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篇
谁的乡村建设
一、乡村建设的不同类型
在当前国家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全国各地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展开。实际上，当前乡村建设存在着很多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乡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完全不同。即使只作最为简单和初步的区分，也可以区分出四种差异极大的乡村建设，即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由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满足城市中产阶级梦呓的乡村建设、借城市中产阶级梦呓来赚钱的乡村建设。
先来看为农民在农村生产生活保底的乡村建设。在当前中国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逐渐变得萧条起来，之前在相对封闭的状况下所形成的农村秩序难以维系，尤其是农民进行生产生活的基本秩序难以内生提供。而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仍然会有数以亿计的农民生活，且许多农民进城失败后还要返回农村。因此，保持农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就具有重大意义。正是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程序的保持，使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通过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资源输入，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维持良好的生产生活秩序，从而为农村提供保底，这将极大地减轻中国城市化的压力，提高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保障中华民族顺利实现伟大复兴。
因为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是全国几乎所有农业型地区都存在的情况，农村空心化就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现象。因此，国家资源下乡为农民提供生产生活秩序的保障，就是最为基本的乡村建设。这种乡村建设并非要将农村建设得比城市更好，甚至不是要达到历史上乡村发展最好时期的建设水平，而是要为无法进城或进城后难以在城市体面生活的农民，提供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地方政府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建设也可以算作一种乡村建设。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财政能力，而打造若干新农村示范点、建设堪比城市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不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且为电视宣传、领导参观提供了标本。[29]当前全国几乎所有县市都打造了若干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这些示范村都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在基础设施、农民住房乃至生活环境方面都进行了大建设，发生了大改变，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庄的物质条件甚至不输于城市，更远好于周边普通农村。
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存在的问题是不可复制，难以推广。核心是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财政能力是有限的，而打造示范村意味着有限的资源被集中于极少数示范村也就意味着其他村庄可用财政资源的绝对减少。由财政资源打造的示范村只能是点，而不可能做面，也不可能发挥真正的示范作用，这是当前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硬伤。
满足城市中产阶级品位的乡村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小桥流水、绿树成荫、月明风清、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农村，不仅是农民的向往，更是生活在拥挤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的梦想。基于这样的梦想，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艺术家们到农村进行乡村建设，以期实现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诗意般的生活，就很有道理了。
借中产阶级梦呓来赚钱的乡村建设。因为中国已有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拥挤、喧嚣、远离自然的城市生活使他们产生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需求。有一些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农村借此进行乡村建设，以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从中赚取收入。中央推出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大致对应这种类型的乡村建设。
二、“三产融合”的乡村建设
靠城市中产阶级对农村生活向往来赚钱的乡村建设，需要具有区位和环境的优势，而具有这种优势的农村并不多。关键是，虽然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但如果仅靠城市市民阶层到农村的消费农民就能致富，那这样农村的农民就一定是少数。
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农村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中城市郊区，二是风景名胜地区。两者若能结合就更好了。这样的农村可以通过为城市中产阶级提供消费来赚取收入，甚至因此致富。比如农户可以开办农家乐赚钱。越能吸引城市人来消费就越能赚钱。
不过，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农村一定不会很多，且因为城市中产阶级农村消费还相对有限，能靠城市中产阶级消费来赚钱致富的农村就更少。全国有60多万个行政村，真正有能力从城市中产阶级消费中赚钱的不会超过一万个，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大城市郊区，以及沿海发达地区，还有少数风景名胜区，总量不超过全国村庄的2%。
