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第一个“包产到户”村——小岗

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 十八村民铸就里程碑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小岗村是一个很小且又相当偏僻的村落。它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城东南约20千米处的一个海拔约50米、略有起伏的岗地上，因地貌起伏不大，故称“小岗”。

在1978年前，小岗村原属于凤阳县板桥区梨园公社，取消公社牌子恢复乡的时候，自然仍属于梨园乡。由于小岗村的位置在梨园和小溪河镇之间，加之小溪河的发展相对较好，或许出于加快小岗村致富步伐的目的，小岗村后来又被划入了小溪河镇。小溪河镇是一个交通相对便利的农村集镇，从县城到小岗，就需要经过这里。随着近几年乡村道路的改善和畅通，小岗村的很多年轻人，自购了小轿车或摩托车，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小溪河镇和小岗村。

“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对于已经解决温饱的老辈农民来讲，饥饿还深深地沉淀在他们的记忆中。

1977年，小岗村遭受了特大灾荒。习惯于背着凤阳花鼓“跑荒”的小岗人几乎连外出的气力都没有了。

“我那时30多岁，那些年就没吃过饱饭，当上队长也没让村里人吃过饱饭。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找老头儿们讨论，怎么能吃上饱饭。”1978年担任生产队长的严俊昌说。

确切地讲，小岗人并不享有“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的专利发明权。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就出现过，但它一经浮出水面即遭否定。但是，农民要求发展生产、要求吃饱肚子的生存之火却是任何人也熄灭不了的。血气方刚的严俊昌从老辈农民的脑子里挖出了这个办法。

小岗村里主要为严、关两姓，而严姓早于关姓定居于此。

1978年秋，又到了“算盘响、换队长”的时候，梨园公社党委对小岗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任命严俊昌为生产队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会计。

此时有谁料到，一曲以中国农村改革为题材的《大包干歌》，首先从这3位农民口中唱起来。

严俊昌，1940年2月18日出生。父亲严家齐生三男两女，严俊昌排行第三。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两个弟弟。入高级社前后，曾在小学读了几年书，“大跃进”时中断学习，返乡务农。自1962年，首次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今年当队长，明年当社员，多次变换“角色”。

严立学，1941年2月4日出生。父亲严国昌生两男一女，严立学排行第二。1957年到凤阳县临淮中学读书。在学校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1960年下半年转至嘉山县（今明光市）管店林场半工半读，后仍想重返原校读书，被临淮中学拒收而失学。1961年春，严立学返乡不久，任小岗、大严、小严三个生产队的会计，1964年任小岗生产队队长。在以后的10多年中，一直是小岗生产队领导班子成员。

严宏昌，1949年10月出生。父亲严家太生四男三女，严宏昌排行老大。1956年以后，严宏昌开始读书，因家境时好时坏，读书也断断续续，于1969年读高一时被迫辍学。1970年，严宏昌刚开始参加队里劳动时仅被评为每天7分工，加上在队里人际关系紧张，收入少，便于1971年年底开始每天向生产队上交一定费用后外出打工。他先是在石门山火车站抬土方，劳动中认真学习、钻研技术，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并学会了绘图，然后自己当上了小包工头，先后在管店、临淮、蚌埠铁路工程上劳动。他还先后在凤阳矿管局、法院、硅厂等工地承接小工程。1978年秋，正当他承接县城轧花厂工程时，被梨园公社干部召回，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之职。

1978年秋收后，这个拥有20户、115人的小岗生产队，在秋种时被公社分为两个作业组，实行“包干到组”。麦子刚种齐，两个组的内部就“捣”了起来。队长无法解决，便请示公社书记张明楼，要求把作业组划小一点。在农村工作几十年的张明楼，知道农民生活的困苦，更了解这个队“难缠”，就破例同意将小岗队分成4个组。谁知4个组刚分好没几天，各组内部又闹了起来。原因是：组越小，每个社员在记工、出勤上谁吃亏，谁占便宜，看得越清楚，每家每户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明显、更直接。过去队里是社员之间“捣”，现在小组内则是兄弟、妯娌之间“闹”，队干部整天忙于调解4个小组的矛盾。

