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阿贝尔·迪弗热用左手写下的文字

要让一个东西有意思，只须久久地望着它。

——古斯塔夫·福楼拜

1938年1月3日。你是个吃人魔鬼，拉歇尔常这样对我说。一个吃人的魔鬼？就是说一个在时间的黑夜中出现、浑身充满魔力的怪物？对，我相信自己的魔性，我的意思是说那种隐秘的默契，它将我个人的命运与事物的发展深刻地结合起来，并给我的命运以力量，让事物顺应我的命运发展。

我也觉得我是在时间的黑夜中诞生的。世人总是热切地关注死后等待他们的东西，而对自己生前到底是何种模样毫不在乎，对这一毛病，我向来反感。此世总比彼世强，更何况它很可能掌管着彼世的钥匙。然而我呢，早在一千年前，十万年前，我就已经在世了。当地球还是个在氦天中旋转的火球时，那个使地球燃烧、让地球旋转的灵魂，就是我的灵魂。再说，我出生的年代如此久远而骇人听闻，足以说明我的超然之力：生命与我早就并肩而行，我们是一对如此古老的伴侣，相互间无需特意的爱，只要顺应像世界一般古老的相互适应力，就可互相理解，从不相互拒绝什么。

至于魔性……

首先，何为魔鬼？词源已经有着某种出人意料，令人感到有些惊诧的东西：monstre（魔鬼）一词源自montrer（指示）。所谓魔鬼，就是在集市等场合用手指指示给人看的东西。因此，一个生物越有魔性，就越应该展示。这使我不禁汗毛倒竖，因为我只能在黑暗中生活，并坚信我的那伙同类是因为误会了才让我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我。

若要不当魔鬼，必须类同于同类，与同类一致，甚至要与祖先同一形象。或者必须有着使你从此成为一个新种类的第一个链环的后代。因为魔鬼不是自己繁殖的。六条腿的牛犊是活不了的。骡子和江鳕生来就无生育能力，仿佛大自然有意要断绝了一种它认为不合理的实验。而正是在这里，我获得了永恒，因为它使我同时充当了祖先和后代。我与世界一般古老，和世界一样永恒，因此，我只能有被推定的父母和收养的子女。

……

我重读了这几行字。我叫阿贝尔·迪弗热，在戴尔纳门广场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因此，我不是个疯子。不过，我刚刚写的这些文字应该以百分之百的严肃态度去对待。那么又怎样呢？那么，未来将担负起其基本的职能，展示——或更确切地说，阐明——上面这几行文字的严肃性。

1938年1月6日。汽车加油站的飞马标志被霓虹灯光清晰地映照在潮湿而黑暗的天际，一道闪光反射在我的手上，随即消失了。这种带有灰红色彩的闪动以及渗透着此处一切东西的陈旧油脂味构成了一种令我痛恨的气氛，然而，我却不可告人地耽于这种气氛。如果说我对它已经习以为常，那实在太轻了：它对我来说，就像我床上的温乎劲儿一样熟悉，或像我每日清晨在镜中重新看到的脸庞一样亲切。但是，我之所以左手执着圆珠笔，再次坐在这张白纸前——《用左手写下的文字》的第三页——是因为我已经认定自己如别人所说，正处于生存的转折点，因为我对这份日记有着某些指望，指望通过它逃脱这家汽车库，摆脱那使我滞留于此，或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我难以自拔的种种平庸的忧虑。

一切都是征兆。但是，得有一道耀眼的闪光或一声震耳的呐喊，才能打开我们近视的眼睛，或震击我们发聋的耳朵。打我开始就读于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以来，我就不断地观察到在我的路上留下痕迹的种种难解的符号，或听到在我耳畔低语的一些模糊不清的言语，然而，对这一切我都没有丝毫领悟，我从中获取的，只能增添对我为人品德的怀疑，当然，这也确实是一种反复显现的证据，说明天空并不是空的。然而，这一线光明，却在昨天最平庸不过的境况中闪现，并不停照耀着我的道路。

一次很平常的事故使我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唤我的右手。由于一辆汽车的发动机用蓄电池难以启动，我想用曲柄摇上几圈，清除一下发动机油环的污垢。可曲柄出乎我意料，反弹了一下。幸亏没伤着我柔软的手臂，肩膀也还可以使唤。但是我的手腕承受了那整个的一击，我清楚地听到了韧带的断裂声。我疼得险些呕吐起来，直到现在，看到眼前这密不透气包扎得鼓鼓的手腕，我还感到那脉搏跳得钻心地疼。只有一只手，在车库自然无法做什么事，于是，我躲进了三楼这个窄小的房间，里面堆放着我的账本和旧报纸。为了让自己的脑子不闲着，我用没有受伤的左手在记事本的一张白纸上信手涂画了几个毫无关联的字。

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竟会用左手写字！对，事先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我的左手便刚劲有力地写下了一个个完美无瑕的字，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半点迟疑，那字体神奇而陌生，带有几分怪相，与我平常用右手书写的字体迥然不同。对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我以后还要再谈，我在琢磨到底是什么造成的，不过，首先应该说明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我第一次拿起笔，而拿笔的唯一目的，只是倾诉衷肠，公布真相。

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另一个情况？这个情况的重要性也许并不更小，那就是我与拉歇尔关系破裂的事。可是这样一来，要说的可就长了，那是一个爱情故事，简单地说，那是我的爱情故事。毋庸赘言，我对此感到厌恶，但这或许只是缺少经验的缘故。对我这样一个自然而然的隐秘之人来说，把自己的五脏六腑全都摊在纸头上，一开始确实让人感到讨厌，可我的手却拉着我，仿佛一旦开始讲述自己的事情，我就再也不可能停下笔来，除非倒尽心里话。也许没有这一被人称为日记的语言反射，我生命中的事件从此将再也难以一个个相继发生？

我失去了拉歇尔。那是我的女人。不是我在上帝和世人面前娶的妻子，而是我生命中的女人，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丝毫的夸张——我个人天地中的女性。几年前，我认识了她，跟我结识所有人的方式一样，她不过是作为汽车库的一位女顾客。她露面时，坐在一辆破旧不堪的标致汽车四方的方向盘前，显而易见，她为作为一位女司机引起别人的惊诧而感到满足，当时，开车的女人远比今日更让人感到惊奇。她一开始便跟我装出一股亲热劲儿，凭借汽车这一玩意儿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很快，这股亲热劲儿又扩展到了其他的各个方面，以至我毫不迟疑地在床上得到了她。

我一开始便被她赤裸裸的模样吸引住了，她果敢地带着这副赤裸裸的样子，就如同她穿戴着某种衣装一样，如一身旅行装束，或晚礼服。对一个女人来说，最可怕的不幸，无疑是不知道人可以赤身裸体，而且不仅有着裸体的习性，还有着裸体的体形。我只消一眼，就保证可以从她们的衣服贴在肌肤上的那种呆板与怪异的样子，看出那些在这方面纯粹一无所知的女人。

拉歇尔长着一颗小小的脑袋，侧看像长了只鹰嘴；满头乌黑的鬈发，好似戴着头盔；身躯浑圆有力，然而却拥有令人惊愕的女性特征；只见髋部丰满，两只乳房布满巨大的紫色月牙形斑点，只有腰身深深地凹陷进去，浑身上下圆滚滚的，显得有力而完美，然而它如此庞大，无法下手，各个部分构成了一个难以占领的整体。就精神而言，她并无特别的个性，属于“假小子”一类，自从那一本小说轰动以来，这种类型非常时髦。她从事的是机动会计师的职业，去手工匠、小商人或小业主的家里，给他们清讫每日的账目，因而保证了自己的独立性。她本人是犹太人，我也有幸发现她的所有顾客都是犹太人，她负责清查的文书的秘密性对此作出了双重的说明。

对她那种犬儒主义的思想，我本来是会感到厌恶的，她对事物有着某种伤风败俗的看法，看她的举止，仿佛患了大脑瘙痒症，致使她总是生活在对烦恼的恐惧之中，然而，她具有滑稽感，对人物与环境中内在的荒诞因素具有灵巧的捕捉能力，尤其善于在生活的灰暗中激发出令人振奋的欢乐气氛，这一切无不对我那惯于抑郁的天性起着有益的作用。

在写这几行字的同时，我迫使自己进行衡量，她对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当我再次重复自己已经失去了拉歇尔的时候，我的喉咙不禁发紧。拉歇尔，我无法说清我们是否曾经爱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俩在一起时笑过，而这，算不了什么吗？

再说，她正是在笑声中，不带丝毫恶意地确定了前提，我们俩不得不从这些前提出发，借助迥然不同的途径，达到了同一的结论，即我们关系的破裂。

她常常像阵风似的到来，把车交给我的修理工，由他去检修或清洗，而我们俩则抓紧机会上我的住所去，她每次总是习惯性地开一个诲淫的玩笑，故意把汽车的命运和开这辆汽车的女人的命运混为一谈。那一天，她一边穿衣服，一边漫不经心地指出我做爱的样子“就像只傻傻的金丝雀”。我一听，以为她是对我的学识与技巧提出疑问。她说我错了。她指的只是我那种仓促的劲头，按她的说法，就像小鸟们为履行交配的义务匆匆地戳一下子。接着，她又若有所思地回忆起她以前的一位情人的往事，这是她实实在在地拥有过的最佳的情人。这人事先给她许诺，说太阳一下山便要她，不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决不松手。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与她一起作乐，直到出现了黎明的第一道曙光。“事实上，”她诚实地补充说，“我们睡得很晚，而且那个季节的黑夜也短。”

这个故事使我想起了塞冈先生的小山羊，它效法老山羊热勒德，为了维护名声，与狼搏斗了整整一夜，直到太阳射出第一道光芒才被狼吃了。

“不错，”拉歇尔最后说道，“要是你以为你一停我就会吃了你，那才好呢。”

这样一来，我马上觉得她那黑黑的眉毛、翘翘的鼻子和贪婪的大嘴，活脱脱是只狼的模样。我们又一次大笑。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知道她那只机动会计师的脑袋已经琢磨出了我的缺陷所在，标定了她将去栖身的另一块地盘。

像只傻傻的金丝雀……打从六个月前说出口之后，这句话便一直不停地一步步往我心底深处爬。我早就知道，性交失败的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ejaculation precox[2]，简言之，就是一种没有足够地加以控制、推延的性交行为。拉歇尔的责备含义深远，因为它的目的在于说我已经处于无能的边缘，它表达了人世间男女之间的极大的不和谐以及女人的极度失望，她们不断受孕，但从来得不到满足。

“你根本不在乎我是否快活！”

对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当我用自己的整个躯体紧紧裹住拉歇尔以占有她的时候，在她那紧闭的眼帘后，在她那希伯来牧人似的小脑袋瓜里有可能闪现的，正是我最终挂虑的一点。

“你一旦用鲜肉消除了你的饥饿，就马上要回到你的铁皮堆里去。”

说得对。也确实如此，一个男人吃面包，是决不在乎被吃的面包是否会有满足感的。

“你吃我，就像吃块牛排似的。”

如果毫无争议地采用这种“衡量男子气概的标准”，也许是对的，可这套准则纯粹是女人创造的，是她们软弱的保护甲。不过，首先一点，就是把性交当作进食行为丝毫不让人感到可鄙，因为许多宗教就借用这种比较，如基督教的圣体圣事之说。尽管如此，这种对男子气概的看法——绝对是女人的观念——应该加以剖析。按此观念，男子气概是以性功能加以衡量的，而性功能则仅仅在于尽可能地推延性行为。它是一种克己的行为。因此，功能这一词应取亚里士多德学说赋予的含义，即行为的反面。性功能是性行为的反面，如同对性行为的否定。它是一种许诺在先，但从不守诺，而被无限地围困、克制、中止的行为。女人为功能，男人为行为。因此，男人自然是无能的，与女人那种植物式的缓慢成熟过程也自然是不和谐的。除非男人乖乖地听从女人的调教，按照女人的节奏，投入对方所要求付出的激情，从奉献给他的、反应迟缓的肉体中艰难地获得一束欢乐的火花。

“你不是个情人，你是个吃人魔鬼。”

啊，四季！啊，城堡！以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拉歇尔便呼出了一个魔鬼似的儿童的幽灵，这个孩子早熟得令人可怕，同时却幼稚得让人惶惑，这一幽灵的记忆以不可抗拒的权力占据了我的心。纳斯托尔。我一直预感到他迟早会强行回到我的生活中。实际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只是在他死后，才给了我放松的机会，仅限于不时地打一个小小的招呼，并不严重——有时甚至还很有趣——目的是让我别忘乎所以。我最近用左手写的这些文字以及拉歇尔的出走向我提出了警告，他的力量很快就重新勃起了。

1938年1月10日。最近，我常常看同班同学的一张合照，那是在6月份发奖前不久拍的一套照片中的一张。那一张张面孔凝固在凶神恶煞似的表情中，其中最单薄、苦难最深重的，就是我的形象。里面有尚普达伏瓦纳和吕迪涅，一个头上戴着丑角的假发套，简直像只朝鲜蓟，正扮着鬼脸，另一个眯缝着狡黠的眼睛，仿佛以午休为幌子，在策划着一个阴谋。却找不着纳斯托尔，尽管这幅照片无疑是在他还在人世时拍的。但不管怎么说，完全是他自己逃避了这个有些荒诞可笑的小小仪式，主要是为了在消失前别留下他在世时的任何平庸的痕迹。

我那时恐怕只有十一岁，是我到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上学的第二年的年初，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生了。我也不再像初离家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飘零时那样痛苦得发狂了，但是，在那平静的外表下，这种痛苦像是一种反射，仿佛已经无可挽回，只是埋得更深了。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计算着自己的一个又一个不幸，然而并不指望在天边看到一束希望的火光。我把老师和他们负责领入门的精神世界一笔划去。我甚至——可我是否摆脱了这种态度呢？——认为任何作家、任何历史人物、任何作品、任何教育材料，一旦被大人窃为己有，作为仿佛像是自己的东西的精神食物赐予我们时，它们便毫无价值，彻底地丧失了其原有的品质。我查阅一部部辞典，在一本本教科书中寻觅，并在历史课或法文课中注意对我来说举足轻重的任何转瞬即逝的暗示，开始一点一滴地为自己建立起一种边缘的文化，构筑成一座个人的万神殿，在这座万神殿里，亚西比德[3]和彼拉多[4]、卡利古拉[5]与哈德良[6]、腓特烈—纪尧姆一世[7]与巴拉斯[8]、塔列朗[9]与拉斯普京互为近邻。有一种介绍政治人物或作家的方式——当然是谴责性的，但这并不够，还需要别的什么东西——往往使我侧耳细听，并琢磨着这或许是我的一个亲友。于是，我立即着手调查，就好像要举行一场宣福礼[10]，动用手头的各种办法，而最终我的万神殿的大门是开启还是关闭，要视情况而定。

我身体孱弱，相貌丑陋，一头黑发耷拉在脑袋上，框着一张既像阿拉伯人，又有几分罗姆人模样的茶褐色的脸，整个身子瘦骨嶙峋，笨手笨脚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不可捉摸，没有丝毫的优雅可言。更有甚者，我恐怕有着某种特征，甚至要遭受最怯懦之人的攻击，最弱小之人的痛打，好像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一个证据，证实他们还可以统治别人，加辱于人。课间休息的钟声一响，我往往就被打倒在地，很少有在上课钟声又响之前爬起身来的机会。

佩尔斯纳尔是新来这所中学上学的，可他身体强壮有力，个性纯朴，使他一来就在同班的等级制度中赢得了重要的地位。他的威望有极大一部分来自他系在黑色学生罩衫上的一根宽得吓人的皮带——我后来听说这根皮带是用一根马肚带改制的——皮带的钢扣环至少有上下三枚扣针。他长着一颗四方的脑袋，一头不服帖的金发，端正的五官毫无表情，淡色的眼睛射出直勾勾的目光，当他两个大拇指插进腰带，在三五成群的同学中走过时，一双令人赞叹不已的掌铁牛皮鞋踏得噔噔直响，每到重大场合，那鞋跟可在学校院子的砾石路面上踩出一束束火星子。这是个原本纯洁的生命，没有丝毫的恶念，甚至对恶也没有一点儿防备之心，但是，如同太平洋岛上的土著人，跟白人携带的病菌一接触，便纷纷丧命一样，就在我向他袒露了我内心的复杂性的那一天，他便一下沾染上了邪恶、残忍和仇恨。

学校里突然兴起了“文身”风。一个走读生做起了中国墨和尖头笔的买卖，用了这两样东西，不必破皮，就可在肌肤上深深地留下一个个符号。我们就这样一个又一个小时地相互在手心、手腕或膝盖上“文”上字母、词句和图案，而这都是我们在墙壁和小便池上乱涂的字画中学来的蠢话和似是而非的象征图案。

佩尔斯纳尔对我们这种新的消遣方式的魅力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可他显然缺乏必要的想象力和灵巧性，难以绘上与他威望相称的图案。一天，我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亮出一张纸，上面有我尽心画的一颗心，心上刺着一支箭——伤口流着一滴滴鲜血——周围写着这样几个字：A toi pour la vie（一生属于你）。他一见，马上便表示出感兴趣的意思。我着实诱惑了他一阵，可最后却说这奇妙的图案是我在我朋友认识的一个外籍军团的士官胸口描下来的。接着，我自告奋勇，要是他乐意，我可以在他左大腿的内侧文上这些神妙的字画，那可是个隐蔽的部位，不过也时刻可以暴露。

整道工序差不多用了整整一个晚自习的时间。我席地坐在佩尔斯纳尔的课桌下面，依靠邻桌的默契配合，唯恐有失地细心操作，而邻桌的同学借用自己的身体、课本和书包筑成一道保护墙，以防备冒冒失失的学监。不过我干得实在不易，因为大腿压在板凳上，表面很不平整，鼓出一块。

佩尔斯纳尔对结果十分满意，可也表示出几分诧异，因为在那颗被箭刺穿的血淋淋的心脏周围写的那句话变成了A T pour la vie。我面不改色，声称外籍军团的军人常把这些起首的字母用作缩写词，这A T两个字母或者表示A toi（属于你），或用以表示对上帝的叛逆，意思为Ath説e pour la vie（一生不信神），或者模棱两可，同时表达这种与那种意思。对我这种复杂的解释，佩尔斯纳尔显然没有听明白什么，当时好像还挺满足的。

可是第二天晚上，在6点钟的课间休息时，他把我叫到一边，看那脸色，不像是好事的征兆。肯定有人在这以前给他开了窍，因为他一开口便追问我那两个谜一般的起首字母。

“A T，”他冲着我说，“那是你姓名的起首字母。Abel Tiffauges pour la vie（一生为阿贝尔·迪弗热）。你马上给我去掉这混账玩意儿！”

我的老底被揭穿了，于是干脆豁了出去，做出了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强烈渴望的举动。我走到他跟前，把手放在他髋骨部位的皮带上；随着我以神奇的缓慢速度渐渐地往他身上靠近，我让双手沿着皮带往后移动，直到我的双手在他的背后合在一起。这时，我把脑袋靠到他的胸口，恰好落在他心脏的位置上。

佩尔斯纳尔恐怕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他当时一动不动。不过，片刻后，他的右手慢慢地抬起——与我刚才的速度相同——最后啪的一声平落在我的脸上，紧接着猛地一推，这一不可抵挡的突然袭击，把我从他身上分开，我被击到了离他好几米远的地方，仰天摔在地上。然后，他转过身，走开了，皮鞋的铁掌遂溅起了一束束火星。

打从他发现了奴役他人的魅力之后，便使我备尝了他的侮辱和恶行，我简直像个大傻瓜似的乖乖忍受着。我甚至心甘情愿地把食堂分的饭留给他一半，因为我实在毫无胃口；我还百般掩饰自己内心的幸福感，同意每天早晨为他那双令人赞叹不已的高帮皮鞋擦去污泥，涂上鞋油，因为我这人向来喜欢摸皮鞋。

总的说来，这些要求还是合情合理的，但这还不够，对他那被污染的灵魂来说，还需要更为贪婪的满足。为此，他作出决定，要我每天吃草。午休一开始，他便把我扔到神圣的护主塑像周围那片贫瘠的草地上，往我的身上一骑，我便像野兽似的形成了条件反射，马上仰起下巴，他遂把满把的狗牙草往我嘴里填，我认认真真地咀嚼着，以免被草憋死。周围是一群看热闹的，观赏着这一场面，每次都要等哪位学监赶来干涉——不过都是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地判定是我的过错，对我进行惩罚——才能结束这一幕，如今回想起来，我心里并不是不会出现丝毫的仇恨与愤怒。

我的这股奴性一直达到了极点，才算告终。那是在初秋的日子，几天几夜的大雨，使课间活动的院子变成了一个大污水坑。一层看似柔软的污泥和枯叶覆盖住了砾石和炉渣。我们这些孤儿似的人本来就命苦，吃不饱，穿不暖，从来没有澡洗，如今天气又这么潮湿，弄得我们的衣服湿乎乎的，黏在身上，就像是披着自然膜、鳞片或甲壳，每次往下扒，可真是痛苦，比如晚上脱衣睡觉，或者任何时候自己的身子要蜷缩一下，那皮肤便起鸡皮疙瘩，肌肉打结，“小鸡鸡”直往里缩。这一天，我们做的游戏与往常不同，异常激烈，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仿佛是为了回击一下我们所处条件的恶劣和严酷，想当一当斗士或野兽。有的抡起拳头往对方的脸上死打，发出一记记沉闷的响声，有的给对方的脚猛地一勾，呈抛物线状摔倒在污泥中，还有的斗士抱成一团，喘着粗气在地上翻滚。很少听到有人喊叫，绝对没有辱骂声，但摔倒的很少不顺手抓起满地的烂泥，朝对手砸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对手也一样满身污泥。我独自躲藏在顶棚的柱子中间，企图避开任何交战——交战是频繁的——而对我来说，交战有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绝对不认为自己恐怕是害怕佩尔斯纳尔，因为在这场如此壮观的混战中，他肯定不会把我这样一个孱弱的对手放在眼里。因此，当我为了避开一只像炮弹似的击来的飞球，突然撞到他身上时，我并不感到过分惊恐。他摔倒了，但摔得也许很怪，只有一只膝盖落地，只见他膝盖处的一侧沾上些许污泥，而其他部位几乎是干干净净。我企图一溜了之，可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抬起他的膝盖，冲我吼道：“给我擦干净！”我马上蹲到他的脚跟前，用一块脏兮兮的手绢擦了起来。佩尔斯纳尔很不耐烦地说道：

“你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吗？那就用你的舌头舔！”

大腿、膝盖和腿肚的上部仿佛是用一块黑泥均匀地塑成似的，若没有髌骨下方那个开裂的伤口，那简直像是上了釉，完美无瑕，可那伤口处于中心位置，模糊一片，呈紫红色，从里面流出一股鲜红的液体，渐渐地变成赭石色，继而又转为褐色，而且愈来愈深，最终与污泥融为一体。我的舌头在伤口周围舔了一圈，仿佛给它增添了一圈灰色的光晕。有好几次，我从嘴里吐出泥土和碎炉渣。伤口还在继续淌血，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一幅任意扩大的地形图，血肉往外鼓凸，被擦破的皮肤布满灰白色的血疮，创口的表面往里翻卷。我快速地用舌头舔了一遍，不过动作并不太轻，以免引起肌肉颤抖，致使保护髌骨的圆肌胀裂，往外鼓。第二遍时，我舔得十分仔细。最后我的双唇紧紧地贴着创口的边缘，到底停留了多长时间，我没有计算。

我无法说清后来发生的一切。我只觉得自己浑身哆嗦，甚至抽搐起来，最后大家不得不把我送到医务室。我好像记得因此而病了好几天。如今，我对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这一生活片断的记忆已经相当模糊了。不过，我可以肯定，我的老师们准是觉得还是把我生病的事告诉我父亲为好，而且他们准是胡说八道，以自己意识不到的极其强烈的讽刺口吻，含沙射影地说我是因为贪吃了甜食，造成了消化不良。

1938年1月13日。我常对拉歇尔说：“世上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摆设型的女人，男人尽可以摆弄、使唤，还可以用目光去吻她，这种女人只是男人生命中的装饰品。另一种是风景式的女人。对这种女人，人们可以观光，而且可以把自己投进去，但有迷失方向的危险。第一种是垂直型的，第二种是横向型的。前者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性情多变，而且要求多，爱卖俏；后者则沉默寡言，性情固执，好支配他人，凡事记挂在心，并爱想入非非。”

拉歇尔总是皱锁着眉头听我说，试图从我的话中找出有可能对她不恭的言辞。为了逗她笑，我故意换一套说法，把我的意思大致地又重复一遍：“有两种女人。一种是拥有巴黎式游泳池的女人，另一种是拥有地中海式游泳池的女人。”我边说边用手画了一个小小的符号和一个大大的符号。她嫣然一笑，带着一丝不安的心情，思忖我是否把她归到大的一类——她本来就属于这后一类，不存在丝毫的疑问。

这个无拘无束的假小子，这个凡事都能应付的女人，无疑是个风景式的女人；是个地中海式游泳池（更何况她家的祖籍就在萨洛尼卡）。她长着肥大的身躯，对人殷勤，像个慈母。我守口如瓶，没有把这看法讲给她听，因为怕刺激她——对她来说，话语不是抚爱就是攻击，绝不是真理的明镜——至于当我把手搭在她髋骨上时产生的种种想法，我就更不对她直言了，她的髋骨极为发达，那形状就像是个岬角，俯瞰着周围其他的风景。在高山般的大腿中间，腹部整个儿消失了，成了寒冷的背斜谷，深含着焦虑……我在思索这一神秘的概念：女性的生殖器。能够企求这一名称的，自然不是那一被斩首的腹部，除非依据的是女人的躯体和男人的躯体大致呈现的对称性。女性的生殖器，若到女人的胸脯部位去寻找，也许会更富于灵感，因为那儿神气活现地挂着两只“丰收角”……

《圣经》对这一问题有过奇异的阐述。若你阅读《创世记》，一开始便会对那明显的矛盾之说感到惊诧，这一矛盾之说扭曲了那令人崇敬的经文的形象。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11]文中由单数突然转为复数，确实难以理解，何况女人是取亚当的肋骨造出来的，而且也是后来的事，这可见《创世记》的第二章。相反，若我援引的那个句子中保持单数，那一切便就明白易解了。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即同时为男女两性。上帝对他说“生长吧，繁衍吧”，等等。后来，上帝发现因雌雄同体造成的孤独不是好事。于是，上帝使亚当沉睡，取了他的——不是一根肋骨——肋，他的胸侧，亦即他的女性部位，造了一个独立的生命。

这样一来，人们便可明白为何女人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性部位，因为女人本身就是一个性部位：那原本是男人的一个性部位，过分累赘，难以总是随身携带，于是大部分时间都被搁置一边，需要时才取回。再说，人的本质——与动物相反——就在于能够时刻为自己配备恰好需要的工具、设备或武器，若不需要，也可以立即抛弃，而不像龙虾那样，命中注定要始终拖着那两只螯子爬行。人的手是一种抓取的器官，使人可以根据需要去拿锤，执剑或握笔，同样，人的生殖器也是一种抓取所有性部位的器官，而不只是性器官。

倘若这是真理的话，那么就应该对婚姻的目的进行严肃的评价，一般认为，婚姻的目的在于将分离的东西尽可能密不可分地重新结合成一体。切勿将上帝拆开的东西重新结合起来！这一恳求纯属枉然！谁也逃脱不了古时亚当多少有点存心的诱惑，原始的亚当身披全套生殖工具，活生生地躺着，也许无法走动，但肯定不能劳作，而是永无尽头地承受着完美出奇的爱的冲击，即拥有激情，又被同一激情所拥有，至少在他怀上自己本身创造的东西时如此，谁知道呢！那么，神话中的人祖的装束就不该是这样的了。神话中的人祖，原本是个负着女人的男人，后又负着孩子，真是负担之上又加负担，就像那些季戈涅[12]式的玩偶，相互连成一串！

这种形象也许显得滑稽可笑。但是我——面对配偶的错乱，头脑是多么清醒——却被这一形象所感动，唤醒了我对超人性生活的返祖性的思恋之情，这种怀旧之情连我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它整个儿超越了时间与衰亡的曲折变化。倘若说在《创世记》中有人之堕落的记载的话，那绝不是在有关苹果的那一段——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一种升级，达到了区分善与恶的阶段——而是在把原始的亚当一分为三的那个解体阶段，从人中间造出了女人，继而又造出了孩子，一下创造了三个可怜的人：永远为孤儿的孩子，孤独、惊恐、始终在寻找保护者的女人和轻捷灵活的男人，但这位男人却像一个被剥夺了所有特权的国王，被迫像奴隶似的服苦役。

重新登上陡坡，恢复亚当的原貌，婚姻别无意义。但是，难道只有这一条可笑的出路吗？

1938年1月16日。当我离开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时候，这座古老学校的灵魂已经弃它而去长达四年之久，在这个既像监狱又似教堂的教学天地里，只剩下了几个孩子和教士的身影。纳斯托尔被活活闷死在学校的地下室里，对他人来说，他已经死了；可对我而言，他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活生生地活着。

纳斯托尔是学校门房的独子。不管谁，只要熟悉这种学校机构，便可了解这一环境给他带来的是何等的权力。纳斯托尔既是住在学校里，同时也是住在父母身边，所以得到了走读生和寄宿生的双重好处。他父亲经常交给他一些细小的家务事，因此，他常常在学校的各种房子建筑里自由自在地走动，并且几乎掌管着开启各种大门的钥匙，此外，除了上课和自习之外，他还可以自由出入学校，到“城里”去。

不过，若不是纳斯托尔的话，这一切根本就不值一提。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常给自己提出一个个有关他的问题，而当我还是他朋友的时候，这些问题从未掠过我的脑际。这个富有天才而又充满魔力的畸形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成人，一个长到儿童的高度便不再成长的侏儒，还是恰恰相反，如他的身影所让人想象的那样，实为一个巨婴？我难以说清。根据我的记忆，我重新组织了他说过的一些话——也许或多或少有些出入，这些话表明了他早熟得令人惊愕，如果事实证明纳斯托尔确实跟他的同学是一个岁数的话。但是，这实在是再也说不准的事，而且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恰恰相反，他也许是一个发育迟缓、头脑迟钝、永远处于儿童时代的人，他出生在这所中学，而且命中注定要永世待在这所学校里。在这种种疑问之中，一个我并未格外着意的词出现在我的笔端：超越时间。谈到我自己时，我也说过永恒这一词。因此，纳斯托尔——我无疑源于此——如我一样，摆脱了时间，不受其计量，是毫不奇怪的……