因为这些农村具有优势，资本就有进入这些农村投资的意愿，村庄中的农民就有通过乡村建设来获取利益的机会。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资源配置以市场为主，市场也有相对完善的资源配置的能力。这些村庄具有区位或环境优势，市场就一定会发现这些机会，就一定可以通过这些机会来赚钱。具体地，市场如何发现机会、资本如何进入，以及村社集体和农户家庭如何应对，这是一个市场过程，是一定会发生的过程。我们可以对这些过程进行规范，但尽量不要介入进去。我们可以规范市场但不要干预市场。我们相信市场会自动形成均衡的。
当前国家试图通过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来增加农民收入，甚至通过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乃至财政资金投入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以增加农民收入。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具有区位和环境优势的村庄本来就有较一般农村好得多的获利机会，政府推动这些村庄一、二、三产业融合，甚至直接给予额外财政投入，就只是锦上添花，将不具备优势地区农村的财政资源用于只占村庄极少数的具备优势地区的农村，这是不公平的。第二，政府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市场配置资源，造成社会经济效益损失；政府推动不具备条件村庄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却完全无法吸引城市中产阶级来消费，就会浪费资源；政府扶持本来就具有优势的村庄搞一、二、三产业融合，就会造成其他具有比较优势的村庄失去获利机会。
在这个意义上，凡是能通过消费城市中产阶级梦呓来获利的具有区位或环境优势的村庄，政府都不应当再进行财政投入。不具备区位或环境优势的村庄，政府更不应当想当然地以为可以通过财政投入来让农民赚城市中产阶级的钱。城市中产阶级不见得会买账，而同时农户可能因为政府财政投入而进行投资却又无法赚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可能引发受到损失的农户对政府产生怨恨。
三、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
地方政府集中资源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甚至将地方几乎所有机动财力用于示范点建设，这样的示范点就是再好，也因为其不可复制而没有意义。相反，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集中财力打造不可复制的示范点，造成本来应当用于一般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建设的资源被挤占。
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不仅会导致过多财政资源堆砌在一个点上，而且可能引发示范点自身的各种问题。比如过多资源下乡引发村庄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村庄内部缺少自身运作的活力；下乡资源无效使用；以及地方政府行政命令造成示范点建设缺少与村庄内在文化及生活的契合度等等。结果是好事不好办，好事没办好。
针对当前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集中财力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大都打造得不好的情况，规划建筑界、艺术界乃至社会各界都介入到各级地方政府所进行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的建设中来，基本路径是由地方政府花钱买服务，让有关机构和个人来协助地方政府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是由李昌平和孙君所主持的中国乡村建设院。
中国乡村建设院打造的一个典型乡村是河南省信阳市的郝堂村[30]。通过李昌平团队的打造，郝堂村的乡村建设具有了品质与品位，其中最重要的是，郝堂村具有对于城市人的吸引力，目前每年到郝堂村游览的人数已达数十万，因此郝堂村村民可以通过如农家乐等来获利。李昌平团队打造的郝堂村，成为了既对城市人有吸引力又可以让本村人获利的一个典范。而且，李昌平团队通过引入村庄内置金融将郝堂村组织起来，在获利的同时又实现了良好的村庄治理。
郝堂村的建设经验就是，地方政府出资，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设计、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让地方政府所花费财政资源变成了一个具有活力、具有品质与品位、既能吸引城市人来休闲，又能为本村人提供就业等获利机会的新农村。这样的新农村就与由地方政府以财政投入所堆砌起来的，既无活力又不可持续还毫无品位的新农村有天壤之别。
因此，全国各地地方政府在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时就愿意请李昌平团队来进行规划与实施。地方政府买服务，李昌平团队在获得收入的同时将地方政府花费巨大财力建设的新农村打造出品位与活力来。
当然，地方政府不只是向李昌平团队购买服务，而是向各种规划、建筑、艺术设计团队或个人购买服务，以打造出好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从而地方政府养活了若干如李昌平一类的乡村建设团队。
不过，地方政府打造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无论个案多么成功，其最大问题都在于不能复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示范点的意义。李昌平团队通过制度、规划、建筑等设计让地方政府打造的示范点具有了活力、品质和品位，就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政府主导的乡村建设的极限。
四、城市中产阶级的乡村乌托邦
因为对城市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关系、拥挤的环境、远离自然的空间等的不满，城市中产阶级向往能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农村环境，希望在农村中有一个亲密熟人社会的关系，并且有良好基础设施。他们向往农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物质生活不一定很富裕，但能有自由支配且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闲暇时光却十分重要。蓝天碧水、鸟语花香、风花雪月，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城市的冷漠，没有城市的雾霾。
长久生活在城市中的城市人应该都有一个农村梦，这个农村梦所要补偿的是他们在城市中所缺乏的东西。一般人只是利用闲暇到农村去休闲养生，与大自然接触；一些比较理想主义的中产阶级分子则开始投身到在农村寻找乌托邦的事业中，比较典型的是文化学者欧宁等人在皖南进行的碧山建设计划[31]。