10多天后，3名队干部觉得无颜再去找张书记，便瞒着公社，在严学昌家开会，偷偷地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其、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上面8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然而，自打高级社成立以来的20多年中，小岗人长期遭受贫穷饥饿，各顾自命，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成天高喊“阶级斗争”口号，使得“根连枝结、唇齿相依”的邻里关系变得“势不两立”。所以，即使分成8个组的小岗，还是“捣”。

面对如此僵局和群众的要求，小岗生产队的3位领导为难了。因为他们连自己组的矛盾都无法解决。

副队长严宏昌年轻好胜，常年在外包工，世面见得多，消息来得快。他深知，如果还像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小岗生产队根本没有希望。如今政策比前几年“松动”了，应该多动动脑筋才是。

1978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严宏昌来到村中年岁最长的关庭珠家，请教他如何才能把生产搞好。关庭珠说：“1962年搞的‘责任田’很管用，要想不吵不闹，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就怕政府不准干，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敢干。”

严宏昌与他小哥严俊昌、会计严立学碰头，不料他俩也分别询问过其他老农，也是提出一家一户地干，3个人的意见不谋而合。严宏昌对严俊昌说：“俺小哥，你家人口多，这个头我来牵，我们再开个社员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于是，3位队干部三言两语就拍板了。

1978年12月16日晚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30年来、全队115人中没有一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了一次后来永载史册的会议。除严国昌、关友德出走外，其余18户全部集中在社员严立华家中。

首先，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

“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

“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同意捺手印。”大家齐声说。

严家芝在一旁插话：“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一片沉默。

严家齐打破了沉默：“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又是一片赞同声。

紧接着，大家赌咒发誓，他们把这几条写在一张学生作业本的纸上，形成了一份类似生死状的“契约”。昏黄的灯光下，18位农民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户在外讨饭未归）神情严峻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了鲜红手印。

“契约”上写道：“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在”应为“再”，笔者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份“契约”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这18人是：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严国品、关友江、关友申、严家齐、严付昌、严学昌、韩国云、关友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付、严美昌、严金昌。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正是这次“秘密会议”，正是这18位贫苦农民的“赌咒发誓”，正是这“十八颗红手印”，谱写了永载凤阳历史、中国历史，并与《凤阳歌》齐名的又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名曲——《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在自己秘密承包的土地上干活，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

小岗生产队社员能够坐到一起，讨论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最终还能达成一个协定。这一行动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农民知道而且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第二，农民所做出的选择，最能反映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样也可能最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是解决自己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既然他们还能协商和合作，说明生产队在生产方面的失败并不是农民自身的主观原因所致，而是因为生产队无法满足社员合作的条件，或缺少促进生产的因素。

小岗人曾经为自己算过一笔账，自从进入人民公社以后，10年内，到1968年，粮食总产量仅仅是1955年产量的12%,20年内，也就是到1978年，粮食产量也仅仅为1955年的2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小岗生产队社员捺了手印，分了地，开始在自己秘密承包的那份土地上干活时，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的社员。当时，全县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以作业组为劳动生产单位。而唯独小岗生产队干活是一家一户，而且上工特别早，下工特别迟，干活特别出力，庄稼也种得特别好。比起前几年小岗人出了名的“懒惰”，这一巨变，说明小岗生产队已经偷偷地将地分到户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公社。

1979年2月14—20日，中共凤阳县委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大会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下达的中发〔1979〕4号文件（文件内容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同时，准备全面推广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然而在会议上，各区社书记大多数要求实行小岗生产队的“大包干”（即“包干到组”）。县委认为，“大包干”肯定效果好，也倾向搞，但这种生产责任制与中央4号文件中关于“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相抵触，因此不敢擅自决定。巧的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赴合肥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路过凤阳，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凤阳县要求实行“大包干”的意见，王郁昭答应把这个意见带到省里向万里汇报。

省委书记万里说：“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7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全面主持安徽工作。万里上任后，深入包括凤阳在内的安徽广大农村，就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并于1977年11月20日以省委文件的形式向全省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进行了传达。

1978年1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开展了两个多月，人们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响起，在这种形势下，陈庭元把马湖公社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万里做了汇报。万里返回合肥后，于6月23日派省农委副主任等3人来凤阳帮助总结大包干到组生产责任制。他们在滁县地委、凤阳县委诸多同志的协助下，以凤阳县委的名义，撰写了一篇题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安徽省委和滁县地委。这篇报告略加删减，并改名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在8月8日的《安徽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安徽省委对凤阳大包干的正式肯定并在全省推广。自此，凤阳大包干名声大振。

