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的科研生涯
我年轻时上的是浙江大学，先读物理系，后转到化学系。后来因参加学生运动，为躲避军统迫害，称病休学离开浙大，到了重庆。后转入重庆大学，攻读梁树权[1]先生的高等分析化学，并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后来在永利铔厂及矿产测勘处工作。主要做矿石与岩石分析工作。这些工作和经历为我后来研究勘查地球化学，发挥我的特长奠定了基础。
勘查地球化学是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新学科。我一生的勘查地球化学的研究，由父亲谢家荣开其端。父亲在1950年的Economic Geology上看到了T.S.Lovering等人的一篇文章，谈及在美国一个地区分析水系沉积物找铜。他觉得这种新的找矿方法很有前途，建议我去一试。我利用T.S.Lovering的双硫腙测Cu的方法，改进其设备，使之更轻便化，取得了效果。1951年我与徐邦梁在安庆月山进行了勘查地球化学在中国的首次实验，并发现了铜矿指示植物海州香薷。
地质部成立后，准备筹设地球化学探矿室（简称化探室），调我参加筹建的工作。筹建工作进行得缓慢，参加筹建工作的一些人对此新兴学科的发展前途缺乏信心，地质界也未给予足够的支持，加上不断的政治运动，研究工作无法顺利进行。我感到很无奈。最后运动搞到自己的头上，被划成了右派。由于领导（主要是周镜涵）的力保，幸而没有被下放到基层劳动，仍可以在研究所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因为赵文津（当时所领导之一）的建议，我开始与邵跃合作研究矿床原生晕。我们首先使用五点移动平均技术，使岩石中成矿元素含量的不规则跳跃起伏光滑成有规律的趋势变化，成功提出了原生晕浓度分带与组分分带的理论，并在辽宁青城子的实践中获得成功，找到了新的盲矿，使一个即将关闭的矿山起死回生。这一成功震动全国，地质及冶金系统各地质队纷纷效仿，出现了大规模开展原生晕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但我却认为原生晕找矿法只不过是一种战术性方法。通过对勘查地球化学方法的研究，我产生了清楚的指导思想：应该把勘查地球化学提高到一种战略上指导全局的地位，这样才能取得巨大的成果。我当时认识到，为达到这一战略研究目的，必须进行大范围大规模的地球化学填图。当时四川物探队已在米易1∶20万图幅中开展了多元素的水系沉积物测量。我决定去四川进行调查研究。调研的结果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多元素分析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中普遍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一直在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并对几个最重要问题的解决有了成熟的想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根据我的建议，进行了“皖浙赣三省区化探方法试验”的项目，我编写了区域化探手册并到全国各省游说呼吁，在黄山会议上作了“当前区域化探若干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具体提出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这项计划是受西方勘查地球化学先进思想的启发，尤其是英国J.S.Webb及其学生们出版的北爱尔兰地球化学实验图集的影响而提出的。J.S.Webb发现河流下游采集的河床活性沉积物，其元素含量接近上游汇水盆地中元素含量的平均值。这一重大发现表明，可用低密度的水系沉积物采样控制很大面积的元素分布。但我同时也看出西方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的缺陷。故对J.S.Webb等的工作做了很大的改进。具体的重要改进是：
（1）改善样品编号系统。J.S.Webb等所提出溯河流而上按编号顺序采集水系沉积物，直至上游的截止点（Cut off point），欲找寻的新矿床就在截止点附近。但在一个很大面积内有着多条河流及支流，若沿各自顺序编号会造成编号系统很大的混乱。改善的方法是在1∶20万地形图上，在野外采样前，预先在室内按方里网从左至右，再从上至下做好编号。这种方法可以成功地避免编号的混乱不清，有效地支持了对水系沉积物的分析研究工作。