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到农村休闲养生，甚至有人到农村进行乌托邦式的乡村建设，这些都是无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自由，宁愿收入少一点也要到农村享受与自然的亲密接触，或有能力保持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两地生活，这都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就像很多人选择到名山大川旅游一样，只要你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完成，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在城市的人就一定有更加强烈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生活梦，且城市人有经济能力实现这样一个乡村生活梦。所有在城市生活的人都有机会去农村体验自然、享受生活。
不过，当前中国仍处在快速城市化的阶段，中产阶级乡村生活梦看起来还有点昂贵，他们的乡村生活梦只能由自己支付成本，若支付不起，就只能成为他们的“梦呓”。当前国家财政资源还远未充足到要支持城市中产阶级乡村梦的地步。反过来，因为进城农民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还有不确定性，也许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要返回农村，所以为了保证农民的返乡权，当前国家政策采取了限制城市人到农村买农民宅基地盖房的政策。因为国家担心，一旦允许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农民卖掉房子和宅基地进城失败后，就失去了返回农村的可能。对到农村买房的城市人来讲，他们在农村买房可能只是为了每年有几周时间到农村看星星看月亮，而对进城失败的农民来讲，他们却可能是失去了最后退路与基本保障。
五、为大多数农民进行保底的乡村建设
最为重要的、真正需要重视的、必须作为战略的、唯一正确的乡村建设，其实是保底式的乡村建设。所谓保底就是保住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底线，维持住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农村原有的秩序难以保持，国家将资源自上而下地转移进农村，对于维护农村基本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保底的乡村建设与前面三种乡村建设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样一种乡村建设并不指望农村比城市更好，而只是要保证还没有能力或不愿进城的数以亿计的农民仍然可以在农村生活得下去，让进城失败的农民还能够退得回来。留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他们的生活预期不如城市中产阶级，但在农村生活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有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有熟人社会，有自己的住房，这样的农村生活又比城市贫民窟要强得多。在城市漂泊的生活远不如在农村身心安定的生活。
因此，保底的乡村建设就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一是必须照顾到绝大部分农村，尤其是一般的普通农村；二是以维持农村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国家财政支农资源如何下乡就大有讲究。有一种说法是国家资源下乡不能“撒胡椒面”，不然就看不到资源下乡的效果。如果是集中国家有限财政资源打造新农村建设示范点，以及高标准建设新农村，则国家资源下乡还是撒胡椒面好，因为撒胡椒面起码可以让所有村庄都受益。
当然，如何撒胡椒面是有讲究的，国家资源下乡变成单纯的慈善就没有意义了。国家资源下乡与农民组织能力的提高必须结合起来：要研究两者结合起来的途径与办法，就要充分利用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和村社制度中的既有组织资源，也要充分利用农村“中坚农民”与“负担不重的人”的力量。这方面可以做的文章还有很多。
以上四种乡村建设，只有保底这样一种乡村建设才是当前国家应当重点支持的，才是为绝大多数农民提供保障和福利的。其余三种乡村建设则不是国家的责任，国家政策更不要将这些乡村建设纳入到支持日程上去。这就涉及根本的问题，即乡村建设是为了谁，为谁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
在现阶段，只有为占农民绝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农民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正义的。当前农村获利空间有限，中国经济增长以及获利机会主要在城市，所以农民要想获得更多收益，就必须进城务工经商。农民要想富裕，最好的办法是进城去寻找机会，而正是大部农民进城去了，才会留下更多的农村的获利机会，为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增加获利空间。
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农村人财物流入城市，农村的空心化现象出现，导致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难以维系。而当前阶段仍然有6亿多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且进城2亿多农民工还要依托农村和农业，因为他们的父母或子女还在农村，他们进城失败的话，还要返回农村。
通过国家资源下乡、各种制度设计来保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使得中国最广大的农民仍然能够在农村安居乐业，就使得农民进可以进城务工经商获利、退可以回到农村生产生活。城市就业机会多、获利空间大，就有更多农民进城并在城市体面安居；城市就业机会减少、获利空间变小，就有更多农民留在农村安居。
并且，正是通过国家推动保底的乡村建设，农民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才没有破产，农民就不会都作为流民流落在城市；反过来，如果城市遇到经济周期导致大量失业，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回到家乡暂避。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农村都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32]。反过来，如果农村失去了保底的生产生活秩序，农民流落在城市，一旦遭遇经济危机，出现大量的农民工失业，就意味着大量家庭会面临挨饿的威胁。大量流落在城市、没有稳定就业的农民群体，可能会在危机中成为加剧危机和转化危机的力量。经济危机变成社会骚乱，社会骚乱变成政治动荡，等等。看一看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就能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六、乡村的前途
