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的遗绪：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

晚近对明代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15至17世纪的几部知名小说，尤其是《水浒传》《西游记》与《金瓶梅》。而明代在文学批评、诗歌与散文方面的发展，却甚少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自18世纪早期以降，许多学者都将这些小说视为明代文学的巅峰之作；但在有明一代，这些小说却并不居于文学界的中心。对于大多数明代读书人而言，诗与文依旧是仅有的两种他们愿意为之劳心劳力的文学形式；与此同时，作为一项盛行一时且非常重要的主题，文学批评也常常出现在他们的笔下。

16世纪晚期，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在拟古之风盛行的晚明，于诗文创作上提出了一套新人耳目的看法。他们在诗文理论上的信念可总结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学史上，称兄弟三人为“公安三袁”或“公安派”。

本书从袁宏道、公安派与晚明思想及诗文的现代回响三个方面展开，为公安派的起落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其中研究了16世纪早期至17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并强调了在复古派与性灵派的理论中，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对文学的表现性质的关注。这项研究将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及其两位兄弟的文学理论置于焦点，并特别指出了三人之间的理论差别。借由对其诗文的批判性分析，袁宏道不仅被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诗文作家，同时也凸显了他相当的才智与幽默。其中亦评估了公安派对晚明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对竟陵派的兴起所起到的作用。

我对公安派的研究兴趣起因于我对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溯源。西方学者往往将这一划时代的文学改革运动归因于美国“意象主义”的影响，而看不到白话文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承关系。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首次将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明公安派做了直接的联系。但我总感到，周作人在有意无意之间，抑胡而扬袁，小看了胡适的贡献，而夸大了“公安三袁”的影响。为了一探究竟，我在晚明文学中摸索了近十年——这正是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岁月和我早期的教学生涯。

近年来，我的研究和写作集中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但早期这一段在晚明文学中的浸淫，不但带给我无尽美好的回忆，对我而言，也是现代与传统衔接之所在。

我三十多年前的旧作，198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 （《袁宏道与公安派》），至今还是唯一一部关于袁宏道与公安派的英文专著。几年前，康凌先生关注到我对袁宏道、公安派及现代反响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有新见、有价值的研究，愿意将我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中文学界，我慨然欣允。经过三年多与康凌君的往复沟通，对我既往的相关中英文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整合，最终形成了呈现给读者的本书——《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特授权中华书局出版。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在国内问世，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康凌先生和我素昧平生，看了他对我文章的中文译稿，我很佩服他译文的准确流畅、信达雅兼顾，以及细查原文出处的严谨态度。没有他辛勤的工作，这本书是不可能在此时出版的，谨深致谢忱！

周质平

于普林斯顿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