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编辑这卷文集的目的，是为了与经济学和经济学之外更广大的读者交流。我心里想到的读者，包括所有对社会科学、科学、社会问题感兴趣的读者，以及对“文革”时期的知青和对改革初期的留学生感兴趣的读者。虽然这本文集不完全专门针对经济学领域，我仍然希望经济学领域的同事，尤其是年轻同事和学生，发现其中的一些想法而有所启发，或者值得探讨争论。如果其中某些想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我自是乐不可支。

除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是附录）原本是发表在学术出版物的科学论文外，这卷文集收录的所有文章，都曾在最近十几年发表在媒体上，是面向广大读者的，但是也包括两篇比较早的学术论文。其中最老的是四十几年前翻译的科学史-科学哲学的论文。之所以收录这篇论文，是因为它对我研究经济学和社会问题的影响很深。那种影响是思想方法上的，也可以说是哲学层面的。许多收入本卷的有关方法论问题的文章，都与其密切相关。

本卷的第一篇集中讨论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我的想法最集中地表达在2002年发表的《经济学、经济学家、经济学教育：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以及2020年发表的《经济学理论的贫困：从博尔顿“货币主义的贫困”得到的启发》这两篇文章里。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制度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这本身就意味着制度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核心问题。但是，从19世纪末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教科书出版以来，经济学（economics）取代政治经济学，其核心问题变成了资源配置。但是，制度问题从来没有完全离开经济学。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及奥斯卡·兰格等主流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辩论，就是其中一例。从教科书看，主流经济学理论似乎很少提及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完全忽略对制度的讨论，更不意味着面对现实经济问题，能够成功应用主流经济学解决问题的人们可以忽略制度。而且，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任何重要的实际问题，都不能靠套用教科书的模型解决问题（即便应用物理学和工程学，也不可能如此）。所谓的制度问题，往往涉及经济学理论模型的基本假设和基本条件。在应用教科书或者期刊中发表的原本没有讨论制度的理论讨论现实中的问题时，人们必须知道，在应用的时候，违反了那个理论中的什么条件。更重要的是，对制度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来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前沿领域。之所以经济学里深入研究制度的文献比例相对较小，最大的原因是困难。这包括概念和认识上的困难、理论上的困难、技术上的困难，以及数据上的困难。我希望这两篇文章能够帮助对社会科学有兴趣的读者在主流经济学与研究制度问题的经济学之间，搭建桥梁。鼓励有兴趣的学者，克服困难，获得突破。

除了制度问题这个主题外，这两篇文章也涉及科学哲学的纯方法论问题。我在这方面的讨论虽然简短，但都是长期思考的结果，深受我四十多年前理解的爱因斯坦的思想方法的影响。这与我早年系统自学物理学、物理学史和科学哲学密切相关。直接反映这部分内容的一篇文章，是在本书第二篇第五章中收录的《马赫、爱因斯坦和对实在的探索》一文，该文曾收录在我70年代后期翻译的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教授（哈佛大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专家）关于爱因斯坦方法论的文集中。本书第二篇第五章中关于科斯的文章，其主要内容也是关于方法论的。

发表于1993年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一文，是一篇访谈，反映了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早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时的想法。在那次访谈的前一年，我曾经作为世界银行的顾问，参与了上海的国企改革规划（上海市体改办及市政府相关部门）。那时，我同中国改革第一线的经济学领军人物吴敬琏有过很多深入讨论，从他那里学习到很多。我也同其他经济学家有过很多讨论，例如周小川、楼继伟、陈清泰、高尚全等，受益匪浅。当时，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在转轨时期；我所在的伦敦经济学院的许多同事以及过去在哈佛的许多同学和老师，分别受各转轨国家政府邀请，或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等机构）邀请，前往中东欧和苏联国家，为改革提供咨询援助。这篇文章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主流经济学者看待相关问题的角度。今天的认识比那时更清楚，在制度方面更深刻。但这篇文章既真实反映了我当时的认识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内改革中讨论的问题的性质。

第一篇第二章收录了三篇关于制度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其中，《新制度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和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概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由来和发展趋势。当初写作此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更是为了说明这个经济学分支实际已经融入主流经济学。只是由于这个分支面对的问题更复杂，因此更困难，人数相对较少。但是制度问题的重要性和未开发的程度决定了在这个领域做出重大成果的机会更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评科尔奈的〈动态变化、竞争和过剩经济〉》一文，是应《经济学文献期刊》（JEL，美国经济学会的会刊）之邀，为科尔奈的著作《动态变化、竞争和过剩经济》写的长篇评论。科尔奈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国际公认的唯一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从对比社会主义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领军人物。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制度问题里，最大的制度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际政策中，这都是影响最大的问题。而这本著作是科尔奈一生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总结性大著作的简写版，也很可能会是他一生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2013年出版）。这本书最突出的要点是，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最大差别之一：创新能力（动态能力）之间的天壤之别。我在这篇文章里，尽我所能，从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思想史的角度，概要论述科尔奈关于两个基本制度的基本思想。同时，这篇文章也结合21世纪以来的重大现象，尤其是创新和中国现象，做了评论。对这篇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把收录在第二篇中的关于科尔奈的另外几篇文章作为背景。反之亦然。

