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迎接世界变局考验，从全球价值链高度谋求合作共赢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规模快速发展，加上全球化进程深刻的传播、扩散、冲刷作用，使得世界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金融业面临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从全球价值链高度谋求合作共赢可能是最好的出路。

1.2.1　如何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大国在应对这些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顺势而进者走强、逆势而动者走弱，并依据实力地位消长和驾驭国际规制的水平而重新排列组合。世界经济呈现一超多强（也即单极与多极并存）的格局。美国自20世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第一，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中国、俄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拥有撼动世界经济走势的影响力。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单极格局明显弱化，由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组织和“一带一路”等全新多边合作机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不断推动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区域一体化，并最终成为改善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随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国际体系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不断蜕变中正呈现新的面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概貌如此。

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主要经济体增长、通胀水平和货币政策分化明显，美国经济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但2018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重大挑战，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基础构成威胁和挑战。同时，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收紧货币政策后，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升，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多。

1.2.1.1　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国际贸易体系面临重构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美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采取了加征关税等一系列措施，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尚未实施的关税威胁。贸易战打破了世贸组织营造的安全和可预期的贸易环境，给国际商业活动带来不稳定因素，降低了投资信心。美国发起的这一次贸易冲突还通过提高关税和原产地标准，阻碍中间品贸易发展，从而阻碍国际分工扩展和全球生产率的提升，这将对世界经济造成长期不利影响。贸易战可能演变为全球经济规则的重新设定，也可能演变为金融冲突、政治与军事冲突，如果是后者，世界经济将受到灾难性的影响。

尽管美国可能和中国达成停止贸易战的协议并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钢铝和汽车关税方面的协议，这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在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严重冲击、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全球贸易秩序重构的大背景下，达成终止增加关税的协议需要经过艰难的谈判和妥协，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向将直接影响市场诸多参与主体的信心，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持续或将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基本面的重要风险。

1.2.1.2　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升

全球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带来溢出效应。2018年上半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周期不同步，导致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加大了风险外溢效应。2018年四季度以来，美股一改平稳上涨风格，频频出现重挫，冲击全球资本市场。在英国脱欧、欧洲一体化进程不确定风险加大、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全球资本市场将持续动荡，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大宗商品承压影响通胀稳定。2018年下半年，国内外大宗商品市场大幅下挫，整体大宗资源品都面临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投资风险。2019年大宗商品仍然面临一定压力，影响国内价格稳定。原油市场方面，由于2019年下半年美国页岩油扩产，预计供给小幅超过需求。农产品方面，国内大豆、玉米、白糖和棉花预计供不应求，其中大豆和玉米的供给紧张状态将加剧。

外汇市场风险持续存在。2018年二季度以来，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货币政策明显分化，阿根廷、土耳其、南非等新兴经济体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压力。随着美国经济扩张周期进入后半程、新兴市场脆弱性上升、中美贸易摩擦持续，人民币汇率将面临贬值压力，波动性也可能增大。

1.2.2　中美贸易战如何做好全面的长期迎战准备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为4331亿美元，中国从美国进口金额为1552亿美元，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2779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贸不平衡性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与各自资源禀赋、政治经济环境和全球经济分工密切相关的，中国对美国保持贸易顺差并不意味中国占了美国便宜，快速发展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使彼此都受益良多，特别是美国凭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实现了巨大隐性收益。因此，贸易战势必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首先，防范金融风险，同步推进改革开放。虽然人民币贬值可以抵消关税增加的影响，但这样会增加企业部门偿还美元债的负担，带来净资产下降，信用条件恶化，进而信用紧缩，可能导致信心和预期难以稳定。此外，近期美元强势也会给中国金融市场稳定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我们应当注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稳杠杆的背景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推进改革的契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各领域的差距，应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为在全球扩大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随着“一带一路”、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应继续扩大开放领域，完善服务保障体系，有序推进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双向开放程度，提升自身实力的同时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例如，在金融领域，可探索与在“一带一路”沿线及人民币境外市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设立以服务“一带一路”为特色的直销银行，充分发挥数字化、智能化、跨国界的便捷金融服务能力，根据客户所处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动态了解客户的多样化需求，设计定制化金融产品，满足中小企业和伴随项目走出去的华人、华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民币存贷结等全方位金融需求，进一步引入更多市场化力量，推动“一带一路”金融聚焦从重大项目拓展延伸至整个上下游供应链和跨境贸易，促进轻、重产业结合，协同“走出去”。

其次，把中美双边贸易问题放在多边框架下解决。多边贸易的一个优势就是让双边贸易问题的解决变得更简单，中国应尝试把双边问题多边化，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为支柱的国际组织的权威，执行由这些组织章程代表的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

