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生于高阳 在重视文教的氛围中成长

高阳董氏，女子上学好家风

1926年6月11日（农历五月初二），董玉琛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邢家南镇季朗村。董玉琛的祖父董文湘在季朗村有100多亩地，一共育有三男二女五个子女，家中人口较多。董文湘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受新思想的影响，支持女孩上学。据董玉琛的表姐林野[1]讲述：“就我们这个家庭来看，经济上来讲，当时在旧社会还是比一般的要富裕一些。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吃穿基本上不是很困难，到后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那就破落了。另外，祖辈也都是有一定的知识。父辈大多数都读过一点书，有的读过小学，有的读过中学。因为当时有些新的思想，共产党也成立了。怎么样改变我们国家的命运？五四运动，要和平、要解放、要民主、要自由、反帝反封建，妇女也要解放，要平等。所以在她家培养女孩子，这个思想好像就不是偶然了。我的母亲是偷着跑出去，也要念书，就好像唯有念书才能救国，唯有念书才有出路，当然她们都不是很高的学历了。”[2]

董玉琛的父亲董耀图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董文湘很重视对这第二个儿子的培养，在董耀图已经结婚生女后，还支持他外出学习。董玉琛四岁的时候，祖父辈才分家。据董玉琛回忆：“在我四岁时，祖父辈才分家。分家后家中包括祖父母、伯父母、叔父母、父母亲和许多堂兄弟姐妹们，父亲常年在外，先求学后做事。家中有100多亩地，由祖父母照料。”[3]董玉琛的母亲闫肃容是家中的长女。董玉琛的外祖父闫兰芬在高阳县城经营布匹生意。闫兰芬育有三个女儿，他也注意培养家中的女孩子，三个女儿都上学读书。据林野讲述：“舅母（闫肃容）念过书，她是读到小学，那个算是高小，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年级，写普通的信，看粗浅的小说都没问题。她家的思想不是那样的禁锢，她的姨妈都读书。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他们主张女孩子读书，受一定的教育。当时那个家庭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她们家里的思想，都是主张女孩子念书。”[4]

董玉琛是父母唯一的孩子，在这种支持女子读书的家庭氛围下，她从小并没有受到“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思想的束缚，而是一直坚持上学读书。据林野讲述：“她（董玉琛）有这个条件，家里双方都不阻拦这个女孩子读书。因此，上小学、中学、大学，她一路都学下来了，这样她的知识基础就比较扎实。这是客观条件。主观上，从小她成绩就比我好，她一路上来就没耽误，断断续续她都上学。她10岁以前的成绩都是优秀的。”[5]

1932年，董玉琛七岁，她考入了高阳县两级女校[6]。为了方便上学，母亲便带着董玉琛住在高阳县城内的外祖父家中。董玉琛的外祖父闫兰芬无子，“当时在旧社会女人是不能种地的，不能种田又不能经商，怎么办呢？就过继了一个儿子，就是她（董玉琛）舅舅”。董玉琛的舅舅在高阳县城经营布匹生意，开设绸缎店，家境逐渐富裕起来。董玉琛的外祖父过世后，“她舅在操持着家里。那么在这小县城里怎么生存？主要是卖花条布，经营个小商店，卖棉布。到后来慢慢生意好转，那时候，打仗还没打到冀中那个地方，社会比较平稳。他经商那段时间赚了，后来就有一个绸缎店的门面，既卖花条布又卖绸缎，就是比较富裕了。”[7]

早在清朝末年，高阳县的织布业便开始兴起，“高阳布区”远近闻名。高阳县城逐渐成为纱、布的集散中心，商旅云集，民物繁庶，有“小天津卫”之称。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高阳县城有布线庄近200家，颜料庄7家，织布工厂17家，染轧工厂14家，染坊15家，印花厂7家，商业、饮食服务业200多家，居民约18000多人［1］。

高阳县重视教育的氛围浓厚，明清时期，县城及部分村落便设有私塾，此外还有社学、义学、书院、庙学等传统教学机构。清末民初，高阳县城有南街、北街、西街、东关4处私塾。1913年，改为学堂［1］。此后，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高阳县办学规模逐渐扩大，小学数量和教员数量增加。至董玉琛来高阳上学的1932年，全县高级小学共3所，在校学生895名，初级小学113所，在校生5896名，其中女校24所，学生483名。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期间，高阳县各村还开办了抗日小学，全县有教员百余人，实行分组教学（游击教学）。学生按年级分组，在青纱帐、坟地、树荫学习，可以随时转移。年级高学习好的学生为基本组，教师直接教授，再由基本组学生到各组去上课，教师巡回指导［1］。可见当时高阳县小学教育的兴盛，以及高阳民众对教育的重视。

据林野回忆，董玉琛在高阳上学时学习成绩好，“她老考第一、第二，她老是前三名”，“但董玉琛并不因为自己成绩好而骄傲，而是很随和，能团结同学，同学们都挺喜欢她。那时我跟她在一起两年，她都对我非常好，其他小学女孩子都来找她玩”[8]。董玉琛的表弟刘炳林也讲述了董玉琛小学时期的成长环境以及家里长辈用董玉琛努力读书的事例来鞭策他努力学习。刘炳林说：“玉琛姐的童年是在祖居地河北高阳渡过的，在旧时代，高阳县因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地多盐碱，贫瘠荒凉，百姓生活十分困苦。高阳县又紧靠白洋淀，当时壑沟较多，水上交通便利，货船可直达天津。于是商品流通贸易比较发达，许多人的思想也比较开放。因此，形成高阳县旧社会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商业手工业，做买卖，耍手艺的人比较多。高阳生产的土布是有名的，有传统的。二是重视文化教育。明朝末年曾经出过一个榜眼叫做孙承宗。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说过孙榜眼儿时上学刻苦读书的故事，县城原来还有一个榜眼牌坊，还有个孙家祠堂。我们都去玩过。老人给我们讲过，榜眼读书的地方，叫大寺坑，那是个寺庙。大寺坑的蛤蟆是不能叫的，怕影响孙榜眼学习。晚上孙榜眼刻苦读书，那是小鬼给他提着灯笼。小鬼说：‘孙榜眼，榜眼，榜眼，你好大胆。’榜眼摸着小鬼的头说：‘小鬼，小鬼，你好大头。’这都是老人给我们讲的家乡传说故事。这是重视教育、重视学习这样一种氛围的一个故事。三是高阳县的百姓，反抗意识强烈。明朝末年的抗清，高蠡暴动，这些都是高阳县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就是玉琛姐最初成长的环境和背景。玉琛姐从小长在姥姥家，姥姥家是靠做买卖维持生计的。商品经济意识比较强，也重视文化教育。因此，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玉琛姐被送去读书。玉琛姐读书十分认真努力。老人常说，她在家一边烧火做饭，一边看书背书。老人经常以玉琛姐为榜样鞭策我们。”[9]

[1] 林野（1926- ），女，原名吴许宁，董玉琛二姑的女儿。林野和董玉琛同岁，十岁以前，两人都在一起学习。

[2] 林野访谈，2013年8月17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3] 董玉琛人事档案：鉴定、考核、考察材料，党训班第二支部农学院小组鉴定，1950年。存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4] 林野访谈，2013年8月17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5] 林野访谈，2013年8月17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6] 高阳县两级女校，1925年设立，地址在今高阳县东街。参见高阳县志编撰委员会：《高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7] 林野访谈，2013年8月17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8] 林野访谈，2013年8月17日，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

[9] 刘炳林访谈，2014年7月20日，北京。资料存于采集工程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