第一篇的第三章收录了几篇最近几年我对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工作的评论。每一篇都是在宣布诺奖之后的几天内写的。每篇都多少与自己的朋友或者同学相关。与2018年诺贝尔奖密切相关的朋友是魏茨曼教授。收录在第二篇中的《一个天才的陨落：怀念马丁·魏茨曼》与这篇高度互补。2019年的三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两位是我的同学。因此，财新峰会安排了我与班纳吉的视频对话。这里收入的是对话的记录，以及我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这篇文章与专门讨论方法论的《经济学理论的贫困：从博尔顿“货币主义的贫困”得到的启发》那篇互补。而关于2020年诺贝尔奖得主米尔格罗姆的《从理论到实际：我所认识的米尔格罗姆》一文，则涉及从制度设计理论角度研究制度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过去和未来》一文互补。

第二篇收录的是关于我自己学术探讨的经历以及在我形成系统学术思想上起到重要影响的师长的文章。前几篇文章概要反映了我试图探索社会问题的经历和过程。我对制度问题的兴趣产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作为清华附中初中二年级的少年，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初，从目睹、亲自经历的大量无法理解的社会现象中，产生了强烈的要寻找其制度根源的兴趣。为探索这类问题，我在1967年底，主动离开北京去了黑龙江农村。之后在北大荒的10年间，我始终尽一切可能自学、观察和寻找答案，但不幸因言获罪。这个过程坎坷曲折，但是为我后来深入分析制度奠定了基础。第二篇的前几篇文章，概述了这段经历。

在形成基本的人生观和学术观的过程中，我的父母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在学术上，他们如同我的老师、同学和同事（这是在我十几岁时父亲给我的信里的说法）。特别是在初中二年级之后，在进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之前，我完全依靠自学。而自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集中在独立探索和研究上，与考试等毫无关系。这些当然离不开父母的影响和支持。在他们一生最后的十几年从事《民主的历史》遗著的过程中，我们成了研究相关问题的同事，其间有大量的讨论。我最近10年来研究中国制度的历史根源和宪政，从精神上和学术上，都是他们工作的延续。此卷收录的几篇关于父母的文章，叙述了我所理解的他们的学术观点、对学术的基本态度，以及这些对我走上科学探索道路的影响。

《民主在中国的常识与误解：评许良英、王来棣的〈民主的历史〉》一文，原本是我为父母的遗著《民主的历史》所写的出版说明。之所以收录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这篇文章尽我所能地系统概要了父母在民主的理论和历史方面长达几十年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部分工作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最近十几年的工作，尤其是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多数尚未发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这部分工作的继续。

在科学方法论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在“文革”刚结束的1977年，参加每周一次的爱因斯坦研讨会。那时我刚从农村回到北京。研讨会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举办的。在本书第一篇中的第一篇文章，讨论了“五个‘不相关性’理论基准”，以及在《经济学理论的贫困：从博尔顿“货币主义的贫困”得到的启发》这篇文章里讲到的方法论问题，尤其是与物理学的方法论相关的部分，都反映了那一系列研讨会对我的深远影响。在参加爱因斯坦研讨会时，我参与翻译并且报告和讨论过霍尔顿教授关于爱因斯坦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论文（我们翻译出版了一本文集）。霍尔顿教授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研究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他的这篇文章在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上对我有很大影响，因此我将这篇文章也收录在本书中。

接下来是三篇关于科尔奈的文章。我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导师包括科尔奈和马斯金，他们两人对我的影响都很大。我还与马斯金有过长期合作，发表过两篇合作的论文。之所以这里只收录关于科尔奈的文章，一是因为科尔奈在中国改革早期的重大影响和中国读者对他更熟悉；二是因为他对我在研究制度的基本问题上有更多的影响。其中，《科尔奈的学术贡献和影响》一文，是2017年为祝贺他的九十大寿的访谈。《思想的历程：我所知道的科尔奈》和《科尔奈：我的老师、导师、密友和父辈》两篇文章是在国内出版科尔奈自传《思想的力量》中文版时发表的。这篇文章从我的角度看科尔奈的生平和成就，记述了我作为他的学生、同事、朋友和晚辈，与他几十年交往的经历。