（2）格子采样。上述的编号系统导致产生了新的格子采样的概念。思路是：在1∶20万地形图上的方里网中编好号之后，在每个1km2格子内的水系最下游处采样，应该是这1km2中元素平均值的最有代表性的样品。我们把这种1km2格子称为采样格子。为节省经费，将每4个1km2格子中的样品组合后送交分析。这种4km2中的组合样被称为分析格子中的样品。分析所得的元素含量置于4km2格子的中央，发现异常后再分析1km2格子中的原样以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3）坚持要求高分析灵敏度。国外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中，为节省人力，多使用具有多元素分析能力的大型仪器（X射线光谱XRF，等离子火焰发射光谱ICPES等）。这种做法虽能提供多种元素分布的基础性资料，但对许多痕量及超痕量元素的分析灵敏度严重不够，因而对于找矿，特别是找矿的战略作用大大降低。我曾与许多西方的找矿公司负责人交谈，他们对大学和研究机构所做的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不屑一顾。因此我们坚持要求，对所有痕量元素的分析检出限必须降至该元素的地壳丰度值以下。由于文献上发表的一些超痕量元素（如Au）的地壳丰度值的数据太高，因而改变要求，规定检出率必须达到80%～100%。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思想，我们提出了一套使用多仪器多方法的分析系统，即，以大型仪器为骨干扫掉大多数元素，对“困难”元素使用对它最灵敏的方法分别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全面的精准的超高质量分析数据。这项举措使中国的填图分析质量远远地走在了世界的前面。
（4）提出金的勘查地球化学新方法。当时西方的地球化学填图计划都不分析金。因为金有延展性，不易被粉碎。分析时，如果称取的样品中偶尔有粒金落入，就会产生出异常的干扰高值。这种粒金效应使得分析结果极不可靠。西方学者的做法是加大分析时的称样量。西方的找金权威I.Nichol甚至建议，每次分析要称取多至800克样品才能取得稳定的结果。我却认为在自然界中，除有颗粒状金存在外，还存在有大量的超微细金。基于这一认识，我将金异常值定为大于2ppb（十亿分之二），条件是这样的数值必须连续存在。若在大面积样品中含量都小于这个值，而其中偶尔出现一个高出数十或数百倍的高值时，不能作为异常。用这种巧妙的方法绕开了粒金效应的干扰，成功地解决了这个一直困扰世界找金界的难题。
（5）解决采样分析数据的全球可对比性。不同实验室分析中出现的系统误差必须加以减小或避免，否则不同地区取得的数据就无法对比。这一问题西方学者在各自进行的地球化学填图中从未重视。直到后来，因为要考虑整合全球的地球化学填图时，才发觉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在制订中国的地球化学填图计划时，由于需要指挥各省众多的实验室共同参加分析工作，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因此在全国计划尚未开始进行时，我们就提出了标准样的设想，并着手研究和制备了12个标准参考样，最后组织全国许多实验室一起参加定值工作，并制订严格的质量监控方案，使不同实验室分析数据的系统误差减至可容忍的最低值。
（6）研究复杂地理景观条件下的地球化学填图的技术方法。我们在区域化探扫面计划开始时就把全国分为内地沿海地区及边远地区两大类，内地及沿海地区主要使用格子内采集水系沉积物的方法，边远地区则进一步划分为森林沼泽区、干旱荒漠区、半干旱荒漠区、黄土覆盖区、高寒山区、高寒湖沼区、热带雨林区等，分别研制采样方法。30多年的研究结果表明，干旱荒漠区研制的方法效果最好，但所有的方法今后都需要继续研究改进。
我们开创的这项“中国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至今已进行了30多年，覆盖全国80%的国土面积，根据其中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大量新矿床，其潜在经济价值至少达16000亿元。通过它获得了极有价值的海量数据，为今后许多年各种研究工作取得创新成果提供了条件。地球化学块体概念的提出就是一例。基于对扫面成果海量数据的研究，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空前广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地球的元素富集现象，从而在1995年提出了地球化学块体的概念。由于地球形成时的不均匀性及其后的各种地质作用，使某些元素富集而形成的地球化学块体成为成矿的物质供应来源。我们可以利用地球化学块体的规模，预测成矿的规模及吨位。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勘查地球化学不仅可以依据成矿后的分散模式来找矿，还可依靠成矿前元素的分布模式来预测大型矿床的存在，由此大大提高了地球化学填图在找矿中的战略作用。
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仅分析了39种元素，多年的研究表明，取得更多元素甚至周期表内所有元素的分析数据非常有必要。基于这个想法，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一些过去计划中从未分析的“困难元素”的分析方法，最后提出了76种元素地球化学填图（76GEM）项目。
