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读者

如果你在阅读此书，并期望此书能让你获得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的秘诀，那么你要失望了！我很惊讶人们经常问我是否知道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的秘诀—或许我早该料到。时至今日，《自然》杂志对发表的文章筛选严格，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杂志之一。虽然不是科学从业者，但是我非常清楚，一个科学家简历上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便是他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自然》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息息相关，联系紧密。《自然》杂志首次对中子做出描述，首次发布了板块构造学说的突破性发现，也发布了关于核聚变滴液模型的研究成果。

我撰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简单罗列《自然》杂志刊发的重要论文，（虽然人们对于《自然》杂志发表的各种论文—不论是名垂千古的还是臭名昭著的论文—有过很多讨论。）而是审视《自然》杂志随着时间的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科学界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它对科学变革的回应。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最感兴趣之处在于：《自然》杂志建立之初，许多当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科学实践都还没有出现。如果现代的读者拿起一本19世纪的《自然》杂志，那么他会对其中的内容非常熟悉—学术论文、书籍评论、致编者的信，以及众多的图片和图表。如果读者藏有1875年、1905年、1955年的《自然》杂志，那么他就会发现这些时期的科学界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科学界有着很大的区别。2015年，如果一名所谓专家的专长仅仅是建立在阅读其他研究者关于珊瑚礁和太阳现象的基础上，那么没有任何科学研究者愿意与他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但是在19世纪，科学界对所谓的“门外汉”和“专家”的界限并不像今天那么清晰。同样地，如果没有经过业内同行的评审，即使再先进的实验室也不能发表其研究成果，否则他们就要遭到众多有关学术不公的指责和声讨—但是，1953年沃特森和克里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描述DNA结构的论文，未经同行评议就得以发表，而且很少有人对它提出过异议。当时的观察家并没有意识到阿盖尔公爵或理查德·普罗克特这样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人士”，或者所有《自然》的论文都应该在出版之前进行外部同行评议。我写本书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自然》杂志不是一本专注于单一学科的杂志，而是一个众多科学从业者们提出、讨论以及最终制定科学研究规范的平台。

《自然》杂志的历史揭示了很多自然科学规则的发展史，同时也揭示了自然科学从业者如何看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1869年，《自然》杂志创办于伦敦，当时的伦敦是一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矛盾的完美结合体。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诸如查尔斯·达尔文，威廉·汤姆森等科学家的名字家喻户晓，那时很多达尔文和汤姆森的同龄人都对“科学人”的文化和地位深感忧虑（该词当时具有非常明显的性别倾向）。19世纪到20世纪，科学获得了极高的文化和社会地位，这一改变无疑是现代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发展之一。虽然《自然》杂志的编辑和投稿人们已经获得了维多利亚时期前辈们梦寐以求的社会地位，但是他们仍然持续不断地对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行思考和写作。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政府开除犹太科学家，声称雅利安人优越性是一个生物学事实的时候，《自然》杂志的投稿人对纳粹政府进行声讨，坚持认为没有科学证据能够支持纳粹政府的社会秩序。20世纪末 ，两位化学家声称他们在室内温度下可以制造核聚变，《自然》杂志的众多投稿人对其进行了严厉谴责，谴责他们过早发布科研成果以及危及民众对科学的信任。我们在整个这本书里都可以看到，《自然》杂志的编辑员工、读者，以及投稿人都深知科学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的紧密关系。

我撰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满足几类读者的需求。我认为最应该阅读本书的群体应该是《自然》杂志的读者：从事研究的科学家、科学记者，还有其他热爱科学的人士。我觉得需要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这本书的方法论，读者可能不太熟悉历史学家是如何处理科学历史的。为了了解科学以及科学发展的丰富历史故事，科学史家们把自己放在了演员的位置上。

为了避免时代造成的错误，在讨论历史性的争论时，虽然现代科学已经分出“胜负”，但是研究科学历史的专家倾向于采用中立态度。一些读者可能认为这样会让人感到非常为难。有时候，在谈论以往科学思想时，有可能看起来就像历史学家在批判现有的科学思想。或者在我们探索科学规则的本源时，看起来可能像我们在宣称当今科学界的很多科学事实都是“伪造的”。

这些都不是我写此书的初衷。对以往科学研究的不同方法进行描述并不是在批判当今的研究方法。对一场历史性的科学辩论的两种观点进行反思并不是对胜出的观点进行含蓄批判。但是如果要了解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我们在描述历史的时候就不能假设现代科学的众多标准—例如合格“科学家”的要求，规范的发表程序，或者正确的实验技术—之所以成为标准是因为他们一经提出就被人们采纳了。我们同样不能假设在一场辩论中，一个观点获胜仅仅是因为它是正确的，解释清楚什么是正确的，在2015年并不是一件易事，更不要说在1869年了。

研究科学的历史虽然极具挑战但是回报丰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抛弃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将熟悉的当作不熟悉的事情来对待，反之亦然。我们这样做，不是在抗拒现在，而是在尽可能地以清醒的头脑来看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