他肥肥的身躯，说实在的，像患了肥胖症，致使他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缓慢而富于威严，与人打架时，仅凭他的这身膘，就令人生畏。他受不了热，长年累月都往外冒汗，只有严寒季节勉强穿点衣服。由于受其异常的智力与记忆的拖累，他说起话来慢悠悠的，抑扬顿挫，字斟句酌，显得一本正经而又做作，没有丝毫自然的感觉，每次说一句什么格言式的话，总是情不自禁地竖起食指，我们都一致认为是句妙语，却毫不明白其意义。开始，我以为他只会用阅读中收集到的警句表达自己的思想，慢慢地，我进入了他的世界，醒悟到自己错了。他对所有学生都具有不可置辩的权威，连老师们也好像害怕他，把一些特殊的权力让给他。开始我对他还不了解时，真认为这些特权实在太过分了。

这种拥有特权的情况我亲眼见过，第一次时，那种表现在我看来确实令人忍俊不禁，可笑极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对与他有关的一切事情周围所笼罩的可怕氛围还无动于衷。学校的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个漆成黑色的箱子，放在老师的讲台下，当作废纸篓用。每当哪位学生想上厕所时，总是举起两个手指，呈V形，以得到同意。只要学监或老师一点头同意，学生总是往纸箱走去，迅速地往下一伸手，抓起一把废纸，遂向门口走。

可纳斯托尔用不着打那个约定俗成的V形手势。开始时，我没有发现这一点，因为他的位置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过，看他往纸箱走的那副懒散的模样，以及随之出现的情景，我立即肃然起敬。他像个怪癖狂似的，把箱子表面各种废纸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好似很不满意，对哪一张都看不上眼，于是在纸箱里乱翻一通，把纸团啦，早先扔的碎纸片啦，全都翻了出来，逐一加以检验，看他那样子，好像还读起了上面写的字来。全班所有同学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被他这套把戏吸引过去，老师的地理课虽然还在继续上，可声音悠慢而机械，中间的停顿越来越长。对笼罩全班的令人压抑而不安的死寂，我本该感到紧张，若是另一个同学耍这套把戏，那迎接他的准会是一阵响亮的笑声。可是，我当时是初进圣克利斯托夫中学，见此情景，笑得我扒着课桌，泪水直淌，直到我的邻桌用手肘直捣我的腰部，明显带着恼怒，可我毫不理会；当纳斯托尔终于选准了一本涂得乱七八糟、净是图画的练习本时，邻桌轻声地从牙齿缝里挤出话来，对他的这番评论我也没有明白，只听得他说道：“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纸本身，而是上面到底写着什么字，是谁写的。”这番话——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话，我将尽力回忆——不仅没说明什么，反而给纳斯托尔罩上了神秘的色彩。

纳斯托尔的胃口非同一般，我每日都可见到，因为他晚饭在家吃，可中午在学校食堂用餐。每张桌子有八副餐具，由一个“桌长”负责监督，保证分餐均匀。开始那几个月，不断出现咄咄怪事，令我惊诧不已，怪事之一，就是纳斯托尔竟然不是桌长。但是，他反而更能从中捞到好处，因为担任桌长这一职责的同学——同桌的其他人也如此——不仅任他把全桌四分之一的菜往自己碟子里扒，连眉头也不皱一下，而且还主动把吃的往他那儿供，就像供奉古代神祇一般。

纳斯托尔不仅吃得快，而且吃得认真，吃得勤奋，不到要去擦从额头上渗出，落到眼镜片上的汗珠时决不停下手来。看他那下垂的脸颊、圆滚滚的肚子和肥肥大大的臀部，仿佛他身上有着西勒诺斯[13]的血统。进食、消化与排泄三部曲是他生活的节奏，而且他的这三项活动受到周围普遍的尊敬。然而，这一切还不过是纳斯托尔表面的反映。他那深藏的面目，唯独我在细加揣摩，那都是些征兆，需要对征兆进行剖析。这才是他生命的重要所在，连同他那压迫着整个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绝对的独裁和霸道。

征兆，对征兆进行剖析……到底是何种征兆呢？对之进行剖析之后，展示了什么呢？若我能回答这一问题，那我整个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且改变的不只是我的生活——我深信谁也不会读到这些文字，所以斗胆写了下来——还有历史的进程。纳斯托尔无疑已经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几步，但我个人却抱有雄心，那就是要顺着他的足迹往前走，也许比他还要走得更远些，因为赋予我的时间更长，而且他的幽灵也给我以启示。

1938年1月20日。稀里糊涂的我。一个好消息，一个极好的消息传到了我这里，我高兴得心潮激荡。可不久后，又辟谣了。没有留下什么，绝对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哦，留下了！曾使我满心欢快的那份喜悦又消隐而去了，但通过一种奇异的剩磁现象，留下了一片幸福，仿佛海潮退去，留下了一个个清澈见底的水洼，蓝天映照其间。在我的心底，还有某个人尚未明白那个好消息纯属谣传，因此很荒唐地依然那么欣喜若狂。

拉歇尔弃我而去时，我没有把这事情往心里去。再说，我至今仍然认为那次分手算不了什么大事；相反，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好处，因为我坚信她已经打开了通往重大变化、重大事件的道路。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我，一个稀里糊涂的我。这个我一开始时对分手的事情丝毫没有悟出点什么。再说，他未在事情一开始就明白过。这一个我沉重累赘，好积旧怨，多愁善感，身上总黏糊糊地沾着泪水和精液，被自己的习惯和过去紧紧地束缚着。过了好几个星期，他这才明白拉歇尔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他终于醒悟了。他在哭泣。我把他留在自己心底，仿佛带着一个创伤，这个幼稚而又温柔的生命，耳朵有点儿聋，眼睛也有点儿近视，往往轻而易举就上了人家的当。可一旦出现不幸，却又久久不能打起精神来。毫无疑问，是他指使着我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那冰冷的走廊里寻找一个弱小的幽灵的踪迹，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抚慰的幽灵，他被众人的敌意，更被一人的友情击倒了。仿佛在整整二十年过后，我可以用自己的双肩担起他的不幸，让他欢笑似的，对，欢笑！

1938年1月25日。圣克利斯托夫中学在博韦，占据的是一个西都会修道院的建筑，这个修道院也叫圣克利斯托夫，建于1152年，后于1785年被关闭。如今只有重被修复的修道院附属教堂的拱顶还留有中世纪的余迹，中学的主要部分都集中在原修道院巨大的主楼里，这是让·奥贝尔在18世纪建筑的。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被迫沉浸在严厉、清苦的氛围中，这一气氛无疑给主楼四壁的来由和历史增添了某些东西。再也没有比在内院更能感受到这种氛围了，然而内院不仅建筑平庸，而且其历史也只能追溯到17世纪，如今成了寄宿生们在走读生早晨到来之前、晚上离开之后的活动场所。我们只有权去回廊，回廊中间用栏杆围起的小花园，我们也只能透过栏杆欣赏一下。纳斯托尔的父亲精心拾掇小花园，里面种着埃及无花果树，一到夏天，无花果树便放射出一片青绿色的光芒。花园正中，是一个缺了口的喷泉盛水盘，上面长着一丛蕨类植物。在这个地方，处处透出一种凄凉的气氛，由于四周高墙耸立，这一气氛显得更为沉闷，但似乎还可呼吸。

走读生们是我们与外部发生联系的活生生的联结点，一旦他们不在，每天早晚两次，我们便被囚禁在这个绿色的监狱里，私下里，我们都说这是个大鱼缸。在这里，严禁追逐，不许做大声叫喊的游戏，再说，这地方的精灵也足以把我们这种念头扼杀。不过，我们总算还能在这里来回走动，互相之间说说话。因此，这个大鱼缸——比小教堂、饭堂和宿舍更胜一筹——构成了我们这些寄宿生平常聚会的场所，成了我们这一百五十个被迫处在学校这种与世隔绝的囚禁生活中的孩子的集合地点。纳斯托尔很少在此露面，同样，如同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他晚饭也不跟我们一起在饭堂吃。但是，他并不因此而失去存在——远非如此——他的两个管家，尚普达伏瓦纳和吕迪涅，专门负责传送他的文书和命令。一般来说，这不过是某种施加影响的方式，原因是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有着严格而微妙的惩罚和免除惩罚系统，另外，纳斯托尔在这一重要领域行使着神秘的权力。

对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那套惩罚手段，我实在是太了解不过了，因为我经常受到全套惩治。首先是“示众”，受惩罚者排着长队，在院子的顶篷下默然无声地转圈子，有时一刻钟，半个小时，有时一个小时，甚或更长的时间；其次是“隔离”，受惩罚者严禁跟任何人说话，除非回答老师或学监的问话；再次为“罚站”，罚你孤零零一人在饭厅的一张小桌上吃饭，要站着吃。对这形形色色的处罚，哪一种我都可以忍受，就是听不得那句令人恐怖的传话与我的名字连在一起呼喊：“Tiffauges ad colaphum!”[14]这对我来说意味着惶恐和耻辱。因为听到后，就得立即离开教室，爬两层楼，穿过一道空荡荡的走廊，推开负责惩戒的学监的候见室的门。然后就跪到一张跪凳上，有趣的是，跪凳放在候见室的正中央，面对学监办公室的门，紧接着，便要伸手去摇摆在地上的一只铃。跪凳、下跪以及叮叮当当响的铁铃，至今，我还难以自已，从这一惩戒的仪式中，往往看到对举扬圣体仪式的讽刺和戏谑性的模仿。因为去惩戒室，绝对不是去履行一种敬拜仪式！铃响之后，等待的时间有可能为几秒钟，或一个小时不等，这构成了惩罚手段的极致，最不可忍受。最后，或早或晚，办公室的门骤然打开，学监出现了，身上穿着的长袍发出愤怒的摩擦声，左手拿着一份免予起诉的判决书。他猛地冲向跪垫，给受罚者噼里啪啦一阵耳光，然后把已清洗了罪过的证明书往罪人手里一塞，遂又像出现时那样骤然消失。

一套免除处罚的系统可以使你免遭这形形色色的惩罚，其标准是按照决疑论者最细致不过的决断制定的。免罚牌是一些小小的长方形的硬纸牌，有白色的，蓝色的，粉红色的，还有绿色的——价值不一——作为对学习优秀者或作文优胜者的奖赏。我们也因此了解到，在那些宽容的神父的脑子里，六小时的“示众”的价值与一天的“隔离”是一样的，而两天的“罚站”或一次“惩戒”，若得过一次作文头奖，两次第二名，三次第三名或四个16分[15]以上的分数，就可以赎除。不过，受惩罚的学生往往宁愿受苦，把免罚牌积起来，因为积多了，也可以买一次“小外出”（星期日下午半天）或一次“大外出”（星期日全天）。

然而，整个系统几乎始终处于理论阶段，仿佛害了瘫痪症似的，其原因是那些宽容的神父们无视圣者的相通之灵和奖赏的通功，作出决定，免罚牌必须严格地属于个人所有——受益者的编号必须写在方纸牌上——只有那些有资格免除受罚的人才能享用。可是，那些获得免罚牌最多的学生——优秀学生，作文优胜者以及老师和学监的宠儿等——恰恰最用不着这些牌牌，因为往往会突然出现神奇的保护神，使他们免遭“示众”“隔离”“罚站”和“去惩戒室”之苦。只得依靠纳斯托尔的全部天才，才能补救这一不完善的系统。

1938年2月2日。整整一天，我用一根皮筋在手指上不停地缠上，又不停地松开。明天，我将被迫进行斗争，以摆脱那一虚幻而又神奇的存在，它的存在与结婚戒指颇为相似，但更令人恼怒，而象征性则不足。这根皮筋就像紧扒在我手上的一只小手，每次试图把它拉开时，它便抽搐，并微微地往里缩。

1938年2月8日。人往往要等到深夜，才能从漆黑的天空中看到希望的闪光。正是“惩戒”第一次向我昭示了那令人惊奇的保护神，我此后一直受到它的保护，它也不断地在我头上张开保护网。

我所在的那个教室角落里传出一阵喧闹声，我蜷缩着身子，真说不清在这片喧闹声中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可是，讲台的上方发出了令人可怖的宣判声，落到了我的头上：“迪弗热去惩戒室！”如往常出现这种惩罚时那样，残忍而欢乐的颤抖马上传遍了每排座位。我像在梦里似的站立起来，全班四十个同学屏声静气，在因此而形成的一片不洁的死寂中，我往门口走去。当时正值12月，就要跨进一个似乎不可避免的严冬；我跟佩尔斯纳尔发生那次冲突后情况很糟糕，打从走出医务室那一刻起，他眼睛里似乎就再也没有了我。湿漉漉的暮霭浸遮着院子，透过一棵棵栗树组成的黑色栅栏，可看到左侧的挑棚，里面已经寥无人影，深处的小便池毫无遮掩地耸立着，就像男孩世界的祭台，总是烟雾缭绕。挑棚的人行道旁，扔着一只球，我抬脚猛踢了一下。缺口豁嘴的挂衣钩上，挂着黑压压的学生罩衫，在昏黑中犹如一群蝙蝠。一种拒绝生存的情绪在我心头腾起，纷杂而又悄然无声。这是一声隐秘的呼唤，一声被窒息的呐喊，从我心底发出，消融在静物的颤动之中。一股不可抗拒的动力把我们——静物与我——驱向虚无，投向死亡，这一愤怒的撞击，使我的双肩再也抬不起来。我坐到地上，双脚踩在排水沟里，怀抱着双膝。孤寂至少还给我留下了这对双胞胎娃娃，长着四方的脑壳儿，光光的，凹凸不平——它们就是我。我用双唇舔着菱形皮肤网正中的一个黑乎乎的痂盖，有的地方尽是污垢，有的部位则积满黑尘，干巴巴的。我松了一口气，终于又闻到了那十分熟悉的、如同燧石擦打时发出的气味。我这才醒悟到，我刚刚相当猛烈地碰撞到了黑夜的深处，以致我登上苦难的阶梯时，还仍旧茫然不知所措。惩戒学监的候见室沉浸在昏暗中。我尽力按捺住自己，没有去开灯。从跪垫上，只能看清白墙上挂着一幅色彩浓烈的图画，上面画的是个正在遭受凌辱的基督，头顶荆冠，一个粗野之人在打他耳光。当时，我对征兆的释读——这是我一生中的大事——还一窍不通，所以根本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相似性。今天，我才知道一张人的面孔，不管他有多卑劣，遭受多大侮辱，也会很快变成耶稣的面孔。

远处响起了铃声。地板嘎吱一下。学监办公室的门下，透出一线咄咄逼人的光亮。我屏住气息，蜷缩在跪凳上。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我怎么也难以下定决心去摇惩戒室的铃。可是，铃铛在哪儿？我在黑暗中往地面摸去。手指很快碰到了那个沉重而又奸诈的小东西铜壳一端的木镂把。我慢慢地把它举到眼前，小心翼翼，就好似握着一条正在熟睡的毒蛇。当下毒的手指紧紧地捏住了铃锤时，我心里才感到比较踏实。铃锤是用铅做的，表面经过锻打，光溜溜的，像是人的肉体，上端和下端的环形软垫往里翻着。这说明铃铛使用的年代已经十分长久，我想象着铃声响起，那雨点般落在孩子脸上的耳光，那不计其数的惩罚，可不小心，铃铛突然从我手中脱落，在跪凳的软扶手上蹦了一下，咣当一声，滚到了地板上。办公室的门立即打开了，灯光顿时充满了整个候见室。我惊呆了，闭起双眼，等着挨打。

没有挨打。恰恰相反，是某种抚摸，一种如丝般柔软的东西在我脸颊上掠了一下，发出窸窣的声响。我终于斗胆看了看。只见尚普达伏瓦纳站在面前，挂着讥讽的冷笑，一如平素，完全一副装腔作势的模样，给我递来一张小小的纸片，他刚才是用它擦了一下我的脸颊。紧接着，他往后退去，像个丑角似的做了个屈膝礼的动作，继而消失在半开半掩的办公室的门后。不一刻，他重又露出了脑袋，扮了个鬼脸，遂又把门关上。

我看了看他刚刚递给我的字条，原来是学监正式签署的一份释放令。

回教室的路上，我脑子里响得愈加厉害了，仿佛我受到了双倍的惩罚。当然，我当时丝毫也没有明白什么，远远没有想到我刚刚经历的，正是那块沉重地压迫着我的命运磐石出现的第一条裂缝。从这值得记忆的一天起，我本该不再把命运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一种生就抱有敌意的必然；相反，我可以认为——打那天之后我不得不认为——命运也许与我个人的微不足道的历史维系着某种默契的关系，它可以把迪弗热的某些东西投入事物的发展中去。

但是，惩罚事件不过是个先兆。不得不等待了很长时间，才发生了彻底改变了我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地位的事件，为我的生活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年代。

圣枝主日那一天，寄宿生们按传统都要进行一次“郊游”，并搞一次野餐活动，以表示冬季的结束。我就讨厌被迫走出圣克利斯托夫的高墙，在这深院里，我的生活虽然悲惨，但至少可以蜷缩在温暖的外表底下，因此，这次外出野游，是我最痛恨不过的事。果然，我们出游时被分成两组。有自行车的组成了——犹如古时军队的骑兵队——令人羡慕不已的精锐队伍，由一位骑着机动脚踏两用车的利末族小伙子指挥，出游的目的地比较远。我自然是默默无闻的步兵队伍中的一员，大伙儿穿着沉重的鞋子，得徒步行走数公里，被一群很不好惹的学监驱赶着。

出发的哨声就要吹响了，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轰动全校的事。吕迪涅手推一辆光彩夺目的自行车出现了，这是纳斯托尔的自行车。车子为翠鸟牌，石榴红的颜色，直纹则呈淡黄色，镀铬的金属车把，左侧装着一面小巧玲珑的反视镜，右侧有个双声大铃铛，半圆形的轮胎，白色的侧翼，车子后部还有一个车架，架子上固定了一面反折射反光镜；最后，实为当时所罕见的，那就是车子装备有三挡换速叉。

我们大家全都料定吕迪涅会进入自行车队；可他没有这样做。只见他穿过整个院子，在院子的铺石路上，自行车一跳一跳的，犹如一匹踢蹬着前蹄的马儿，我毫不起眼地待在步兵队伍中，可他朝我走了过来。最后竟把自行车交给了我，简单地交代了一句：

“纳斯托尔叫送来的，骑着出游去。”

我惊诧不已，其程度不亚于全校所有的人，可他们却当场指责我，说我具有非同一般的掩饰能力，因为显而易见，如此特殊的恩惠，必定会有长久的亲密友好关系作为先导与准备。对一个对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本质生活一无所知的外人，这一场面也许再平凡不过，无疑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对我来说，在过去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场面，都忍不住会发出欢乐和自豪的颤抖。

随后的一个星期里，纳斯托尔好像根本不认识我似的。不管怎么说，我对礼仪这一套还是比较了解的，知道用不着对他道谢。可第二个星期六，吕迪涅在走读生离校后下午5点钟的大休息时来找我，告诉我座位换了，并帮助我搬位置。

毋庸赘言，学生的位置是由负责惩戒学生的学监一人说了算的，他总是尽可能地违背学生的愿望，不是把朋友拆开，就是在前几排的位置上安排那些又懒又笨或爱想入非非的学生，那些人自然巴不得活个自在，躲在教室的后几排啰。唯有纳斯托尔可以不受制裁地打破这一规矩，让自己的意志取代学监的意志。他自己占了教室最后一排左角一个靠窗户的位置，为了可以不断地监视整个院子，他甚至用小木块垫高了课桌椅，还用一块普通玻璃换下了窗户上的一块小小的毛玻璃，因为全校所有教室都装配着毛玻璃。遵照这一只能出自他的命令，我从此坐到了教室左角他身边的位置上，确切地说，坐在他的右侧。自从那一引起轰动的自行车事件后，这次换座位不仅没有让人感到惊奇；相反，大家都等着这件事的发生，无论是老师、学监，还是学生，概莫能外。

从此之后，我在圣克利斯托夫的生活受到了慎重而卓有成效的保护。在我住校用的存物格子里，每个星期都能发现一点小礼物，大雨倾盆似的惩罚似乎不再落到我的头上；那些头一天对我态度粗暴的大个子第二天往往都神奇地露出一副挨过揍的模样。然而，与在上课和自习课中纳斯托尔让我借到的光相比，这一切实在微不足道。他那庞大的身躯仿佛把整个教室往他所在的左侧深处的角落推。对我来说，这儿确实是整个教室的中心点，不管怎么说，其地位远远超过讲台，在那儿，滑稽可笑的讲演者们上上下下，不过是昙花一现。

1938年2月12日。一位女顾客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来看我。临走时，孩子受到了一顿斥责，因为她把左手递给我握。我突然发现，大部分不满七岁——懂事的年龄——的孩子都自然而然地请我们把左手伸给他们。Sancta simplicitas![16]他们出于纯真的本能，知道右手受到了最令人厌恶的接触的玷污，每天都少不了要伸到杀人犯、神父、警察、当权者们的手中，就像钻到富人床上的妓女，而可悲的、默默无闻的和被人忘却的女人总是过着隐居般的生活，就如贞洁淑女，只接受姐妹们的拥抱。切勿忘记这一课。从此之后，要把你的左手伸给不满七岁的孩子。

1938年2月16日。纳斯托尔总是不停地写呀、画呀。我很遗憾没有得到他的一本作业簿，或者把它保存下来。在我看来，他跟我说过的一切都是那么奇妙，尽管对他说的我几乎一点儿不懂，直到这二十年后，我才用这些绝对不是他原话的词语，来解释与表达我的记忆想从他说过的话中汲取的东西。确实，我在他身旁度过的那个时期——总的来说相当短暂——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际，而我后来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显然与这一时期密切相关，因此，在我的行囊中，几乎没有必要去区分哪些是属于他的，又有哪些该是为我所有。

总而言之，倘若非要我拿出无可辩驳的证明，证明我是纳斯托尔的受遗赠人的话，那只须看看我这只在纸上移动的手，看看我这只在书写“左手的”文字那一个个字母的左手。因为这只手，纳斯托尔曾经久久地在他手中握着，因为他曾用他那只沉甸甸、汗涔涔的大手握着我这可怜的小手，孵着这只尽是骨头的半透明的小鸡蛋，它任凭自己投入温暖的怀抱中，却不知道当时获得的是何等的力量。纳斯托尔的浑身力量，他那富于征服、摧毁力的整个精神全都渗入了这只手中。正是从这只手中，这些“左手的”文字一天天产生了，因此，它们是我们俩共同的作品。小鸡蛋孵化了。它成了这样一只左手，长着毛茸茸的、长方形的手指，宽大的手心，像是一只托盘似的，可以肯定，与其说用来握自来水笔写字，倒不如用来操作铅笔。

纳斯托尔右手握着我的左手，用左手写字、画画。也许他向来习惯用左手。可我却喜欢自豪地猜测，他只是为了我才迫使自己使用左手，唯一的目的是能握着我的手，而又不停止写字。可以肯定的是，我与他从来没有像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里那般贴近。这是几个月前的一天，我浑身猛烈地一阵颤抖，突然发现自己竟会使用左手写字，发现自己的左手往纸上一放，不用练习，也不用尝试，就毫不犹豫地在纸上写下了崭新的字体，与我用右手写的字的字体迥然不同。

我就这样拥有了两种字体：一种是敏捷的，它可爱、合群，善于交际，表现了我在社会公众面前装出的那种披着伪装的个性；另一种是不祥的，它被天才的左手所扭曲，充满了闪电和呼喊，总而言之，附着纳斯托尔的灵魂。

1938年2月18日。每次坐进别人交给我检修的汽车，看到用螺钉固定在仪表盘上的圣克利斯托夫纪念章时，我总是回想起博韦的那所中学，对伴随我一生而出现的众多机遇中的某一次发出赞叹。有的机遇是意外出现的，似乎很可笑。而这一次却是根本性的。如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纳斯托尔，还有这一经营汽车库的职业，使我重新置于背负十字架的巨人的庇护之下……还有更多的事。我这茶褐色的皮肤，直直的黑发，是我母亲遗传给我的，因为她长得像个罗姆人。我从来没有起过好奇心，想过要查查她的家谱，我这一生已经充满了够多的先知先觉，若她家中有大篷车和马匹，我决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的。

比如阿贝尔这个名字，我一直觉得纯粹是偶然起的，直到有一天，《圣经》中那段叙述人类历史中第一桩谋杀事件的文字跳到了我的眼前。阿贝尔，也就是亚伯[17]，是个牧羊人，而该隐是个种地的。所谓牧羊人，就是游牧的，而种地的，就是定居的人。亚伯与该隐之争从创世之时一代代延续到今日，如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那种祖传性的对立，更确切地说，游牧民族一直遭到定居民族的强烈迫害。这份仇恨至今还远远没有消除，它又表现在迫使罗姆人服从的种种可耻的、侮辱性的规定——人们总把罗姆人当作死不悔改的罪犯，在每个村寨的入口处，这份仇恨总是显现在一块块告示牌上：“游牧人严禁停留。”

不错，该隐受到了诅咒，对他的惩罚如他对亚伯的仇恨一样，也一代又一代地永远没有完结的尽头。现在，耶和华对他说，你必将在这地上受到诅咒，这地开了口，要从你手中接受你兄弟的血。你以后种地，地将不再给你果实，你必流浪漂泊在地上。就这样，该隐也当面受到了最严重的判处：他不得不成为流浪者，就像过去的亚伯一样。他对这一判决说过一些叛逆的话，而且也没有服从判决。他来到了离耶和华很远的地方，在那儿修建了一座城市，这是世间第一座城市，被他命名为以诺。

哦，我认为，对农民的这一诅咒——农民们对他们的游牧兄弟也同样是冷酷无情的——我们今天还依然可以看到。因为土地不再养活他们，乡巴佬们不得不打起铺盖卷，背井离乡，成千上万的种田人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一个地方，殊不知在上一个世纪，由于把某种定居的状况当作拥有选举权的条件之一，一大群流动的人被排斥在选民团之外，按照原则看，这一人群都是异端分子，因为他们是失去了根的人。后来，他们在一些城市落了脚，构成了工业大城市中的无产者阶层。

而我呀，我躲藏在稳定的人群中，他们都是一些虚假的定居者，一些虚假的正统分子。我虽然一动不动，但是我却在维修这一迁移的最好工具——汽车。我耐心地等待着，因为我知道，迟早有一天，老天将再也忍受不了定居者们的种种罪行，会让天火降临到他们头上。到那时，他们全都会像该隐一样，被乱七八糟地扔到路上，一个个没命地逃离他们那被诅咒的城市和拒绝供养他们的土地。唯独我，阿贝尔，将心满意足，笑眯眯地展开我躲藏在这身汽车库老板的破衣服下的巨翼，双脚踩着他们发黑的脑袋，用力一蹬，飞到群星中去。

1938年2月25日。一天，纳斯托尔从他的课桌中拿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硬纸盒，把它凑到我的耳畔。我听到一种上扬的嗡嗡震颤声，好似一架在高空飞翔的飞机传出的隆隆声。我的朋友眯缝着双眼，透过像放大镜一般的厚厚的眼镜片，含讥带讽地打量着我。他把盒子放在桌上。盒上马上竖起一角，继又往下低倾，开始翩翩起舞，那悠悠的动作，给优雅的舞姿平添了几分庄重。嗡嗡声愈来愈响，每次盒子往下倾斜时，那声音便变得更加低沉。最后，盒子往一边倒去，在原地旋转了几圈，然后一动不动了。我好奇地凑到跟前，想看清我发现的印在盒子上的字：法国著名物理学家莱翁·富科于1852年发明，以展示地球的旋转……这时，纳斯托尔拿起盒子，一边把它打开，一边神情严肃地对我解释说：“这是个陀螺仪，是打开绝对奥秘的钥匙。”这玩意儿由两个同心金属圈组成，在互相垂直的平面处焊接在一起。一个相当沉重的红铜轮嵌在其中一个圆圈之中，铜轮之间有一横轴，两头尖尖的，分别插在另一个圆圈两边的小洞内，从而随铜轮一起转动。纳斯托尔把一根细绳伸入横轴的一个孔眼内，然后把细绳缠绕在轴上。接着，他猛地一拉绳子，细绳立即展开，发出咝咝的声响。铜轮遂转动起来。这时，纳斯托尔把一个表示埃菲尔铁塔的小铁架从盒子上取下来，把陀螺仪平稳地放在架子顶端。于是，优雅的舞蹈便开始了。这件小仪器形状如此简单，但精巧而又严密，围着固定点旋转着，画出一个比一个宽的轨迹，那庄严、悠慢的运动与圆圈上的轮子疯狂的回旋恰成对照，就好似那些蜂鸟，它们那小小的翅膀扇动得愈快，它们似乎就飞得更慢，而且像在原地飞动一般的时间也更长。

埃菲尔铁塔在木桌面上颤振着，发出沉闷的隆隆声，立即吸引了学生和学监的注意力。纳斯托尔对此毫不在意。他支着臂肘，半个身子朝着我，全神贯注地欣赏着还在翩翩起舞的陀螺仪。“一个玩具宇宙，”他低声地说道，“这一小小的形象，完全忠实地表现了地心引力……你知道吧，马贝尔[18]，你眼睛盯着看的这一运动，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在起舞的是你，是圣克利斯托夫，是整个法兰西！陀螺巧妙地摆脱了地球运动，所以好像在旋转。实际上，是我们在围绕着它转。哦，你用手捏一捏它。”他说着就把支架顶端上的陀螺仪拿到手中，递给了我。我用力捏住这一富于生命的小仪器，这一捏，我马上感觉到我手里有一股异常的推力、一股不可抵挡的扭力，这股力量一直传到我的手腕和整个手臂。

“像是个癞蛤蟆似的！”我惊叫道。

“癞蛤蟆，那是你，小弗热，”纳斯托尔对我说道，“你紧紧地抓着一个固定点，可地球要旋转，你永远也阻挡不了它。你手心中所感觉到的，是带动着你的地球的转动对静止不动的陀螺仪所产生的阻力。把它还给我吧。每当事情不妙时，它就是我的依靠。它是我的袖珍的绝对存在……”

1938年2月28日。难道是我两个月来总是沉湎于回忆儿童时代的缘故？如今，我心中一直萦绕着老玛丽在雨天时一边摇晃着我，一边对我唱着的那首荒唐而单调的歌，这首歌使我那悲伤得已经麻木的灵魂蜷缩到了它那最黑暗的洞穴中。

每当我想起它

我的心便拉长……

犹如一块海绵

浸入

深潭

里面充满硫黄

煎熬着如此巨大，如此巨大，如此巨大的悲伤

每当我想起它

我的心便拉长

1938年3月2日。他养成了说话不动嘴唇的习惯，恐怕并不是非做不可的缘故，而是出于对掩饰的嗜好，谁都知道他在老师和学监那儿享有豁免权，在其他方面，还拥有许许多多的自由权。他常常眯着狡黠的眼睛，久久地看着我，对我说着话，可那话语深奥难解，往往把我推入一种幸福的眩晕境地。

“总有一天，他们全都要走的。”比如他这样对我说，“可你将留在我身边，哪怕我消失。你既不漂亮也不聪慧，可你是属于我的，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任何一个学生从来都没有像你这样属于过我。以后，你一定会使我变得毫无用处，可这样很好。”

