲和存在潜在风险的状况。在我国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政府股权占了很大的比重，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很大。中央文件多次提到要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时间点上展望未来，要想实现微观金融体系的长期发展，应该有更加明确的顶层设计、具体目标和实施路径。

在微观金融领域，对于如何发挥金融的本质属性，贯彻银行“三性”原则，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将金融政策、宏观调控与市场化运行有机统一起来，仍然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例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应该设法找到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法。事实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有时候可能是两个问题。如果市场上的资金能够按照真实的风险水平进行定价，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促进融资难问题的解决。用行政手段，要求银行降低利率，设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这是可行的权宜之计，但不可持续。商业银行是否可以利用中小企业业务利润的上缴部分，建立中小企业担保基金，由财政部门总体统筹统管，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发生的损失由金融机构和担保基金共同承担？实际上，国外已经有很多类似的成熟做法。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金融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仍十分复杂，如现在讨论比较多的金融监管问题，涉及P2P（个人对个人网络借款）、互联网金融及表外金融业务的风险问题，都与我们的监管体制有一定关系。当前的监管正在从机构监管走向功能监管，从准入性监管走向持续性监管，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包括监管机构的设立、人员配备、数量、质量、专业水平及科技水平等。如果让地方金融监管机构负责监管，有些机构可能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也不具备相应的机制体制、激励措施等，因此只能把监管重点放在准入这一环节，持续性的监管难以做到。如果不能做到专业性、持续性（24小时）的监管，上述金融风险的产生、爆发就是难以避免的。此外，一般的政策研究报告有一个通病，就是要么过于空泛，要么面面俱到，对具体问题的剖析不够深入。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一通病，从理论上或通过与国际经验对比，提出了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并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但仍然存在改进的空间。比如，如果能有技术上可行的方案提交给有关部门，供其参考，那么可能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金融体系研究需要紧扣现实逻辑

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关研究要紧扣中国的现实逻辑。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强调防范金融风险。但过去的金融风险与当前的金融风险并不是一回事。过去我国的金融体量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末期，虽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0%甚至50%以上，但银行规模很小。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当时的信贷规模只有3万亿元，但发展至今，中国工商银行信贷规模已经高达28万亿元以上，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规模2017年已达252万亿元，每年的信贷增量较大。2018年以来，尽管表外业务有所下降，社会融资总额有所降低，但表内业务仍上升很快，杠杆率不降反升。

对于上述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在讨论，但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我认为，想解决好信贷的问题，要从现在的信贷增量管理走向信贷流量管理。不能只强调每年新增的十几万亿元信贷增量，金融机构及地方争夺和比较的也都是信贷增量。2017年年底，中国的信贷存量已达到129万亿元，每年收回再贷的周转比例已经很高，每1元钱的信贷增量，差不多对应2元钱的存量收回移位再贷信贷，而这部分资金与信贷增量没有任何区别。金融机构应当逐步加强信贷流量管理。信贷流量管理对于提高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降低杠杆率、处置“僵尸企业”、提高资金效率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商业银行的信贷存量越来越大，从增量管理逐步发展到增量、存量管理并举，最终发展到以流量为主、减少增量的金融宏观管理一定是未来发展趋势，这样一来，杠杆率也会逐步下降。

总体来说，本书围绕“如何构建现代金融体系”，基于翔实的数据、有力的论证，通过国内外横向、纵向的比较，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现存的问题，观点鲜明地进行了历史总结，指出了未来改革的方向，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值得肯定。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