《一个天才的陨落：怀念马丁·魏茨曼》一文，是为纪念我的老师、合作者和亲密的朋友马丁·魏茨曼。马丁在世时，曾经是西方最杰出的研究苏联经济、苏联制度的理论经济学家，后来又成为最杰出的理论环境经济学家。学界普遍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所有了解哈耶克—兰格关于社会主义大辩论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国有产权带来的极其困难的激励机制问题。作为最杰出的研究苏联经济的理论经济学家，魏茨曼是激励机制理论的先驱。他在激励机制方面的理论独立于如今成为主流的机制设计理论与合同理论。他的相关理论不仅深入讨论了苏联经济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而且在理论上开创了新的道路。这些理论发表在1976年，是激励机制方面最早的理论之一。可惜他的理论太过超前，能跟上他的人寥寥无几。

作为纪念他的附录，收录了我们合作的关于乡镇企业的文章《中国的乡镇企业：模糊界定的合作制》。这篇文章是首次清楚地指出“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许多重要现象对经济学本身提出了挑战”的经济学文献。而且，我们提出“合作”与“不合作”这些行为因素（我们在文章里称此为“文化”），试图以此解释地区发展中的差异。但是，当时无论“行为经济学”还是“文化”都没有成为主要成分进入主流经济学。因此，很多人对我们引入行为因素颇有争议。27年后重读这篇文章，最大的遗憾是，我没能继续深入做这方面的工作。中国不同地区（大到省，小到县甚至镇）之间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差距巨大，而且往往都有悠久的历史轨迹可以追溯。例如，改革开放前非常贫困的温州地区，早在宋代就有活跃的出海贸易活动。在不同地区的历史中长期积累产生的称为“文化”或“行为”的因素，深刻影响了当地民营企业的发展，值得人们深入探讨。但是另一方面，我必须承认，当年写这篇文章时，我对产权的认识很肤浅。与经济学的主流一致，我的眼光完全局限于效率方面。如果今天面对同样的现象做分析，我不会局限在效率问题上。

关于科斯的那篇文章，原文是在纪念他百岁大寿的视频会上的演讲。我是在伦敦经济学院（科斯的母校，也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之一的产生地）教书时，对科斯的工作才有了深入的了解。后来我也在会议上见到过他，听过他的演讲。我与他个人的接触，是在他九十多岁时，两次参加他亲自组织的关于中国经济的小型研讨会。每次研讨会都持续一周，在芝加哥大学举办。最后一次见到科斯，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在纽约州立大学参加他获得荣誉博士学位的典礼和研讨会。我从来都对方法论问题感兴趣。对科斯这位非常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家，我思考他的方法论历时已久。因此，在祝贺他的百岁寿辰时，我借机整理了我的相关思考。据视频会时在科斯身边的王宁博士说，科斯对我提到的他的科学探索与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的相似性，感到欣慰和新奇。因为他过去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科学探索高度依赖直觉的特点。关心方法论的读者，可以把这篇文章与我其他关于方法论的文章放在一起读。

《不做容易的事：追忆詹姆斯·莫里斯》，是为悼念他去世而作。作为在激励机制理论方面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之一，所有读过经济学教科书的人都知道他的基本贡献。我希望这篇文章，从个人的角度，让读者看到一个伟大学者的更多方面。这既是纪念他，也是为了更多人能学习他，尤其在学风方面，他是我们的榜样。学术界过强的名利激励机制、以发表数字论英雄，严重损坏学术环境，甚至损坏学风。我们需要知道，良好的学风、学术的诚实，不仅是品格，而且本身就是学术探索的动力所在，是学术探索最终有所得的基础。

本书最后一篇文章《麦克法夸尔：“文革”起源的探索者》是为了纪念“文革”研究的权威，史学家、政治学家麦克法夸尔。在编写本书的目录时，我曾经犹豫将此文编在什么地方，原因是我曾经考虑把它放在第二篇第四章里。那里的文章，大都有关“文革”。麦克法夸尔的一生都与“文革”有关。我的一生也都与“文革”有关，这是我们最相近的地方。当然，他是“文革”研究的最知名权威，而我至今还没有发表过关于“文革”的主要著作。但是，我决定探讨社会问题是始于“文革”的刺激。实际上，我一生从事社会科学，从研究的动机到研究的问题，都离不开“文革”。我现正在分析产生“文革”的制度、“文革”对中国制度的影响，以及这个制度的起源，希望在两年内贡献给读者。现在收录这篇文章，不仅是表达对麦克法夸尔教授的纪念，也希望启发更多读者对研究“文革”产生兴趣。

我衷心感谢史颖波在编辑这本文集中付出的巨大努力。感谢银观的慷慨资助。特别感谢吴敬琏教授和他主编的《比较》二十多年来对我的帮助。也非常感谢《比较》的执行主编肖梦和吴素萍的长期合作和帮助。

这本文集献给我的妻子郭迪。为了她给我的爱、无限的支持和精神的启发。

2021年1月18日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