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官员——北半截胡同41号

在近代史上，维新志士谭嗣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伟丈夫。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曾任清政府户部郎中、甘肃道台、湖北巡抚等要职。由于父亲常年在北京做高官，所以谭嗣同算得上是北京生北京长的。最初他住在北京城南懒眠胡同，稍大搬到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

谭嗣同十岁时，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习文。

但谭嗣同生性好动，又迷上了武术。因此，谭嗣同曾向多位武师习武，如跟通臂拳胡七学过锏、太极拳、形意拳、双刀，跟大刀王五学过刀剑，跟父亲部属刘云田学过骑马射猎，能“矢飞雁落，刀起犬亡”，身手不凡。

欧阳中鹄的孙子欧阳予倩曾回忆说：“他喜欢技击，会骑马，会舞剑，我曾看见他蹲在地上，叫两个人紧握他的辫根，一翻身站起来，那两个人都跌一跤。”

这些武师中，与谭嗣同关系最好的是大刀王五。浏阳会馆的佣人说，谭嗣同在京时，王五每天破晓便来会馆教授其刀法剑法，谭嗣同极刻苦，不肯稍加怠慢。

王五的真名唤作王正谊，祖籍河北沧州，是北京著名的武师。他原是一家镖局的镖师，后来由于和镖主起了矛盾，便在半壁街自开了一家源顺镖局。源顺镖局活动范围广大，北自山海关，南到江苏淮安清江浦。他德义高尚，言出必行，生意十分红火，很短时间内便声名鹊起。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五被人请到了一家私人武馆教授武艺，认识了谭嗣同。谭嗣同对大刀王五的武艺十分崇拜，便拜其为师。

在与王五接触的时间里，谭嗣同第一次深入了解了老百姓的艰难困苦。而王五，也被谭嗣同激烈的爱国热情感染，由一个充满江湖气的镖师，萌发出了为国为民的大义。因此两人从师徒渐渐地成了忘年之交，最后又发展成了生死之交。

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谭嗣同知道此事后满怀忧愤，努力提倡新学，号召变法，并在家乡组织算学社，集同志讲求钻研，同时在南台书院设立史学、掌故、舆地等新式课程。也就是这一年，康有为等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呼吁变法。变法也由此成为一股席卷全国的浪潮。

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决心变法。也就是这一年，谭嗣同被光绪皇帝征召入京，担任四品军机章京。

这次回京，谭嗣同的衣食住行和安全护卫工作成了王五的头等要事。

9月，谭嗣同密会负责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要袁带兵入京，除掉慈禧一派。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直隶总督荣禄，还说：“杀荣禄如屠一狗尔。”但袁世凯回天津当晚，就向荣禄告了密。于是清廷决定抓捕康梁等人。

王五从大使馆友人的口中得知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的名单中有谭嗣同，就立刻将消息告诉了谭嗣同，并表示愿意帮助他出逃。

但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王五不死心，一直劝谭嗣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但谭嗣同不理他，只是从容不迫地处理后事，先将自己的手稿和书信等物品托人交给在日本驻华使馆避难的梁启超，请梁启超代为保管。又将自己随身佩带的宝剑“凤矩”交给王五，并表示希望大刀王五能继承他的事业。

最后谭嗣同“代”父亲谭继洵写了一封大骂他自己“大逆不道”的信件，并在信件中代替父亲与自己断绝父子关系，以保护家人不受牵连。然后坐在家里等清兵上门。

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被捕。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了，但在谭嗣同被捕后，王五还是心急如焚，托关系多方打探消息，甚至买通狱吏，广邀武林志士，商议策略，试图从狱中救出谭嗣同，但是依旧被谭嗣同拒绝。

抱着必死决心的谭嗣同在狱中回顾往事，想起来汉朝先贤张俭、杜根，他觉得自己跟他们一样，也是“杀身成仁”，愿意以自己的血，换来国人觉醒，唤醒更多的人，参与到“维新”这一未竟事业中。

他拾起牢房地上散落的煤屑，在破败的牢房墙壁上写下他此生的最后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谭嗣同被押往菜市口刑场，与他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史称“戊戌六君子”。

临行刑时，谭嗣同唤监斩官到跟前说话。监斩官生怕被连累没有理会谭嗣同，最后谭嗣同悲愤地说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死时，他的亲人都在湖南，而在京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死的死，逃的逃，于是到最后为他收敛尸身的便只有王五一人了。王五为谭嗣同埋了尸身，又在第二年陪同谭嗣同的家人将谭嗣同的尸身运回湖南浏阳。

王五继承谭嗣同的遗志，矢志为谭嗣同复仇，多次试图暗杀荣禄、袁世凯等人，始终未能成功。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王五率领着徒弟们也参加了进来，与义和团成员并肩作战，杀洋人，以此来泄心中积压的愤恨。但是，即便他武艺高强，血肉之躯终不敌洋枪洋炮，被八国联军枪杀。

据说，王五的头颅被挂在城门上示众。天津的霍元甲听闻此事后，只身连夜赶来，将王五的头取下埋葬，使其得全尸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