1978年10月初，万里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农业上需要解决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①。在这份材料中，有关劳动计酬问题，便把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以产计工”作为唯一成功的例子，上报给党中央。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吸收了万里上报材料的意见。《决定（草案）》中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凤阳县马湖公社所实行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终于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79年1月5日，万里再度来凤阳检查工作。当他听到实行“大包干”干部怕错、群众怕变时，他指出：“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79年2月6日，万里在安徽省委常委会上，主张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万里指出，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批对了，有的也可能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却被当作错误的东西来批判，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

万里视察小岗，是永载小岗史册的一件大事。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包干到户，而且批准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万里的讲话，很快传遍了梨园公社，传遍了板桥区，传遍了凤阳各地。每当区社干部制止和纠正包干到户时，社员们都说：“万里都批准我们可以学习小岗，你们为什么不同意？”群众运用万里的讲话，强有力地保护了包干到户的实行。

1981年9月5日，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撰写的《巨大的变化、深刻的启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雁塘生产队包干到户的典型调查》，从理论上探讨了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符合社会主义方向。

1986年5月，深圳电视台将当年小岗人捺手印的过程首次用电视片《征服饥饿的人们》，在全国部分省（区、市）电视台播放。

1991年6月12日，小岗村创办了一所小学，村里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

1994年10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小岗村，并题写了“凤阳县小岗村”村名。

1995年1月13日，中央电视台在小岗拍摄专题片《中华之魂》《农民访谈录》以及大型专题片《邓小平》。

1997年2月21日下午，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及全村100多名村民不约而同地汇集到村委会，在邓小平遗像前，沉痛悼念邓小平同志。

长江村为小岗村修了一条路，小岗村给长江村送来60箱粉丝和80箱麻油

小岗村自迈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就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大包干元年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产量就达到6.65万公斤①，比1978年增长4倍；人均收入400元，比1978年增长近20倍；这一年，小岗人向国家交售粮食3.25万公斤，油料1万公斤，还贷800元。

但是，由于地域、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小岗村与发达地区的兄弟村比，差距在拉大。这些年来，虽然他们试图寻求和外界合作，但一直没有机会。

1997年春，在安徽省滁州市委书记张春生的提议和江苏省张家港市委书记秦振华的安排下，经解放日报社牵线搭桥，凤阳县委和张家港市委进行了互访。不久，张家港市委正式决定，长江村和小岗村开展合作。

长江村在张家港市颇有名气，村党委书记郁全和带领村民在1987年靠8把瓦刀、9条破船和3台缝纫机起家。仅1997年全村实现销售收入5.1亿元，利税3 200万元，人均收入超8 000元。

合作协议签署之前，郁全和与时任小岗村党支部书记严德友有过一次促膝谈心。

严德友时年28岁，是大包干时期小岗生产队队长、“十八颗手印”发起人之一严俊昌的儿子。既然小岗村和长江村“结亲”，严德友和盘道出了实情。

郁全和问：“农家孩子愿不愿念书？学校在哪里？”

严德友答：“愿意，村里有一、二年级教室，三年级以上去外面念。”

郁全和问：“有无幼儿园？”

严德友答：“没有。”

郁全和问：“人均几亩①地？”

严德友答：“5亩，村里粮食多，但加工水平低，靠卖原粮。40岁以下出去打工的不到10个人。”

……

这一问，郁全和心里有底了。

1997年11月21—23日，张家港市长江村、凤阳县小岗村东西部经济合作发展研讨会在凤阳宾馆召开。万里同志委托《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参加会议，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大包干时期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专程赶来了。会上，凤阳县、张家港市的有关领导和代表就长江村和小岗村首批合作项目进行了磋商和研究，双方达成了协议，其中有如下条款：

长江村为小岗村提供首批农业发展资金20万元；长江村每年向小岗村按市场价购买12万斤②优质粳米。

长江村以电梯、自动扶梯、电气开关、服装等企业为依托，帮助小岗村办1～2个经济实体，企业性质属福利厂。

小岗村选派村干部、优秀青年和办厂所需劳动力到长江村办的优秀企业进行免费技术培训。

1998年正月初八那天，长江村出资建设的“友谊大道”破土动工。这条长1 100米、宽7米、总投资70万元的道路，于1998年3月底竣工。长江村30人来到距张家港600千米的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参与修路。

