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对话空间：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一、三个阶段，三种形象

张新颖：我们今天来看沈从文，应该拓开我们自己的理解空间。如果这个理解空间太小的话，是放不下这个人的。这次谈沈从文，我想主要是谈出这个人的总的气象出来。

刘志荣：我觉得要谈出沈从文的气象，就是要谈出他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而明白了这个地方，也就明白了他为什么对现代文学比较重要——其实就是到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很重要——但他重要的地方，大家还是不太明白。我觉得要把这些谈出来。谈出来，可能就把他把握住了——其实也不是“把握”住，总算能够理解沈从文的核心吧。

你先说吧。你不是最近才写完《沈从文精读》吗？一定有什么比较兴奋的地方。

张新颖：我的想法，是把沈从文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去理解，简明一点说，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谈——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只是为了说得清楚一点。

第一个是文学阶段，基本上是到三十年代中期，或者说《边城》这样的作品完成之后就差不多了；如果要一个明显的标志，可以以一九三六年《从文小说习作选》的出版划一条边缘模糊的界线。我上《沈从文精读》的课，这一阶段，主要讲《从文自传》、《湘行书简》和《边城》，看起来好像这一阶段从《从文自传》开始，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从他一开始创作到三十年代中期——因为《习作选》的出版，等于是十年创作的一个总结了。这个文学阶段主要还是“创作”的阶段——这个文学还是一个“创作”的概念。

第二个阶段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结束的时候，这是一个从文学到思想的阶段，越是往后去，思想的成分越重。如果从形象上来讲，第一个阶段是作家的形象，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思想者的形象。这个思想者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思想者，你没法说他思想得很通透，他的思想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和现实粘连纠缠得厉害，不能圆通。但我觉得就是这个痛苦、粘连纠缠和不能圆通，特别有意义，有价值。

然后就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比较麻烦——当然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学者的阶段，我不愿意这么说，我觉得是一个知识分子实践的阶段，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在一个变动的时代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安身立命。他要找到这个位置，要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安身立命，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受很多苦啊等等，那只是被动地承受；而是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去追求意义和价值，苦难和整个创造事业的主动追求是紧密相连的。

对应于这三个阶段，是三种形象：一个文学家的形象，到一个思想者——当然这个思想者也是从文学出发的，是一个文学思想者——的形象，再到一个实践者的形象。这样一个形象的变化过程是非常明显的，但不能把三种形象割裂开来，其中有贯穿性的线索。贯穿起这三种形象，大致上可以描画出沈从文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人、比较特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巨大变动时代里的人生轨迹。

这样一来，以往我们对沈从文的理解就显得狭隘了。文学阶段之后的思想者的形象是不突出的，我们都觉得沈从文是一个作家，不觉得他是一个思想者，更不觉得他是一个实践者。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物研究被简单地解释成被迫改行，是被动的，不得不然的，就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一个知识分子和社会建立起有机联系的主动成分。在这样的视界内，沈从文的形象就显得很小了——就是一个作家嘛。我觉得补充上后面两个阶段，沈从文的形象才能完整起来，大起来。

另外，即使是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理解，可能也还存在着问题——就是，可能还是把他的文学理解小了。

我现在讲沈从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