在贸易体系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中国更需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例如，在继续发挥好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美国高盛合资投资基金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形成特殊跨境投资合作窗口示范作用基础上，可在中英、中德、中日等重点双边关系上加大金融领域改革开放。借助中英合作“黄金十年”契机，借助英国发达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扩大双方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探索推动双方各具禀赋优势的金融企业开展深度战略融合，比如中资银行与英国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之间的合作。在中德方面，可选择商业银行与德意志银行形成跨境贸易和全球交易银行战略合作。在中日金融合作方面，可选择证券公司与野村证券形成跨境投资战略合作。这些举措能够为缓解贸易摩擦，克服“逆全球化”，推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重要示范作用。

未来美中关系需要处理的分歧非常多，要避免局面失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以深入研究美国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探索建立与关键利益群体及其代表议员的多层次沟通协调机制。比如，得克萨斯州是美国传统的产油大州，在众议院的席位影响力很高。加强与得克萨斯州的能源贸易，并考虑扩大对得克萨斯州能源企业技术和服务的进口，有利于形成对中方更有利的经贸政策。同时，应注意加强与中期选举中的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爱荷华州、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5个“摇摆州”的经贸合作。

再次，正确处理深度参加全球分工体系和依靠自己力量掌握核心技术的平衡。一直以来，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美国优势较大。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价值链，中兴事件暴露了参加这种分工的脆弱性。但是，如果脱离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增长也将会产生巨大冲击。如何平衡各种关系，一方面，中国全球生产网络企业应该积极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起努力，使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免遭破坏。中国也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核心技术，以避免中兴的尴尬。另一方面，针对美方核心关切，对美经贸政策应作出适应性调整，适当放松交通运输、养老、医疗等市场竞争较充分领域的外资准入门槛。

最后，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及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尽管产业政策在中国是一个十分有争议的议题，但“301报告”却充分反映了美国朝野对中国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的担忧与敌视。作为一个赶超型国家，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而中国技术进步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这意味着中国需要产业政策。另一方面，我们过去执行的产业政策也存在严重问题，直接补贴等低效措施造成严重资源浪费。中国产业政策应以营造良好的经营发展环境引导资源注入为目标，创建更加包容，可以自主经营、自主选择和自主流动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

此外，产业发展须有完备金融体系的支持。美国发动贸易摩擦的背后动机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迫使中国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中兴事件让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科技创新，但中国重大创新不足的根源绝不在于金融过度发展，反而在于缺乏健康发达的金融体系支持，致使技术与金融结合不足。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历次产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许多技术往往较早就已出现。“李约瑟之谜”提出：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科技革命却出现在欧洲？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技术层面的努力只有在金融等制度体系的支持下，才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

进出口企业都要做好汇率避险，密切跟踪汇率走势，预防汇率波动风险。贸易结算尽可能使用人民币，一定要采用美元结算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锁定汇率方式。还可通过外汇掉期来对冲汇率波动的风险，远期合约来降低进出口货物的价格波动，以及用期货期权套期保值锁定相关原材料的成本等。

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国面临的挑战将不仅仅来自美国，全球贸易格局或将发生重大转变，在应对方式上，国家对内要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同时面临别国的施压要从容冷静“备战”，在维护多边主义的同时争取长期合作共赢。

1.2.3　中国金融业面临深刻变革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对于中国的金融系统而言，面临最大的变革有两个方面：一是突破国内局限，放眼世界，努力推动金融有序开放，助力实体经济走出去；二是基于全球经济、金融竞合新趋向，持续探索金融创新，积极拥抱智能金融。

中国的企业“走出去”，金融要配套出去。但现在来看，中国金融业“走出去”跟实体经济的海外投资大趋势还有很多不匹配的地方。以银行业为例，中国的商业银行过去到海外设立分支机构，主要目的还是到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的产品、经验和管理，很难融入当地的大企业、大项目、大市场中。如今虽然凭借“一带一路”等国家对外战略，中国金融支持了一些国际项目，但金融开放的方式和全方位投资配套服务与国际领先银行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金融风险管理仍然偏弱。对此，中国金融开放一方面要提升自身服务质量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金融开放后的风险抵御能力。

国际领先制造企业间的竞争实际上已经基于组件化业务模型、SOA⁽¹⁾和云架构，是整个产业链、价值链精益制造水平的竞争。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凭想象揣测消费者，需要通过研究洞察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个性化定制导致的制造企业柔性生产，不仅要减少从毛坯到制成品过程中的浪费，还必须提高供应链的效率，这个能力提升需要智能金融的介入。例如，供应商及时备货需要银行备货融资，货物何时应该搁到仓库里需要仓单融资，制造企业提货需要以应收账款融资替换掉仓单融资，这个过程以前是零散的，如果银行在云架构上可以与制造、物流等企业合作，在整个供应链上能够使得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实时智能化程度提升，银行需要在智能分析基础上实时感知和响应客户需求。不仅仅是供应链，包括依托于全球供应链的跨国企业，它在外汇风险对冲方面、套期保值方面，需要金融服务实时智能嵌入，需要在云架构上整合各种各样的资讯提供商、财务软件商，为企业提供现金流预测，提前预测客户资金缺口或冗余的时间段和金额，定向、定频、定量地满足企业资产负债动态平衡、风险回报平衡的财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