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的变与不变

作为社会意识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价值观在形成后将渗入人们的一切价值活动之中，是人们进行价值评价、选择、创造的导向和依据。只要人们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那么价值观就必然是建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一定时代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实践、生活经历的产物和表现，是一定时代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因素潜移默化地濡染和熏陶的结果。

作为文化系统的深层结构，价值观具有相对的持久性或延续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挥作用，影响和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总是相对稳定的。例如，对某种事物的好坏总有一个看法和评价，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看法不会骤然改变。

但是，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价值观的不变是相对的，它必然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变革而变革，并随时接受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的检验、修正和完善。在社会发展平稳时期，价值观寓于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只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听从它的导引。而在社会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常常产生碰撞、发生冲突，对价值观的比较、反思、批判、变革就会随之提上日程。社会变革的初期，价值观出现多元、紊乱和失序的情况，许多人感到茫然失措和无所适从。接下来，维护旧秩序的价值观和反映历史进步要求的价值观发生激烈的冲突，旧价值观的缺陷逐渐显现，而某些新的价值观则开始展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大众的认同和拥护。最后，经过理性的论证，特别是实践的检验，人们选择和接受新的价值观，从而完成价值观的新旧交替。这种情况不只出现在历史上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革之时，即使在同一社会形态中，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

全球范围内，已有多项跨代际的长期调查试图研究价值观的变迁问题。1953年至1988年间，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每隔五年就进行一次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调查。日本社会学者在“日本的国民性研究”这一题目下，以5年为一个周期进行了30余年的价值观调查工作，其意图主要是了解日本国民舆论、态度、价值观的变革，并根据调查的结果编辑出版了五本《日本人的国民性》。在1972—1993年的20余年间，津留宏、坂捌一、秋叶英则等日本社会学研究者又对“现代日本青年价值观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70年代末，由欧洲价值观体系研究集团（the European Value System Study Group，EVSSG）发起了针对西欧10个国家的大型跨国调查项目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alue Survey，EVS），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国家居民在政治、家庭、宗教、性别等价值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1980年，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基于对40个国家、超过116000人不同职业价值观的研究，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归纳为六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维度，开创了文化差异研究的先河。这些研究方法颠覆了研究社会问题时传统单一的东西方地理划分，将包括种族血统、历史、自然环境等社会研究中的变量通过基础价值观反映出来，以更为宽广的视角理解社会变迁。

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民众的价值类型出现明显的代际变化，形成物质主义价值观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分野。英格尔哈特提出的价值观变迁理论是当今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论断在随后数十年的价值观调查研究中反复得以佐证。英格尔哈特指出，急剧的社会变革之中，一方面是等级制权力、爱国主义和宗教等的合法性的降低所导致的对制度的信任度降低；另一方面是新价值的政治表达受制于精英与群众政治技能平衡的变化。他所考察的价值观变迁进程（见图1-2）如下：

图1-2　英格尔哈特考察的价值观变迁进程

在英格尔哈特看来，某些基本的价值和技能看起来正以一种渐进的但根深蒂固的方式发生着变化，价值观变迁的两种进程互相强化，深刻影响着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价值、技能与结构三个变量共同决定着政治变迁的路径，价值观变迁理论的核心理念也是围绕着这三个变量而展开的。

就价值观变迁对现实政治生活的当代意义而言，价值观变迁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政治分裂程度、政治参与的议题和有效性，以及社会思潮的传播与蔓延。民众的价值观是政治文化的核心，它指导着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各项选择，如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什么样的规则来促进权力的运用，赋予政治组织什么样的目的，并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政治组织：信仰抑或怀疑，参与还是疏离，支持还是挑战等。

从社会发展动力的角度看来，价值观在引导人类产生社会行为并进一步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业革命以来许多国家的社会发展以经济增长为主，与此相匹配的是“现代性”价值观，它被广泛认为是一种经济主导型观念，一直视“经济增长”为解决贫富差异、环境破坏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最终力量。但是，近现代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不再肯定这种经济主导型价值观，如美国后现代思想家约翰·科布（John B.Cobb，Jr.）从宏观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的角度对“经济增长解决社会问题”的观念进行了斥责。他认为，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解决第三世界国家人口过度增长问题，不足以帮助人们产生正确的环境观，它会阻碍卫生、教育、文化以及政治上人权及民主的发展。今天普通民众关注公共事业的重心已经发生转移，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观念急需转变的思想得到支持。例如，现在许多国家的人们都在关注着贫富差距、环境保护、教育投入、食品与医药安全等话题，而不再只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这种价值观转变极有可能会像工业革命后技术进步推动世界经济发展那样，成为未来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另一个广泛的共识是，决定社会发展方向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来自整个社会群体的意志，这些意志或价值观通过各种机制转化为行为乃至动力来指导以后的社会发展。这样看来，如果我们研究社会群体的基础价值观及其转变，并通过它们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以外的政治文化上的解释，那么就能够进一步探寻这些社会的发展变迁问题，而不至于被经济数据所蒙蔽。

此外，一些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加速转型之中。加速转型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时空压缩”，即在同一个时空范围内呈现出了传统社会的前现代性、现代工业社会的现代性和后工业社会的后现代性的共存。共存的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分别具有相应的价值观内涵，这也就意味着价值观的交锋和交替也将在中国长期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