“长江村和小岗村这‘亲家’算是结对了！”1998年3月，长江村党委副书记卢振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激动地说。

她介绍，1998年1月16日，郁全和专程去小岗，为老人送上54套棉被。1998年1月20日，小岗村来了8个人，给长江村送来60箱粉丝和80箱麻油。

1998年9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温家宝、曾庆红、王克、回良玉等有关领导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小岗村，与当年捺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座谈。江泽民总书记说：“我过去虽然没有来过小岗，但我一直很关注小岗，因为邓小平同志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2001年4月5日，在葡萄种植示范园的带动下，小岗村近百户农民都种植了葡萄。21年里，长江村无偿为小岗村修建了宽7米、长1 100米的高标准主干道“友谊大道”；无偿为小岗村建成占地面积75亩的小岗葡萄示范园；向100多户小岗村村民每户赠送一台29英寸彩色电视机；小岗村30多名青年来到长江村工作。

“虽然小岗村通过农村改革解决了农民吃饱饭的问题，但由于缺乏持续和大力度的改革创新，在一段时间里落后了。在这方面，长江村的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说，2017年，小岗村村集体收入突破8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1.8万元，80%的村民集中居住，条件越来越好，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完善。

投资350万元的“大包干纪念馆”系小岗村的“标志”性建筑，还有郁郁葱葱的40多公顷葡萄园

2006年5月，距离小岗村实行大包干28年，小岗村党委正式挂牌成立。小岗村党委会的成立，使小岗村的基层政权建设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党委会、村委会的成员都要正常办公，处理小岗村内部事务，并负责小岗村与外部的联系。

2007年5月28日，在小岗村党委办公室，接受笔者专访的是小岗村党委副书记史学亮，他是小溪河镇镇政府的公务员，属于派出人员，工资还在乡财政领。见面说明来意，史学亮笑呵呵地说：“欢迎佳宁教授来采访。”

“我们一直在探索致富的路子，尝试了开发蘑菇大棚种植，也进行了招商引资，还搞了土地流转，引进安徽科技学院的大学生创业，这几年做了不少事情。”史学亮开门见山。

据这位党委副书记介绍，2007年，小岗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6 000元，在凤阳县算是中上水平。主要来源是葡萄园收入、农民出租土地和外出务工的收入以及蘑菇大棚的收入。

2006年5月，安徽科技学院王中华等几名大学生来到小岗村，尝试种植大棚双孢菇，率先开始了大学生在小岗村的创业。刚开始村民们对蘑菇大棚种植并不看好，而且对这几个年轻人搞农业种植并不信任。但到第一季菇收下来，几个年轻人的双孢菇大棚平均收益就达近万元。这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原本那些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的村民，也纷纷要求加入。建起9个双孢菇生产大棚后，许多在校大学生也积极响应他们的行动，带动村民发展双孢菇300余棚共10多公顷。凤阳县委相继出台《关于鼓励大学生到小岗村创业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予以扶持。此外，从2001年起，小岗村开始推广葡萄种植，种植面积达40多公顷。

小岗村完成行政区划调整后的第一次村“两委”换届选举，产生了新的格局：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周边的严岗、石马两村纳入其中，三村合并成新“小岗”。合并之后，小岗村人口从400多人增加到近4 000人，土地也由120公顷增加到580.87公顷。与原来的小岗村相比，辖区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任务更艰巨。新当选的“两委”中便有新并入两个村的村民。

值得驻足的是，2005年6月19日开工、于2006年6月竣工的“大包干纪念馆”，已成为小岗村的“标志”。据介绍，该馆投资350万元，分别由省、市、县三级出资。纪念馆位于小岗村东部，白色的纪念馆在空旷的土地上显得有些“扎眼”, “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是安徽省委原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题写的。正对展馆门口的18个人雕塑——《十八颗红手印》是展馆内最引人注目的一角，馆内分“抉择”“追梦”“关爱”3个展区，分别介绍了大包干的背景、过程和结果，真实再现了当年“大包干”从酝酿到发生、发展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变革过程。对于公众关心的18个人，凤阳县委、县政府决定给12位依然健在的“大包干”带头人和6位已故“大包干”带头人的遗属每月发放500元的生活补贴。