或者，他扶着我的肩膀说道：

“我把我所有的种子全都播种到了这一矮小的身躯里。你以后必须寻找一种适宜于它们开花的气候。通过那将令你恐惧的一次次发芽、一次次开花，你可以看到你生命的成功所在。”

如今，我完全领悟到了他以前说过的那一预言，那一天，他紧抓着我的下巴，迫使我张开嘴巴。

“不久，”他说道，“这些小小的牙齿将长大。马贝尔将拥有极大的利牙，他下颌的咯咯声传到任何人的耳边，都会被认作一种可怕的威胁。”

也许在正在酝酿的事件的启发之下，我将来终将明白他这番话的意思，他说：

“只要猛烈地敲击一扇门，它最终总会打开的。要不从未见过的邻居的门会打开一条门缝，这就更漂亮了。”

或者还说：

“应该一笔连成始与终。”

我只见过他读一部小说，可小说的许多段落，他烂熟于胸，每当课上得让人厌烦时，他便不动嘴唇，整页整页地背诵起来。这部书是詹姆斯·奥利弗·库伍德的《金圈套》。纳斯托尔朝我倾过身子，一副神秘的模样，像倾诉一个令人陶醉的秘密那样在我耳边低声背诵道：若在阿萨巴斯卡湖上放一叶独木舟，沿着和平河往北航行，便可抵达大奴湖，然后顺马更些河而下，直驶北极圈……小说的主人公叫布拉姆，是个野蛮的巨人，为英国人、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的混血后代，他孑然一身，带着一群狼，穿过了茫茫冰原。对布拉姆来说，与狼同嚎绝非一种富有色彩的比喻之说：他猛地把他那只巨大的脑袋往后仰去，以从他胸腔和喉咙里迸发出一声发自心底的叫喊，让声音冲向天空。纳斯托夫背诵着，开始是一阵雷鸣似的隆隆声，继而变成了尖厉的哀吟，可在平坦的冰原上传出数里之遥。这是主人对他那群狼发出的呼喊；是兽人对其弟兄发出的呼唤……回应这声粗野的呼喊的，是呼呼的北风，可往往也有天空的音乐，这是北极的曙光在空中发出的神奇而魔幻的和声，以预报它的升起。忽而是刺耳的尖鸣，忽而是轻柔的低吟，宛如一只猫儿的呼噜声，有时又像蜜蜂金属般的嗡嗡声。

布拉姆的呼喊、群狼的嚎叫、北风的呼吼和北极曙光那金属般的乐声，这一切闯入了我们在圣克利斯托夫的生活，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然而既拥挤又杂乱，属于一个未开化的非人世界，如同虚无一般洁白清纯。对我来说，这声呼唤与我在12月的那天夜晚，坐在挑棚的人行道边准备去——或以为要去——惩戒室时听到的那阵悄然的喊叫声混合在一起，难解难分。但是，这声呼唤丰富、扩大了我听到的喊叫声，使它充满了纳斯托尔叙述的故事所带来的那种种强烈的诱惑力。我的朋友心情激动地跟我谈起在黑乎乎的松林中怒号的暴风雨，谈起了在穿越冰封的湖面时脚下那青绿色的深渊，雪鞋发出单调的沙沙、沙沙声，群狼在冰冷的黑夜中穷凶极恶地追逐猎物，由圆木搭成的小木屋像个曲背的老人，半截身子埋在雪堆里，夜晚，猎人在里面栖身，点起大火盆，以温暖自己的身躯和心房。

岁月消逝而去，可说真的，我至今还没有摆脱我儿时在里边苦苦挣扎的那种弥漫着疫气和霉味的氛围。对我来说，加拿大始终还是那个遥远的冥世，它往往把折磨着我的那种种微不足道的不幸化为乌有。我敢写下我自己没有放弃努力吗？会有一天，马贝尔，会有一天的，你到时瞧吧！

1938年3月6日。去警察局换牌照。窗前排着死气沉沉的长队，人们无可奈何地等待着，窗后传来那些凶狠的丑女人狗一般的嗷嗷叫声。大家都梦想出现一个善良的专制君主，大笔一挥，取消户籍证、身份证、护照和形形色色的证件，还有那个犯罪记录。总之，取消所有那些噩梦般的纸片，其用途——就算有所用处吧——与其付出的劳动及造成的烦恼也是不成比例的。

不过，若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承认甚或积极的支持意向，一项法规确实也难以施行下去。所以，死刑并不是野蛮时代的一种血腥的残余；对公众舆论的各种调查无不证明绝大多数人都盲目地抱着死刑不放。至于行政机构推出的各种卡和证，恐怕也是与大多数人的要求相适应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人们一种基本的恐惧心理相适应的，这就是恐惧成为动物的心理。因为若无证件生活着，无异于像只动物那样生活。那些无国籍的人、那些奸生子女或私生子所遭受的境况实际上仅仅是依靠某种证件而维持着。这些想法使我起念写了一个小寓言。

从前有一个人，跟警察发生了一次口角。事情了结后，留了一个案底，一遇到什么事情，就有可能翻出来。这个男子下决心把这个案底毁了，为此钻进了金银匠沿河马路的警察局办公楼。他自然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找到有关他的那份卷宗。因此，他得把所有“犯罪记录簿”毁了才行，于是，他浇了一桶汽油，一把火把整个办公楼全都烧了。

首次壮举大获全胜，他坚信各种材料证件是一种绝对的恶，应该让人类摆脱其束缚，这一信念鼓励着他继续走他开创的路。他把自己的财富全都换成了一桶桶汽油，开始系统地光顾省政府、市政厅和警察局等地方，不管是卷宗、档案还是资料，全都付之一炬，由于他每次都是单独活动，所以谁也逮不着他。

可是，他突然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在他完成了壮举的居民区，人们行走时总往地面倾着身子，从嘴中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词语，总而言之，他们在渐渐地变成动物。最后，他终于醒悟了，发现自己本来想把人类解放出来，没想到反而使人类堕落到了动物的状态，因为人类的灵魂是用纸做的。

1938年3月8日。晚上在饭厅用餐，我们有说话的自由。尽管只有一百五十人，可声音服从于一条正常的规律，自动地逐渐提高，因为若想要让别人听清自己讲话，谁都得不断提高嗓门。当喧哗声达到顶点，形成一座声响大厦，恰好填满了整个大饭堂时，学监便吹起一阵轮哨，将之彻底摧毁。随之降临的死寂有着某种令人眩晕的成分。接着一张张餐桌上又响起窃窃私语声，一把餐叉当的一声碰到了碟子，马上发出一阵哄笑声，各种声音和动静又渐渐织成巨网，重复着先前的一幕。

中午，半寄宿生们又加入了寄宿生们的队伍，总共有二百五十人左右，可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示众”惩罚劈头盖脸地落到了违禁说话的人头上，如有人一犯再犯，那就要“罚站”。饭堂的一个台子，放着一张课桌，总有一个学生站在桌上，高声朗读一页页富有教益的文字，一般来说，都取自某部圣人传。宽敞的大饭堂里，充满餐具的碰撞声和持续的交谈声，为了让众人听清，朗读的人不得不直着嗓子大声地念，也就是说只用一种腔调，那调子没有丝毫说话的味道，纯粹是一种怪模怪样的诵诗调，无情地抹去了任何色彩——询问的、讥讽的、威胁的或逗趣的——无论是哪一句话，都千篇一律地被赋予一种悲怆、哀婉的声调，强烈得到了逼人的地步。

朗诵的差使是学生们极为踊跃的，一般都是作为对各类优胜者的奖赏，当然，他们得有能力完成这一差使。对一个孩子来说，要在四十五分钟内毫不间断、准确无误地高声朗读一篇谁也没想到会派上这等野蛮用场的文字，绝非易事。因此，朗诵者不仅马上会拥有某种威望，而且还有在其他学生之前用餐的好处，按惯例，朗诵者吃的饭比普通伙食要更精细、更丰盛。

不用说，我毫无成为朗诵者的天赋，可是一天早上，有人通知我中午进餐时，由我代替当时的一位朗读者，这人出乎众人的意料，竟然受到了一次“惩戒”，所以便没有资格享受朗诵的殊荣，我得知消息后，感到很惊诧，不禁浑身颤抖。同时，还交给了我要念的有关文字：那是一个圣克利斯托夫的生平片段，摘自雅克·德·沃拉吉纳的《金色传奇》。

我毫不怀疑是因为纳斯托尔，才给了我这份过分的荣誉，给我增添了负担。如今，我清楚自己所了解的一切，重温了昔日曾当着全校学生的面大声朗诵的那几页文字，在这一令人惊奇的文字的字里行间，我仿佛看到了纳斯托尔的签名。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是否拥有相当的证据，以揭示出将圣克利斯托夫的传奇与纳斯托尔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内在关系呢？纳斯托尔的这一命运，是由我掌管、执行的。

雅克·德·沃拉吉纳写道：圣克利斯托夫是迦南人。他长着巨大的躯体，面目可怖。他很乐意伺候人，但这人须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于是，他来到一位十分强大的国王宫中。据说，这位国王极为伟大，无与伦比。国王见了圣克利斯托夫，仁慈地接待了他，并让他留在宫中。可是有一天，圣克利斯托夫意外地发现有人在国王面前提到了魔鬼后，国王马上在那人脸上画了个“十”字。圣克利斯托夫便问国王，为何要画十字。国王回答说：“每当我听到别人说什么魔鬼，我都要画这个符号，因为我害怕那魔鬼对我施行魔力，加害于我。”这样一来，圣克利斯托夫马上明白了他侍奉的这位国王既不是最伟大的，也不是最强大的，因为他害怕魔鬼。于是，圣克利斯托夫向国王告辞，出发寻找魔鬼去了。他行走在一片荒漠中，这时，他看到了一大群士兵，其中有一位外貌凶狠可怖，朝他走了过来，问他去何处。圣克利斯托夫回答说：“我在寻找魔鬼老爷，以拜他为主人。”对方对圣克利斯托夫说：“我正是你要寻找的。”圣克利斯托夫欣喜若狂，立誓永远当这人的仆从，把他当作老爷。然而，当他们一起行走时，遇到了立在路旁的一个十字架。魔鬼立即吓坏了，急忙逃跑，离开了行走的路，领着圣克利斯托夫穿过了一片高低不平的地方。然后，他才又把圣克利斯托夫领回路上。圣克利斯托夫目睹了这一切，不胜惊讶，便问他为何如此害怕。魔鬼回答他说：“有一个叫耶稣的人被绑在十字架上；我一见到他在十字架上的形象，就无比害怕，吓得连忙逃跑。”圣克利斯托夫对他说：“我付出的努力还是白费了，我还没有寻找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现在告辞了，我要离开你，去寻找比你更伟大、更强大的耶稣。”

他花费了很长时间，寻找一个可以给他提供基督情况的人。最后，他遇到了一位隐修的修道士，修道士给他宣扬耶稣基督，向他布道。修道士对圣克利斯托夫说：“你想要侍奉的那位国王要求你服从一点，那就是你必须经常禁食。”圣克利斯托夫回答他说：“我是个巨人，饥饿难当。让他给我提别的要求吧，我绝对不能禁食。”修道士对他说：“你是否知道有那么一条河，许多行人正在那里丧命？”“知道。”圣克利斯托夫回答说。修道士接着又说道：“你身材高大，强壮有力，若你能待在那条河边，把幸存的人们送过河去，那对你想侍奉的耶稣基督国王来说，也许是十分愉快的事。”圣克利斯托夫对他说：“好，我可以为此效劳，我答应一定为他完成这项义务。”

圣克利斯托夫来到了那条河边，在河岸上建了一幢小木屋。他没有用什么木杠，而是手执一根杆子，用它在水中保持身体平衡，毫不停息地把旅行者一一送过河去。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有一次，他正在屋里休息，忽然听到一个孩子呼喊他的声音：“圣克利斯托夫，出来把我送过岸去。”圣克利斯托夫马上起床，可没有找到半个人影。他回到屋中，可又听到同一声音在呼唤着他。他急忙又跑了出去，可还是没找到人影。第三次，好像呼喊声是从前方发出的。他出了门，发现河岸上有个小男孩，求他送他过河。圣克利斯托夫把孩子举起放到肩上，拿起杆子，下了河，准备把孩子送过河去。可这时，河水渐渐地上涨，孩子像铅块一般，沉沉地压在他身上；圣克利斯托夫向前游去，可水还在继续上涨，在他肩头的孩子也越来越沉，难以支撑，圣克利斯托夫恐慌万分，害怕送命……

他好不容易终于幸免于难。过了河，他把小男孩放到河岸上，对他说：“你刚才把我置于极度的危险之中。你那么沉重地压着我，我身上仿佛负载着整个世界，我不知道是否还载过更重的东西。”小男孩回答他说：“你不要感到吃惊，圣克利斯托夫，你不仅负载了整个世界，你的双肩还承载了创造世界的人：我就是基督，你的国王，你做的一切已经为他效了力；为了向你证明我说的是真言，请你回到对岸后，把你的杆子插到你屋前的地里，到了清晨，你就会发现杆子将会开花结果。”说罢，小男孩便消失不见了。圣克利斯托夫过了岸，把杆子插进地里，第二天起床后，他果然发现杆子长出了树叶和椰枣，看去像棵棕榈树……

我毫无磕绊，一口气朗诵了整个故事，心里颇为得意。下午2点上自习课时，我坐到纳斯托尔身旁，等着他向我祝贺。可他全神贯注，在画一张画，他画的这种画，总是涂满各种色彩，有时他还要细加修饰，整个脸几乎贴着画纸，花上几个小时。等他抬起头来，我发现他画的正是圣克利斯托夫。不过在他肩上，巨人负载的是整座中学的建筑，各幢楼房的窗口，一群群学生探出身子。纳斯托尔习惯性地用手绢抹了抹脑门，低声说道：“圣克利斯托夫寻找绝对的主人，最后在一个小男孩身上找到了。但最重要的，是要弄清小男孩在他肩上的分量与杆子开花之间存在着的确切关系。”

我俯过身子，发现他给负载基督的巨人画上了他自己的五官。

1938年3月11日。两个多月来，我一直在暗中书写回忆性的日记，这种方式具有神奇的力量，能把日记叙述的事件及行为——我的事件与我的行为——置于一个新的视角，加以揭示，并赋予新的尺度。比如，自写下2月18日的日记以后，我的名字阿贝尔在我看来便有了新的含义。同样，那些不被人所知的小习惯，多多少少有些见不得人，而且明显是荒唐的，无法辩解的，每当我就此在这儿写上几行文字，便感到自己可以补救那些不良习惯。

比如号叫，今天早晨，我让右手腕用力撑着，可手腕发出间歇性的疼痛，若没有它的提醒，我准会又习惯地号叫一阵。号叫，这既是一种对绝望的模仿，也是一种战胜绝望的仪式。我趴在地上，双脚向外侧，然后用双手撑起双臂，挺直上身，脑袋向后仰，朝向天花板。随之便是号叫。那像是一阵深沉而连续的嗝儿，仿佛从我肺腑中往上冒，久久地震颤着我的脖子。如此一阵号叫，便发泄了对生活的一切烦恼和对死亡的所有恐惧。

今天早晨，由于不能号叫，我又发明了一种新的仪式，可称之为“洗厕所”或“洗㞎㞎”，我还说不清楚。必须说明的是，每日清晨，我总感到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当我试图把这一感觉从其网络中撕开时，它却更为沉重地压迫着我的身躯。这还不过是区区小事，因为每天起床，还有着——比平常的还更苦涩——照镜子的失望。我这人从未肯放弃心中暗暗抱有的一线希望，指望着随着黑夜过去，一张有血有肉的新面孔会取代我平常的那张嘴脸。比如在某天早晨，也许会换上一张狍似的幼稚而严肃的脸，在布满星星的锡汞齐镜面中，用两只细长发绿的杏仁眼打量着我。我也会因为那两只灵活而富于表情的耳朵而乐不可支，那耳朵的勃勃生机将因此而作为对面孔的奇特和僵硬的一种补偿。

但是，出现的总是我自己，脸色比平时更黄，更忧郁，两只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两道浓眉仍然黑如木炭，前额低低的，一副执拗的神气，没有丝毫的灵感，还有那两道深深的皱纹，直穿过我的脸颊，仿佛是一条永不枯竭的泪河侵蚀而成的。我睡得很不好，粗糙的下巴长着浓毛，扎得我手心发疼，一口牙齿上则沾满了灰绿色的东西。不，真的，哪怕就这一次也难以忍受！我高声喊叫：“什么嘴脸！可这是一副什么嘴脸！去，去厕所！”我一边喊叫，一边用双手紧紧地卡着脖子，做出要把它拧下来的动作。一气之下，我真的冲到了厕所。到了厕所，我跪倒在抽水马桶前，像是要吐的样子，可我却把整个脑袋全伸了进去，同时举起双手，去摸冲水链。水箱一抽，发出瀑布般的哗哗水声，颈背上随即落上冷水，硬邦邦的，就像是断头台上的铡刀。然后，我抬起身子，浑身淌着水，心里却平静了，尽管还有着几分茫然。不管怎么说，这对我是有好处的！要是不再这么做，那才怪呢！

1938年3月14日。4点钟的课间大休息达到了高潮。院子里腾起一片合拍的喧闹声，几百个学生身着饰有红饰带的黑罩衫，正在院子里活动。我坐在纳斯托尔正倚靠着的窗沿上，观看着这一粗暴得令人着迷的新游戏。体重最轻的男孩子坐在身体最壮的同学的肩上，由此而配成的对子——骑士与坐骑——猛烈撞击对方，以把对手掀下马来。骑士们伸长胳膊，当作长矛直刺敌手的脸部，紧接着手一缩，又成了铁钩，勾住对手的领子，把他往边上或往后拉。常有人猛地摔倒在炉渣地面上，可有的时候，骑士虽然被撞得脑袋后仰在地，但双腿还紧夹着坐骑的脖子不放，两只手拼命抓着对方坐骑的大腿，继续战斗。

开始时，纳斯托尔只是用目光扫视着整个院子，面对这场混战，他若有所思地岿然不动，品味着由此而生的高人一筹的滋味。接着，他张口说了几句话，按照他的习惯，这话并不是专门针对某个人讲的：“一个课间休息的院子，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然而却留下了相当大的游戏场地，可允许各种游戏。这一游戏场地就像一张白纸，各种游戏一个个书写在上面，犹如一个个留待分解的符号。但是，大气的密度与笼罩着大气的空间却成反比。要了解这情景，得看看四边的墙全都挨在一起时会发生怎样的场面。这就像所有的字都挤成了一团。会因此而更容易辨认吗？至少可目睹到凝聚的现象。怎样的凝聚现象呢？也许水族馆，还有学生宿舍，可以提供某个答案。”

这时，一群战成一团、难解难分的骑士摇摇欲坠，最后来了个人仰马翻，纷纷摔倒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纳斯托尔兴奋得浑身颤抖。“来，马贝尔，”他对我说道，“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厉害！”说罢，他走到我的身后，把大脑袋伸进我两条细细的大腿间，像吹羽毛似的把我举了起来。他双手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腕，用力地拉我的胳膊，使我稳稳地坐在他的肩头，可我们俩却因此而腾不出一只手来。对此，纳斯托尔毫不在意，因为他只指望用自己的身躯去战胜对手。事实也是如此，在战场上，他一路冲杀过去，如同一头愤怒的公牛，把对手全都撞翻在地。接着，他又转过身，重新发起进攻，可出其不意的效应已经枯竭，幸存的骑士们勇敢地前来迎战，发生了可怕的撞击。纳斯托尔的眼镜被撞了个粉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纳斯托尔松开我的双手说道，“给我指路！”我抓住他的耳朵，像拉马嚼子似的，想让他往哪边走，就一拉哪边的耳朵，试图以此给他指路。可是，他很快又变换成另一种战术。为了摆脱穷追不舍的骑士们，他开始拼命地转动起身子来，那庞大的身躯转动之快，令人愕然。我呢，则有力地抓住伸手可及的一切，一抓住进攻者，便猛地往我身上拉，一个个进攻者如九柱戏般纷纷落地。片刻后，只有我们俩还站立着，周围尽是败将，痛苦地胡乱倒在地上。我们身边，围起一圈崇拜者。从中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同学，怀着敬意，把他捡起的纳斯托尔的那副散了架的眼镜交给了我。

纳斯托尔跪了下来，把我放到地上，那动作在无言中使我想到了大象放下驭象人的姿态。接着，他一动不动地待了片刻，露出微微的笑容，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挂着我从未见他有过的幸福神情，甚至都忘了他那习惯性的动作，没有用手绢去擦擦挂满汗珠的额头。他还是睁着什么也看不清的眼睛，把手搭在我的肩头，没有考虑再设法把眼镜戴上。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方才离开的那个窗角，他脸上始终挂着那种略含憨态的欣喜神情。他默默地待着，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开口说道：“我原来不知道，小弗热，肩上背着一个孩子，会是那么美妙的事。”

1938年3月14日。我有不少小小的安慰，其中之一就是给自己的皮鞋上油。我的衣柜下，放着一个小箱子，里面堆满了硬度不一的毛刷子，货真价实的羊毛擦鞋布和一盒盒色彩各异的鞋油，有纯黑的，纯白的，还有一整套浅黄褐色的。我就喜欢用巧妙配制而成的不同色彩的鞋油擦鞋，使每天穿的皮鞋都呈现出新的颜色。每天晚上，我先擦去灰土，然后抹上油，第二天早上再细细地擦个锃亮。鞋子本来就该是这么擦的。可是，我特别喜欢用手触摸鞋子，并把手伸到鞋子里面去。我的一双手很大，像是阀门钳，又好似阴沟铲，要是放在一块白桌布或一张白纸上，或用它们来摆弄小巧玲珑的银勺或铅笔，实在滑稽可笑，在我指间，那勺子或铅笔时刻有可能像根火柴棒一样被折断。可与鞋子打交道，那就不一样了。

上个星期，我在一只垃圾箱上发现了一双高帮皮鞋，鞋子破破烂烂的，被脚汗沤得尽是窟窿，此外，这双鞋子还受到了凌辱，因为扔掉前，连鞋带也被抽走了，所以两只鞋子像打着呵欠似的伸着舌头，张着空空的扣眼。我的双手友好地接待了它们，两只角状的拇指把鞋底弯成弓形——硬硬的躯体，却充满深情——其他手指伸进了鞋子的里面。在这富于同情心的触摸之下，这双可怜的鞋子仿佛重新获得了生命，当我把它又放到垃圾堆里时，心中不禁一揪。

在我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我有一小套擦鞋的工具：一管无色鞋油、一把刷污泥的硬刷子、一把擦油增亮的软刷子和一块羊毛擦鞋布。要是哪位顾客赖着不走，让我感到厌烦时，我便毫不犹豫地擦起鞋来。在对方惊愕不已的目光之下，我打开全套擦鞋工具，有条不紊地动手擦我的皮鞋。需要时，我还脱下脚上的鞋子，放到桌子上去。无色鞋油的最大好处，就是抹油时可以——甚至有必要——不用刷子。这灰白色的半透明物质，散发着强烈的松油脂香味，把它涂抹在手指上，再慢慢地按摩着皮面，给每一个细孔滋补营养，使每一道褶子变得柔软，细心地抚平每一条裂痕，这是多大的乐趣啊！要是我的客人对我这般冒昧表示不满的话，那他可就错了。我往往可从中获得愉悦，重新学会忍耐和宽容。

我的双手喜爱鞋子。实际上，是因为它们为自己不是脚丫子而感到痛苦，就像那些长得过分高大的姑娘，为自己生就不是男孩而终生抱憾。

1938年3月16日。纳斯托尔倒在他那个角落里，右手紧紧地捏着我的左手。他的眼镜贴着一条条橡皮膏，把碎眼镜片勉强粘到了一起，透过这副显得更加怪模怪样的眼镜，他笑眯眯地打量着我。

“你知道阿德莱男爵吗？”他问我。

当然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阿德莱男爵呢？再说，纳斯托尔并没有指望别人回答。

“那我给你讲讲他的故事，”他嘴唇也不动一下，对我说道，“他名叫弗朗索瓦·德·博蒙，在多菲内地区的拉弗莱特拥有一座城堡。那是在16世纪，当时，宗教战争使整个王国到处流血，各种强大的造物却应运而生，得以任意发展。”

“有一天，阿德莱和手下的军官去打猎，追赶一只熊，熊被一道深渊截住了退路。走投无路的动物对着一个追赶的人发起了进攻，那人开了枪，打伤了熊，可自己也跟着熊在雪地里滚了下去。男爵见此情景，马上冲上去抢救他手下的人。可他却被一种难以言表的快感所控制，猛地停下了脚步。原来他发现那人和熊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正慢慢地往深渊滑去，他被这一慢速滑动给迷住了，目光凝固了似的看着。接着，那团黑乎乎的东西摇晃着跌入深渊，白花花的地面只隐隐约约地留下了一道灰色的痕迹，阿德莱兴奋得直喘粗气。”

“几个小时之后，那位军官却又出现了，他受了伤，浑身是血，但总算保住了性命，多亏了熊，他往下坠落时得到了缓冲。军官对男爵一点儿也不着急抢救他感到惊讶，于是毕恭毕敬地问男爵。可男爵笑吟吟的，仿佛还在梦中回味那美妙的往事，回了他一句神秘难解而又充满威胁的话：‘我可真不知道一个人往下落会是这么美妙的事。’”

“打这之后，他一任自己沉醉在这一新的乐趣之中。他趁宗教战争造成的混乱局面，在信奉新教的国度，把天主教徒投进监狱，又在信奉天主教的地方，把新教徒关进牢房，然后再摔死他们。他还发明了一种考究的坠落仪式：犯人们被迫蒙上眼睛，在一个四周没有栏杆的高塔上，随着古提琴声跳舞。男爵快活得气喘吁吁，看着他们跳到塔边，接着又往回跳，然后又跳到塔边，突然其中一位一失足，号叫着跌入万丈深渊，戳死在塔底地面布满的长矛尖上……”

我从来没有产生过好奇心，去查证纳斯托尔讲的故事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可这又有何妨呢？人性之真实——我将要写作纳斯托尔之真实——远远超过事实之真实。纳斯托尔给我讲述了阿德莱男爵那邪恶的一生之后，没有作任何评论。然而今天，我却情不自禁地把他后来表达的一个看法与这一故事联系了起来，当时我确实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是这样说的：“毫无疑问，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再也没有比偶然发现他必定怀有的邪恶更动人心弦的了。”我至今还记得，他最喜欢用一个当时在我看来学究气十足的词：欣快感。“阿德莱，”他说道，“发现了坠落的欣快感。”说罢，他久久地思索着这一搭配奇怪的词语，也许在寻找别的说法，在寻找开启不为人所知的快感之门的钥匙。

1938年3月20日。今晨的新闻报道说，去年在法国消失且未留下任何踪迹的人数达2783位。可以肯定，多数情况属于离家出走或蓄意逃跑，以摆脱令人憎恶的家庭或妻子。但是，其余的一部分，那纯粹是因为谋杀，用火、土或水彻底销毁“罪证”。除此之外，如果说最为完美的谋杀往往是那些得以借正常死亡为掩护的谋杀的话，那么，大家对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令人恐惧的社会便会有一个大致的看法。毫无疑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犯罪是要抵罪的，可杀人却往往不用偿命。每天，我们握过的手中，就有下过砒霜或掐死过人的。就根本而言，司法机关所过问的事件本身就已经是失败，因为它们未能保证不被人察觉。但这类情况只属极少数——每年只有十一二件——这表明它们所具有的纯粹是象征的、暗示的性质，只能勉强让人相信，大家都遵循着一个原则，即尊重生命的原则。

实际上，我们的社会有着它应该具有的公道。这种公道与人们对杀人犯的崇拜是相吻合的，在每一个街角里，在每一块蓝牌上，无不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对杀人犯的崇拜，一个个最为杰出的军人，亦即我们历史上最为残暴的职业杀手的姓名，全都标在牌上，供众人敬仰。

1938年3月22日。尽管成为废墟的修道院附属教堂已经修复，可我们还是集中在一座新建的小教堂里做弥撒和祷告，小教堂的建筑和装饰呈拜占庭化的现代风格。平常，每天有人领我们去两次——早祷告与晚祷告，可在礼拜天和鸣钟宣告的节庆日子里，我们得七进七出：早祷告、圣餐弥撒、大弥撒、晚祷告、晚课、圣体降福仪式和夜祷告。可以说，我们在那里边几乎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对自己的凳子、存物格和自己的位置所指示的各种标志都习以为常。里面的社会和在班级里一样有组织，而且等级森严，尽管两者之间有着差别。首先是合唱队队员，他们由于参加排练而相当让人羡慕，因为常常在上课时让他们去排练，有时旷课也可因此而得到庇护。不过，在举行祭礼时，他们的处境——他们站在台上，围着皮日尔教士正在忙着弹奏的风琴，头顶上是仿焰式的巨大圆花饰——说到底是自由少，遭罪多，除了有那么点好处，那就是可以处在比较高的位置，尤其是可以从背后去观察集合在一起的全校学生。是纳斯托尔提醒我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琢磨，是否有必要提出一个什么借口，在那个廊台里精心设置一个观察点，对这一计划，他后来好像不怎么感兴趣。关于合唱队的事，我后悔没有记下他有一天当着我的面说的那番话，他曾把合唱队的整齐一致以及它所达到的建筑般的整饬性与在课间活动的院子里腾起的那股野蛮、激荡的一致气氛作了比较。

那伙合唱队的孩子，在我看来简直是一桩小小的丑闻——就该词最诙谐的含义而言——纳斯托尔对此大加嘲弄，可它却使我开始明白了一些我极其需要领悟的事理。本来我以为，在一所教会学校里，像辅助主祭主持弥撒圣祭仪式这样的殊荣自然应该归于中学里的精华，归于名列学习优异奖、勤奋奖榜首的学生，他们都是遵守道德规范的楷模和传播圣洁之道的种子。然而，我很快发现，这一标准虽然在选择穿白长衣[19]的对象时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却要受到其他不同性质的因素的控制，而这些因素与灵魂美毫不相干。事实真相是卑鄙的，但除非遭受了尖桩刑或火刑，善良的教父们绝对不会承认，事实是，若没有一张漂亮面孔，就当不了合唱队员。而且不是一种大致的挑选，只是把长着一副猩猩相的优等生排斥在外；相反，极其讲究搭配，在祭坛的每道台阶上，金色头发的与棕色头发的相配；身材苗条的与腰圆背厚的为伴，脸蛋胖乎乎、红扑扑的小天使与面孔像梅特·多卢洛萨那样瘦得尽是骨头的搭配在一起，总之，既有令人欢乐的野兽般的无辜，也有经过苦行磨炼的纯洁。