中国农村有两个前途：一个前途是衰落与萧条，这是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情况，另一个前途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成为疗愈城市人在城市所受之伤的休养地。
从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看，现在经济机会主要在城市，农民都希望到城市务工经商以获得更多利益，农民也希望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享受到城市生活中的繁华、便利的城市文明。农民是没有乡愁的，他们只有“城愁”，就是能否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忧虑。只有当农民进城了却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才不得不退回农村，农民进城是希望过上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而不是在城市漂泊流浪。只要农民想进城、在进城，只有进城失败才返乡，农村就必然变得萧条起来。
现阶段，城市人试图既获得城市生活的繁荣与便利、又享受到农村生活的宁静与自然，既有城市工作又有乡村梦，这显然还有点奢侈；若要享受，就必须由自己支付成本。只有当中国完成了城市化、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才可能有能力让所有人都可以与大自然有更多的亲密接触，甚至让相当多的人口同时实现城市梦和乡村梦。
从近期来看，中国农村会变得更加萧条，农村基本秩序也难以仅靠内生力量维系。因此，国家投入资源来进行乡村建设，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十分重要。这样一种保底的乡村建设应是当前国家三农工作的重点和重心。
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将来可能有一个逆城市化阶段的到来，那个时候，进城农民都有能力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和收入机会，并因此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就有为城市市民提供相对便利的实现“乡愁”的财政能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农村生活也可以走入寻常城市人家。
当前阶段，中国最大的“乡愁”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必然是艰难曲折的，是九死一生的，是要应对各种国内国际危机的，也是一点浪漫都没有的。要实现这个乡愁，就要为占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村的普通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从而让中国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
现在的危险在于，在乡村建设中存在着一股浓浓的小资情调式的乡愁，这种乡愁忘记了当前中国所处时代的主题，具有强烈的个人情绪。目前来说，满足小资情调式乡愁的乡村建设有点过于奢侈了。
七、保底的乡村建设步骤
怎样进行保底的乡村建设？
第一，应当将国家主要财政支农资源用于对大多数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村的农民的服务上，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而不是用于也不可能用于让他们在农村致富。以让农民致富为目标的乡村建设都只能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国家资源下乡一定要重点用于提高农民的组织能力，而不能直接补到农户了事。直补到户的大多数国家资源都发挥不了应当发挥的作用。资源下乡必须与调动农村社会内在活力挂钩。例如，成都通过村民议事会来使用国家转移而来的资源，将自上而下的资源与农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在村庄对接，这样一来就可以激活村庄组织能力。[33]
第三，一定要充分利用土地集体所有制和村社组织制度的优势来适应农村生产力变化的形势，为农民提供最好的服务。例如，正是土地集体所有，才有可能使中国农村解决困扰东亚国家和地区（日韩台）的土地细碎化的问题。[34]
第四，要注意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推广各种轻简便农业技术，以降低农业生产的辛苦程度，为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条件。在普遍机械化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就不再需要肩挑人扛，就不再是重体力劳动，这样农村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也能从事。农业生产就如同城市人种花养草一样轻松。
第五，要注重农村文化建设。农业生产有很强的季节性，尤其是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每年农忙时间也就2～3个月，大量农闲时间如何度过，闲暇是否有质量，就直接关系到农村生活质量的高低。建立老年人协会，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是新农村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六，要善于利用各种制度创新来推动乡村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比如，李昌平提出的村庄内置金融就是一个相当有效的通过金融手段来提升农民组织能力的办法，值得在所有村庄推广。[35]
第七，国家要为农村提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如水电路等，和基本公共服务，如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等。这方面目前做得总体不错。
第八，要善于利用农村社会中既存组织资源进行建设，比如可以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像广东清远利用宗族资源进行的自然村自治[36]；也要注重利用农村一些家庭负担不重但精力好、权威高、有热情的老年人，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设村庄，如湖北秭归的幸福村落建设[37]；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以后，就给农村留下了一定的从农业和副业中获利的机会，从而使农村产生出了“中坚农民”，这些人的收入主要来自村庄社会关系，在村庄生活的年富力强的中坚农民，就是最好的村干部人选和保持村庄治理秩序的骨干力量。
第九，要利用从村庄外出乡贤的力量搞建设。
第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