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全球治理与“北京共识”：中国贡献的凸显
201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表达了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同时也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的强烈意愿。
实际上，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改革和新制度的塑造上，大国竞争目前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在全球治理权争夺和国际经济制度的塑造方面，2015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于12月成立，二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于10月达成。前者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主要欧洲国家的积极响应，后者则超出预期地在短期内达成了一致。前者标志着发展中大国主导的首个国际多边开发金融机构的诞生，后者意味着传统大国正加快引领经贸新规则的形成。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2015年年底通过了拖延5年之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案，中国的投票权由此前的第6位升至第3位，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随后，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内罗毕部长级会议经过艰难磋商，首次获得成员方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并就出口融资支持、棉花、国际粮食援助等方面达成新的多边纪律的承诺，为挽救多边贸易治理机制的颓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但是，这些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治理制度性权力的博弈上就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以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重塑全球经贸话语权的战略。美国不愿意也不允许中国等国家来主导全球经济的规则。
以“北京共识”和中国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新格局
2009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网站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简单地说就是如何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个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让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
“北京共识”是在中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升级，以及美国主导的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弊端日益暴露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由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高频失灵，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代表性，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务，不能应对全球性挑战，致使全球性难题不断产生和积累。
中国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理念与实践
近几年来，中国外交的主线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以中国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实践方向：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在中国所构想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任何一国可以主导或掌控全球治理话语权，任何规则的制定、秩序的建立，都必须由所有治理参与方共同协商和建设，而治理的成果则由所有参与者公正地共享。
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变革全球治理体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切实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推动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努力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努力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仅向世界贡献了治理理念，还以踏实稳健的步伐推动着全球治理更加健康、公平、有序地发展。
第一，巩固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地位，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2015年，中国继续强化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的地位。当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安塔利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上提出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4点具体建议。此外，习近平还首次把中国国内“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带入国际峰会舞台亮相，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完善，为解决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第二，“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提供新方案。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互利共赢格局，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的伟大战略构想，也是我国参与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动作为。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体现了中国在处理国家间关系过程中坚持聚同化异，扩大合作交集面和利益汇集点的外交努力。“一带一路”合作、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的性质，将会促进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以“铁腕”承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以中国责任和中国理念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2015年6月，中国如期向联合国提交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且明确了于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而且，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做出“铁腕”治理环境的国内外承诺。此外，中国还倡导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推动各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和原则问题上达成一致。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进一步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担当发展中国家责任的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表示，我们要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奉行法治、公平正义、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并号召各国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理念和智慧。
第四，建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在推动国际金融治理机制改革的努力过程中，中国加强金砖国家内部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要巩固金砖国家在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主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金砖银行平分股权的制度设计就是中国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以合作共赢理念完善现存全球经济治理体制的重要体现。同时，为了补充和完善既有国际金融体系，中国还倡建了亚投行。从亚投行的酝酿到筹备，中国一直遵循公开、透明、高效的原则，努力构建一个真正体现合作共赢理念的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以不刻意追求“一票否决权”和吸取既有国际组织的经验教训和私营机构经验，构建21世纪先进治理理念的国际多边机构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信任。
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途径
全球治理中制度性话语权的现实格局如何？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占有如何？本书重点论述了中国在安全与和平、经济、金融、货币、贸易、粮食、能源、气候变化、发展援助机制、网络空间安全、打击跨国犯罪、应对恐怖主义共12个领域对全球治理体系的作用与贡献，并提出进一步增强中国作用与贡献的途径和建议。
本书梳理了全球治理的理论框架、历史沿革，提出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亚洲开发银行（A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二十国集团（G20）等传统机制及创新机制中提升货币、金融话语权的具体对策。在国际贸易方面，针对中国在WTO下的既有话语权，探讨其补充性话语权实现的可行性，并关注中国在区域贸易与投资安排中，如“一带一路”建设、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中提升创新性话语权，反制美国的两洋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的具体对策。
本书建议，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巩固既有话语权、创新话语权以及反制西方区域主义的话语侵蚀效应，需构建具体的制度安排。具体建议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如何进一步推动传统货币金融组织IMF及WB的改革，以及在创新的区域货币金融组织AIIB、ADB、G20等机制中补充既有话语权提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建议：二是对如何在多边贸易机制WTO中推动新议题谈判，谈判机制改革，以巩固中国在多边贸易机制中的既有话语权提供方案，并为增进中国在FTA谈判中的制度输出能力及话语权提升提供FTA文本、规则和标准：三是为提升中国在全球投资制度安排中的影响力，反制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投资文本的泛多边化影响提出方案，包括更新中国BIT及FTA投资章节，建立中式范本，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中国式投资治理模式及中式投资文本的输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