纳斯托尔把我的重重顾虑一扫而光。他在那天和以后各种场合跟我说过不少话，我尤其清楚地记得，他责备善良的神父们——他们的职业就是给小孩子们指路——竟然不知道一个孩子只有在灵魂附体的条件下才是美的。而要灵魂附体，就必须受到过侍奉。在圣克利斯托夫肩头的孩童耶稣既是被背着的，也是被抢夺的。他的光辉全在于此。他是被强行夺走的，同时，被人极其谦恭而又艰难地举在咆哮的波浪之上。圣克利斯托夫的光荣之处，就在于他既是驮重的牲畜，又是圣体显供台。穿越河流中，既有劫持的成分，也有劳役的成分。诚然，我赋予了这些话它本身难以具备的力量和清晰含义，由此而顺应了我基本的天性。不过，我仿佛还依稀记得，纳斯托尔试图在合唱队的孩子身上重新发现这一含混不清的性质，想亲眼看到高级圣职人员跪倒在提香炉的小辅祭跟前。

正是在这座拜占庭式的小教堂里，命运之神将第一次出击，给我们送上彩排的机会，这一年，排演的是圣克利斯托夫悲剧。

我像平常那样，处在一排座位的倒数第二个位置。左边，坐着纳斯托尔，就挨着小教堂边侧的通道，旁边正好有个告解室，所以通道更加狭窄。不同往常的是，我右边的邻座伯努瓦·克莱芒是个巴黎小孩，由于他家人对在首都没有出头之日而感到绝望，所以把他“圈”到了博韦。这个叫克莱芒的不断炫耀一些凶器或富于情调的东西，诸如左轮手枪、罗盘、带保险卡槽的小刀、浮沉子、高尔夫球等，所以在我们这些乡巴佬的眼里，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定威望，我思忖，纳斯托尔的那个陀螺仪，那个被他称为“绝对玩具”的东西，是不是从克莱芒那儿来的。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两个孩子之间，结成了某种同谋关系——要不就是某种友情——而克莱芒依仗这一点，对纳斯托尔表示出一股亲热劲儿，让我感到好不难受。这既出于嫉妒，也因为我朋友仿佛作出让步，有失身份。大家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俩在一起商量事情，讨论如何交换物品或交流什么东西——我最终得出了结论，坚信纳斯托尔准是想要榨干这位新生的所有财富，等到再也没有任何好处可捞时，再把他置于本该属于他的卑微境地。

说到底，虽然克莱芒坐在我的右边，却也没有妨碍他们之间进行的交易，弥撒刚一开始，我的两个邻座便在我的脑袋上方展开了谈判，对我根本不在乎，仿佛我压根儿不存在似的。不用说，我没有漏掉他们说的任何一个字，更何况这场交易并不新鲜，好几天以前，他们就已经当着我的面讨价还价了。那玩意儿是1914—1918年那场战争中使用的一只柠檬形状的手雷，后被改制成了打火机。我好像还记得，克莱芒的要价是十张空白的免罚证，可纳斯托尔觉得要价太高了，他要求至少应该试一试这打火机是否好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场讨价还价之后，纳斯托尔对我说道，“那打火机呀，准使不了。”原来，要试打火机，得有一定数量的汽油才行，而这只有纳斯托尔才可能弄到。

这个礼拜天早上，事情就讲到了那里，奉献祭品仪式一过，他们的交易差不多就已经成了，由我代表纳斯托尔交给克莱芒一小瓶汽油。克莱芒马上给他的手雷灌油，机芯里塞满了棉花，可要往里灌油并不容易。一个负责看守的修士在中间的过道上来回走动，克莱芒不得不经常停止操作。纳斯托尔全神贯注地监督着每一个步骤，这要是出了事，准得由他兜着，也许他已经有所防备，可就在这时，主持中学的修道院院长登上了讲道台，出口训导了一番，奇怪的是，这番训导仿佛与纳斯托尔有关，致使他似乎很快把克莱芒、柠檬形状的手雷和自己那一小瓶汽油丢到了脑后。院长那番训导的头几句话，我刚刚花了不少精力，好不容易在蒙田的《随笔》中找到了出处。说的是15世纪葡萄牙征服者阿封萨·德·阿尔布克尔克的一段逸事。布道者激昂地吟诵道：“在一次海难的危急关头，阿尔布克尔克把一个小男孩举到了自己的肩头，其唯一的目的在于在遭受海难之时，孩子的无辜可以作为他的担保与依靠，保证他获得上帝的恩赐，将他拯救。”

这番开场白之后，善良的神父很自然地谈起了我们那位神圣的主人，谈到了他肩负着基督的神奇经历，以及他得到的奖赏和他那根长了绿叶、结出果实的杆子。他补充说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猜测，也许阿尔布克尔克想到了圣克利斯托夫的故事，想在危难至极的时刻效法圣克利斯托夫，尽管如众人所说，圣克利斯托夫是所有旅行家和航海家的保护神。不，更有可能也更让人激动的是，这位征服者与那位圣人一样，当他们同一的命运之泉枯竭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做出了同一的举动：处于孩子的保护之下，同时，他们也在保护着那位孩子，也就是说在拯救他人之时拯救自己，承受起一个重担，用他们的肩膀去负载，可那是一个光明的重担，一个无辜的重负！

“你来背诵，”这时，纳斯托尔低声说道，“你白纸黑字写下了这一切，而且背得滚瓜烂熟！这可是一部天书，作为我的收藏品恐怕不错！”

善良的神父此刻正把我们与圣克利斯托夫及阿尔布克尔克的经历联系到一起。

“因为你们全都处在圣克利斯托夫的影响之下，所以从今以后，在你们的一生中，都要善于借助无辜的外衣的掩护，渡过难关。无论你们叫皮埃尔、保尔，或者雅克，你们都要永远记住，你们叫‘负载孩童之人’，叫皮埃尔·负载孩童之人、保尔·负载孩童之人、雅克·负载孩童之人。只要你们承载着这一神圣的重负，无论河流、风暴，还是罪孽的火焰，你们全都可以穿越。”

就在这时，一溜儿火苗在一排排座位底下滑过，最后在通道中间那晃动的帘子上升腾而起。克莱芒没有发现自己在给手雷灌油时，把瓶里的一部分液体洒在了石板地面上。火石咔嚓一打，灌满汽油的手雷立即烧得像个火把，克莱芒不得不松开手。所有在场的学生全部站了起来，乱成一团，可修道士们却以为见到了圣体显灵，反而跪倒在地。大家恐慌不已，全都往门那边挤，很快挤得谁也出不了门。克莱芒把空瓶子往我手里一塞，以便对付他那颗手雷，只见手雷仍然在座位底下滚动，一边射出带着火苗的汽油。我朝纳斯托尔转过身去，可他早已无影无踪，实在令人无法解释。布道者响雷般的声音终于响起，命令我们保持冷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确实，事情并没有那么可怕。由于火苗来得凶猛，所以去得也很快，所有的损失也只不过是烧毁了几本祈祷书。留下要追究的是罪人。布道者用以表示谴责的食指威胁着我们这个角落。克莱芒和迪弗热受到隔离的惩罚，走出座位，跪在中心通道上，直到下达新的惩罚令。就这样，我们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四周传来令人恐怖的议论声，因为我们手中拿着犯罪的工具，克莱芒拿的是那颗手雷，而我拿着那只实为祸害之源的瓶子。为了清楚地表明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修道院院长放声唱起了《信经》，合唱队员们随即跟着歌唱，开始时声音犹豫不决，而且稀稀拉拉，可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响亮。

在领圣体的时刻，我看见告解室的窗帘晃动了一下，一个不难辨认的黑影从里面溜了出来，混进了队伍之中。他们一个个从克莱芒和我身边绕过，往合唱队那边的栅栏走去。纳斯托尔往圣台走时，碰了我一下，只见他交叉着双臂，三层的下巴耷拉在胸前，一副虔敬、冥思的模样。

1938年3月25日。每天夜里，我都想方设法让自我复归，尽量从睡眠中窃取我得以苦思冥想的时光，对我来说，这是我在这集体生活中唯一可以得到的一份独立的清静，在这个集体中，不是课间休息的喧闹，食堂进餐时的嘈杂，便是自修室和小教堂里隐隐约约的私语声。学校没有禁令，不许你起床上厕所，所以，当我的心灵向我发出呼唤时，我便任凭自己去夜游一番；不过，我并不滥用这一权利，害怕面对面碰上同宿舍的梦游神，殊不知哪一个宿舍里都会有梦游的，就像每一座苏格兰城堡都有幽灵。

手雷事件，惩戒委员会的警告以及我遭受的隔离惩罚使我在那天夜里彻夜难眠。我起了床，踏上了一排排床铺之间的过道。宿舍的幽灵，我好像真的遇到了，只听得一阵轻柔的脚步声拖地而过，一个巨大的黑影慢悠悠地一步步往前走着，察看着已经入睡的人们，不时地朝这一位或另一位俯下身子，然后又变幻莫测地继续向前晃动。我没有细加观察，便认出了他，原来是纳斯托尔，他身上裹着一套厚厚的棉运动衫，使他整个身子显得更笨重。他恐怕也已认出了我，虽然我的出现是出乎意外的，可丝毫没有扰乱他的阴谋活动。即使我在他的身边，他好像也并不怎么把我放在眼里，也许唯一的表示，就是低声地道出他的那些想法，因为他想让我跟他分享，而且他往往也是自言自语。

“这儿，”他说，“拥挤得到了极点。游戏只能勉强进行。运动变成了凝固的姿势，当然，姿势也是有变化的，却无比缓慢。没什么，这也算是千姿百态了，得去理解才行。也许里边有着某个表示始与终的绝对符号。可到何处去寻觅呢？再说，睡眠是个虚假的胜利。当然，他们全都在这儿，一个个赤身裸体，毫无意识。但实际上，他们身上的某个部分已经整个儿摆脱了我。他们全都在此，但同时也不在此。他们那熄灭的目光就是个证据。可是，这些献出的汗涔涔的躯体，莫非就是所谓的理想的凝聚？”

微蓝色的长明灯将苍白的灯光投射在排列成行的小床铺上，看上去就像月光映照下的一座座坟墓，有几个孩子的呼吸声呼呼作响，宛如柏树林中的风声。里边空气稠密，一点儿也不流通，俨然是一个马厩，因为管理我们的那帮庇卡底和布赖的农夫就害怕气流，仿佛那是万恶之源。我们步履蹒跚地朝厕所走去，到了门口，纳斯托尔猛地把我拉了进去，让我大吃一惊。他插上门销，打开了整扇窗户。城市的楼房和钟楼宛如一幅幅中国的水墨画，清晰地显现在磷光闪闪的空中。圣艾蒂安教堂的排钟鸣响了清晨3时哀怒的钟声。夜间，清纯的空气与我们刚刚走出的宿舍里的那股发闷的臭味恰成对照，我们感到冷飕飕的。纳斯托尔深深地吸了一口空气，说道：“凝聚现象充满着令人困惑的奥秘，因为它是生命，不管怎么说，清纯是大有裨益的。清纯就等于虚无。它对我们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因为我们全是虚无之子。”接着，他带着油然而生的激动心情，朝我转过身子，高声说道：“岂不是这扇可怜巴巴、插着蹩脚的插销的冷杉木门把存在与虚无隔开了！”

灰不溜秋的木便桶奇特地放置在一个搭有两级台阶的高台上，像个名副其实的“宝座”，雄伟地耸立在屋子的深处。纳斯托尔转过身子，后背朝着我，慢吞吞地登上那两级台阶，仿佛已经在履行一个礼仪行为。走到“宝座”脚下后，他松开了裤子，裤子呈螺旋形落到脚跟。他看了看便桶内侧，取下挂在一个类似白铁箱的地方的小稻草刷，动手刷了起来，先后几次拉动抽水开关。我只能看到他的屁股，由于用力洗刷，他的屁股更是鼓鼓的。然而，令我感到惊诧的，与其说是他屁股的硕大——这在我的意料之内——不如说是他屁股在某种意义上展示的道德表现。怎么说呢？在那被各处挤到一起、鼓鼓囊囊的肉褶所扭曲的两瓣“月亮”中，具有崇高的朴实风范，更有着某种与纳斯托尔其人初次见面似乎觉得格格不入的东西：善良的品性。至此，我一直为纳斯托尔的威望和权力所倾倒，对他的保护很敏感，也为他给我的关心照顾而心动。然而，当我亲眼看到了他的屁股时，我才平生第一次爱上了他，因为他的屁股给我昭示了他身上没有设防、拙笨易攻的弱点所在。

他站了起来，转过身子。运动服的上装一直盖到肚脐眼。下方，那鼓鼓的腹部和两条大腿构成了三个白白净净、呈泡沫状的肉堆，淹没了那个深陷在交界处的小不点儿。纳斯托尔坐到了便桶上，遂显出一副印度圣贤的模样，酷似一个大慈大悲、正在静思冥想的菩萨。接着，他刚刚中断的独白又开始了。

“我一点也不反对院子里的那些土耳其便盆，”他说道，“它们正满足了大多数人每日排泄的需要，不管怎么说，那些人也许并不亵渎神灵，但肯定都是世俗之辈。你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吧。土耳其的便盆要求蹲着上，很不舒服，其中蕴含着忍辱负重的德行。这是一种反跪的姿势，膝盖指向天空，而不是跪在地上。指向地的，是终极，似乎要寻找与大地的直接接触，仿佛可以通过某种磁力，吸取人体中与其最为相似的力量，有助于排泄的进行。”

他翘起一个手指，继续说道：

“不，不该这样表达；在人体中的，是大地的一个狂热的形象，那是一块由活胚揉捏而成的土地，是一块在我们兽性的温暖之中孕育而成的土地。粪便不是别的，它只是一块兽性倾其特有的活力而酿成的土地。但是，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土耳其便盆一下便完成了我们所创造的动物土地向矿物土地变化的过程。它只知道物质本身。然而，高雅的人士往往在静观终极所建立的形态中得到特殊的享受，这一终极往往善于精雕细琢，甚至善于创造。这是一份极端的乐趣，要求在正常情况下，宝座周围要笼罩着夜间的宁静与悠缓气氛。”

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一股风刮进了窗户，吹得上釉的铁皮灯罩直晃动，随风还带来了远处铁路线的滚动声。寂静重又降临，直到厕所门突然咣当直响，原来外面有人想进来，正猛烈地推门。我吓得魂不附体，绝望地看着纳斯托尔，可他坚如磐石，岿然不动。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重又活跃起来，只见他站起身，再一次把脑袋伸进便桶里面。

“今天夜里，”他评论道，“这终极表现出了中世纪的情趣。瞧，小弗热，这里有主堡，还有角楼，周围还有两道厚厚的城墙，中世纪式的，甚至还有封建式的风格，真的！上一个星期，我们建的是火焰哥特式的。”他若有所思地下结论，一边推开我递给他的一卷卫生纸。

“不，瞧你，今天夜里应该庆贺一番，要不就太可惜了。我专门存放了一种稀有的纸张，上面画满了出自一个高级圣明之手的符号，是我留着非凡场合用的。说实在的，我没想到这么快就用到它，不过很明显，再也没有比今天夜里更好的时候了。”

他打开了裤子的后口袋，拿出了三张纸，在我眼前摊开。我惊骇不已，读起了开头的几行字：“在一次海难的危急关头，阿尔布克尔克把一个小男孩举到了肩头，其唯一的目的在于在遭受海难之时，孩子的无辜可以作为他的担保与依靠，保证他获得上帝的恩赐，将他拯救。”原来是修道院院长亲笔起草的布道内容！纳斯托尔的巨掌把手稿捏在手心，久久地揉搓着，以便把砑光纸搓软。接着，他又把它递给了我，双手扶着马桶圈，等着我履行职责。

纳斯托尔没有就此罢休。后来，他又拉着我进了迷宫般的佣仆专用楼梯和走廊，我是第一次进入这些地方。到了底楼后，纳斯托尔在一个嵌在墙上的小壁橱前停下脚步，把它打了开来，只见一排排钩子上挂着无数的钥匙。他毫不犹豫地取下其中三把，又拉着我往前走，不过这一次的目标是地下室。里面，再也没有长明灯。整个儿漆黑一团。一直到我的同伴斗胆打开了一个厨房间深处的灯，他的这份胆量，真令我瞠目结舌。接着，他又打开了冰柜的一扇沉重的铁门，拿出几块肉糜、一条羊腿、一块格律耶尔奶酪和一桶杏酱，放在桌子上。他朝我打了个“请”的手势，然后便不再管我，也顾不上没有面包和饮料，便开始大吃起来。

我害怕，我冷，这些食物令我作呕，同时，恐惧感在折磨着我，我惧怕遭受那威胁着我的惩罚。但是，只要纳斯托尔在场，就会给一切事物罩上神奇的外表，他有着令人无法抵挡的支配力。我并不认为孩子们会具备十分深刻的审美意识。我想，若有人生出到孩子们中间去进行调查的念头，了解一下他们对所谓的美与丑的含义，那说不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不过，他们中大都对力量产生的威望很敏感，尤其是对神秘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往往善于对黑暗现实中的薄弱之处施加压力，使其整个儿作出让步，拱手交出它所藏匿的财富。纳斯托尔拥有这一天赋，而且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总是把我控制在他的诱惑之下，更何况他的诱惑力是如此强大，我甚至都没有胆量让他对他自己在小教堂的行为举止以及手雷事件有可能给我造成的后果作解释。

等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小床铺时，夜空虽然还是黑乎乎的一片，可附近军营的院子里已经奏响了起床号。我知道我还有一个小时，等到6点半钟，铃声和灯光就将猝然打破我那温馨的黑暗世界，带来莫名的恐惧。

我完全明白，若纳斯托尔与我及克莱芒一起牵扯到手雷事件中去，他就不可能有效地给我帮助。一旦与案件无关，他也就保住了活动与干涉的自由。但不管怎么说，汽油起火时他突然失踪，事后他又保持沉默，这摧毁了我的安全感，自从他成了我的保护人以来，我可一直生活在这一安全感之中。再说，这一事件的当事人只有克莱芒和他，我在整个事件中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总之，我是在替他受过，对此，我怎能忘记呢？无疑，我们在夜间相遇以及他富有力量、始终保持自我的表现给了我些许安慰。可是，当负责罚戒学生的学监在早上正式向我宣布，教师委员会将于次日举行会议，等我们分别出庭受审过后再对我们作出判处时，我感到一切都在我心中崩溃了。我遭受的隔离惩罚终于使我绝望，我彻底失去了理智，出现了仓皇出逃的冲动。

对善良的神父们来说，寄宿生出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走读生离校时，出口处的监视几乎是零。我轻而易举地混到了外面，绕过圣艾蒂安教堂，穿过马莱伯街，顺着塔皮斯利街，朝火车站方向大步走去。在博韦，我没有任何熟人。此时，运气也在给我效力，因为去迪耶普的最后一趟火车两分钟后就要发车。这样，我就不会被抓回去了。我买了一张去古尔奈的票，游荡到一个三等车厢，心想所有旅客准会在我的脸上看到遭受隔离惩罚、仓皇出逃的双重羞辱印记。车子每站都停，一遇到什么情况便往后退，从博韦到古尔奈，相隔只有三十公里，可整整用了一个多小时。

路上，我焦急不安，琢磨着该如何向父亲解释我突然回家的原因。可根本不用我费这份精力，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一个告急电话，我父亲便在车站等候着我。这一次，他对我显出了不可动摇的漠然神态，算是对我的欢迎。他动作机械地用他的胡须在我的两只脸颊上碰了碰，然后便对我解释说，要是还有回博韦的列车，我当晚非得赶回学校去不可，不过，乘第二天早晨7点一刻那班车子，我也误不了去警戒委员会的时间。这番话说得冷冰冰的，没有丝毫的愤怒，也没有一点儿不耐烦。回到家里，工厂里那股熟悉的气味使我得到了些许安宁，可二楼的居室极其强烈地反映了一位处于垂暮之年的单身汉的生活习惯——近乎古怪的精心拾掇与不堪入目的随意摆放兼而有之——置身其间，我感到像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一样陌生，尽管我是在这儿出生，也是在这儿长大的。夜里我痛苦极了，不是做噩梦，就是睡不着，在漫漫长夜中经受煎熬。一个形象缠绕着我，一再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小教堂里，大火突然在我身边熊熊燃起。诚然，这是地狱之火，但同时也是解救之火，原因很简单，倘若圣克利斯托夫中学起了火，倘若整个世界全都燃烧了，那我的不幸便也可葬身于火海了。

天快亮时，我好不容易睡着了，可父亲来了，摇晃着我的身子，我那个死死的念头——大火中的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也在等候着我醒来，以便重新占据我的脑际。我从中获得了某种贪恋不舍的满足感，毫不畏惧地想象着我在火灾中化为乌有的情景。至于火灾不可能发生这一点，竟在我的脑中奇怪地被一种简单的想法所取代，我认为要想摆脱噩运，除此没有别的出路。

我父亲告诉我，博韦火车站有位修士在等我。可没有见到人影。看来我的灵感应验了，我心里想，至少这一次，事物该走出它们预定的运行轨道了。我不慌不忙地沿着前一天的路线往回走。注意观察着每一个行人脸上的征兆。

中学街上挤满了人，嗡嗡声一片，消防队员们正在把人群往边上赶，同时在马路上放喷水管。为了应付意外情况，带有长梯的红色消防车也开来了，可没有派上用场，因为据说火灾发生在地下室。果然，我发现从锅炉房的排气窗中懒洋洋地冒出一团团气味呛人的黑烟。上方，小教室的窗玻璃全被砸掉了，可以看到里面烧成半焦的桌子、板凳和黑板，那乱七八糟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由于消防队员拼命往里浇水，最终给这乱糟糟的场面增添了几分凄惨。尤为令人注目的，是原来摆讲台的地方的正对面，只见木板地中间喷射出滚滚浓烟。在地下室酝酿已久的大火，如火山爆发，在此喷射而出。幸亏火灾发生在一大清早——据有人说，准确的时间为6点1刻——正好教室里没有学生。据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可是，学校大门突然打开，一辆救护车从人群中开了过来。车子从我身边经过时，我看清了纳斯托尔母亲那张浮肿的脸，她神色惊恐地坐在车上。

我在学校大门重又关上之前溜进了学校的院子。所有寄宿生都在院子里，三五成群，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边低声地交谈着。凡是走读生，已被尽可能动员回家。谁也没有注意我，这天，我平生第一次领悟到了众人对决定命运的征兆是绝对看不见的，简直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可正是由于这一征兆，我与众人有了区别。对于这场火灾与我个人命运之间的不言而喻的明显关系，别人有可能是一无所知！我稍有一点儿过火——其实我是无辜的——这帮愚蠢的家伙就想置我于死地。如今圣克利斯托夫中学遭到了惩罚，即便我当众说出真相，他们也绝不会承认我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在寻找纳斯托尔。他母亲为何在救护车里？我了解到情况后，心里疼痛万分。这天清晨，纳斯托尔的父亲让儿子在5点的时候到地下室里给锅炉添煤。纳斯托尔并不是第一次做这一差使。可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也不清楚。一个多小时后，从小教室里喷出了熊熊大火。最先想办法冲进锅炉房的几位消防队员从里面抬出了纳斯托尔的尸首，他是窒息而死的。

1938年3月28日。今天早上，我奇怪地惊醒了，心想该是起床的时间了。我的闹钟显示着2点差1刻，可时钟已经停了。我欠身拿起了床头柜上的手表。手表也停了，表针指着2点10分。我不得不给报时台打了电话，才得知已经7点。

街上大雾迷蒙。我的旧奥兹基斯牌车就扔在人行道旁，以便在汽车库开门营业前驱车去墨克斯的一位顾客家。可当我操纵启动拉杆时，汽车却一动不动：蓄电池已经没有电，准是被浓雾掏干了。不用说，由蓄电池供电的汽车仪表盘上的表也停了，上面指着2点1刻。

对类似的一连串的巧合现象，我已经习以为常，不然肯定会感到愕然不解。我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可解释的偶然事件，我往往将之理解为对我小小的提醒，提醒我注意遵守秩序。这没有什么，只是命运之神在监视着，希望我不要忘记它那无形的，但不可抗拒的存在。

在过去的一个夏天里，我睡觉时总是大敞着窗户。醒来后，打开收音机的开关，让每日最早来临的时刻沉浸在音乐之中。那音乐果然渐渐响起，显得轻快、有力、鲜明，充满魔力。接着，头顶上方的屋顶上，突然响起一片叽叽喳喳的响声，分散着我的注意力。一些鸟儿，个头恐怕不小，正在上面激烈地争斗，相互谩骂。声音越来越响，我猜想双方正在混战之中，在倾斜的铁皮屋顶上不断滑动。最后，摔下一大团毛茸茸的东西，像是一包蓬乱的羽毛，在我窗沿上弹跳了一下，落到了房间里。原来是两只喜鹊，它们惊恐万分，遂分开了身子，不约而同地奋力飞出窗户，重新踏上自由之路。恰在这时，音乐的余音消失了，响起了女播音员的声音。“你们刚才听到的，是罗西尼的《性喜偷盗的喜鹊》的序曲。”我在被窝里笑了。我低声道：“你好，纳斯托尔！”

有时，这也是对我没有意识到的某种不知趣的要求的回答，它往往是含讥带讽的。因为说到底，既然我周围充满各种征兆，有着各种闪光，那我觉得，我恐怕可以说我这人还是走运的，不是吗？

六个月前，由于有一些到期的票据难以支付，我买了一整张国民彩券。买的时候，我简短地祈祷说：“纳斯托尔，至少来一次？”啊，我不能说没有人倾听我的祈祷！相反，有人甚至回答了我。当然是以嘲讽的方式。我的彩券号码是B953716。可奖金高达一百万的获奖的号码为B617359。我的号码正好相反。这无非告诉了我，应该从我跟宇宙的原动力的得天独厚的关系中获取再也普通不过的益处。我心里很恼火，可后来我又笑了。

1938年4月4日。德国执政党的正式机关报《人民观察家》发出了口号：宁要大炮，不要黄油。这以最为基础的方式，对到处发起的大规模的恶毒干涉行动作出了解释。宁要大炮，不要黄油，若用典雅的词语、普通的说法加以表达，意思就是说：宁死勿生！宁要恨，不要爱！

1938年4月6日。雷诺公司推出了一套装有煤气发生器的车辆。木料燃烧五六分钟后，载重一吨至五吨不等的卡车和从十八座到三十一座的交通车便可有充足的动力启动并行驶。一种受专利证保护的装置还可保证在汽车连续下坡行驶时生成煤气，使汽车需要时能够有力地加速行驶。这种装置加了一个简单的过滤器，上面没有附加任何织布组织，所以不用担心堵塞或撕裂。

我们这个时代有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从今之后，进步将逆向发展。若在几年前，带木燃装置行驶的汽车要是问世，准会招致耻笑。可是不久之后，就会有人给我们推出最新技术的产物——专用牧草的发动机，人们最终将欣喜地发现用马牵拉的汽车。

1938年4月8日。我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一直待到十六岁。我的行为举止无可指责，但是学习成绩却一塌糊涂。我给自己的面孔戴上了无辜的面具，而且再也没有取下来。但是，与拉歇尔关系的破裂，左手字体的发现以及其他征兆的出现使这一面具产生了奇怪的震动。我横下一条心，要让一个我只能期望从中得到不幸的社会把我忘掉。再说，我的灵魂从来都不善于掩饰。我的老师们作出种种努力，试图将其纳入文化的秩序之中，可对人们向它灌输的一切，它全都吐了出来。直到中学学业结束时，我还是那么了不起，连高乃依和拉辛为何许人也不知道，不过私下里，我却常常背诵洛特雷阿蒙和兰波的诗作；至于拿破仑，我只知道他惨败于滑铁卢——而且对英国人没有绞死这个背信弃义之徒而气愤——可对蔷薇十字会、卡廖斯特罗[20]和拉斯普京等，我却了若指掌；我时刻都在捕捉我周围有可能出现的一切征兆，然而我却一笔勾销了形形色色的科学。到了高二学年的期末，看来我准过不了中学毕业会考这一关了。善良的教父们毫不遗憾地把我划入了被驱逐出校的中学生之列。每年，都有人被类似的学校赶出大门，唯一的目的就在于提高考试过关的比例。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古尔奈昂布赖，由我父亲带我入门，干他的机修工行当。我父亲生性冷漠，沉默寡言，只要他一在场，我准会弄得手忙脚乱，脑子一塌糊涂。不过还应该补充一句，如果说我是个极为蹩脚的小学徒的话，那他也不是一个好师父，他这人总是独自埋头干活，讨厌开口去解释什么。没过多长时间，我就跑到了他的竞争对手门下去了。那是古尔奈镇唯一的一座汽修厂。由于服兵役，我获得了去巴黎城的机会，在城里发现了一位叔父，他在巴隆戴尔纳附近开了一家汽车库。叔父接纳了我，对我十分热情，其中夹杂着几分怨恨，想要气气我的父亲，原来由于祖父的遗产清理问题，两兄弟吵翻了，后来他再也没有跟我父亲见过面。服满兵役之后，我到了他身边生活，他身边第一次有了人陪伴，五年后他过世，便把他在巴隆的汽车库遗赠给了我。就是这么偶然，命运让我从事了与我父亲相似的职业，不过比他的要高一个层次，仿佛我这人有着雄心壮志，在不背叛家庭传统的条件下，多登几级社会阶梯。可这不过是可笑的表象！实际上，我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像我服了兵役，有过女人，也如我在缴纳税金——只是作为一个业已消失的人，一个梦游者，我还在不断地梦想醒来，突破现状，使我获得自由，得以重新成为我自己。这一突破，说我在梦寐以求还不够。我已经说过，我脸上的面具在震动。尤其是这只左手，使崭新的迪弗热首次显现，三个月来，这只左手一直在写字，用我右手肯定寻觅不到的词语，写下了新的事物。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气息。春天的气息，冰雪融化，一切都在化解……

1938年4月11日。99.06%的奥地利选民昨日投票同意自己的国家归属德国。他们几乎一起往深渊跑，这并不是外部力量起了作用，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不，这灾难的根源就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民众处在生与死的关头，呼喊的是“死！死！”，就像犹太人同声回答彼拉多：“巴拉巴！巴拉巴！”[21]

1938年4月13日。一直到十二岁，我的个子都很小，而且体弱多病。可后来，我开始畸形发育，体重却几乎没有增加，因此，我这瘦巴巴的样子开始只是难看而已，接着变得滑稽可笑，不久便让人着急了。二十岁那年，我身高一米九一，可体重只有六十八公斤。还要补充一句，那就是我的近视越来越严重，不得不戴上眼镜，而且镜片也越来越厚，等到我到征兵体检委员会体检时，那眼镜片已经厚得像镇纸。负责体检的乡村警察也许是无心的，但做得委实残酷，他竟然让我摘下眼镜，一把把我推进了市政府的“贵宾室”。我赤身裸体，两眼摸黑的样子一出现，便引起了古尔奈一帮乡绅贵族的哄堂大笑，他们一排排坐在办公桌后。最让他们乐的，是我的生殖器，它与我的身高实在不成比例，活脱脱像是个童男的“小雀”。本地的一位医生说了一个高妙词，再次引起了众人的哄笑，因为大家都觉得“生殖器萎缩症”这个词带有特别强烈的下流意味。我的情况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我差点被退掉，侥幸进了通信部队：这一部门对新兵身体突出的部位检查并不怎么严格。