76GEM项目迄今只完成了西南5省市区与东南8省两个子项目。因为对其他地理景观条件复杂的省份，尚未决定是只使用扫面计划的组合样进行分析，还是再辅以各种深穿透方法及浅钻采样分析来完成。76GEM计划的一项重大成果是提出了新的分析质量监控方法，即用标准图的概念取代标准样的概念，亦即用监控整个图幅质量的概念取代监控分析数据质量的概念。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要很多实验室合作制作出一份标准图来，既费时又费钱。最初曾用几个实验室分析结果的平均值来制作一幅参考图，再与各实验室分析结果所制作之图进行比较，最后提出用大量标准样互相按比例组合，对这一组组合样给以虚拟的空间位置，这样制成一张虚拟的标准图来评价各分析实验室的分析质量。这种思路与做法，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在全国推广。
1987年在国际会议上，瑞典的B.Bølviken ，芬兰的A.Björklund与我三人提出的用5000个采样格子覆盖全球大陆，开始了全球地球化学填图的讨论。当时对于采用何种样品能代表格子（每个格子为160×160km2）内元素平均值，有很大争论。中国环保部门曾进行全国各类土壤丰度值的研究，在全国采集了各种类型土壤的大量样品，以计算各类土壤中元素的丰度。该部门的一名研究人员根据这些样品的分析结果制作了全国土壤中元素分布的图件。我看过这些图件，并试着将各元素分析结果随机抽稀至800个，更进一步抽稀至400个，其所制作之地球化学图仍极相似。这个结果，1990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14届国际化探大会上报告时引起轰动。但我却不了解这抽稀后的样品何以仍有如此好的代表性。直到1991年中国长江流域发生水灾时，从电视上看到，上游之物都被洪水冲到下游的画面，让我受到启发：环境部门所采的土壤样品应该是河口的泛滥平原沉积物，故而对上游很大的汇水盆地的元素平均值具有代表性。为说服国外科学家，我在国内进行一项大规模实验，以529个泛滥平原沉积物样品覆盖全国，所绘制的元素分布图，与用化探扫面计划所采的几百万样品的分析结果绘制的元素分布图，在宏观趋势上惊人地相似，从而为全球地球化学填图采样介质的确定指出了方向。
在区域化探全国化探扫面计划进行顺利并取得重大效果之时，我想到了油气的勘查地球化学。这一领域的国外发展一直跌宕起伏，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油气物质的垂直运移”与地质理论“油气盖层的不透性”发生冲突，因而不能为正统地质界所接受。我明白进入这一领域会有巨大风险。后来尽管有王大衍先生的鼎力相助，但机构之间的利益矛盾及地矿部石油局的不支持，这项工作经历了无数坎坷。近来国土资源部重新部署大规模油气勘查，但仍继续沿用传统的“地质+地震+钻探”的做法。我认为必须有新的思路与做法，才能在油气勘查方面有新的突破。总结过去油气地球化学勘查发展中的问题，可以取得正确的应用思路：一是应该充分发挥它能够快速战略评价盆地含油气远景的作用，尤其是在困扰地震方法的碳酸盐岩沉积盆地地区，以及难于开展地震工作的地区（如山区及近海地区），二是在详查中避免单独根据油气地化资料确定普查钻孔位置[2]，这种方法应该主要用于评价地震方法所圈定构造的含油性，这可大大降低干孔的数量。为此上书国土资源部部长，得到支持后正大规模进行试点。
我曾与刘东生先生联名在香山召开一次会议，呼吁开展环境地球化学工作，特别注意环境地球化学灾害的突然爆发，亦即奥地利学者所指的所谓“化学定时炸弹”的爆发。后在香山又与地科院测试所召开了一次类似会议。这项工作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及环保部门的支持，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展。但我已年逾90，力不从心。不能再深入这一领域，只能由我的学生们承担这一研究领域的重任。
19世纪以来出现了各种找寻深埋于外来覆盖层下方矿床的方法技术，为了概括这些方法技术，E.Cameron与我经讨论后提出深穿透地球化学一词。对这方面的研究，我们与国外的不同之处在于：①国外对成矿元素如何穿透外来覆盖层达于地表有各种理论解释，而我们提出的地球气理论认为，地壳深部的巨大压力促使气体呈微气泡形式携带超微细形式的成矿元素上升，再经各种地质作用加强与接力而达于地表；②国外将这类技术仅用于详查或半详查，我们则用于战略普查，研究不仅源于矿床而且源于地球化学块体的活动态成矿元素；③国外的研究已进入市场，成功与失败参半，而我们的研究尚在遍受争议阶段；④国外主要使用选择性弱提取技术以滤掉背景值的干扰，而我们已开始使用各种选择性强提取技术，不仅过滤掉背景值干扰，且大大提高异常的强度及可靠性。
回顾我一生的科研工作，有以下几点感受。
重视分析方法的研究，提高分析效率
