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在禁锢中发展的“礼”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思想领域，儒家和法家围绕着分封制与郡县制、师古与崇今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为了加强专制统治，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如果有人敢谈论《诗》《书》的要处死，以古非今的要灭族；同时禁止私学，如果想学法令就要以官吏为师。当时，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书外，其他各种文化典籍都被焚烧了。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后来逃跑了。秦始皇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派御史调查，后来抓住了犯禁的460多人，这些人全被坑杀。这两件事合称“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事件虽然促使国家在短期内达到了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是它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不利于社会发展，不仅如此，“焚书坑儒”还对中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不仅造成了大量历史文化典籍的失传，而且也封闭了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道路。

这种状况在汉代得到了缓解。刘邦立国之初，自己以及手下部将的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群臣经常在宫殿之上喧哗争功。面对这种情况，儒臣叔孙通建议设立礼仪法度，以明体统。这一建议得到刘邦的采纳。于是，叔孙通参考古礼、秦仪，制定了汉初朝仪，恢复了儒家的礼制，满足了天下初定要求秩序稳定的需求，这实际上为儒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在对汉代“礼”的思想的发展方面，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陆贾是汉初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刘邦一统天下后，命令陆贾总结秦亡汉兴的原因和自古以来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陆贾就“著二十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在《新语》中，陆贾认为，人都有礼仪之性，但由于受到情欲的干扰而不能自觉遵守礼仪。因此统治者必须对人们的“情欲”加以约束和规范，同时通过道德教化去启发和强化人们固有的“礼仪之性”。至于如何做，陆贾说，应该尚德而不尚刑，尚俭而不尚奢。他提出的这些主张符合汉初社会和统治集团的普遍心理，所以得到了刘邦的称赏。

贾谊是汉文帝时的人，著有《新书》。贾谊在思想上受荀子的影响很大，他提倡德教，主张“以礼为治”。贾谊提出，礼仪和法令都有禁邪恶的作用，但礼仪不仅优于法令，而且还有劝善扶正的作用。即人们在礼仪所提供的外在行为规范和内在价值取向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定会“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这是法令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境界。

提到董仲舒，肯定会想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确如此，董仲舒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上功不可没。他是汉景帝、武帝时期最重要的儒家学者，有《春秋繁露》一书传世。同贾谊一样，董仲舒也主张“以德化民”，认为应该先用“先王礼乐”对百姓进行深入教化。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在此基础上，君权神授就理所当然。于是，就有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这是对封建等级关系和伦常秩序的概括。在此基础上，董仲舒还把仁、义、礼、智、信定为“五常”作为调整这种关系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的确立，不仅使统治者有了精神支柱，也为以后封建礼教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董仲舒其人和“天人感应”说

董仲舒（前179年至前104年），西汉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广川（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在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董仲舒把天视为至上的人格神，认为天子如果违背了天意，天就会出现灾异进行谴责和警告；如果政通人和，天就会降下祥瑞以鼓励。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汉代曾占据统治地位，它一方面对无限的君权进行了限制，同时也为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