后来，我再一次遭受了人们愚蠢的评论，那时我刚勉强服完了兵役，正如纳斯托尔所预言的，我的牙齿又开始疯长，我的意思是说，出现了索求无度的好胃口，开始每天折磨着我的胃。

开始一阵子，我总是在两顿饭的间歇时间，便饿得发慌。在修理工厂或办公室时，往往突然出现一种肚子发空的感觉，弄得双手和双膝直打哆嗦，太阳穴直冒冷汗，舌尖下直淌口水。我得吃东西才行，立即就吃，不管吃什么都行，一刻也不能耽误。一旦出现类似的反应，我便往离我最近的面包店跑，我把一只只羊角面包和奶油圆球蛋糕往嘴里填，面包店老板看得都傻了眼。后来，冬天到了，我想起了摆在一家酒店的人行道出售的一筐筐牡蛎，摊位周围，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海藻味。这是个新鲜吃法，喝着干白葡萄酒，吃着海鲜，味道确实不错，渐渐地形成了一股风潮。我让人给我打开了两打零号的葡萄牙牡蛎，外加一杯干白葡萄酒。我的牙齿深深地插入这些黏糊糊的微小躯体中，那里面的黏液咸咸的，含有碘，呈海蓝色，如雾天般清凉，一旦剥去它们那珠光闪闪的外壳，它们便变得柔软而无定形，任凭你的嘴巴所拥有，我贪婪又痛快地吃着，我那吃人魔鬼的天性由此而得到了几分呈现。我领悟到，越接近绝对生食这一理想，就越能满足我在饮食上的要求。有一天，我得知新鲜的沙丁鱼——一般都是炸了吃或煎了吃——也可以生吃或凉吃，只要你有耐心在厨房把它们身上的鳞去尽，因为这种鱼身上的鳞是很难脱的。这一来，我又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在这方面的重大发现首推“鞑靼牛排”，这实际上是一种生吃的碎马肉，吃时拌有蛋黄和味道强烈的作料，其中有盐、胡椒和泡有蒜、洋葱、分葱及刺山柑花蕾的香醋。要满足如此罕见的享受，也同样需要一步步往前走。在纳伊，只有一家餐馆供应这种带有犬儒主义意味的野蛮菜肴，我跟餐馆的服务员商量了好久，才终于让他们去掉了这道菜的所有作料和调味品，说到底，这些玩意儿的唯一作用不过是给完全暴露的生肉裹上一套外衣。由于我也常为食用的数量多少而费口舌，所以我很快自己动手，把从马肉店买来的一块块里脊肉投进绞肉机中绞碎。我因此而明白了那些铁钩子和肉案子对我一直有着吸引力，它们把一切都展现在众人的眼前，一头头巨大的牲畜被剥了皮，赤裸的身子野蛮地暴露无遗，一块块肉血红血红的，金属色的肝脏黏糊糊的一片，海绵状的肺叶呈灰红色，一头头牝犊被诲淫地叉开肥腿，露出鲜红色的内侧，尤其是那股冷油脂和凝血块味，在屠宰场的上空飘忽不散。

就这样，我发现了自己灵魂的这个侧面，可我丝毫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当我说“我喜欢肉、喜欢血、喜欢人肉”时，只有动词“喜欢”才是关键。我充满了爱。我喜欢吃肉，只是因为我喜欢牲畜。我甚至觉得自己可以亲手扼死我一手哺养并与我相伴一生的动物，而且会吃得津津有味。与无名无姓、不具个性的肉相比，我吃这种动物的肉时，连鉴赏力也会变得更深刻，更具有真知灼见。图比小姐因为恐惧屠宰场，竟然连肉也不沾，我想方设法开导这个愚蠢的女人，可纯属枉然。她怎能明白，若大家都像她一样，那大部分家畜将从我们的天地里消失，这岂不悲惨？它们会像马一样消失，如今，随着汽车把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马类正一步步走向灭亡。

说到底，我心脏的质量——如果有必要的话——可由我的另一种嗜好作证，那就是对牛奶的嗜好。由于食生肉，而且不加任何作料，我的味觉恢复了它本有的敏感性，形形色色的生食，虽然表面上都是那么索然无味，然而我的味觉却善于从中发现各种细致差别，尤其在牛奶中找到了用武之地，所以，牛奶很快成了我唯一的饮料。在巴黎，得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家乳品店，买到没有被统一实施可恶的巴斯德灭菌法与均质法损害的鲜牛奶！实际上，应该去农场，到奶牛那儿，到这一液体的源泉中寻找，这一液体的同义词是生命、慈爱和童年，所有保健医生、清教徒、警察和其他板着面孔的家伙都拼命反对这种牛奶！可是，我需要上面飘着牛毛和麦秸、散发着牛圈味的牛奶，因为它带着真实的印记。

我每天两公斤生肉，五升牛奶，时间长了，自然少不了会改变我的体形以及我与自己身体的关系。如今，如果说我很讨厌自己的面孔的话，我与我的躯体倒是相处融洽。尽管体重已经在一百一十公斤上下，相比较而言，我的两条腿还是比较长、比较瘦的。原因是我全身的力量全部集中到了宽大的髋部和凸出的背部。肩胛周围，我背上的肌肉鼓鼓的，像是一边一个褡裢，仿佛让人不堪重负。平时走路和身体摆动时，我总是给人一副被自己的脊柱压垮的样子。实际上，如果有必要，无论是罗森加特车，还是西姆加V型车，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抬起它们的前部或后部，就好比吹根鸿毛似的。

拉歇尔用放大镜观察过我，对我身体的各种特点了如指掌——当然首先包括我的生殖器萎缩症——一有机会，便大加嘲笑，从不放过。“实际上，”她对我说道，“你长的是搬运夫的体形，甚至可以说是役畜的骨架。像匹粗壮的佩尔什公马，你看怎么样？或者更像头公骡，因为大家都说骡子是不生崽的。”

我胸口正中间有个地方往下凹陷，医学院的“蠢材”们称之为“漏斗胸”，拉歇尔特别喜欢拿它开玩笑，对它进行攻击。我实在受不了，有一天，给她讲起一个故事来，她听得啧啧称奇，睁大了双眼。

“这是我的保护天使，”我开始说道，“一次，我想做某件不该做的事情时，它便对我加以制止。于是，我们争吵了起来。我动手想扇它耳光。它对准我的胸口就是一拳。这是天使出的一拳。那拳头比大理石更硬、更沉。是铜拳。我仰天摔倒在地，一时透不过气来。如果这一拳是纯物质形态的，那准要了我的命。可这是天使出的一拳，四周裹着精神的洁白羽毛，就像拳击手的手套一样，不过是用精神之羽绒制作的。我爬了起来。可从此之后，我带上了这一印记，在我胸口留下的这个凹陷印记，两边是鼓凸的胸肌，如同两个多节的硬球，又像两只干涸、绝望的小乳房。后来，我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我仿佛觉得那只大理石似的拳头还没有放过我，仍然沉重地压迫着我的胸口。我当着自己的面，称这种呼吸恐慌现象为天使压迫症，或干脆简而言之，称为天使病。”

“可是，你肯定这是你的保护天使吗？”她追问道，那副严肃的神态，真让我吃惊。

“不错，有时我也表示怀疑，”我回答道，“我在纳闷儿，说不定是别人的保护天使在过分打我的主意。恐怕是你的吧？要不就是我在寄宿学校上学时的一个同学的，我同学已经死了。”

“可是，”她还问道，“天使想制止你要做的那件不该做的事，到底是什么事呀？”

至于天使病，这是我得的唯一的疾病。这真的是一种疾病吗？我找了几位大夫，他们给我做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于是作出了种种离奇古怪的推测。我问他们中的一位，想知道胸闷是否与漏斗胸有一定关系，可他一口否认。

“也许不是一种因果关系，”我进一步问道，“可恐怕是一种象征与象征物之间的关系，您说呢？”

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归功于天使病，是它改变了我本质意义上的呼吸生命。还是多亏了它，我的肺才从腺性的黑暗之中走到了若明若暗的肝腑所在，在极端的情况下，还能见到意识的伟大光芒。所谓极端的情况，指的是在胸闷发慌，呼吸极度困难时，我在地上挣扎，与一种无形的，但置人于死地的压迫力量进行的抗争，同时也指那种深刻而又幸福的呼吸，仿佛那群燕纷飞、琴声缭绕的整个苍穹把它的支根直接插进了我的肺腑。

1938年4月14日。积聚在我肩膀和腰部的这一可怖却无用的力量，难道还有必要说明是谁给我的吗？显然是纳斯托尔遗传的。除此之外，他还把近视眼遗传给了我，这一可怕的近视眼足以使我消除对遗传因素的任何怀疑。是他的力量充满了我的肌肉，同样，是他的精神指引着我这只左手。也是他掌握着隐秘的默契之奥秘，它将我的命运与事物的普遍进程联系在一起，并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大火中首次显现，继而通过一次次几乎总是无关紧要的亮相，不断提醒我。这同样也是一次次警告，呼唤着我生命中最深刻、最幽暗的奥秘，等待着伟大的磨难，最终使这一奥秘彻底展示出来。

1938年4月15日。昨天上午，去圣母院做了复活节前的礼拜四的弥撒。每次进入教堂，做弥撒，我总是带着相应的复杂情感。因为尽管有千错万错，路德谴责圣皮埃尔的宝座上出现了撒旦是有道理的。形形色色的等级都是受制于魔鬼，并厚颜无耻地给全世界披上了魔鬼的号衣。打开教会的大事记，只要不因迷信而瞎了眼睛，谁都会看到撒旦稀奇古怪的排场，君不见那一只只主教冠，如同驴耳纸帽；那一根根权杖，表示着一个个问号，象征着怀疑与无知；那一个个主教，身披滑稽可笑的红袍，酷似世界末日的荡妇；还有那一套罗马的用具，诸如蝇拂和圣皮埃尔大教堂最高处的教宗御轿，轿上是出自骑士贝尔尼尼[22]之手的巨型华盖，猛犸的四条大腿和肚子盖住了祭坛，仿佛要用粪便来玷污它。

但是，在这堆垃圾之下怯生生流淌的细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它完全枯竭，尽管撒旦扑向了《新约》这一遗产，但所有的光芒都源自基督，教士们不得不仗恃基督的声望，同时又嘲弄他的教诲。因此，总会有一线光芒射进谎言和罪恶的密林，正是期待着这一似不确实的闪光的出现，我才过段时间就要去参加一次宗教仪式。

这场弥撒是在圣礼拜五[23]悲切的阴影中进行的，但在静思中赢得了闪光时所丧失的一切。唱罢《荣耀归主颂》之后，圣礼拜六来临前的最后钟声响起。紧接着便是祷告，弹奏管风琴者伴之以巴赫赞美曲主旋律的变奏。

但愿善良的上帝饶恕我，但是，每当上帝的正式乐器——管风琴一奏响它那庄严、金色的声音时，我总是仿佛跨在古尔奈昂布赖庙会的木马上。回转的木马不断地磨出它那猛烈而忧郁的老调子。小男孩们光着大腿，紧紧地贴着坐骑，坐骑的两侧上了漆，马身半立着，张着大口，瞪着疯狂的眼睛，直逼苍穹。幼稚的骑兵队在离地面一米的高度盘旋，开道的是像暴风雨般大作的手摇管风琴声，这可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音乐工厂，里面有气门、圆轴、铃鼓以及如林的小孔，以干脆而准确的动作弹奏出节奏，如同一位乳房鼓凸、目光恍惚的悍妇。用消失的事物精神化的记忆，把这支旋转的马队变成了使用对位法的赞美曲。在香雾缭绕、彩绘玻璃映照的光线中，我往往看到已经消逝的年代中的那些小男孩在转呀，转呀……

我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不禁被《圣经》的吟诵和随后进行的主教训谕吓了一跳。合唱队的十二位儿童坐在神职祷告席上，一个个从他们那身布满褶子的白衣下露出白乎乎的小脚，这赤裸裸的模样在庄严的盛典气氛中显得格外令人心动。维尔迪埃大人先后在他们每个人面前跪下。他用一把银壶，往赤裸的小脚上倒几滴水，用布擦净，顾不得自己的尊严和臃肿的身体，把头低到地面，亲吻小脚。最后，他给孩子一个小面包和一块硬币——如同日耳曼斗士，新婚之夜过后，给新娘子送上晨礼——以向小孩子表示感谢。孩子们对赠礼的反应不一。有的朝四周投去惊恐的目光，有的则闭上双眼，显出一副沉思冥想的神态，可我最喜欢的那个长着天使般脸庞的男孩则紧紧抿着嘴唇，以免憋不住大声狂笑。

这位满身披金、身着红袍的老人形象永远留在了我的心底：他的身子一直弯到了地面，将双唇放在孩子赤裸的脚面上。不管教会在我的眼前显露出怎样卑鄙的行径，但对二十年前纳斯托尔在死的前一天提出的问题，它在昨天早上已经给予了十分深刻而又庄重的回答，对此，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1938年4月20日。幸福吗？其中有着安逸和安排的成分，可我与这种统筹安排的稳定性是不相容的。所谓经历不幸，就是感觉到幸福这一脚手架在命运的打击下受到了震动，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心里是安宁的。我不会受到不幸的打击，因为我没有幸福的脚手架。我呀，是个悲伤而又欢乐的人。这悲伤与欢乐的两极是与不幸和幸福的两极相对应的。我赤裸裸地生活着，孑然一身，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为了生存，我从事着一项与我极不相配的职业，因此，当我履行自己的义务时，我想到的只是饮食消化与呼吸。我平时的精神气氛是悲伤，它像乌木一般漆黑漆黑的，不见光明，永远黑暗。但是，这茫茫黑夜往往出乎意料地掠过不该有的欢乐的闪光，转瞬即逝，却给我的双目留下了闪耀的金色光芒。

1938年5月6日。今晨，所有报纸的头版都登了新内阁成员的肖像。今人愕然的凶神画廊！无耻、卑鄙和愚蠢以不同方式表现在这二十二张面孔上——人们已经有幸在其他的“组合”中观赏到这些面孔，先后已有二十次之多。其中大都是上届内阁的成员。

你应该设想一下《倒错宪法》，其序言包括下面六条提案：

1.神圣性乃孤寡及无俗权之个人的特性。

2.反之，政权完全从属于玛门[24]。实施政权之人将社会群体的所有罪恶，即以社会群体的名义每天所犯下的各种罪行集于一身。因此，一个民族的罪魁祸首是占据了政治等级中最高位置的人：共和国总统，在他之后是部长，再后面便是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显贵，诸如法官、将军、高级神职人员和玛门的所有仆从，他们全都是所谓“既定秩序”这一肮脏杂乱之物的活的象征，一个个从头到脚都沾满人血。

3.对这些令人愕然的行当，各机构通过完美的调整，予以适应。为了满足所有行业中最为卑鄙的一行，便进行了逆向的选择，负责在构成垃圾升华物的各团体中精心挑选出全民族有可能奉献的精华之精华。按常规，凡内阁会议、教皇选举会或最高国际会议，都必须散发出腐尸的臭味，连最为麻木的秃鹫也会被赶跑。在次一等的水平上，比如董事会、参谋会或一个随便由什么人组成的团体的会议，也同样是一个个下流之人的所在，是一个连中等诚实水平的人都不可能涉足的。

4.一个人在其施行法律之时起，便将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与此同时，也就脱离了法律的保护。因此，一个施行任何权力的人的生命都不如一只蟑螂或一只阴虱的生命有价值。议员的豁免权应该成为一种良性倒错症的目标，从而赋予每个公民以权利，凡出现在其枪口的政界人物，无需狩猎许可证，便可瞄准射击。任何一桩政治谋杀案都是对道德有益的善行，会令圣母和天堂的天使露出幸福的微笑。

5.有必要给1875年宪法增补一条，明文规定，任何一个政府被推翻后，其所有成员必须立即枪决，不许违抗。一些被民族刚刚收回信用的人不仅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回到自己府上去，而且还可以带着因舞弊而倒台的光晕继续从政，这是不可思议的。该条款具有三重的好处：一是可以擦净民族中腐尸味最重的脓血；二是可以避免一帮人又回到继任的政府中；三是可以给政治生活带来它最缺乏的东西——严肃性。

6.任何人都必须知道，一旦自愿穿上了任何式样的制服，便是自命为玛门的创造物，并将招来正派人的报复。法律应该清点可在任何季节狩猎的浑身发臭的牲畜数目，诸如警察、教士、街心公园看守，甚至包括各种院士。

1938年5月13日。良性倒错症。它的功能在于把恶性倒错症已经颠倒的价值观重新颠倒过来。这个世界的主宰撒旦，在它那帮执政者、法官、高级教士、将军和警察的辅助之下，展示出一面上帝面目的镜子。在它的作用之下，右成了左，左成了右，善称为恶，恶称为善。它对各城市的统治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数不胜数的林荫大道、街道和广场全都献给了职业军人，亦即职业杀手，当然，他们全都是在自己的床榻上死去的，因为若没有像地狱之王的爪子那样荒诞不经的触碰，就绝不会出现撒旦般的恶魔。甚至连上世纪最为可憎的屠夫之一比若[25]的丑恶名字也玷污了法国数座城市的街道。战争这一绝对的恶必然成为魔鬼崇拜的对象。这是玛门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黑暗弥撒，那些使受迷惑的民众在其面前下跪的血迹斑斑的偶像名叫：祖国、牺牲、英勇、荣誉。这一崇拜的圣地是老残军人院，它在巴黎的上空高高地展示其巨大的金球，充满了帝国腐尸和在其间腐烂的几个二等杀手的臭气。连愚不可及的1914—1918年的大屠杀也有其祭仪，有着凯旋门下那臭气烘烘的祭台和一帮提香炉的辅祭，就如它有着自己的诗人，如莫里斯、巴莱斯和夏尔·佩吉，他们发挥了自己的一切才能和影响力，为1914年的集体歇斯底里大发作效劳，因此，确实有资格登上肢解青年的伟人的宝座——跟许许多多的人一起，这当然不用说。

对恶、痛苦和死亡的崇拜自然伴随着对生命的刻骨仇恨。爱情——只能抽象地宣扬——一旦有了具体的形式，具备了形态，称为性行为或色情，便马上遭到猛烈的迫害。这一欢乐和创造的源泉，这一至善，这一所有呼吸空气的人们的存在理由，受到了那一帮世俗和教会的正统之徒魔鬼般的疯狂攻击。

又及：最传统的和最害人的恶性倒错症之一孕育了纯洁这一概念。

纯洁是天真的恶性倒错。天真是对生命的爱，意味着微笑着接受天上和人间的食粮，不知纯洁与不纯洁这一非此即彼的可恶交替。然而，撒旦模仿了这一自发的，仿佛出自本能的神圣品质，本想使两者相似，不料完全颠倒了，那就是所谓的纯洁。纯洁是生命的恐惧，对人类的仇恨，对虚无的病态性的热爱。一个在化学意义上纯洁的机体必然经受过野蛮的处理，才可能达到这种绝对反自然的状态。被纯洁这一魔鬼驾驭的人往往在自己身边制造废墟和死亡。宗教的净礼、政治的清洗、对人种纯洁性的保护等，有关这一残酷主题的变奏数不胜数，但最终都是那么千篇一律地与无数的罪恶联系在一起，其特殊的工具就是火，火是纯洁的象征和地狱的象征。

1938年5月20日。在卡尔·F家，此君有一台神奇的美国机器，可以用它在磁带上录下——然后再让你重听——由一个麦克风接收的各种声响，与麦克风连接的是一根长长的细线，可以移动。卡尔·F让我听了各种动物声音，尤其是处在发情期的母鹿的哀叫声，我觉得这似乎是在暗示我过去的一种隐秘的小礼仪，要不，该具有何等惊人的唤神力量啊。他跟我说，有一次，他录了一些马的叫声，让博物馆的一位鸟类学教授听，这位正直的人士最后很自信地告知了辨听的结果，说这是哪家音乐馆的吹哨手模仿的。至于好不容易在大自然中录制的真正的歌声，他认为模糊不清，没有什么特征，总而言之，糟透了。

卡尔·F远远料想不到我会对他当作王牌留在最后播放的磁带产生如此的印象。磁带录的不过是一群人越来越响的嘈杂声，从不耐烦到不满，继而又从愤慨到狂怒。难道可能吗？难道F君的窗下真的有可能没有那个千头怪吗？难道不是它在狂叫怒吼，号叫着杀人，致使仇恨的号叫声夹杂着窗玻璃被石块砸碎的当当响声，一起升向天空吗？难道这股诅咒的狂潮有可能是冲我涌来的吗？我惊恐不安，吓得浑身直冒冷汗，恐怕脸色也发白了。F最后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问我是不是感到不舒服；我尽可能缩短了这次拜访的时间，临走时，他带着某种茫然惶惑的神态，好好打量了我一阵。

我只是靠了人们的误会才得以生存的，人们误以为我不过是戴尔纳城门旁的一个默默无名的汽车库经营者，可是，一旦大家怀疑我带有神秘的力量，那我很快便会遭受到林奇裁判[26]，这些，我怎能给他解释清楚呢？连我自己都很难设想我命运中的这一奥秘：小时候有一天，我身上挨了一魔杖，这种魔杖的作用就是将有肉体的生命的一部分变成大理石塑像。因此，从这一天起，我就拖着一半肉体、一半石头的躯体在世上闯荡，也就是说，我的心脏、右手和微笑是讨人喜欢的，可在我身上也有着某种坚硬、冷酷无情的东西，任何人一碰上它，就必然要被击碎。这是一种祝圣的方式，而我负有授神品之责，不过是半自愿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充满热情地服从这一职责，每当显现某个征兆时，我便重申自己的参与立场。

1938年10月3日。这个本子已经丢下四个多月了，要不是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我本来是不想再把它打开了。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具有非凡的重要性，有必要在此作一下汇报，而且要尽可能准确。

约莫在六点钟，我起了床，心情极端糟糕。我想学一阵母鹿的哀叫，然后再洗个头，可是我这种厌生的情绪甚至夺走了我使用这些绝望救命丸的力气。处在这种抑郁的状态中，最为可怕的是头脑的清醒——至少表面如此——它不仅伴随着抑郁的状态，而且还给予刺激。对生命的无意义性，唯一的回答是绝望，这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的任何态度——过去的或将来的——看来都属于迷醉之类。只有在迷醉的情况下，生活才是可以忍受的。而迷醉具有酒精性、爱情性，也有宗教性。作为虚无的创造物，人只能让自己迷醉才可能经受落到自己头上的——有限的生存时间——不可思议的磨难。

我拒绝刮脸。套上工作服后，我也没有到厨房去冲杯咖啡便下楼来到了车库。面对世间万物可怖的敌意，我必须用一身毫无人类缺陷的机器人的铁甲去对抗。今天早上，我就是不折不扣的巴隆汽车库的老板了。可怜的本·阿哈默德最先觉察到了这一点。这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在机械方面却是真正的天才，不过他干什么事，都是凭“嗅觉”，没有方法可言，也没有个准性。当时修的是一辆乔治·伊拉特车的阀门——车子用的不过是轻便型雪铁龙的两马力发动机——本·阿哈默德把阀门放到了一种专门的砂轮上，把底座磨平了。可是，他就是下不了那个决心去检查一下阀门的底盘，用黑铅笔在斜面上画上间距为二至三厘米的阀门头半径。这恐怕是他不会使用铅笔的缘故。我骂骂咧咧地把他从车旁拖开，自己亲自动手。接着，雅诺也挨了一顿臭骂，因为他姗姗来迟。我很快发配他到工作台去干活，有一打内胎的气门嘴等着要修。后来，我把自己关进了用作办公室的小玻璃房，整理一大摞发票。七点半钟，加雅克留下了他的那辆402B型车，让检修一下点火装置。接着，邮差送来了邮件。这一天就这么勉勉强强地开始了。

9点差一刻，我正在跟图比小姐谈她那辆罗森加特车的事，恰巧本·阿哈默德修完了乔治·伊拉特车，启动了发动机。我一只耳朵听图比小姐说话，另一只耳朵在遥遥地听诊乔治·伊拉特车发动机的毛病，可车子的发动机似乎运转得再正常不过。本·阿哈默德却非要再猛地来几次加速，这下可把我惹急了。发动机像只在呼吸的大猫，声音均匀，可他凭什么要猛地让机子加速空转？整个汽车库响着发动机的隆隆声，到处都是排出的瓦斯，仿佛本·阿哈默德在拿这响声和瓦斯取乐似的。最后终于平静下来了。图比小姐跟我谈起了圣多米尼克教会学校的情况，她在这所学校教哲学。我好奇地问这问那，这股好奇心并不是装出来的，因为寄宿学校的事一直对我有着吸引力，我也在思忖，女子寄宿学校的生活会跟什么生活相似呢？正在这时，乔治·伊拉特车重又隆隆地响了起来，几乎盖过了我们的谈话声。在一片逐渐增强的疯狂的声响中，我清晰地听到了一记清脆的金属碰击声。这一声响也没有躲过本·阿哈默德的耳朵，他立即停止了排气。我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时看见雅诺伸手去摸太阳穴，身子朝工作台倾斜，紧接着双膝着地，仰倒在地上。我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排风机的一个叶片碎了，它以可怖的力量打在了他的身上。我遂向他冲去，用我的双手抱起他那已经毫无知觉的、瘦巴巴的躯体。

就在这一时刻，某种东西朝我涌来，满含着令人无法忍受的、撕心裂肺的温情。这是从天而降的一种令人震撼的祝福，我简直惊呆了。我的眼睛定定地盯在这个弯曲在我双臂上的身躯，一头是覆盖着栗色的头发，瘦骨嶙峋、血迹模糊的面具，另一头是紧挨在一起的两只细薄的膝盖和一双在空中笨拙地晃荡的笨重的皮鞋。本·阿哈默德神色愕然地看着我。我一动不动。我完全可以像这样一直待到世界的末日。巴隆汽车库连同它那蒙着蜘蛛网的大梁和积满污垢的窗玻璃消失不见了。九个品级的天使聚集在我的身边，放射出无形而辉煌的光芒。空气中充满乳香的芬芳和竖琴的和弦。一条温柔的长河在我的血脉中庄严地流淌。本·阿哈默德终于介入了。

“看！”他指着在踩得结结实实的地面上渐渐扩展的一摊灰暗色的东西，对我说，“他在淌血！”

这句话后，一阵长时间的死寂重又降临到我们头上，带着幸福的颤抖。

“我再也没想到，”我好不容易终于吐出了这几个字，“抱着一个孩子会是这么美妙的事情！”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在我的记忆深处唤起了经久不息的回声。

最后，图比小姐打破了迷醉的状态。她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往她的罗森加特牌小车走，我勉强带着手中的负担坐进了她的后车座。紧接着，我们往纳伊医院驶去。

雅诺的伤势并不严重。只是头皮破了一个大口子，另外有一处颅外伤。没有头颅骨折的迹象。我把他送回他母亲家，当时他还晕晕乎乎的，他母亲见他头上包着一大团绷带，也险些昏了过去。我们两人中，受到的打击最大的还是我，至今我还在不断地回想这一事故使我猝然置身其间的惊奇发现。

1938年10月6日。出现在我笔下的第一个词看似平淡无力，但它却表现出巨大的潜能：欣快感。对，当我的双臂抱起雅诺那失去知觉的躯体时，从头到脚笼罩着我的是某种欣快感。我说得很清楚，是从头到脚，因为我所说的这一幸福的热流与平常那种部位狭窄而诲淫的快感迥然不同，它淹没了我的全身，流入了我体内的最深部位，浸入了每一个遥远的末梢。这不是轻飘、有限的惬意，而是我浑身一致的快活感。在此，我自然又要谈起我对《圣经》的思考，谈起堕落前的原始亚当，他负着女人，同时又负着孩子，永无尽头地经受着色情的焦灼——既拥有又被拥有——我们普通的爱欲不过是其暗淡的影子。我的超人天赋是否会在某些情况下致使我进入假两性畸形的伟大祖先的迷醉状态？

但是，我必须尽可能摆脱思想，接近具体的所在。我昨日的经历中最绝对的客观成分为雅诺的重量，它可以尽可能准确地以公斤进行度量。这一重量，我担起过，所以，我感到欣快！

按照词典中平淡的说法，此为舒适的感觉。但此词的词源比较富于教益——欣快（Euphorie）一词由eu和phorie两部分组成。eu具有满意、幸福和宁静、平衡和欢乐的意思；phorie由ψορεω一词派生而来，为担负的意思。感觉欣快者即为幸福地担负自己的人，亦即感觉良好的意思。不过，如果简单地解释为幸福地担负的含义，恐怕还更完全。这一来，一线光芒便倏然照亮了我的过去、我的现在，谁知道呢，也许还会照亮我的将来。因此phorie这一表示担负的基本意义也出现在负载基督的巨人——圣克利斯托夫的名字之中，同样也被阿尔布克尔克传奇所阐明，同时也体现在这些汽车之中，虽然我很不情愿地将自身中最美好的东西献给了这些汽车，可它们仍然摆脱不了其平庸的品质，不过是负载人的工具，恰为phorie的本义所在。

我得就此打住了。接二连三出现的征兆灼伤了我的眼睛。不过，我还想再记下我的一个想法，10月3日出现的欣快感是由一个与我的体重合成一体的孩子的重量激发的。雅诺并不胖，可他恐怕也足足有四十来公斤，也就是这四十来公斤与我一百一十公斤的体重合到了一起。然而，我的“欣快迷醉感”用轻松、快活和如长翅膀的欢乐感来加以解释却是最合适的。就像一种加负荷的重力造成的轻浮现象！令人惊奇的矛盾！倒错一词遂出现在我的笔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现了符号的变换：多变成了少，少变成了多。此倒错是良性的、有益的、神秘的……

1938年10月20日。今夜失眠。夜空温柔，星光灿烂，我开着自己的这辆破旧的奥兹基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驶。香榭丽舍大街、协和广场、沿河马路。不一会儿，我便被堵塞了中央菜市场周围地段的马车和卡车的长龙挡住了。我丢下车，步行往前走，很快在多得成灾的蔬菜和水果堆中迷了路，在这巴黎城的中心，四处的蔬菜和水果构成了一座超级菜园和果园，散发出浓郁、甜腻的气味，在乙炔灯的金属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粗犷的色彩。开始时，这种景色会令人想到高康大[27]一座座的午餐，可瓜果蔬菜如此之丰富，渐渐地使任何消费食用的念头都变得滑稽可笑，由此而令贪食者气馁。我绕过了一座座花菜砌成的金字塔，一座座芜菁堆成的高山，一辆挤在车流中动弹不得的载重车把满车的韭葱往人行道上倾卸，我差点儿葬身在雪崩似的韭葱下面。

