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当前，世界已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面临复杂的挑战和政策抉择。中美双边关系的紧张局面从贸易摩擦发展到科技摩擦，再发展到局部的金融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
美国抬高对华关税、施加科技封锁乃至实施局部金融制裁的做法都使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条件恶化，我国不仅不可能再靠大规模对外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并以此支撑对外投资，而且必须针对这种外部冲击进行迅速有效的调整。
一些排除中国的区域性自贸协定相继形成，中国面临一个日益被主要贸易集团分割和排斥的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本已开始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并导致一些重要的贸易伙伴出现困难和债务危机，使我国开拓国际市场、在全球配置资源和融入世界分工体系的努力面临严峻挑战；如果任其发展恶化，中国将被迫收缩局限于本国市场的发展，无异于又一次走上了闭关锁国的死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是一大突破，将在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上，提出区域内的货币合作以及区内货币与区外货币的关系问题。
我国实体经济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金融市场和资本项目的逐渐开放，需要有属于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全球金融机构网络和跨国支付体系。我国对其他国际储备货币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高度依赖，使我们在面对国外对华金融制裁的威胁时变得十分脆弱，有被完全排除在主要储备货币支付体系之外、我国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不得不中断的巨大风险。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支持和带动贸易与投资走向世界的能力严重不足，软肋愈发凸显。
还应看到，我国国际收支已进入基本平衡状态，随着未来我国储蓄率的逐步降低和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可能进入一个国际收支动态平衡的新格局，顺差和逆差可能不规则地交替出现。我们迄今已经习惯的、以维持经常账户顺差并管住资本账户为特点的国际收支管理和调节方式是否应当调整也是一个挑战。
为了应对上述严峻挑战，中国需要以自身大规模的市场为基础、用自己的货币和生产实力开拓属于自己的国际市场份额。我国政府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即以内循环为主、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战略。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战略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体会和完善。我们认为，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要把国内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进一步做大、做深、做强，使我国自身的发展需要成为我国一切资源配置的目的与核心。同时这个内循环必须是开放的，是与国际市场联通的，是一个与全球大循环互通有无、互相借鉴、适当分工的。内循环与外循环之间是一个以我为主、互相促进的关系。
在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并继续积极主动走出去开拓国际经济合作空间的过程中，要防范因外部各种经济、金融和地缘政治的冲击而带来的巨大风险。市场的反应和调整会集中通过汇率的变化体现出来。在汇率制度的选择上，是继续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人民币从市场化走向国际化，从而支持国内和国际两个循环在本币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统一？还是出于“浮动恐惧”“超调恐惧”和“资本外逃恐惧”而加强对汇率的干预，暂时放弃市场化改革，从而推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本书所要阐明和强调的是，灵活汇率制度的选择、相关外汇市场的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应对严峻的外部挑战、实现双循环战略的必经之路。只有灵活的汇率体系，才能对各种外部条件的冲击和国际收支的失衡作出及时的反应，发挥减震器和缓冲器的作用；只有灵活的汇率，才能使我国避免过度使用其他国家发行的储备货币对外汇市场进行不可持续的干预，避免为了稳定汇率而施加各种外汇管制，从而避免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失衡以及贸易和资本交易的窒息；只有进一步放开外汇管制，我国才能放手发展在岸国际金融中心城市，摆脱对离岸金融中心的通道依赖，人民币才能充分借助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吸引力，在经常和资本两大账户、货物贸易和金融资产两大领域实现循环流通，被全球合作伙伴广泛接受和使用。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使我国依靠自己的货币，支持本国甚至外国企业的跨国贸易与投资，形成一个自主可控的全球供应链，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统一。
本书第一章以跨国实证分析为基础，分析了国内外对外汇市场干预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并揭示其规律性。基于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灵活的汇率制度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必然选择。持续大规模地干预汇率不仅会产生直接代价，也会付出不必要的宏观经济代价，包括对物价、实际利率及资产价格的影响。外汇干预无法遏制资本外流、不利于风险管理市场的发育，也不利于货币国际化。中国1994年、2005年、2015年三次汇率政策调整也说明均衡汇率不能主观判断，需由市场决定。
本书第二章讨论实行浮动汇率需要满足的宏观微观经济条件，并使用宏观经济脆弱性评估方法和系统性风险评估方法两套指标，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健性进行了系统评估。从字面上解读浮动汇率容易给人以纯粹自由放任的错觉，但实际上凡是成功的浮动汇率都要求一国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高度自律的宏观微观经济管理，重点包括管住货币发行、管住政府债务特别是净负债、管住外债总额特别是短期外债规模。在确保宏观微观经济不出现大的失衡的基础上，应克服对汇率超调的恐惧，使汇率充分灵活地浮动。
本书第三章论述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对于管理汇率风险的重要性。近年来，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取得了一定发展，但仍然是我国走向浮动汇率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所面临的重要短板，场内市场也仍是空白。建立外汇期货市场有助于满足中小企业的风险对冲需求，且具有标准化、信用风险低、透明度高、利于监管等诸多优势，还可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是现货市场及场外市场的重要补充。同时，审慎监管对于确保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稳定性至关重要，下一步，应逐渐从实需原则过渡到以市场主导的风险管理原则。
本书第四章探讨在浮动汇率下开放资本市场并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途径。与我国经济体量相比，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的开放不是超前了，而是落后了。我国必须尽快创造实行浮动汇率的条件，并以此使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与实体经济发展和开放的要求相适应。在人民币可以自由浮动、进一步完善外汇衍生品市场、管住货币总量和外债总量的基础上，我国资本市场可以逐步扩大开放，并辅以一系列配套措施，包括发展和完善债券期货市场与股票期货市场、在证券资本大量流入时建立外汇平准基金等。
本书的研究表明，为人为稳住汇率而采取的干预措施看似实现了“稳定”，但却以国内宏观经济变量的扭曲为代价。越是面临外部压力的关键时刻，灵活汇率制度的优势越明显。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汇率政策的选择很可能由一个“好坏”的问题升级为“生死”的问题。人民币走向充分浮动是我国的合理选择，也是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市场进一步开放的基础。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个可以牺牲的次要诉求，而是一个事关中国经济能否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避免被迫闭关锁国的重大课题。
本书凝结着作者过去几十年工作中对汇率政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持续观察和深入思考，书中观点多受益于实际工作经历和国内外具体案例的启发。此次有机会通过系统、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加以总结、提炼和证实，并通过与国内外很多机构和专家的反复探讨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最终有了本书的问世。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呈现给读者观察与思考中国汇率问题和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新视角，甚或激发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当然，本书讨论政策，但不等于政策，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与供职单位无关，文责自负。
金中夏 赵 岳 王浩斌
2021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