在勘查地球化学发展的初期，我们同时博采西方学者和苏联学者的研究方向，发展各种快速比色方法与水平电极撒样法。但因被封锁和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尽管此项工作与西方和苏联并驾齐驱，但因取得的成果一直不能正式用英文发表，也不为国外所知。后来我国的地球化学填图工作，所以水平超过国外，主要得益于我们的多元素、多方法、多仪器分析系统，以及比国外早许多年就认识到数据的全球可对比性，并采取有力措施，避免或减少不同实验室的分析系统误差。“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批判我“化而不探”，其实我是要先解决“化”，才能更好地“探”。在历次国际会议上，我一直和国外学者争论，在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中，分析与采样何者更为重要。国外学者认为如果采样不得当，分析再好也是枉然；我则认为，如果分析问题不先解决，采样研究会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种争论源于国外地球化学填图的负责人多为地质出身，而我的分析工作经历形成中国的特色。
A.G.Darnley 曾述及中国的地球化学填图所涉面积之广，工作量之大，全世界无可相比。这样海量而且高质量的分析数据的取得，必须使用高效率的分析操作。我们是受福特在汽车工业改革的启发，将分析操作（如称样、溶样、沉淀、过滤、提取、测定）分解，改成大规模操作流水作业。这种革命性的改变，使分析效率大大提高，可以在短时间内分析上万或上百万样品，并取得高质量的数据。
要善于在夹缝中求发展，对目标坚持、执着、锲而不舍
1957年物化探研究所成立时，化探研究室不足30人。当时国内外化探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其技术方法的发展方向模糊不清；在找矿中能起多大作用亦不肯定。总之，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但从化探诞生之日起，我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化探研究工作必须与生产工作密切结合，化探研究工作必须为具体找矿工作服务。对化探研究工作本身，我认识到：它是新创学科，前人未涉猎，所以必须坚持不盲从，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必须对新鲜事物保持敏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营养。这样才能产生新思想、新认知，才能获得突破与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传统地质界对化探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化探工作者必须为自己的发展奋斗。正是由于坚持了独立思考的思维方式，坚持了与生产相结合的工作作风，在它的研究发展中，不断地被注入创新思想和创新方法，才使得它以无可驳辩的、日益增多的找矿成效，获得了地质界的普遍承认与重视。中国的化探研究，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成熟了自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开创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用人所长，用体制所长，争取各方面支持，调动千军万马
我在担当研究所行政领导时，为建立精干优秀的科技队伍，曾认真进行了人才的调配工作。力排众议，调进了许多有个性的人，他们不是驯服工具或听领导话的“顺民”，其行为有时容易产生一些枝节问题。我关注的是，如何助他发挥其一技之长，对其他缺点一概容忍。我的观念是：用人所长，不拘一格。只要你有才能，能做好工作，其余均属次要。有个例子，有次我要某人出差，完成某项工作。他工作完成出色，但有人向我揭发他乘机回了一趟家，我没有去追究。又如有人向我反映，别人背地说他坏话，我批评他说：你不好好工作，花时间精力去搜罗这些消息做什么。我认识到，必须行使这种以工作好坏为衡量标准的领导作风，杜绝在领导面前搬弄是非，拒绝牵扯精力的人事纠纷，在科技队伍中，建立起人人只关注工作成效的科研作风，才能快速有效地取得重要的科研成果。
我国现行的领导体制有个特点，领导有很大的权利，且重视实用。只要领导有意，下了决心，取得上级领导支持后就可以调动千军万马，集权执行极大的计划。我们的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正是在这种体制下才得以开展起来的。我们说服了部领导，得以调动了全国的化探队伍，动员了数以万计的人，历时30多年，扫了800多万平方千米，用统一的方法取得了具有巨大价值的高质量海量数据，以其为线索找到了上千个矿床，使中国化探震惊了全世界化探界。这是国外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科学家应该学会善于利用体制，努力地去宣传，说服有关决策者，得以实施大科学计划，为利国利民造福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要踏实勤奋，大量阅读文献，尊重他人劳动