千万不要以为东西这么多就会贬值。恰恰相反，它们身价倍增，因为多得无法使用，多得一开始就打消了人们食用的念头。这样一来，展现在我脚下的便是形形色色的种类，诸如苹果类、豌豆类、胡萝卜类……

到处都是笨拙的女人，嘁嘁喳喳吵个不停，唯有一位卖淡水鱼的，很有几分姿色，看上去容光焕发，全身沾满鱼鳞，亮晶晶的，宛如水神一般。但是，搬运工和城市里的“苦力”们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究其原委，是我感到他们和我之间有着亲缘关系。他们全都长着宽阔的背，巨大的手，身上扛着半头牛或一大桶咸鲱鱼，行走时总迈着快速的碎步，从某种角度看，这一切无疑就是我。但是，这是一种庸俗化的负载行为，沉沦到了唯利是图的低级使用状态。人们粗俗地称他们为中央菜市场的“搬运夫”，而不说“载运夫”，恐怕就是这个原因。“搬运夫”是“载运夫”的粗俗形式。因此，我立即想象出了一个真正的中央菜市场的“载运夫”，他英俊而慷慨，巨大的双肩胜利地扛着象征丰收的羊角，脚下喷吐出永不枯竭的鲜花、瓜果和宝石。

1938年10月28日。我翻阅一部词典时，发现阿特拉斯[28]的双肩顶着——不是世界，也不是通常表现的大地——天空。就地理意义而言，阿特拉斯毕竟是一座高山，如果说把高山比喻成天柱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把这一形象比作大地则是荒诞不经了。这是一个恶性倒错的绝佳例证，倒错的对象是最为荣耀的“负载”英雄之一。他用自己的双肩顶着星星和月亮，顶着星座、银河、星云、彗星和在熔化的众多太阳。钻入星际的脑袋与星球融为了一体。这一切就要被改变。他头顶上那一片给他祝福的无边的金蓝色被改变为地球，这是个不透明的泥球，压弯了他的脖颈，挡住了他的视野。就这样，英雄贬值了，堕落了，负载英雄沉沦为搬运夫，冷静的爱欲变得难以忍受。

但是，我越想越觉得举着天空、顶着星球的阿特拉斯是一个神话中的英雄，我的一生都要向他迈进，以最终从他身上获得他的归宿与殊荣。无论我将来负载什么东西，无论我受到祝福的双肩担负着怎样珍贵、神圣的重担，只要上帝愿意，我胜利的目标终将是肩扛比三王之星更为金光灿烂的星星，行走在大地上……

1938年10月30日。今天上午，埃尔维又来取他那辆新的雷诺高级敞篷运动车。对这种让人看热闹的车子我很反感，不过销售类似车辆，佣金极为丰厚，自然，我的厌恶感也就减轻了。有了新车，埃尔维激动极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容光焕发，无论对自身，对自己的社会成就，还是对自己的德行，也是从没这么自信过，不用说，在他的脑子里，这一切当然都是一回事。他刚满三十六岁，对我解释说这是最为丰盈、最为平衡的年龄，是人从生到死这升降曲线的最高峰。

实际上，在我看来，他早就有三十六岁了，至少在我认识他的十年来，他一直就是三十六岁，恐怕早在我认识他之前就已经满三十六了，也许一出生就是这个年龄。只是迄今为止，与他三十六岁这一年龄相比，他实在太年轻了，就像从今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他三十六岁这一年龄相比，他又将太老了。

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恐怕都有着这样一个“本质年龄”，只要没有达到它，人们就总是对它充满渴望，可一旦超过了这个年龄，便又紧紧地抓住它不放。贝尔特朗的实际年龄是六十岁，而克洛德一生都将是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至于我，我的永恒性使我面对衰老之悲剧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我总是以夹杂着忧楚的超脱感观察着一代又一代的出现与消失，就像一块磐石，在森林中目睹着季节的不断更迭交替。

但是，看见埃尔维如此神采奕奕，充满乐观精神，我脑中冒出了一个想法：这是个具有超适应力的人。医学若能探索这一“超适应”的新概念，将不无裨益，学校应该注意，若过分担心学生不适应，那就会一下子塑造出一些具有超适应力的学生来。

所谓具有超适应力者，就是幸福地处在自己的环境中，“如鱼得水”。鱼就是对水具有超适应力的典型。这同样也是说，幸福越完整就会越不牢固。原因很简单，如果水太热，太咸，或水位降低，那就……因此，对水还是具有普通的，一般的适应力为好，就像两栖动物，它们无论在干燥的地方还是在潮湿的处所，都没有完全的幸福而言，但是无论在这两者的任何一个环境中，都基本能适应。我并不是想让埃尔维倒霉，可是我觉得，倘若某种东西在他那辉煌的组织中出现了裂缝，倘若命运之神准备给他以不利的打击，那他就将很难再恢复他那完美的平衡。而我们这些两栖动物，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那么坚定，习惯于见机行事，见好就收，所以，我们生来就善于对付周围环境出现的任何背叛行径。

1938年11月4日。每次经过卢浮宫附近时，我总是责怪自己不经常进去看看。人住在巴黎，却从不进卢浮宫，这是最不可饶恕的蠢事。整整克制了两年多之后，我于今天下午进了卢浮宫。这次游览最明显的益处，就是使我从自己的兴趣改变中领悟到了自身所经历的重大变化。

我很难想象谁见到这琳琅满目的杰作，会不热泪盈眶。帕罗斯岛古阿波罗雕像多有魅力！雕像的双腿连在一起，双臂从上身中伸出，身躯圆如石柱，显得庄重严肃，可温柔的面部容光焕发，闪耀着谜一般的微笑，在布满石像表面的刀痕的衬托下，更显得悲怆动人，两者形成了迷人的对比。

我想象着，倘若这位神祇，就在我的家中，为我日夜拥有，那我的一生该会有怎样的变化。说实在的，若这颗二十个世纪前陨落的流星突然火红一片，降临到我的身边，我很难设想该怎样忍受。世间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比这尊雕像更好地阐明艺术的本质功能：艺术品为我们那被时间折磨成病的心灵——由于时间的侵蚀，由于对艺术品的扼杀，也由于我们所热爱的一切不可避免的消亡结局——带来一定的永恒性。这是一剂灵丹妙药，是一片我们向往的和平绿洲，是一滴落到我们烧得发烫的双唇上的清凉水珠。

在希腊及拉丁展厅中最令我流连的，是胸像。那一张张脸庞上，极为强烈地表现出智慧、雄心、残忍、自信、勇气，以及较为罕见的善良与崇高，无论你怎样细看，都不会感到厌倦。人们也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提出同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你们是何种环境、何种生命与何种宇宙的神秘象征。

至于剩下的部分，用不着驻足停留，我较为匆忙地走过几个展厅，没有投入什么注意力，除了有那么几幅画——十五年来总是这几幅——我在某种意义上拜访它们一下，问候一下它们的情况，从它们身上观照一下自己的形象，因为这是些无可比拟的明镜。我在这里又有了某种体验，想当初，这最让纳斯托尔感到不安，他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各个场所努力捕捉这种体验的不同变化，这就是对空气饱和的体验。在这一美得饱和的空气中，我领受到了某种飘飘欲仙的迷醉感，它与负载时的迷醉感觉并不是没有远亲关系。在我耐心拼凑的巨大图案中，如今又添上了一块拼板。

走出检查处的栅栏时，我发现一个小孩跟进口处把门的正吵得厉害。我很快明白了他们争执的原因，看来是吵不出名堂的。原来小孩子带了架照相机，可把门的要他交半个法郎才放他进馆。可孩子没有钱，于是把门的便让他把照相机存放在衣帽间，可这个主意很滑稽，因为存放相机也要花半个法郎。最后，孩子放弃了，失望地离去，我当然进行了干涉，给孩子解决了难处——不是成人们那种荒诞的办法，给他五十生丁的照相机赎身钱——而是具有传奇、冒险和走私色彩的做法，我把引起争论的照相机鼓鼓囊囊地塞在腰间，用上衣盖严，然后领着孩子走进了栅门。

艾蒂安十一岁。他长得比实际年龄还矮小，脏兮兮的，令人心动。小脸蛋的五官很不端正，瘦瘦的，尽是骨头，显得坑坑洼洼的，与矮胖的身子、笨拙浑圆的双膝形成了美妙的对比。他的衣袋，全都被书戳破了，两只手短短的，被无情地啃去了指甲，看样子，他属于那种智力成熟得令人震惊的孩子——好像一出生就什么都读过了，都明白了似的——与之相矛盾的，是身体发育的迟缓，不管他们说什么，都给人以天真的印象。

一进展厅，艾蒂安便对展出的作品表现出惊人的熟悉程度，领着我直奔吉多·雷尼[29]的《大卫》，说要把它拍下来。画中是个胖胖的男孩，饶舌而又愚蠢，宽宽的脸颊，眼睛漂亮但没有丝毫的狡黠，头戴一顶稀奇古怪的羽毛帽，身上紧巴巴地裹着一张兽皮，这样的形象怎能赢得艾蒂安的心呢？艾蒂安向我作了解释，透过那有些模糊不清的解释，我似乎明白了在艾蒂安的眼里，这个大卫是一个从来就无所畏惧、富有慑服力的种类的化身。艾蒂安竟然有这样的发现！有的生命是有限的，虽然有着惊人之美，却没有延续性，直率地说吧，若不是他们向我们展示出对存在无可挑剔的适应力，对他们的愿望，对周围可及的事物，对自己的话语，对人们向他们提出的种种问题，以及对他们自身的能力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都表现出神奇的一致性，那我们完全有资格对他们嗤之以鼻。他们降生于世，活着，然后死去，仿佛世界是为他们创造的，他们也是为世界来到人间，别的人——诸如怀疑者、动荡者、愤世者、好奇者，艾蒂安及我之类——看着他们一个个逝去，为他们的自然而惊叹不已。

近段时日的一些忧虑就这样差不多忘却了，可梵蒂冈博物馆一尊雕像的模塑品又猛然把我拉回到忧虑之中。雕像底座的标牌上的字已引起我的惊恐：Héraklés Pédéphore（赫拉克勒斯），果然，雕像表现的赫丘利[30]用他的左臂举着坐在上面的小儿子忒勒福。所谓Pédéphore，就是规范法语中所说的“负载孩子”的意思。因此，全名就为：负载孩子者赫拉克勒斯。

艾蒂安打量着我，实在不明白我为何如此大惊小怪。这时，我笑着蹲到他的身旁，把我的左臂伸到他的双膝后。他马上参加了游戏，坐到了我浑圆的胳膊上，我模仿赫丘利，故意用右手撑着一根大木棒，站立起来。走出不多远，我们本来还可以再模仿一番，学一学赫耳墨斯的模样，这是普拉克西特利斯[31]雕刻的作品，赫耳墨斯的那只左臂也同样举着一个孩子：巴克科斯[32]。可是，我们更被另两件模塑品所吸引，这两件作品的原件都在那不勒斯国家博物馆。其中一件表现的是一个在敲钹的森林之神，脑袋半扭向坐在他颈背上的孩子狄俄尼索斯。孩子用左手牢牢地抓住林神的头发，右手递给林神一串葡萄。很幸运，展厅里就艾蒂安和我两个人，我这位偶然相遇的同伴高高地坐在我的双肩上，我转着圆圈，合着想象中如霹雳般大作的铙钹声的节奏，模仿着跳起林神的舞蹈，肩上的狄俄尼索斯用那两条脏兮兮的光大腿紧紧地夹着我的脸颊。不过，使我们得以一展雄风的是那不勒斯的另一尊雕像：赫克托耳背着他受伤的小弟弟特洛伊罗斯。可这是怎样的背法！赫克托耳把孩子往肩上一丢，用手抓着孩子的右腿肚，就像抓着一只往下坠的袋子，小特洛伊罗斯脑袋冲下，左脚在空中挣扎。我显出一副想邀他一试的征询神态，看了看艾蒂安，他二话没说，把他的左腿递给了我。我抓住他的脚腕，一下子把他抛向空中，用力相当猛，以免他的脑袋碰到地上，紧接着，我装出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可我那温柔而非凡的承载使命在暗中予以克制），把他甩到我的背后，笑得几乎发不出声来。多惬意啊！在我心间缓缓流淌的是一条多么美妙的蜜之河！

艾蒂安和我在门口分了手，恐怕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想到这一点，我喉间不禁发出一小阵无声的呜咽，可我从可靠的、正确无误、绝对必须听其劝告的渠道得知，对我来说，与这个或那个孩子建立个人的关系是不妥当的。说到底，这该是怎样的关系呢？我想这种关系势必要顺着早已划定的道路轻易发展，那就是父子的关系，或者性的关系。我的使命要更崇高、更普遍。若只拥有一位，那就等于一无所有；若失去了一位，那便无异于失去一切。

1938年11月10日。整个夜里，天使之症憋得我透不过气来，噩梦缠绕着我，我被淹没在泥沙和淤泥之中……我起床时，胸口还像被碾碎了一般，可总算结束了那给本来已经相当苦涩的现实又扩展了地盘的一个个幻觉，心里还是高兴的。咖啡苦得不能喝。来一阵大声号叫。又是两阵号叫。没有任何轻松的感觉。早上唯一的安慰是在粪便之中。我在无意中出色地拉出了一根美不可言的长屎，这屎长得两头搭在一起，恰好在马桶里绕了一圈。我满怀着温情望着我刚刚生出的这个漂亮的“活泥胖娃娃”，重又对生活有了兴趣。

便秘是造成心情抑郁的主要原因。我多么理解这个伟大的世纪，理解它为何如此嗜好灌肠剂和泻药！人类最难以容忍的，是当一只带有两条腿的粪袋。只有排泄正常、丰富而且惬意，才可能医治这一命运，然而，赋予我们的这一恩赐是多么吝啬啊！

1938年11月12日。拉歇尔与纯洁的行为（功能=0）。雅诺与欣快感。《圣经》中关于古亚当的教诲。这些因素在我脑中排列组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我看到一个名字的六个字母从中隐隐约约地显现出来：Nestor（纳斯托尔）。

对统治的渴求。没有什么比这几个字更能勾勒出纳斯托尔的个性了。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保证自己能控制他人，在我今天看来，他似乎具有两条途径。一条是与圣克利斯托夫中学这个禁闭的天地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他像一只蜘蛛，蜷缩在这所网一样的中学中心，学校里的每一座建筑，他都掌握着钥匙，里面的孩子全都盲目地崇拜他，而大人们在他面前也是浑身发抖。对这个禁闭的天地，他警觉而又细心地测量着一个个不同地方的大气密度变化情况，比如，课间活动的院子里，密度要比小教堂里小；可在饭堂里，空气甚至要比玻璃水族缸里更沉闷，而深更半夜的宿舍里，则可获得大气最丰富的配方。

另一条途径，他无疑早已预见到，而且也是有点儿主动踏入这条道路的，不过时间较晚，未能深入其间。我想说的是那条承载之路。圣克利斯托夫和阿尔布克尔克，骑士之战以及他那辆神奇的自行车——是小学生最佳的承载工具——这一切无不表明他并非不知道这条途径。就此，我想提出一个假设，虽然不怎么经得起推敲，但还是留待将来去证实吧。我在纳闷儿，这两条途径是否相互排斥，就像两条不能同时行走的道路，虽然抵达的终点是一致的。学校的禁闭性——“寄宿”学校，说得多么贴切——使承载之术无用武之地，除非作为一项有益的活动，以备将来能有到自由的空间去的一天。承载之术是与开放的空间，密度很少的空间相适应的，就此而言，就像飞行员的氧气罩，戴着它在高空飞翔。

当然，这一切纯粹是推想，但毕竟是我的大脑做出的一份努力，以理解不由分说呈现在我面前的原始材料。

就这样，自从离开寄宿学校后早已忘却的“大气密度”，在短短的几天里又再次回到我的脑中，第一次在卢浮宫，仅是暗示性的，第二次就是今天上午，来得是何等猛烈！

事情发生在里沃利街，恰好是119号。那是个路口，小路通往查理曼街，离一所同名的中学不远。由于我有事要去塞莱斯坦沿河马路的供货商家，我走进了这条昏暗而狭窄的小巷，巷子连续穿过了两家小院子。学校肯定是刚刚开了门。迎面突然涌来一群孩子，又喊又叫地在狭窄的巷子里拼命挤，最后挤进了稍稍宽阔一些的小院子，紧接着又你挤我撞地向里沃利街涌去。面对这群孩子，我就像是一条在山间湍流中搏击的鲑鱼，虽然经受着击打与挤撞，心间却有着妙不可言的幸福感，宛如一朵玲珑的小花，展开所有的雄蕊，经受着挟裹着花粉的狂风的猛烈吹打。这阵幸福感仿佛长了翅膀，就像我抱起被风扇叶击伤头部的雅诺的那一时刻，向我涌来。不过，这一次的欢乐感更丰富，更激荡，只差补完这一最后的印章，就可超越“负载的迷醉之感”。

如今，我终于明白了笛卡儿那短短的几行字为何会在阴沉的哲学课中突然在我眼前冒出熊熊火焰。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方法谈》中阐述的下面这条规律与纳斯托尔的主要忧虑是有一定联系的：“到处进行极为完整的清点和全面的核查，从而保证没有任何疏漏。”自我封闭、不向外界开放的世界只遵循自行规定的内部规律，它的最大功绩就在于满足了上述这一基本的定律。

可是我呢，我生活在开放的天地里，远离纳斯托尔的城堡和他清点在册的子民。我在摸索着，唯一给我安慰的就是心中怀有的信念，我坚信一条无形的细线在指挥着我的双脚神秘地向前迈进。“看着圣克利斯托夫，步子要走稳。”

回到车库后，我想查清目前法国到底有多少儿童。我以十二岁为限，这是儿童的最佳年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达到了儿童的成熟期的顶峰和美妙的成长阶段，同时也令人遗憾，因为这个年龄期面临着青春期的灾难。下面就是一位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记者朋友给我提供的有关数字：

法国出生人数表

- 总计 男婴 女婴

1926……767500 392100 375400

1927……743800 379700 364100

1928……749300 383600 365700

1929……730100 373000 357100

今年是1938年，是个特别不祥的年份。外部的空气处于稀薄的极限状态，眼前的密度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将不复存在，学校里年龄为十二岁的人数在1939年突然下降，1940年有所回升，可1941年又急剧下降。

1938年11月15日。昨天晚上，埃尔维夫妇终于战胜了我的抵触情绪，拖着我去了巴黎歌剧院，那里正上演莫扎特的《唐璜》。

我一直知道自己讨厌歌剧，可现在我明白了产生讨厌情绪的原因。这是因为在他们为我们表演的这个天地中，人物的性特征被夸大到了滑稽的地步。男人充满雄风，与兽性不相上下，女人则表现出无以复加的女性特征，歇斯底里仿佛就是她们平常的气氛。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反正在我看来，清纯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它相比，其他各种不过是空头支票和伪币——而歌剧是最没有资格赞颂这一价值的。勇敢、崇高、庄严、某种美的形式——高雅的、高傲的或激荡的——以及深沉、残酷、爱情等，都可以。唯独清纯不行。无论是音乐、布景，还是情节，或者人物，都不能给它留下任何位置。实际上，歌剧院——无论是指整个剧院还是仅指演出的台子——对我来说是个令人窒息的场所，显而易见，孩子们是不能入内的。呸！

至于昨晚的演出，我不得不承认它像一根刺，已经扎进了我的心脏，原因十分简单：唐璜就是我。哦，当然，这是个经过乔装打扮、戴上假面具、穿上化装服的人物，如果人们要把我推进一个清纯性被完全排斥在外的天地里，让所有人都上当受骗，使人们无法识别出那个人物就是我，那必然要进行化装。勒波雷洛炫耀他主人征服了多少多少女性，宣布在德国有一百四十位、意大利二百三十位、法国四百五十位、西班牙一千零三位，这场戏所表达的正是我再了解不过的穷极意志。任何一个拉歇尔，也都会对唐璜说：“你呀，不是个情人，是个吃人魔鬼！”既然我的眼睛看得清，我的耳朵也听得见，我自然明白了那一可怖的结尾，它所表现的不过是我自己的死，当然与情节安排的前提是相适应的。我毫不怀疑，总有一天深夜，在墓石中雕刻出来的一位来访者会用他的石拳来敲击我的房门，握住我伸给他的手，把我领到有去无回的黑暗世界。但是，他长得不会是一个遭受嘲讽和杀害的老人形象。他的面孔一定是我自己的面孔。

如今，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结局：它将是我心中的石人对我身上剩下的血与肉的最终胜利。当我的命运彻底掌握了我，当我的最后一声呼喊，最后一声叹息终于在石唇上消失时，那么这天夜里，整个残局就完成了。

1938年12月2日。刚才我目睹了拉索塞伊大街市镇小学学生放学离校的景象，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水斗，一下子把所有的学生全都舀了进去。它不仅沿着门墙逮住了大队人马，而且还横扫人行道，连最先出了校门的几个学生也不放过。就这样，我眼前猛然出现了一片黑罩衫，上面沾满了红点，到处是一条条裸露的小腿和一张张笑脸，像蚂蚁般在攒动不息。

1938年12月9日。各家报纸都刊载了维德曼在拉塞尔圣克鲁的“拉伍尔齐”别墅被逮捕的消息，这是个德国人，被怀疑杀害了七条人命。

1938年12月12日。今天早晨，城市覆盖了薄薄的一层白雪。这可是出门漫游一番，拍几张照片的难得机会。我胸前挂着“禄来福来”反光照相机，沿着鲁尔大街向上方走去。来到圣克洛瓦中学课间活动院子前，我停下脚步，细细地观看了一阵，孩子们正在做四组舞游戏，男女舞伴不断前后交叉移动位置。毫无疑问，这一新奇的舞蹈，这些不断重新组合、忽而消失忽而重现的脸蛋儿必定具有某种意义。可有什么意义呢？分组、排列、组合、集中、分散，这儿的一切和在别处一样均是符号，甚至比别处更为突出。可到底是什么符号呢？在这个充满难解的符号的世界中，我永远在探索这个问题，可我一直没有得到打开它的钥匙。

我走到将圣克洛瓦中学的院子与人行道隔开的栅栏旁，透过铁栅栏，像机枪连射似的，噼里啪啦拍下一张张照片，如同对着动物园铁笼子里的动物开枪射击的猎手一样，心中荡漾着强烈但负罪的欢乐感。这一个个形象，我将从容地加以研究。对这个有时放任自流、但时刻有人控制的小社会的不同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要是我不能从中发现一点儿什么，那才见鬼呢！把孩子们装进笼子……我这吃人魔鬼的灵魂也许可以从中获利。但是，还存在比普通的文字游戏更为深远的东西。任何格子都是破译密码的格子，关键是要善于运用。

1938年12月15日。午休。雅诺坐在我的对面，左手插进栗色的头发里，正在读书。有时一时中断，他就用手指着正在念的那行字；如果必须停止阅读，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铅笔头，在以后接着往下读的地方画上一个“十”字。

他刚才读的，是意大利人科洛迪[33]的《匹诺曹》。我随手翻了翻这本被丢在一边的书，一开始心里就紧张，料定准少不了残酷的描写，因为童话往往充塞着这些玩意儿。仿佛孩子们是些又呆又笨的木头人，最不聪明，也最不敏感，唯有糟糕透顶的故事——名副其实的文学劣酒——才可能把他们打动！贝洛[34]、卡罗尔、布施[35]等，都是一些虐待狂，连神授的侯爵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传授给他们。

开头时《匹诺曹》让我放下了心。它讲述的是一个突然拥有了生命的木偶的故事，与古老而温柔的仙魔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可是，由于匹诺曹和他的朋友洛米尼翁在学校学习很不用功，两人变成了驴子，当我读到这段可怖的描写时，心里很不好受。他们俩吓坏了，马上跪到地上，双手合十，乞求饶恕。可是，只听得他们的祈求声渐渐地变成了稀奇古怪的驴叫声，合十的双手变成了蹄子，嘴巴变成了驴嘴，裤子的后裆鼓了起来，随着一声不堪入耳的撕裂声，钻出一条毛茸茸的黑尾巴。真的，我不知道竟然会有如此可怖的场面。即使《驴皮记》中的让那个乱伦的父亲放弃纠缠而出现的那张越来越丑的驴皮，也不像这两个孩子的苦苦挣扎一样，令我产生如此强烈的憎恶感。

但是，我想到了匹诺曹和洛米尼翁的悲惨经历对我来说并不新鲜。魔杖一挥，将马车变成南瓜，把小男孩变成驴子的妖魔，我每天都能遇到，这就是“发育妖魔”。十二岁的儿童达到了平衡与发育的不可超越的极限，使儿童得以成为创造的杰作。这个年龄的儿童幸福、自信，对周围的世界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世界是那么整齐有序，可谓完美无瑕。就其自身而言，无论是面容还是躯体，都是那么美丽，以至人类的任何美貌都不过是这个年岁的或近或远的反光而已。过了十二岁，便是灾难。雄性的一切丑恶——那毛茸茸的污垢、死尸般的成人肤色、粗糙不平的脸颊，还有那个像驴鞭似的、大得畸形、臭烘烘的生殖器——全都涌向从宝座上拖下地来的小王子。转眼间，他变成了瘦骨嶙峋的狗，弓着腰，满脸疱疹，目光不可捉摸，贪婪地泡在像垃圾般污秽不堪的电影院、音乐厅里，总而言之，成了一个少年。

变化的方向是明确的。开花的季节已经消逝。必须结果，必须变成种子。婚姻陷阱遂像钳子般在稚童头上合拢。就这样，他跟别人一起套上了传宗接代的沉重大车，被迫为人口的大腹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如今，人类正因此疾而慢慢死去。悲伤啊，愤慨啊。可这又有何用？难道不正是在这堆粪土上不久又要盛开别的花朵吗？

1938年12月18日。杀害了七条人命的维德曼一案正在预审。此人身高一米九一，体重一百一十公斤。这正好是我的人体测量值。

1938年12月21日。今晨，在鲁尔大街。我正要走过圣克洛瓦中学院子的尽头，顺着一个紧挨一个的工厂和泵站，往我的汽车库走去，可突然响起一声长长的喊叫，淹没了学生课间游戏的喧闹声，我立即像钉子般被钉在了原地。这是一个拖得长长的喉音，纯洁无比，仿佛是发自内心最深处的呼唤，最后变成了一连串欢快动人的变调，渐渐消失了。精确、饱满、平衡、洋溢，多么令人惊诧的深刻印象！

我立即掉转步子往回走，心想我一定会在院子里发现非凡、辉煌的东西或非凡、辉煌的人。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发现。我耳中回荡着这声清纯而又蕴含着人体一切和声的呼唤，可孩子们依然来来回回，仿佛从未发生过这一声响的奇迹。这群孩子中间到底是哪一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如此幸福而清纯的呼唤？在我看来，他们一个个难分你我，也就是说，他们全都是同一的本质。

我伫立良久，沉浸在这声“呼唤”之回音的摇荡中，回音越来越遥远，可呼唤声已经在我心中激起了对圣克利斯托夫中学的回忆，孩子们的打闹嬉戏声如响亮的多重奏，淹没了这声呼唤。接着，铃声响起，教室的门口立即出现了长队。最后，我也离开了变得空荡荡的院子。

回到汽车库前，我记下了这声“呼唤”的日期和时间，显而易见，这呼唤声就像经常会有奇迹显现的想法一样荒唐。

1938年12月23日。在拉索塞伊大街，一幢毫无装饰的大楼房里设有幼儿园，男生小学和女生小学。如今，我养成了习惯，常在晚上6时去看孩子们离校的情景。有一天，我在小学生课间休息的时候经过学校的高墙，忽然高墙后传出一串欢乐的声音，我立即被吸引住了。我停下脚步，被这巨大的合唱声裹挟而去，飘飘欲仙，这合唱声显得一致而又丰富，不时地出现毫无规则的停顿和感叹，还有延长号和小声演唱的反复记号。我始终在等待着“呼唤”，前天在圣克洛瓦中学的栅栏前，那声呼唤触动了我的心，而且是那么热烈，我坚信那绝不是一种个人的发声天赋的表现，而是儿童的本质以声响形式的显露。

今天上午，我没有听到“呼唤”，可继合唱队那个强烈、激荡的声部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细腻的颤音，一个尖细的拨奏，细得就像一条小花边，既充满嘲讽意味，又给人以抚摸的愉悦，刺激着我的眼睛，竟然使我眼中溢出了泪水。我打定了主意，要让卡尔·F把他的录音机借给我，把这些声音全部录下来。我一定要每天都到这儿来，把每一次课间活动都固定在磁带上。然后再回到家里安安静静地听，一遍一遍地听，直至获得交响乐的主旋律。谁知道呢？也许我可以跟着一起歌唱，也许我可以把一切记在心里，或许还可以在我记忆的深潭里重现11月25日5时或12月20日10时的课间活动的情景，就如我可以在自己的想象中奏起贝多芬的四重奏或肖邦的练习曲。

我等待着，以获得这一新型的音乐文化，在这等待的时刻，我观察着关闭了多时的孩子们涌向校门外，突然被甩到街上时的情景，我总是带着一种惊奇的心情，而且这份惊奇中有着永不消失的新鲜感。我发现最先跑出校门的和最后从学校里出来的总是那么几位。慢慢地，我认识了他们，与在瓶口似的大门中号叫着往外拥挤的大队人马相比，我对他们更熟悉。

另一扇大门里“汩汩地流淌出”一群小女孩，我兴奋而好奇地盯着她们看。把男孩和女孩分隔开来，谁也无法说清这在我们的儿童时代到底产生了多大害处！男人和女人是那么格格不入，难以在共同生活中结合起来，可是，当孩子们达到分享一切的年龄时却又不让他们相互适应，真是愚蠢，真是罪过。谁都知道，只要用同一个奶瓶喂养狗和猫，它们就可以共处！

1938年12月28日。因圣诞节放假而变得空无一人的学校和操场笼罩着深不可测的悲伤气氛。一旦失去了这些令人振奋、空气新鲜的小岛屿和这些令人一时忘却了成人世界恶臭的氧气球，该怎样生活呢？我顿时领悟到这世上再也没有比孩子们的自由更有害的了。他们随风飘散在各地，只给稀薄得几乎难以呼吸的大气留下位置。

正是怀着这种忧伤的心情，我在今天上午参加了献给圣婴的弥撒，这些圣婴是在大希律王[36]的命令下被杀害的。我怎么就没有把这一可怖的大屠杀与我每日领略的儿童喊叫交响曲联系在一起呢？耳边响起了《圣经·马太福音》中有关这一罪恶的记载的吟诵声，我躲到了一根柱子后，满怀柔情和怜悯，不禁哭泣起来。