“大包干纪念馆”门票20元一张，不算便宜。

10年前，小岗村没有餐馆、招待所。来参观、调研的外地人只能返回凤阳县城吃和住。

从土地“三权分置”破题，小岗村实现人人分红，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018年4月，笔者带领重庆智库、大运河智库联合调研组再度踏访小岗村。当年按红手印的18位农民如今只剩11人，两位当年参与按手印的严金昌和关友江依然精神矍铄。严金昌的农家乐“金昌食府”，一年四季生意不断……因为来小岗旅游的、参观的、学习的人比以前更多了。严老说：“2017年，俺的农家乐收入有12万多元，2018年可能会达到15万元。”如今，小岗村像严金昌家这样规模的农家乐就有10家。

凤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非常热情。他介绍，在稳定所有权、承包权的基础上，放活经营权，小岗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深入推进。作为挂职干部，李锦柱如数家珍：小岗共流转土地8 885.6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61.2%。与此同时，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22户农民获得的由承包经营权抵押的贷款累计1 500万元。首先，围绕市场需求变化，小岗拓宽了农产品供给渠道。2017年，小岗与北京恩源科技共建的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与吉林等12个省32家农合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小岗农户开通网店数量已达200多家，部分农户网店通过运营实现了5 000多元的增收。十几种小岗优质农产品通过村集体组织的平台找到了客户，当期交易额达到200多万元。小岗村集体收入壮大了，村民收入增加了。

其次，重庆智库、大运河智库联合调研组了解到，2012年，小岗成立了“村企一体”的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该公司通过承包工程、租赁、合作等多种方式，实现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至2016年，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与小岗创发公司按比例搭建股权结构。合作社探索以品牌作为无形资产和经营性资产联合入股小岗创发公司，作价3 026万元，赋予权能，量化到村民。为此，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成立了监事会和理事会，认定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1 028户、4 288人，折算每股人民币10元，人均705股。同时，建立股东台账，以户为单元，给村民颁发了股权证。2017年，小岗村集体收入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820万元和18 106元。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获得分红156.8万元，提取部分收益作为公益和发展公积金后，村民每人分红350元。李锦柱说，人人分红，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提升了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表示，小岗实现人人分红的生动实践再次证明，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地为农村改革提供制度性保障。

源头背景

朱元璋与凤阳

凤阳古为淮夷之地，后为钟离之国。早在5 000年前，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唐虞之时，此地隶属扬州；战国时代，起初为越地，后为楚国所属。隋朝起，这里成为豪州，唐元和三年（808年）改豪州为濠州。后来各朝几乎都延续未变。直到明朝时，朱元璋才赐给这里“凤阳”之名，此名沿用至今。所以，今天人们在讨论凤阳县和小岗村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这里曾出了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而且也会把这里的人、这里的文化与那段重要历史联系起来。

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1328年10月21日，朱元璋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穷农民家里。小时候，他放过牛、种过田，当过和尚要过饭。后来为生计所迫，参加抗元起义，加入了濠州的红巾军，并扛起了红巾军大旗。经过长达16年的南征北战，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建立起统一的王朝——明朝。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出于乡土情结，在临濠府营建中都城，有在此定都之意。因中都城在凤凰山之南，故朱元璋在1374年将这里易名为“凤阳”，意思是凤凰山之阳面。据袁文新《凤阳新书》卷三记载：“国朝启运，肇建中都，营皇城宫阙……席凤凰山以为殿，势如凤凰，斯飞鸣而朝阳，故曰‘凤阳’。”

被誉为“龙兴之地”的凤阳，从明朝开始，由于得到皇权的保护和青睐，曾一度获准免纳各种赋税、徭役；又加上大兴中都城，这里曾出现昙花一现般的繁荣。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为了提高中都的地位，将临濠扩大为九州十八县。1373年将临濠府改为中立府，次年8月，改中立府为凤阳府，并把临淮县的太平、清洛、广德、永丰四乡划出，设立了凤阳县。清代基本沿袭明代的建制，辛亥革命后，凤阳府取消，凤阳县直属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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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省五级建制

【安徽省】位于华东腹地，属于我国中部地区。总面积13.96万平方千米，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45%，居华东第3位，全国第22位。辖16个地级市、44个市辖区、6个县级市、55个县。2017年全省户籍人口7 059.2万人。全省进城务工人员总量1 918.1万人，其中外出进城务工人员1 415.4万人。