作为科研人员，要踏实勤奋，不怕下苦工夫，表现在要大量地阅读文献。阅读文献时，若看到有用的文章，有时需要反复阅读。在我的研究中，许多文章都看过多遍。我的感觉是，每次阅读都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思路。阅读文献，一方面要认真，一方面要广泛。我通常是先广泛看摘要，然后挑选文章再仔细看内容。但一定不能被文献所俘虏，要保持住独立思考的能力。阅读文献，不仅寻其可借鉴学习之处，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这种能力非一日之功，需要持之以恒才能养成。另外，必须尊重他人劳动，必须恪守高尚的品德。引用他人观点，他人工作，必须准确注明参考文献。是别人的工作，一定要写明，含糊不得，一丝不苟；不是自己的，不允许不讲来源出处，隐瞒、暗示，含混行文，把成绩算到自己头上。还要特别尊重首创思想，例如某人在某种场合提出非常重要的新思路，即使没有发表也应注明是私人通信（Personal communication）。
团 队 精 神
打造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需要整个学科有少数领军人物（帅才），还需要有大量在某个技术领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专家（将才）。领军人物必须首先是在一个或几个技术领域坚持不懈，且取得重大成果的专家，还需能够团结整个团队，这就需要全身心献身事业，没有私心杂念。领军人物是自然涌现的，不能靠行政手段来指定，更不能通过使用心机手段，拉关系、走门路来实现。单靠少数几个领军人物还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强大的团队，这个团队的形成首先要靠长期坚守化探事业的骨干成员，还要在大专院校中优选最优秀的学生。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应首先有科学工作者的道德操守，然后是严谨刻苦的治学精神。
要强调互相团结与合作。不要互相拆台，互相说别人的坏话，搞小动作。另外还需要有不同工种之间的团结。化探工作是由野外工作、室内分析及数据处理与研究三部分组成的。最后的成果往往由负责野外工作及数据处理的人来完成，很容易把室内分析工作者当工具使用。把样品送交实验室分析，取得数据后就石沉大海，再无下文，这是地质界的陋习。我在推动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中，不仅不断强调分析工作的关键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不断让他们知道他们作出的这些数据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各方的积极性。还有就是与全国化探工作者的密切联系，这是化探多年的优良传统。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重要的问题是发现
地质界的一些理论，很多都是猜想和推论假设，想象力有时比知识更重要。但这些猜想和推论必须建立在有大量事实根据的基础上才能立得住。科研工作的关键是要有新思路。有了新思路，就会产生新技术。但有时新技术本身也会引出新思路，重要的问题是发现。如我们分析76种元素，就会得到许多新的信息，就会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和新的技术来，就会有更多、更大的发现。使用化探方法可以发现新矿种、新类型的大矿。这些矿发现后，矿床成因的新见解也就出来了。反过来，新的见解又可以活跃思路，启发我们去发展一些更新的技术，这是相辅相成的。
找矿的最后阶段是为钻探及其他探矿工程定位，这需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找矿地质学的综合研究。这种综合研究不仅要在未知地区进行，更重要的是要在新发现矿床的地区作总结。找矿中，很多情况是在新矿床发现后，专家纷纷对新矿床开始理论研究，提出成矿条件、成矿理论，印证自家理论的成功性；而没有项目去研究该矿床发出的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找矿信息，没有项目去研究当初部署找寻该矿床的决策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一些在未知区进行的综合研究亦很难得到工程的验证。强调这种综合研究非常重要，它首先需要有能导致突破性进展的新思路，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做法与新技术。需要有大科学计划将研究工作与市场机制密切结合。从调查、填图、详查直至钻探验证，取得综合使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及地质方法找到大型矿床的成功例案。这不仅会使找矿理论方法技术有重大进展，而且还可提升企业的水平，推动以企业为主的创新。