1938年12月31日。再过片刻，1939年就要开始了。男人和女人们都戴着小丑帽，朝对方的脸上抛彩纸屑。由于失眠，这床榻变得干燥乏味，绝对冷淡。我离开床铺，像个梦游者似的在一条檐槽边游荡。没有天火和硫黄雨，这一年就永远结束不了，这一死死的念头使我恐惧而悲伤，以致浑身麻木。我打开了《圣经》，可这部由与我同类的夜行动物撰写的书只能给我带来自己哀叹的回声。这回声被扩大到令人害怕的地步。

我双眼被悲伤蚀损，

四肢宛若黑影。

我等待的所在，是死者的去处，

我要在地狱中搭起安身的床铺。

我朝坟墓呼喊：你是我的生父！

朝蠕虫呼唤：你们是我的弟兄！

死者的黑影在水下晃动，

死者的处所赤裸裸地面对上帝，

深渊无遮无掩。

它在空虚之上铺展北方，

在虚无之上悬挂地球。

它把水注入云团，

乌云决不会在水的重压下碎裂。

它遮蔽了宝座的视野，

笼罩上片片乌云，

在水里画上一个圆圈，

构成了光明与黑暗的临界。

上帝在我的小道上铺撒黑暗，

夺走了我紫红色的长袍，

摘取了我头顶的王冠，砸碎在崖石上。

它粉碎了我的一切，

如拔树，连根拔走了我的希望。

上帝制造了创伤，继而又把伤口扎上，

它伤害了众人，又用双手医治创伤。

我知道，终有一天它会把微笑还给我的双唇，

使我的嘴里充满欢快的歌声。

那时，大地会因欢乐而颤抖，

笑声将在大海上回荡，

爱意中必将是原野的震颤，

森林中，万木的枝叶定将在嘶鸣中晃动，

如同烈马抖动着长鬃。

1939年3月2日。年初以来，我什么也没有写。说实在的，我是勉强活了过来！对一个被投入了黑暗之中的孩子来说，严冬的潮湿与寒冷总是与存在的痛苦连在一起的。我经历了多少个岁月之后，终于明白了这不过是一个季节，一个恶劣的季节而已。随着我一年年衰老，时光对我来说消逝得越来越快了，因此，我慢慢地可以测量并驾驭越来越长的时间。但是，寒冬还没有被缩短到足够的程度，我没有能力大胆地跨越它，在另一个深渊的边缘站稳脚跟。也许总会有这么一天。眼下，我又一次失足了，陷入了一月份和二月份的深潭之中，感到永远难以从中摆脱出来。

确实，我痛恨冬天，因为冬天憎恶肉体。无论在何处，只要发现裸露的地方，它就像个严厉的清教派予以惩罚，进行鞭笞。寒冷是堂道德课，这是最可恶的冉森教派的发明。从逻辑上讲，由于征兆需要肉体才能表现。冬季便迫使各种声音保持沉默，同时熄灭了平素构成了我人生旅途标记的火光。这样一来，我便遇到了障碍。我脑袋靠着墙，双拳顶着耳朵，在冬眠……

但是今天早晨，阵阵暖风扇去了整夜击打着汽车库玻璃天棚的雨点。海洋的一阵怒吼，感动了苍天。一走出家门，我便突然被一群寄宿学校的小姑娘包围了，她们全都露出冬天捂得白乎乎的小腿。马贝尔，我们不久就又要看到短袖衬衫、白色短袜，还有短裙和短裤了！你可以准备好录音机和照相机，去偷录喊叫声和各种声响，去抢拍一个个形象。

但你也要小心谨慎，因为各种预兆将迫不及待地显现在你的脸上！

1939年3月4日。六十二位枢机主教各携一名随员和一名显贵于前日上午被关进了梵蒂冈那个专门用作教皇选举会场的地方，他们歌唱着《造物主降临颂》，可苍天大怒，发起狂风暴雨，淹没了他们的歌声。就这样，在选举教皇会议总管齐吉君主的关照下，世界教会渣滓中的精华分子被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各个出口由教皇部队和天主教最高法院的助理办案人员严加监视。

只要尽力想象一下由这一百八十六位老翁主持的巫魔夜会，想想里面的空气已经密集到迄今闻所未闻的地步，你准会不寒而栗！只有从西克斯图斯小教堂烟囱冒出的缭绕的黑烟表明了这群不受任何制裁而昏了头脑的人所施行的种种魔法。

17点30分，加亚西·多米尼奥尼枢机主教登上了司仪们打开的圣皮埃尔中心阳台，阳台下方，展开了一幅巨大的挂毯，上面织有庇护九世的徽章。

“我向诸位宣布一个十分令人欣喜的消息，”他宣告道，“我们的教皇为十分受众人尊敬的犹金·帕塞尼主教。”

全体人员立即唱起了《感恩颂》。

我不知道帕塞尼为何许人。他的名字叫犹金，跟案子正在预审中的维德曼一个名字。此外，我在报纸上见到他的照片：简直就是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只是更干，更没有人味罢了。活脱脱一个反牧师的形象，被临近的世界末日召来的“纯洁”魔鬼们毁了面容。

1939年3月15日。我注意到了一个小姑娘，跟她一起从拉索塞伊大街市立小学出来的有一大群同学，她有着惊人的外貌，在我看来，尽管她上身还是扁扁的，双膝还被擦伤了，可已经有着十分明显的女性特征。我注意到了她，可说得更确切些，是她注意到了我。这是必然的。这几个星期以来，我常来这儿，带着“禄来福来”照相机，或者卡尔·F的录音机，我把录音机藏在我的旧奥兹基斯车里，把一根类似天线的杆子垂直固定在两个车门中间，天线上端安了一只麦克风，露在车外；有时，我干脆把照相机和录音机全带上，供不同时刻使用，学生课间休息时用录音机录音，学生放学时用照相机拍照。

我知道她名叫玛尔蒂娜，因为我听到同学们这样呼喊她。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背小女孩该是什么滋味？我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接受的纯粹是男孩的教育，因此对我来说，女性儿童是一块陌生的土地，我迫不及待想进行探索。

1939年3月21日。在我看来，这春季的第一天标上了一块黑石和一块白石，仿佛从今天开始，我人生道路上吉祥与不吉祥的成分将不断取得相互的平衡。

所谓黑石，是因为我通过新闻获悉，我每天都在关注其预审案进展情况的维德曼于1908年2月5日生于法兰克福，是个独子。我也是独子。我于1908年2月5日生于古尔奈昂布莱。因此，这位杀害了七条人命的凶手不但体重和身高与我的完全一致，连出生也非要跟我同一个日子。这种种巧合伤害了我，其伤害远远超过了我所能表述的程度。

所谓白石，是因为昨日4点半的反应被录了下来，可以成为这类作品的伟大经典之作。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纯粹的乐器演奏的交响曲渐渐地向戏剧性表演情节，即向清唱剧发展。内容被一圈圈录制在磁带上。我恐怕已经反复听了二十遍，我不觉得会有听得厌烦的时候。

如同序曲般最先出现的是一连串雄壮欢快的乐声，在周围造成了一片寂静，吸净了所有其他的动静。接着，这个听似和谐一致的声部渐渐地分散成千百个细微的声音，它因此而呈现出多样性，但同时也受到了削弱。突然一个延长号，是那么响亮，令人窒息，使你的心脏不禁停止跳动。然后又是另一串声音，可这一次千百种声音变成了话语，变成了数不胜数的低语声，其中压倒一切的是一种忧虑，根据不同的棱面，千万次地反复出现、回应。总之，在这颤抖的背景上，刚刚书写了两个鲜红的大字：混账！啊，这声经过长时间酝酿和多种色彩烘托的咒骂，我每次都是浑身颤抖地等待着它，因此，当它爆发时，我已经提前数秒钟蜷缩在扶手椅里，以预防打击。随之而来的，是声部不可避免地化为碎片，往四处辐射——描绘性音乐的爱好者们很容易就可从中分辨出足球赛、两个孩子的疯狂争斗、抢四角游戏或儿歌合唱的情景——但是，对这种文学性的解释必须嗤之以鼻，相反，在这四处分散的声响中，应该看到全体同学为追求别具一格的表现所做的努力，甚至有可能对学校造成最大的危险，因为这也是为造就特殊人物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一切又重新化为一个巨大的宣判声，充斥着哄笑或呻吟，闪烁着银白色的水珠，颤动着一个个满含微笑或悲怆动人的脸蛋儿。这声音一直延续着，直到急骤的钟声重又击打着宏阔的圆顶，向四处出击，渐渐缩小包围圈，最终将它消灭，只听得木底鞋踏在坚实的地面上发出的嗒嗒声。

当我的磁带第二十次围着转盘旋转时，我发现在录制时竟然没有注意到这十五分钟的内容具有如此明确又显而易见的细节——当时，我只听出了动人但杂乱的喧闹声——只有一遍遍细听之后，它才渐渐表现出来，我为此而深感震惊。

要穿透近视或耳聋这一堵墙，必须让各种征兆加倍地撞击我们。要明白世间的一切都是象征与喻义，我们只须拥有无限的专注力。

1939年4月6日。阿尔贝·勒布伦重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集中在凡尔赛议会宫的九百一十位参议员与众议员中，有五百零六位投了赞成票。他们在自己的选择中表现出了考究的分辨能力。唯有勒布伦成功地实现了这一壮举：让卑微与下流结成了同盟。

1939年4月14日。今天晚上，玛尔蒂娜在头上围着一块黑丝巾，相当紧地裹着她那三角形的脸蛋儿。一旦摆脱了金黄色环形鬈发滔滔不绝的轻佻炫耀，集中到主要的线条上，这张脸庞便拥有了圣母一般的纯洁性，尽管神情严肃，但仍然充满稚气，把纯洁的面容衬托得愈加鲜明。她是多么美丽啊！她紧紧地盯着我看，可她没有对我微笑。

1939年5月1日。每当我开着我那辆破旧的奥兹基斯车在街上游荡时，交叉悬挂在我脖子上的“禄来福来”照相机非得紧紧地夹在我的大腿间，我才会真正地拥有完美的欢乐感。就这样，我乐滋滋地装备着一个巨大的生殖器，外面套着皮套，只要我对它一声令下，“看”，它那独眼巨人似的眼睛就会像闪电般睁开，并毫不留情地捕捉住所看到的目标。神奇的器官，喜欢热闹，具有存储功能，犹如一只勤快的猎隼，猛地扑向猎物，抢夺走猎物身上最深刻和最浅表——猎物的外表——的一切，然后呈现给主人！就这样，这件美丽的东西随时都可使用，令人飘飘欲仙，它是实在的，同时也是奇妙而虚空的，在皮带顶端晃荡，宛若一只香炉，赞美着世间一切美的事物！在暗中展开的胶卷是一张巨大的视网膜，看一次就会失明——受到了炫目的刺激——但决不会丧失记忆。

我向来喜爱拍照、冲洗、扩大，自我在巴隆车库安家之后，我把一个小房间改成了暗室，房间很容易挡上光，而且有自来水。如今，我明白了这一爱好是多么凑巧，为我目前的忧虑起了多大的解脱作用。殊不知摄影是一种施展魔法的实践，目的在于拥有被摄入镜头的生命。任何害怕被“抓入”镜头的人都表现出最为基本的良知。这是一种在没有更令人满意的方式的情况下人们普遍使用的消费方式，显然，如果美丽的风光可以吃的话，那人们就会减少拍摄的次数。

这里，有必要与在光天化日下工作的画家作一比较，画家以其耐心而又看得见的笔触，把自己的感情与个性一笔笔画在画布上；与此相反，摄影的动作是瞬间完成的，而且也看不见，就此而言，与魔杖颇为相似，神仙的魔杖一挥，南瓜变成了马车，醒着的少女变成了沉睡的少女。画家爱袒露自己的感情，是慷慨的、离心的；摄影家却吝啬、贪婪、贪食，是向心的。这样说来，我是一个天生的摄影家。我不具备独裁的权力，无法保证我拥有我下决心占取的儿童，所以，我便使用了摄影这一诡计——我得马上作一个说明，这绝对不是权宜之计。无论将来会给我留下什么，我将永远保持对这些形象的爱，这是些光辉的形象，但又像湖泊一样深不见底。有的夜晚，我孤寂一人，往往疯狂地一次次跳入这些湖泊。生命就在这里，含着微笑，有血有肉，奉献在你面前，然而它被魔纸囚禁着，成了那失去的天堂中最后的幸存者，至今，我还为失去这奴役的天堂而不停哭泣。施魔术及其应用早已利用了摄影者对被摄影者的那种半是伤害半是爱恋的占有手段。在我看来，摄影技术的发展，若不放弃施魔术的法力，就会达到更高更远的目标。其目的在于使实在的事物上升一步，拥有新的力量，即想象的力量。摄下的形象，无疑出自真实的事物，但同时与我的幻觉又是不可分离的，与我想象的世界处于同一位置。摄影术把真实推向幻想的层次，把实在的事物变成自身的神话。镜头是一扇狭窄的门，被召唤去充当受人支配的神祇和英雄的候选人通过这扇门神秘地进入我心间的万贤祠。

显而易见，我没有必要摄下法国和全世界的所有儿童以满足一直折磨着我的对穷尽一切的渴求。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一张照片都把上面的人推向了抽象的高度，同时赋予它某种普遍性，因此，一个被拍照的儿童，便是X个——千个、万个——被拥有的儿童……

“五一”这一天，是个阳光明媚的美好日子，我在饭桌的一角，愉快地用完了早餐之后，便满怀深情把“禄来福来”照相机放在传宗接代的位置上，出发去猎捕形象。我的双眼早已变成了瞄准器，捕捉住树枝间、人行道上甚至擦边而过的汽车里的一切可以捕捉的形象。“五一”的行人，“五一”的狗，无不在以天主般的步履行走在因劳动节放假而变得宁静的街道上。世界在我车子的挡风玻璃后飞逝而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大玻璃橱窗，由一个称作“五一”的橱窗布置专家作了奇妙的安排。在“五一”这个假日里以指挥交通为乐的警察们挥动着白色指挥棒，频频向我作出友好的表示。

我把破旧的奥兹基斯车丢在香榭丽舍桥边的陡坡上。只见灰色的海鸥、纹丝不动的垂钓者、弃而不用的游艇和几位正在河边洗车的小职员，这或许是他们一周里最美好的时光。有个船员猛地发动起一条驳船的水泵，随着马达每次转动，便有一股灰黄色的东西贴着吃水线喷射出来。我溜进了一条小船，冒着被掀入水中的危险，把喷射而出的灰黄色水柱和船体悬崖峭壁般的黑影全都捕捉进镜头，镜头的上方，在蓝天的一角，小人儿正跃身扑去，以自己的整个躯体紧紧地压住水泵的操纵杆。在码头上，一个顽童正在闹着用镜子的反光刺行人的眼睛。我让他把反光射进我照相机的镜头里，预先想象着在偶然的机遇中拍出的照片：一片白色的闪光，顶端是一只头发蓬乱的脑袋，快活的神态，嘴巴正咧着大笑。

在东京宫广场上，一些小男孩脚穿带轮子的溜冰鞋在旋转，另一些在玩球。溜旱冰的双脚一刻不离溜冰鞋。玩球的却从来不溜冰。两伙人从不相互混合，仿佛被一种生物上的差异所隔离。由此而想到了蚂蚁：有的长着翅膀，有的却没有。

我注意到了两个溜旱冰的，是两个小男孩，深棕色的头发，十有八九是两兄弟，穿着相似的服装，脸蛋儿和身躯也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年龄和个头，有着农牧神和小农牧神的区别。他们摆出一个个快速的迎风展翅的姿势，有时一个起跳，可以跃上好几级台阶。我请他们俩手拉手，在巨大的高浮雕下方旋转，浮雕上表现的是忒耳西科瑞[37]和一位在绿廊的背景中翩翩起舞的仙女。于是我拍摄下了两对——一对小肉体，一对大雕石——他们互不知晓，然而却如此协调。接着，我告诉孩子们忒耳西科瑞是谁：是希腊的一位文艺女神，主管溜冰。片刻后，大家的注意力被一位骑自行车的小伙子吸引住了，他把一只带轮子的溜冰鞋固定在自行车的前轮上向前行驶。令人惊奇的发明，小学生的两个基本属性的组合，一般来说，这两个属性是不能并存的。被固定住的自行车前轮在石板地上滑动，发出巨大的金属声。

一时中断的游戏重又开始了。追逐、打圈、起跳、跳法兰多拉舞，他们在雷鸣般的金属声响中，旋转起伏。法兰多拉舞队突然分散，起身一跳，跃上了几级台阶。其中一个孩子绊了一下。由于冲力过猛，他在台阶上弹跳了几下，最后摔倒在台阶下，看上去像一小堆可怜巴巴的衣服，一动不动。我认出了他，就是两兄弟中的那位弟弟，小农牧神。他慢慢地转过身，坐了起来，然后顶着右膝侧倾着身子。他没有哭，可疼得已经变了脸色。我蹲到他的身旁，把手伸到他的膝盖下，伸到那柔软、颤抖、汗涔涔的凹陷部位——恰好在膝弯部位——心底不禁涌起一股神奇的暖流。他无疑是被大理石台阶上的尖脊碰伤了，伤口十分醒目，令人赞叹不已：一条鲜红的口子构成了一个完美无瑕的椭圆形，宛如独眼巨人的那只眼睛，像缲了边似的眼睑，中间只有一条细缝，眼珠自然是爆裂了，从中透出一束死死的目光，但微微地淌着血，像是玻璃液体，渗出一线细细的淋巴液，在腿肚和护腿上渐渐地积了一摊含有蛋白质的液体。两个孩子忙着帮受伤的儿童解溜冰鞋，我趁机调整照相机取景器与镜头的两个反光镜。现在，得让受伤的孩子站起来，至少要站立几秒钟才行。我扶他站稳，可他摇摇晃晃的，脸色如未成熟的木瓜一样发青。“他要摔倒了。”其中一个孩子喊叫道。摔倒可不行。我使劲地拍了一下受伤儿童的脸。然后，我扶他背靠墙壁。我拍了第一张照片，可在这种直接光线下拍摄的照片肯定毫无特色。我需要一种斜斜掠过的光线以展现如眼眶般的鲜红的伤口深度。于是，我让孩子的身子侧转四分之一圈。我的“禄来福来”照相机把它那机器人的晶体眼睛对准了独眼巨人那只开裂的眼睛，这是与陷入了被动状态的受伤肉体的本质对峙，这是痛苦而公开的对峙，只能用我这把武器的目光去观察，也只有这样才能观察到，因为这种目光是纯洁的，决定性的，并具有支配力。我蹲在这尊小小的痛苦的塑像前，在一种我难以驾驭的幸福的迷醉状态中完成了摄影。接着，我兴高采烈等待着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我让照相机悬空吊着，把右臂伸到受伤孩子的双膝下，又把左臂伸进孩子的腋下，抱着这一柔弱的躯体，站了起来。

我站了起来，双肩触到了天空，脑袋四周簇拥着音乐大天使，在歌唱我的光辉。神奇的玫瑰花为我散发出最为清凉的芬芳。短短几个月中，这是我第二次怀抱一个受伤的孩子，“负载”的迷醉感笼罩在我的心头。这足以证明我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光线斜照在我的脸上，周围的孩子们觉得莫名其妙。哦，必须重新返回原来的时光中，重新抓住日常事件的发展线索，伪装成人类大家族中的普通一员……

我朝自己的车子走去，把小农牧神放在农牧神的身旁，让他照看着。最后，我把他们俩丢在了阿尔玛广场的一家药店，一边唱着歌，抚摸着腿间的照相机，离去了，相机里存满了新的珍宝，我事先就知道，它们的美必定超过我的期望。

1939年5月4日。今天上午，我在凉拱下溜达，一线阳光透过纳伊圣皮埃尔教堂的彩绘大玻璃，照在凉拱上。一个婴儿的哇哇啼哭声把我引到了偏祭台，那儿高高地放着洗礼盆。一群亲戚朋友围着一个长着深棕色头发的高个子男子，他正神情严肃地用双臂托着一个婴儿，婴儿的身上裹着的好像是新娘子的头纱。教父在洗礼盆的上方抱着教女。我第一次抓住了洗礼仪式的迪弗热式含义：这是大人与小孩之间的一次小小的负载联姻仪式。

诚然，这不过是对一种礼仪的派生解释，该礼仪的重要性当然不在这里——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我从来没有被人认作教父。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这种事情与我的生命是可以适应的。我从中看到了征兆——要不就是证据——只要事情发生变化，变化自然有些突然，但并非是毁灭性的，也许就足以促使它们改观，而且是朝着我的方向，因为在事物的表面，已经在凹陷处留下了我的印记，由此而展示了我与真正的生命有着亲缘关系。

1939年5月7日。冲洗胶卷与观察底片往往带着诱惑与遗憾。这些透明的底片有着无可比拟的魅力，可见，旨在恢复正面图像的晒印过程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无论是色彩差别与细节的丰富性、色调的深度，还是暗室中照射底片的光度，一旦失去了从价值颠倒中产生的奇异性，便变得微不足道。看底片中的整个脸，头发是白色的，牙齿是黑色的，还有黑的额头，白的眉毛，眼白变成了黑色，眼珠成了一个淡色的小窟窿；看底片中的风景，只见树木清晰地呈现在墨色的空中，犹如天鹅的羽毛；在那赤裸裸的躯体中，本来最柔和、乳白色最明显的部位在这儿颜色变得最暗、最灰，对我们视觉习惯的这种毫无例外的否定仿佛把人们引进了一个颠倒的世界，不过这是一个形象世界，所以没有任何真正的害处，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人的意愿进行复原，这也就是说，是一个可以准确还原的世界。

正是在暗室的红色黑暗中，底片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昨天晚上7时许，我把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一进去，我便像往常一样，马上失去了时间概念。出来时，已经到了半夜时分，我累得浑身颤抖，神气恐慌不安。随意处置他人极具个性的展露，亦即随意处置他人的形象，而不受任何制裁，这总归有着黑弥撒的成分，就如在放大器里有着圣体柜的影子，人们置身其间的血红的光线中有着地狱的模样，至于按先后次序把感光的硬片往里面扔的显影、停影和定影液中，则有着炼金术的因素。且不谈亚硫酸氢盐、对苯二酚、醋酸和硫代硫酸盐的气味，使已经十分浑浊的空气充满了不祥的气氛。

但是，摄影家最为罕见的能力还是源自相片的放大器以及它所提供的各种颠倒的可能性。因为不只是把黑变成白，或相反，把白变成黑。在底片夹上翻转底片时，还有可能左右倒错。因此，冲洗之后，就有了两次倒错，在这两次之前，还有着幼稚的序曲，尤其是那些老式的照相机，在取景时，人就已经倒错了——头朝下。摄影中最为神奇的东西——既是有益的，也是不祥的——就这样由这些细小但特有的现象作了极为充分的说明。

我有满满一小盒底片，是我在四处闯荡时一张张收集起来的。这些像照片一样乖的孩子也就完全可以召之即来了。我任何时候都可以把其中的一位塞进我的放大器的底片夹里，刹那间，他便可占据整个房间，贴在墙上、桌上，甚至我的身上。我也可以用极大的比例，随意复制他身上或脸上的任何一个部位，而且愿意复制多少就复制多少。如果说广阔的世界是个永远取之不尽的狩猎场的话——令穷尽法无计可施——我的形象池则是完全有限的（不管有多丰富），我的这群充满稚气的牲畜也是有数的，经过一一清点，对其来源，我也一清二楚，这自然是应该掌握的。总之，我拥有的底片数目有限，可我从每一张底片中，有可能印出数量无限的照片来，这两者恰好就得到了平衡。经验的无限开始时表现为我收藏品的有限，继而又变成了可能的无限，但是这一次，只有通过我，它才有可能表现出来。通过摄影术，野蛮的无限变成了驯服的无限。

1939年5月14日。昂布洛瓦兹一家。我把汽车库主楼底层的三个房间租给了他们。昂布洛瓦兹做门房的差事，汽车库关门时，他就当看护人。欧也妮太太什么也不做，她这一辈子很可能从来都是无所事事。

昂布洛瓦兹给我讲述了他的身世。四十年前，他跟欧也妮在北火车站相遇。开始，他干的是木匠活。当时她还是个年轻的姑娘，身上戴着孝，从布拉邦特省来到巴黎。她应该说是个美人儿，一头金发，性情温柔，但也怠惰，总是唉声叹气的，唯一的武器就是那种不可摧毁的惰性力量。她抛弃了一切，她父亲是在巴黎过世的，死在他儿子——一个牧师——的怀中。老人有一笔财产，做哥哥的与小妹公平合理地各拥有了一份。至少在车站的人行道上，欧也妮对年轻的昂布洛瓦兹是这么解释的。那时，他身穿一套黑色的有光夹里布西装，虽然干瘪、枯瘦，但生性好激动，而且敢作敢为。嗅到了这一双重意义上的好运气，于是，他提起了年轻姑娘的两只行李箱，由于她不知该去何处，他干脆主动提出把她安顿在自己的家里，他还向她保证，绝对不怀任何邪念。“这两只行李箱，”有一天，他在万般无奈的愤怒中冲动地对我说，“我已经提了四十年了！”

安顿下来之后，欧也妮轻易地失了身，于是便坚定不移地赖在昂布洛瓦兹的小屋子里不走了，对他的生活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更何况继承遗产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反正不是牧师为人不道德——欧也妮就说他不道德——就是她父亲死时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我心想，四十年来，昂布洛瓦兹和欧也妮一直扮演着双人剧，如今又在我的屋顶下继续演下去。他这人性情冷酷，脾气也很古怪，动不动就翘起八字胡，对自己的愚蠢和老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结婚）天生的懒惰大发雷霆。她整天瘫在一张椅子里，胖乎乎的一堆，白白的皮肤，像海绵似的，灰色的头发如西班牙种猎犬的长耳朵，垂挂在她那痛苦不堪的胖脸上。她总是不断地为这位善良的昂布洛瓦兹祝福，这可真是个天堂的圣人，除了在工厂当差之外，他还要忙家务、买东西，连做饭洗碗也全包了。当然还有繁重的房事，假若果真有的话！

欧也妮话很多，那声音很阴沉，总是千篇一律的哀叹，犹如一首单调的哀歌，没完没了地反复数落世道，世事与世人的卑鄙龌龊。每次我有事到昂布洛瓦兹家，总听到这汩汩不断的苦涩而又温和的流水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没有把它放心上。直到有一天，我注意到在一段唱段的结尾时，她的嗓音往往要提高一个八度，伴随着清亮的和声、春天的啁啾声和乡村的铃铛声。此后，我便意兴盎然地等待着这一突然的变调，等待着这段我在私下里称作“铃铛组曲”的演奏，我势必会觉察到这铃铛声和啁啾声不可避免地拥有的意义。开始，往往是半死不活、没完没了的一阵啰唆，随之而来的便是卑鄙的诬蔑、恶毒的指责和伤人的含沙射影。我因此而获知，雅诺常偷一家商店货架上的东西，本·阿哈默德“供养”着居民区一位柏柏尔族的妓女，我在忙不过来的日子雇用的那个意大利加油工总是贪心不足，拿了工钱和小费还不满足；我还特别了解到，我四处拍照的行动没有逃过她这个警觉而又恶毒的证人的眼睛。

有一天，我出猎归来，收获格外丰富，“禄来福来”照相机吊在挂带上晃荡着，仿佛任凭一条刚刚立下了奇功的猎犬在面前奔跑、蹦跳，我陶醉在深情和欢乐之中，从昂布洛瓦兹家经过时，恰巧听到了这么几句话：

“瞧，迪弗热先生买了新鲜的人肉从市场上回来了。他现在准要把自己关进黑乎乎的地方去吃那些玩意儿。有些事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不能干的，难道不是吗？”

这是欧也妮说的，她的声音中像是有一支钟铃乐队。

1939年5月18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偷拍照片，也就是说是在被拍照者不知道的情况下拍的。这种方法实用，且富有成效。再说，这对我每次强行拍照时多多少少折磨着我的怯懦心理也是种安抚。但是说到底，这是权宜之计，今天我也承认，与被拍者对阵，不管有多可怕，自然是更可取的做法。道理很简单，最好还是应该让被拍照者对拍照作出反应，无论是惊诧、愤怒、恐惧，还是高兴、虚荣心的满足，甚或庸俗、诲淫或挑逗的举动，都表现在他的脸上和姿态中。一百年前，当麻醉术进入手术室时，有的外科大夫大为不满。“外科学消亡了，”其中一位惊呼道，“外科学是建立在病人的痛苦与大夫的结合基础之上的。用了麻醉术，外科学便被糟蹋到尸体解剖的水平。”对摄影术，也有着同样的道理。有了远距照相镜头，可以在远处拍照，与被拍者没有任何接触，但这样一来，便扼杀了拍照中最为动人的东西，那就是被拍照者与拍照者所共有的轻微的痛苦感觉，不过，这种痛苦感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知道自己被拍了照，后者则知道对方心里很清楚，这采取的是一种掠夺性行为，是一种抢劫形象的行动。

1939年5月20日。在黑与白的相互变化中，灰色也经历着一种转换，不过幅度比较小，而且与调和的灰色越接近，变化幅度就越小，因为调和的灰色中，白色和黑色的因素是完全平衡的。这种调和的灰色，是色彩变换的旋转轴，而轴本身是不变的，绝对的。是否有人试图肯定并调出这种不起任何变化的绝对灰色？我反正从来没有听说过。

1939年5月25日。孩子们全都四散回家了，我失望地等待着，始终没有见到玛尔蒂娜。终于，她出来了，就她单独一人，而且是最后一个。我走到她的身边，强装出一副笑脸，以掩盖我内心经受着严峻考验的怯懦。我向她问了一声好，仿佛我们早就已经认识似的，接着，我壮了壮胆子，提出用我的旧奥兹基斯车送她回家。她一句话也没说，可她跟着我，坐进了我为她开着门的车子，她把短裙往腿上拉了拉，这动作很有女人味，美极了。

我像喉咙卡住了似的，整个路途中没有跟她说过三句话。她不愿意我把她送到她家门口才下车——我是多么喜欢在我们之间建立的这份略含犯罪感的默契啊！——请我在勒瓦洛瓦大街大雅特岛的一座刚完成主体工程的大楼前停了车。她一晃眼就跑开了，宛若爱尔菲[38]一般轻盈，最后，她钻进了空无一人的工地，消失在大楼地下室的楼梯中，我见状甚感惊诧。

1939年5月28日。玛尔蒂娜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当她告诉我她有三个姊妹时，我好奇得浑身颤抖起来。我多么希望能看到玛尔蒂娜的另外几个翻版啊——分别为四岁、九岁和十六岁——恰似同一个音乐主题，由不同的乐器，按照不同的音阶进行了演奏！由此，我再次发现了自己的怪癖，很难专注于某个人，往往无法控制自己，总是试图从一个独特的配方中寻找出不同的配制方法，虽有反复而又不千篇一律。