【滁州市】滁州地处长江下游北岸，长江三角洲西端，安徽省东部，苏皖交汇地区。距省会合肥市120千米，距江苏省会南京市59千米，距上海市300千米。辖2个区、4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土地总面积13 398平方千米，常住人口403万人。

【凤阳县】地处安徽省东北部，淮河中游南岸，北邻蚌埠市，西与淮南市接壤，东距南京150千米，南到省会合肥市130千米。辖1个乡、14个镇、1个经济开发区、2个省级工业园区，2017年总面积1 949.5平方千米，总户数215 996户，常住人口67.4万人。“中国优质石英砂原料基地”“中国文化旅游大县”。

【小溪河镇】小溪河镇是凤阳县东部重镇，距县城34千米，面积206平方千米，辖14个行政村和1个街道居委会，人口5.4万人，小岗村位于该镇的西南部。全镇承包耕地面积8.63万亩，实有耕地21万亩，以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和花生、黑豆等经济作物为主。

【小岗村】位于安徽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5千米，距省道307线7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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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大包干

1978年，安徽省部分县遭遇大旱。凤阳县、肥西县、无为县等地出现了农民自发改变经营方式的现象，得到了省、地、县一批领导干部的支持，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做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也制定了关于涉农的两个重要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文件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甚至到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对延续几十年的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形成了强烈冲击，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与争论。在安徽一些“左”倾思想支配和干预下的地区，出现了“刹车”“纠偏”，甚至批斗推行责任制的干部群众现象。结果是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1980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5.5亿公斤。

在人们认识产生混乱之际，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问题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包产到户”，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1日批转了该次会议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至此，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都建立和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一次大规模的生产关系变动宣告基本结束。

从1982年到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4年把指导农村经济改革的文件，作为当年第一个文件发出，在不断总结完善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又从政社分设、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体制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调整改革，以进一步纠正管理上的过分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农村经济形式过分单一等缺点。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农村经济改革逐步得到了深化。

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真正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它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有效地统一和协调起来，责、权、利结合，创造了一项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发扬经济民主的形式；它否定了传统的集体劳动的形式，给农民以人身自由，为他们进一步发挥各方面的才能创造了条件。这个变动从根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此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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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农民希望得到白纸黑字上规定的好处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于世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农民而言，建设新农村描绘了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人居环境彻底改变的愿景。

中国的农业文明始于“以农立国”的传统，其言论屡见史籍。《论语》曾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管子》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事实上，中国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无不揭示重农思想和农政演变。1982—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其主题分别是：正式承认包产到户合法性，农业生产超常规发展；放活农村工商业；疏通流通渠道，以竞争促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取消统购统销；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工农城乡关系。在进入新世纪以后的2004—2018年，中央又连续发了15个“一号文件”，其主题依次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及至乡村振兴。15个“一号文件”涉及的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皆凸显高层强烈的民生观和发展观。因而，准确把握15个“一号文件”的脉络，是升华乡村振兴战略思维的要旨。

在大局思维的率先选项下进而考量核心问题，当代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先生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土地问题折射的是农民权益问题。它让地方官员迄今清晰可见，协调市场机制与行政机制的关系是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

18位村民的敢作敢为启迪我们，在农民应享有的权利与应得的利益中，土地问题实乃肯綮。几千年历史的积淀，使“土地就是命根子”成为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小岗村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为党中央所肯定，进而推广到全国农村。正是在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中国农村经济才得以渐进发展并壮大。小岗村的“石破天惊”告诉我们，乡村振兴的大局思维应落实在操作方式上，具体指向必须建立在农民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有一整套体现程序公正的制度设计，具体做法应当是自下而上的，有不同利益群体表达和参与的机制，充分听取农民意见、经由农民讨论，最后由农村基层组织批准。这本身也是一个培养新型农民的过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大批农村人口为城市化建设、城市服务业和出口贸易加工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务。各地快速增长的GDP和出口贸易盈余，有相当一部分源于农民的辛勤和汗水。因此，基于城乡地区经济发展、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差距拉大及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使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利益摩擦时而凸显等事实，不外乎制定乡村振兴目标的背景。

① 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内部材料，1983:1-11、114-146。

① 1公斤＝1千克，下同。

① 1亩≈666.67平方米，下同。

② 1斤＝0.5千克，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