重视战略研究，促进勘查地球化学的更大发展
我的父亲谢家荣是一位应用地质学家，他要解决问题的思想非常强烈。他并不是学院式地单纯地研究矿床，而是对矿产、矿物的开采、加工、成本核算、世界市场价格、进出口方式及费用等各式各样的问题都会考虑。他说，我研究矿床是要解决问题，要解决国家的问题，要给国家找到矿；不但找到矿，还要研究这个矿能不能开；不但研究它能不能开，还要研究它开了以后是不是能够使国家获利；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但要研究科学，而且要研究科学为人类造福。我的这一生受父亲的影响比较大。父亲的这些启发使我一向认为，应用地质科学应该比传统的地质理论科学更需要受到重视。
在当年研究原生晕找矿法时，原生晕找矿只是一种战术性方法。经过我们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勘查地球化学已经上升到从战略上指导全局的地位，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想，为取得更大的成绩以造福国家人民，为开拓新思路坚持走创新的道路，勘查地球化学的战略作用还需进一步提高。关键是要把握好它的发展趋势。我认为目前可以将它的重要任务简单归结为下几点：以元素在全球的分布为背景，研究人类面临的全球资源问题与环境问题；以地球形成与演化的全过程为背景，研究元素的逐步浓集，发展找寻大型至巨型矿床的新理论、新方法；以元素从深层向表层的迁移为背景，发展深穿透地球化学的理论与方法，以找寻隐伏矿床；以元素在土壤圈、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及人类圈中的分布为背景，实现对环境的监控；以元素在地球各层圈中的迁移、聚集和分散为背景，结合基因工程与生物地球动力学，发展新的地球化学工程、植物及微生物治理技术。勘查地球化学如果具有以上全新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必将在21世纪对资源与环境领域中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的勘查地球化学家应和国际上有超前意识的学者一道做出巨大的努力，以促成上述研究趋势的加速发展，使之早日成为勘查地球化学在21世纪发展的主流。
我现虽已90高龄，不再做具体研究工作，但“Idea Producer”的作用仍在继续发挥。最近建议的几项大科学计划，包括全国油气地球化学扫面计划、全国废矿堆地球化学大普查计划、全国土壤地球化学普查、土壤质量的地球化学评估计划及全球尺度地球化学计划都处在开始阶段。这些都属于各种形式的大规模地球化学填图计划，特别是我们计划的全球尺度地球化学计划。但我担心10年来以5000采样格子覆盖全球，采集泛滥平原沉积物样品的国际地球化学基准值项目，在非洲、拉美及中亚难以实施。根据分形自相似理论，认为自然过程在规模与时间间隔不同的情况下，所得到的效果是相似的。例如水系沉积物、河漫滩沉积物、泛滥平原沉积物及大河三角洲沉积物，皆是水流搬运上游汇水盆地中的物质，经搅匀过程而生成，只是形成的汇水盆地的规模及形成的时间差别巨大。根据这一思想，我与童霆先生在湖南湘、资、沅、澧四条河口，采集沉积物，将其元素含量与上游数十万平方千米汇水盆地的元素平均值比较，得到非常相似的结果。我们在长江口、镇江及张家港采少数样品，与整个长江流域百万样品的元素含量平均值相比，亦得到非常相似的结果。这表明，可以用河口很少样品的元素含量，预测上游的矿产资源潜力。由此我建议成立全球尺度地球化学研究中心，推动这一新思路。采集全世界特别是非洲、拉美及中亚入海大河口及主要支流口的样品，与全球地球化学基准值计划共同进行。这一研究中心已得到我国各单位的支持，尚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批准。但批准程序十分漫长，有关单位的官僚主义导致该申请历经两年尚未有机会在UNESO会员大会上讨论通过，我只能如大仲马所说的“Wait and hope”来对待此事了。
谢学锦
2013年1月25日
[1] 1955年首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2] 由于油气物质运移至地表通过的复杂性，过去只简单根据地表油气地球化学异常来确定普查钻位置，故常有失败。若成功见油，其作用却并不为石油界认可，造成宣传解释不力。但一旦失败，却遭到许多非难。这种情况与石油界对待地震方法完全不同。根据地震方法布置钻孔，不见油，并不会受到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