她总是让我把她丢在正施工的大楼前。她对我解释说，通过地下室，她可以抄近路回到家去，她家就在大楼另一侧的维塔尔布奥大街。

1939年5月30日。真怪，自从我把心思猛地用到孩子们身上之后，我的胃口好像不如从前了。我意识到乳品店的橱窗和肉店的挂钩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刺激我的食欲了。我甚至放弃了生肉和生奶，采取了比较普通的饮食方法。可是，我人却没有瘦！仿佛与孩子们的接触以较为微妙的方式——似乎是精神的——平息了我的饥饿感；同时，这种饥饿感也向更为文雅的形态方向发展，与心越来越接近，相比之下，离胃反而远了……

1939年6月3日。我每天都要看尤金·维德曼一案的审理通报。这不仅是因为整个社会集团非要这个罪恶累累的孤家寡人完蛋不可的场面激起了我心中对这位被指控者的同情和冲动，而是因为命运之神似乎越来越起劲地把他往我这边推。我因此在今天早上得知他也习惯用左手，所有凶杀案都是用左手干的。那么便是左手犯下的罪恶，如果真有什么罪恶的话！就像我那些用左手写下的文字。

万幸的是，只要我一想到玛尔蒂娜，就足以驱散萦绕在我脑际的各种念头。

1939年6月6日。人的皮肤、皮肤组织、其方形或菱形网、皮层的不同厚度、毛孔的紧密或松散、汗毛的柔软或硬直，总之，皮肤之栅，是摄影艺术的用武之地，而与绘画则是格格不入的。

1939年6月10日。有一幅照片，我回忆起来总是带着最温馨的感觉，这就是玛尔蒂娜一家的照片：她的三个姊妹和她父母，在夜晚合家围聚在灯下。我从来就没有过家，我多么喜欢在他们中间坐一坐，把自己关进这一与世隔绝的天地里，里面的空气恐怕有着独特的质量和令人赞叹的密度！我的猎捕活动——无论是拍照还是其他活动——的目标自然是特殊的个体，但令人奇怪的是，对我来说，这些活动的目标最终总是指向一个封闭的群体。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受启发于吃人魔鬼的形象，虽然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但是，对我的情况来说，仍有着启迪的作用。经历过多少个世纪的原始的食物采摘活动之后，人类发明了农业。同样，人类经历了多少个世纪的狩猎活动之后才发现了畜牧业。在冰封的草原上奔波，让我感到疲惫，我梦想封闭的果园，那儿，最美的果实主动送到我的手上；我也梦想无边的畜群，它们驯服而任人随意支配，被关在暖烘烘的栏圈里，弥漫着粪便的气味，在冬日，若与它们睡在一起，该有多美……

1939年6月16日。卑鄙的勒布伦刚刚拒绝了维德曼的特赦请求。维德曼到底犯下多少桩凶杀案，谁都不知道，甚至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准。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经过精心打扮、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的人，虽然没有任何压力，却拒绝去完成那一举手之劳，阻止合法凶杀案的发生，难道还有比这更为可鄙的罪恶吗？

1939年6月17日。我一直与一种隐秘的力量抗争，但白费气力，它最终迫使我对欧也妮太太的要求作出了让步，昨天晚上，她非要我带她跟几个女邻居去凡尔赛，因为维德曼就要在那儿被处决。即使鬼使神差，我产生了去的念头，但凭这些女人对杀人的场面竟然表现出无耻的兴奋这一点，就足以使我放弃自己的念头，可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却迫使我去与那位杀了七条人命的巨人约会，而约会的时间正是他死的时刻，在这之前，每天都有报刊的文章出现在我的眼前，不断报道此案的预审及审理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处决的时间为次日清晨，可欧也妮太太和她那几位女友非要晚上9点钟就出发，以保证占取最好的位置。昂布洛瓦兹一口拒绝参加这次不光彩的行动，他私下里对我说，妻子不在家，自己独自度过一个夜晚，那才幸福呢。刚一出门，我便被挤在车上的那四个饶舌女人无事生非、中伤他人的恶言恶语激怒了。我有规律地等待着欧也妮太太的铃铛组曲奏响，每一次，我都可以分辨出她话中带有的毒箭。

一到市郊，便可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除了节日的夜晚拥挤在街上、人行道上那种热闹的人群之外，在空气中仿佛还飘荡着某种无耻的勾当所特有的气氛。这些男人、女人，甚至儿童，都是为了同一的目标而来的，他们自己心里全都清楚。我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没有什么可多说的……

我好不容易才把车子停靠在霞飞元帅街，然后，我们步行前往。人群越来越挤，街道的交通全都被车辆堵塞了。城堡对面的检阅场和警察局广场被围成了停车场。随着一列列地铁的到站，附近两个地铁站便涌出潮水般的旅客。但占主要地位的还是骑自行车的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双座自行车，夫妇俩一前一后，穿着高尔夫球裤和卷领羊毛套衫。

夜半时分，煤气灯熄灭了，遂响起经久不息的欢呼声。黑暗中只有星星点点的车灯、手电和乙炔灯笼的光亮，充斥着浪笑声、咒骂声和母鸡下蛋似的咯咯声，不时被巴黎顽童的下流玩笑声或齐奏般的喇叭声所淹没。我嘟嘟囔囔直发牢骚，任凭自己被四个饶舌婆拖着往前走，她们像被绳子捆在了一起，由疯狂的欧也妮太太在前面开路。就带着这种滑稽可笑的架势，我们慢慢向圣路易广场推进，只见那儿的三家小酒店打开了所有的灯光，辉煌一片。全仗着欧也妮太太的灵活与卖力，我们在挤满了所有人行道的众多露天咖啡座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占了一张独脚小圆桌和五把椅子。可这还不够。我们的这位领头人硬把椅子放到了小圆桌上，让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送到摇摇晃晃的高台上之后，她才罢休。这样一来，她高高地坐在嘈杂的人群之上，犹如主持着即将完成的“伟大事业”的女神。这可把她的三位女伴和我折腾坏了，人群每次涌动，都有把小圆桌掀翻的危险，我们得紧紧护着桌子，而我们真正能看得见的，只是欧也妮太太如象腿似的脚脖子和夏朗德地区产的带搭扣的毛毡鞋。周围，如同一大片野餐地。人们纷纷打开了食物，开始野餐，一块块三明治和一瓶瓶柠檬汽水在人们脑袋上方传递着，到处弥漫着那些生来就畏寒的人呼出的油腻腻的气味。凌晨1时许，三家小酒店里几乎同时缺货，再没有啤酒供应。于是人群中出现了一阵不快的冲动，人们纷纷涌向一辆酒罐车，车子正在用装瓶机迅速出售一瓶瓶普通的红葡萄酒，车后，是带着盛酒的器皿在排队的人群。欧也妮太太从她那只家庭主妇用的草提包里拿出了两只热水瓶，一副看戏用的望远镜和一条宽宽的披巾。她把披巾披好，然后给我们分发热咖啡。

2点钟时，一群宪兵竭尽全力，想驱散人群，腾出圣皮埃尔监狱前的小广场，在那儿架起刑具。人群中一时发生了猛烈的挤撞；一位妇女被人们踩到了脚下。宪兵们放弃了阵地，可一些机动警察再次采取行动，部队最终占领了那个神圣的四方形的地盘。警察部队的行动造成了激烈的骚乱，一直波及我们所在的露天咖啡座。一把把椅子被撞得翻了跟头，两个汉子喝了酒，等得实在不耐烦，一气之下扭打在一起，在桌子中间翻滚。我们不得不多次用身体组成人墙，才使欧也妮太太的观察台免遭破坏。不过，欢快的情绪已经化为乌有。愤怒的人们实在不明白为何让他们一等再等。花多少力气就得有多少报偿。突然，零零星星地响起了两个节奏分明的字眼，紧接着千万只嘴巴节奏一致地同声呼喊：“开始，开始，开始！”难道感到被这人群的诅咒声所压垮的，真的就我一个人？那些把守着即刻就要酿成罪恶的场所的军人为何不向人群开枪，或者干脆用喷火器把这些化脓的人渣消灭干净？最后，有节奏的高喊声停止了，响起了“啊”的一声惊呼，巨大的声音持续了很久。欧也妮太太居高临下，在她的观察台上向我们解释说，一辆黑色的马车由一匹瘦马拉着，在用石块铺砌的路面上颠簸着慢慢靠近。挂在一根杆子上的乙炔灯笼在风中晃荡，映照出两个男子的身影，他们正忙着从车子里搬出木架，开始装配断头台的各个部件。出现了可怖的死寂，偶尔响起木槌的击打声和销闩的嘎吱声。我额头顶在仿大理石的圆桌上，陷入垂死挣扎的状态。可是，我还得听着欧也妮太太的话声，她不时地掷下重如石块的字眼，诸如“摆杆、木屑箱、承颈圆孔、铡刀”等，接着，她又宣布一束光线正在监狱楼群的黑影中颤动，放声呼喊，要那个被围困的孤家寡人死路一条的时刻终于就要到了。不，还得再等待，人群重又开始怒吼，膨胀，收缩，存在冲击一切的危险。

东方已经开始泛白，这时，监狱的大门突然亮起了灯光。一伙黑黑的矮个子男人从监狱中走了出来，推着前面的一个巨人，巨人的白衬衫在昏暗中形成了一个闪光的白点。维德曼双臂反绑在背后，双腿拴着绊索，只能小步往前移动。人群中掀起一股满足的叹气声。那伙黑黑的矮个子已经到了断头台下。维德曼被四个助手举到了斩首台上，就像中世纪的一尊巨大的死者卧像。等到他恢复站立姿势后，灯光便如鞭子般唰地抽打着他那苍白的面孔。这时，在一片寂静中，响起了欧也妮太太银铃般的声音，仿佛举扬圣体仪式中侍童晃动的铃铛在响：

“啊，迪弗热先生，他多么像您啊！真的，就像您的兄弟！就是您，迪弗热先生，完全就是您！”

亨利·戴斯福尔诺一挥手，四个副手立即掀倒了那尊苍白的雕像，脑袋朝铁颈圈飞速落去。可发生了什么事？处决的整个程序似乎出现了混乱。人们在被处死刑者的身旁忙碌着。原来摆杆没有调整好。巨大的身躯没有落准位置，脖颈错过了本该卡准的“承颈圆孔”，弄得整个身子半蜷缩着横在摆杆上。他被紧紧地抓着，有人扯着他的耳朵，有人拉着他的头发。这场面太怪诞了，简直不能容忍。上行音阶中，断断续续地响起铡刀的吱吱声。紧接着咝的一声。血如泉涌。时间为4点32分。

我蹲在欧也妮太太的宝座下，连胆汁也吐出来了。

1939年6月20日。整整一夜，噩梦、幻觉和毁灭性的清醒临界状态纠缠在一起，不时突现出拉斯普京那张巨大的、神采焕发的脸。在我看来，他始终是一个致力于宣扬性清白的人，虽然招致种种非议，但以自己的全部力量——他的力量在宫廷中是巨大的——抵挡着沙皇四周的好战之流。人们一般认为1914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弗兰顿·费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杀害。但是，谁还记得也是在这1914年的6月28日——或许在同一时刻——拉斯普京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城镇里暗遭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雇用的妓女的刺杀？拉斯普京长老卧床不起数个星期，因而未能阻止尼克拉二世——尽管长老在医院的病床上给他寄去多封谏诤信——下令全民动员，引起冲突。

在今夜充满呜咽的黑暗世界中，拉斯普京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不再是一个预言家和良性错位的受害者，而是拥有了其第三级的，亦即最高级地位的一切特征：我们时代的伟大的“承载英雄”。因为他的神奇之手可以解除一个孩子的病体中的疾病，确保他走向生命和光明。今天夜里，我的种种忧虑在他那严肃而神采奕奕的身影下获得了避难所，他的身影宛如一个黑色的枝形大烛台，高举着那束因痛苦而弯曲的金黄色火花：沉睡中的皇太子阿列克谢。

1939年6月23日。从此戒烟戒酒，孩子们都不抽烟，也不喝酒。倘若你只能通过进食才可获得基本的气色，那你至少得除掉那些污染了成年人的不良嗜好。

1939年6月25日。四天来，便秘总是不见好。除了出现便秘后必然伴随的某种肛门瘙痒刺激着我之外，我的整个下腹部鼓鼓的，沉沉的，弄得我就像一尊置放在粪便底座上的半身像。

1939年6月27日。维德曼被杀，使我心情难以平静。天使之疾宛若铅块重压在我的胸口。我无时不在打呵欠，想给肺部注入一点新鲜空气，但是纵然我想方设法，想打开求生的反射机制，都纯属枉然，泪水如溪水般在我眼镜后流淌。

我紧紧地抓住敞开的窗户的框沿，闷得就像扔在干燥的沙滩上的鱼。我在绝望之中考虑去找医生看看，尽管干这个可怖的行当的人总是令我厌恶：干这一行，从来都是不带任何爱心地去暴露并触摸恰恰最需要爱心的人的躯体。且不说灵魂！那一个个疯人院中，关着魔鬼缠身的人们，然而罗马培养出来的大批假牧师却不愿也不能为他们驱邪，而是称他们为“精神病人”，以便把他们推给医生，关进夹有软层的高墙，一想到那高墙后的疯人院，怎么能不感到恐怖呢？

若我去看医生，得是最卑微、最贫寒、最没有“学究气”的一位才行。我到时坐进他的候诊室，周围尽是流浪汉和妓女，在他的目光里，我可以首先找到我创伤的薄弱之处。

但是，我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主意。既然兽医可以医治好蜂鸟和大象，为何就不能给人看病？我这就到最近的兽医家去候诊，坐在一只不育的母猫和一只尽是眼屎的鹦鹉中间，等轮到我，我就央求他，如果有必要就下跪，求他千万别拒绝给我看病，对我的那些次等的兄弟，他总是给以精心的治疗。反正，我将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像医治印度猪或波美拉尼亚狐犬一样为我治疗。虽然得不到人间的温情，我至少可在他这儿获得动物的温暖，他也至少不会想法子让我开口说话。

1939年7月3日。我怎么会这么疯，竟然以为这个可恶的社会会让一个躲藏在大众之中的无辜之人安安静静地生活，安安静静地爱？前天，那些社会渣滓竭力玷污我，使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恶毒与愚蠢的巨大呼喊声敲响了正义与爱心的丧钟。但是，永福已经显现，对他们是一种威胁，而对我却是一份温情。

要冷静，马贝尔，别愤怒，别诅咒。你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巨大的磨难正在酝酿，你卑微的命运已经由伟大的命运所担当！

我像往常那样，到学校门口去找玛尔蒂娜，然后把她丢在勒瓦洛瓦大街大雅特岛那幢正在施工的大楼前。她步履轻盈，欢快活泼地走了，在下地下室前，用手给我打了个挖苦人的手势。我双肘支在旧奥兹基斯车的方向盘上，在等待着，一边观察着街道尽头那淡紫色的夜晚天空，心里升腾起一股情意绵绵、温馨万分的暖流，仿佛面对着玛尔蒂娜。

我不知道就这样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大楼里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令我浑身冰冷。啊，这不是圣克洛瓦中学的院子里那充满和声的抑扬的呼唤！这是一头受伤的野兽发出的嚎叫，仿佛撕裂了空气，我整个儿被惊呆了，片刻后才冲出汽车，穿过工地的瓦砾，奔进地下室的楼梯。里面一片昏暗，淹没了我周围的一切，可地下室深处升起不断的、刺耳的哭泣声，我循声而去，看见了一个发亮的长方形，原来是地下室的另一个出口。我的双眼很快适应了黑暗，终于认出了玛尔蒂娜。她仰躺在地上，裙子掀起，露出瘦瘦的大腿，地面上尽是灰泥，布满水洼。我跟她说话，可她仿佛耳朵聋了似的，双臂交叉在脸上，好不容易透过气来，发出孩子的哼哼叫声。我不由分说地握住她的手腕，带着我可能拥有的全部温柔，逼着她坐了起来。这时，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脸上血糊糊的，便用手指着大门方向，喊叫起来：“救命啊！松开我！他害了我，害了我，害了我！”我一看，发现门口晃动着一个男人的身影。

随之响起了阵阵呼叫声、奔跑声，突然，一束电光刺花了我的眼睛。一个声音在问玛尔蒂娜：“谁害了你！”她用手指着我，喊叫着：“他，他，就是他！”我一听，仿佛整个天空塌在了我的头上。这时，我昏了头，撒腿朝另一个出口逃去，可有人一绊腿，啪的一声，把我掀翻在结实的泥地上。等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四周已经围了一圈男人，咄咄逼人，另外有两位妇女照料着玛尔蒂娜。几只大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一张张黑乎乎的面孔俯在我的头上，发出下流的咒骂声。接着，他们把我的一只胳膊扭到背后，推着我往前走，迎着整条大街，只听得街上响着呜呜的警车鸣笛声。

有人猛地一推，把我推进了囚车，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这样，我至少摆脱了人群，他们刚才已经围聚在我的周围，发出仇恨的喊叫。我原想，等把我押到纳伊警察局后，一切都会弄明白的。但是，第一场审问之后，我便惊恐地发现，面对确凿的罪行景状，尤其是面对玛尔蒂娜的明确指控，我的否认是多么滑稽可笑。这个女孩子难道疯了吗？要不她真的以为是我在昏暗的地下室里袭击了她？抑或她觉得一旦认定我就是袭击她的罪犯，就可以更快地摆脱我？我经常发现，孩子们撒谎，不过是想把事情简单化，让大人们面临一种他们根本意料不到的棘手境地。说到底，我不过是因为冒险抄近路，吃点苦头而已。

我在纳伊警察局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一辆囚车把我押到了奥费弗尔码头的风化警察总部，这儿主管的是妨害风化案件。当天下午，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审问了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有必要提出两者的细微差别——他把我的声明全都记录在案。

经历过昨日的场面，跟那些杈杆儿和醉鬼熬过了地狱般的黑夜之后，分局长不失礼貌的接待总算给了我一点安慰，尽管他的态度是冷淡的。有生以来，人们第一次人道地对待我，我是说待我有礼貌的意思。但是，他对我冷冷的打击更伤人。他使我认识到，当天早上搜集的证言无不证明我常常在拉索塞伊大街一些学校附近出现，这是无法辩解的。对汽车库进行搜查之后，他们没收了我的所有照片与录音资料。只要稍微设想一下欧也妮太太的证言，我便不寒而栗，担心最可怕的事情到来。接着，分局长没有作出任何过渡性的解释，向我出示了医学鉴定的结论，对强奸的事实没有任何疑点。最后他依据这些材料，短短数言，便勾勒出了我的形象：一个危险的怪人。门突然开了，玛尔蒂娜走了进来。啊，全都是精心策划好的，目的是要毁了我！这个女魔竟然疯狂地对我进行了不厌其烦的指控，还编造了猥亵的细节，与此相比，我之前遭受的一切都微不足道。我的笔拒绝在纸上写下她为了毁了我而编造——夹杂着一些细小的真实情节——的种种谎言，哪怕是其中的百分之一。最后，分局长提醒我注意，依据刑法典第332条，强奸不满十五周岁的少女，应判处二十年的苦役。

“我想，您的律师会建议您以精神错乱为由进行辩护的，”他站起身来，对我说道，“但这意味着您在我管辖的部门里已经毫不迟疑地全部招认了。我们这就把您送到监察员那儿去，由他复核您的陈述。只要预审法官没有对您提出指控，您在这个案件中不过是个……就算是个特殊的证人吧。”

他对自己的措辞很是得意，说罢把我交给了一个警察，由他领着我爬了三层楼，到了最高的顶屋。在那儿，他们让我十个指头蘸了墨水，然后往一份证件上按；接着，他们又拍了我的正面照和侧面照，我可是一个偷拍照片的窃贼，所患的实为可笑的恶性倒错症！这时，才开始了正儿八经的事情。

房间里，他们总共有三个人，房间狭小，太热，就像地狱一样不堪入目，但毫无特色。他们中一个是矮个子，一个是胖子，还有一个是中等个儿。中等个儿操作着一架老掉牙的打字机，冲锋枪似的啪啪作响，胖子装出憨厚的模样。矮个子则露出满脸仇恨。一开始，胖子对我说这不过是普通的手续而已。既然有现行犯罪事实，而且所有证言全都一致，那我只得在马上就要一起撰写的陈述上乖乖签字。我立即反驳他说，对其中关键的一点，特殊证人阿贝尔·迪弗热是不同意的，因为他否认自己是强奸犯。胖子往扶手椅上一躺，脸上浮现出一丝美滋滋的、下流的笑容。

“我给您讲一个故事，”他开始说道，“从前有一个汽车的老板，单身一人住在戴尔纳门广场……”

就这样，他带着一副油滑的神态，绘声绘色地念完了我的所有材料，其中集中了一些连我自己都不了解的细节情况，包括根据照片而复现的东京宫的场景、欧也妮太太讲述的雅诺事件以及那一错综复杂的情节——相关的任何证据都是无可辩解的——这一来，强奸玛尔蒂娜的罪行也就确凿无疑了。我断然否认这一切，自然是无理取闹，若我这样出庭，只能让陪审团成员恼火。

一连六个小时，我都断然否认，饱尝了辱骂与毒打，浑身大汗淋漓，累得连站也站不稳。最后，矮个子把我拖到挂在一个盥洗盆上方的镜子前。“瞧瞧，”他冲我说道，“瞧瞧你到时给陪审员看的是什么嘴脸！真的是一副杀人犯的嘴脸！”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这是他说的第一句实话。接着，他又补充说，他有一个跟玛尔蒂娜一样年轻的女儿，像我这种垃圾，他恨不得亲自把我往尖刑桩上推。由于我高他一头，他都不及我肩膀，所以他又让我坐了下来。我以为他要动手扇我耳光，马上伸手摘下了眼镜，担心他把我眼镜给砸了，弄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但他没有打我耳光，而是朝我脸上吐了一口唾沫。当我明白了刚刚发生的事情，感觉到在我脸颊上流淌的唾沫的刺激时，我站了起来。他们几个人往后退去，无疑害怕某种暴力行动。于是他们又一次错了！我心中刚才涌起一股巨大的冷静感，几乎带着幸福。因为我摘下了眼镜，周围出现了一片模糊的色彩，温柔而淡雅。我感到脚下仿佛出现了地震般的颤动，向旅客们预示底舱里的机器终于启动，轮船就要起锚，并且刚刚达成了长久、深刻且多方面的默契，推动轮船起航。伟大的命运已经在前进，承担了我渺小可怜的个人命运。一个遥远的形象浮现在我的脑际：纳斯托尔的绝对玩具——陀螺仪，它以细小的震动给纳斯托尔提供了地球运动直接而可感觉的证据。我身上的每块骨头，都能感受到世界的心脏那沉闷的搏动。

我笑了。我说在我看来，审问已经结束了。胖子表现出了在任何其他场合都会令人感到震惊的顺从劲儿，叫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押回到了囚室。这天夜里，我乐得无法入睡。我再也没有丝毫的忧虑。历史的大锅已经开始煎熬，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它，任何人也不知道从中将出现什么，谁将被扔进锅中。学校就要烧起来了，就像二十年前在博韦所发生的一样。但是这一次，火灾的规模与巨人迪弗热以及笼罩着他的可怖的危险将是相适应的。

1939年7月12日。按规定被指定为我辩护的勒费弗尔先生来看我。他提醒我切勿乐观，觉得这样乐观是反常的现象。我的案子很糟糕，他认为还是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进行辩护为好。我对他说，就不要跟我浪费时间了，因为绝对不可能会有诉讼与辩护。历史在前进。杰里科[39]的号角不久就要掀翻我监狱的四壁。我边说边感觉到他以精神病为理由进行辩护的决心越来越坚定。他问我，除了入狱第二天就交给我的纸张和铅笔之外，我是否需要一些阅读品，以度过一切都将进入沉睡状态的几个星期的假期。我准备向他要一部《圣经》；可我马上就改变了主意。我需要的是部《刑法典》，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1939年7月16日。我不应该隐瞒自己，所有这些因误会而憎恨我的人，若他们了解我，知道我的底细，他们对我的仇恨将增加千倍，那才叫恰如其分呢。但是，还必须补充一句，倘若他们完全了解我，那他们就会无限地热爱我，就像上帝那样爱我，上帝可是完全了解我的。

1939年7月30日。《刑法典》。什么读物！脱光了裤子的社会暴露了自己最为可耻的部位和最不可明言的烦恼。首要的忧虑：保护所有权。没有比侵犯所有权罪受到更为野蛮惩罚的罪行了。蓄意伤害或攻击罪只处以极轻微的监禁。但是，若罪犯携带任何武器行偷窃罪，就会判处死刑，哪怕武器是放在去行窃地点所乘坐的车上。不过，这些法律条文大都残忍而愚蠢，致使它们绝对无法付诸实施。人们也许会认为，在清静的办公室里凭想象行事的立法者会尽量通过其制定的法律条文来缓和法官和陪审员的冲动报复，面对犯罪，他们往往被迫作出白热化的决断。可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这些法律条文显然是由一个残忍的疯子制定出来的，得依靠法官和陪审员的理智，才能减轻其愚蠢的严重后果。

在法律的眼里，有些人天生就是有罪的，哪怕他们什么也没做过。如第277条：“凡携带武器，即使未加使用或借以威胁，或身带锉刀、铁钩或其他工具……的乞丐或流浪汉处以两年至五年监禁。”凡被证实犯有通奸罪的妇女可判处两年监禁，唯其丈夫可以免除其刑罚，若同意将罪犯接回其家中（见第337条）。若在家中当场抓获妻子与他人通奸，丈夫有权处死其妻子及同谋。显然，在类似的情况下，妻子绝无同样的权利（见第324条）。关于乱伦罪只字未提。因此，一个男人可以公然与母亲或女儿、与祖母或孙女姘居，拥有一个成员众多的美满家庭，而不受到司法机关追究。

就此不再写什么了。这一夹杂着愚蠢、仇恨和无耻的怯懦的大杂烩令人不堪重负，欲愤慨而不能。

1939年8月3日。我的铁窗之夜不可抗拒地把我引向了在圣克利斯托夫中学不眠的漫长时光。纳斯托尔不在身边，但面对强大的回忆力量，这甚至构不成什么障碍，因为他以某种方式重新生活在我的心中，我就是纳斯托尔。就这样，我过去的整个生活呈全景展现在我紧闭的双眼前，仿佛我就要死去。

……

我试图从因与玛尔蒂娜在一起而带来的厄运中学习人生哲学。我始终热爱孩子，但从今以后，小女孩将被排斥在外。首先，到底什么是小女孩？有时如人们所说，是“假”小子，但更多情况下，是小女人，纯粹意义上的小女孩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正是这一点赋予小学的女生以一种极为可爱滑稽的神态：都是些女矮人。她们迈着两条短腿碎步疾行，短裙上的花冠装饰直晃，与成年女子的服饰毫无差别，除了身段之外。她们的行为举止也是如此。我经常发现一些年纪很小的女孩子——三四岁——对男人有一种极为典型而滑稽的女性姿态，而这点在小男孩对女人的行为中是绝无相似之处的。既然不存在什么小女孩，为何要说小女孩呢？

我认为小女孩真的不存在，这不过是一种对称的幻影。实际上，大自然不善于抵挡对称的要求。既然成人分为男人或女人，那么便有必要让小孩也分成小男孩和小女孩。但是，小女孩不过是扇虚假的窗户，跟男人的乳房或某些大邮轮的装饰性壁炉一样虚假。我是一种幻影的受害者。我身陷囹圄，对此没有别的解释。

1939年9月3日。我在自己家，在巴隆汽车库我的办公室里写下这几行字，车库已经关了两个月了，它还要关很长时间。我是在上午快结束时被释放的，9时许，我见了预审法官。他差不多跟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迪弗热，您的情况很严重，十分严重。若在一般的年代，我有义务对您提出指控，送您上法庭。但法国在动员，战争就要爆发。从您的材料中我看到您将首批应征入伍。说到底，您什么也没有承认，那个小玛尔蒂娜也许患有谎话癖，像她那样年轻的小女孩往往都有这个毛病。因此，我作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但是，请您不要忘记，只是因为战争才使您免除了刑事审判，要永远记住以自己在沙场上的实际行动去赎罪。”

实际上，这是劝我去送命，不可能有比这番话更合适的劝告了！但这没有什么！学校又一次着火了。整个法兰西像蚁穴般躁动不安，准备开战。哦，只是没有1914年的那股激情！贝玑与巴莱斯之流这一次没有以他们的讲话与文字在年青一代中传播爱国的“梅毒”。被动员入伍的人们似乎都不清楚他们为何要去打仗。他们怎么能弄明白呢？只有我，阿贝尔·迪弗热，又称“负载儿童者”“生殖器萎缩症患者”“承载巨人族的最后一个子孙”，才知道，原因自不必说……

警察们把这儿翻得乱七八糟，这样倒好。他们拿走了所有照片和所有录音磁带，可我把乱丢在地板上的“用左手写下的文字”又收到了一起。那些文盲恐怕很讨厌这些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张，由于字体“笨拙”，那上面的字实在难以辨认，然而，他们本来可以在这里面获得一切内情……

1939年9月4日。阳光灿烂时，我完全可以摆出一副嘲弄者的模样。可在黑夜之中，巨大的灾难正在酝酿，我时刻等待着它的降临，因而心中充满恐惧。在睡意袭击了我众弟兄的时刻，我那绷得紧紧的面孔却在恐怖地探测着黑暗的世界……

一句话悄悄地传到了我这儿，我的耳朵捕捉住了它那低微的声响。我吓得毛骨悚然，浑身颤抖。一个黑影晃到了我的身边，我睁大双眼，辨清了它的轮廓，随着它那巨大的脚步的每一次落下，大地便发出一阵震颤。

上帝为我作证，我从来没有祈求过世界末日降临！我是一个温和的巨人，没有危害，渴求温情，伸出合在一起的巨手，宛若摇篮。再说，你对我的了解胜于我对自己的了解。不等我的话到舌尖上，你就已经全知道了。那么，这充满仇恨、布满闪电的天空，这大地散发出的血腥的水汽，还有这些黑烟遮住了星星的焚尸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只要求往温暖、黑暗的大寝室倾下我伐木工人般的双肩，扛起满脸欢笑的、专横的小骑士们。但是，你的号角打破了黑夜温柔的寂静，你的幻影令我恐惧，你就像一大群轻盈的蝴蝶摇晃着我的梦幻。你抓住我的双脚，扯着我的头发，把我拖进了你光明的阶梯之中！

……

今天上午在纳伊至皮埃尔教堂的偏祭台与神秘的感情有了交流。透过干巴巴的无酵面小圣体饼上面那层透明的薄纱，感受到了儿童耶稣抽动的肉体令人精神振奋的清新气息。但是，罗马的教士们却拒绝让信徒们领受这两种圣体，而独自享用这浇上了自身热血的肉体的美味，对他们的这种无耻行径，该如何形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