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功臣孔祥熙
1915年秋天，和孔祥熙结婚一年有半的宋霭龄跟着丈夫从日本回国，回到了孔氏家乡—山西省太谷县。对于初到太谷进入孔家的感受，美国著名作家项美丽（Emily Hahn）在其传记《宋氏三姐妹》中有着细腻的描述：“孔家优越的住房条件却使她大吃一惊。由于许多重要的银行家都住在太谷，所以这里享有‘中国华尔街’之称，而就房屋大小来说，孔家又居‘华尔街’之冠。这是一座由大块石料建成的屋宇，规模宏大，坐落在一个占地八九十亩的庄园里。管理这个庄园的佣人多达五百名。孔家的家具都是由质地坚硬的柚木制成，是用马车从广州运来的。霭龄做梦也没想到，在遥远的山西竟能看到如此奢华阔绰的地方。”
项美丽写这部著作的时候采访过宋霭龄的二妹宋庆龄，因此所有关于宋氏姐妹的传记中，这一部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所以上述描写曾在很多年间被多次引用。但目前历史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孔祥熙家的宅子由祖父遗留，叔伯群居，一共才九栋二十五间，在豪宅鳞次栉比的太谷县根本不算什么气派奢华。后来据考证，这其实是宋霭龄对孔祥熙所创办的铭贤学校的感观，上边提到的五百名并非“管理这个庄园的佣人”，而是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但是项美丽在转述时发生了认知错误，于是以讹传讹直到今天。在太谷当地，对孔祥熙四十岁之前的印象，也并非财东富豪，而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和基督教社会活动家。那么，当时的孔家究竟作何营生，有多少财富呢？还要从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麟说起。
孔家的来历
太谷孔家来自山东曲阜孔子后代的支脉，晚明万历年间来此定居，一直以经商为业。到了孔庆麟这一代，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的票号生意已经遍布全国，孔家也由于经营得法，成了当地有名的富翁。不过孔庆麟在票号经营方面，一直是“掌柜”（职业经理人）而不是“财东”（票号所有者），他们家自有财产，是“广茂兴”和“晋丰泰”两家商号，以经营中药材为主，北京、广州都有分号，最大的销货渠道是出口东南亚。
孔繁慈是孔庆麟三儿子，本来也是票号的管理者，娶妻生子，逍遥自在。他的儿子便是孔祥熙，生于1880年。但是孔祥熙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孔繁慈因丧妻之痛竟然染上了鸦片烟瘾，当然也就无心工作，整天流连于烟馆酒肆，家业就这样一天天败落下去。后来实在混不下去，就去做了个私塾老师，也仅能够维持生活而已。直到孔祥熙十岁那年，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他改变了命运，那就是孔祥熙生病了。
其实本来孔祥熙的毛病不严重，“痄腮”，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流行性腮腺炎。孔繁慈请的是中医来为儿子治病，但庸医误人，当时孔家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都不很理想，一来二去，患处竟然发疮溃烂，小小疾患非但没有痊愈，反而把孔祥熙折磨得危在旦夕。所谓“病急乱投医”，孔繁慈实在没办法，只能把孔祥熙送到了之前随便怎样都不会进去的教会医院，死马当作活马医，总不能看这十岁的小孩子就这么病死吧？
教会医院非常尽心尽责，且西医对于这种外科炎症也的确很有疗效，没多久孔祥熙就痊愈了。更重要的是，这次治疗导致的和教会人员的交往，使得这世界向孔祥熙父子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也让他们感到了新的希望。就这样，父子俩不顾家族长老的强烈劝阻，都进入了教会学校—父亲做国文老师，儿子做学生，并且孔繁慈还戒断了鸦片烟瘾，肉体上、精神上和事业上都获得了新生。在太谷本地教会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异，孔祥熙被保送到直隶通州的潞河学院读书，这家学院就是后来燕京大学的前身，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条件良好，奠定了孔祥熙的科学文化基础。就在此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了。
义和团发源于山东，其“扶清灭洋”的主张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乃至支持，于是这股“反洋人、反洋教”的势力就在华北蔓延开来。1900年，作为教会学校的潞河学院面对如此纷乱的形势只能停课，孔祥熙也就回到了太谷老家。照说当时山西省的义和团发展并不迅速，但时任该省巡抚的毓贤对于外国人和传教士以及基督徒的态度非常极端，孔祥熙在回乡途中发现，由毓贤主使的对华洋基督徒有计划的围捕和屠杀已经开始了，心知大事不妙，加快了回家的脚步。他回到太谷县，果然，当地所有的教会人员，包括当初治好他痄腮的美国医生都已经被当地政府逮捕。于是他问家里要了一大笔钱行贿，要求看守人员将他们释放。谈下来的结果，看守人员只肯释放三人，于是这些教会人员商议，让孔祥熙带着三名女传教士逃出了山西。
义和团运动平定以后，孔祥熙因这次救助行为被教会视为“华夏英雄”，获得了崇高的声誉。同时也因为成绩名列前茅，他被教会保送至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毕业以后，孔祥熙又考取了耶鲁大学研究院，成为一名矿物学的硕士研究生。
早在潞河学院读书的时候，孔祥熙因仰慕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就在同学中成立过兴中会通州分会，这次到了美国，他更是密切关注孙中山的行踪。终于，在1905年，孔祥熙于克利夫兰见到了孙中山并正式要求加入革命党。孙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问他有何志愿，他答道：“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孙中山笑了笑，对他说道：“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可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开始。”据说这番话让青年孔祥熙豁然开朗，从此奠定了他其后二十年的事业方向，那就是兴办教育，启迪民智。那么，从什么地方入手呢？他没等多久，1907年，机会来了。
欧柏林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戮的那些传教士一直为学校师生所同情缅怀。1907年孔祥熙从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之前去欧柏林大学辞行，师生代表便拿出一笔募捐所得，委托孔祥熙回去以后在太谷县为这些殉教的传道士建一座纪念碑。孔祥熙想到了两年前孙中山的教诲，建议大家与其造一座死的纪念碑，不如建一所活的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捐款者同意了他的看法，进而和他一起在全美国的教会进行募捐。于是，孔祥熙就这样带着一大笔钱回到了国内，在太古县城创办了铭贤学校。就法律上而言，这所学校所有者是欧柏林大学，因此算不得孔家私产。但是创立以后的二十年间，孔氏从未长期离开过这所学校，一直身兼校长和任课教师。
孔祥熙于1907年学成归国，放弃了许多请他做官或任教的机会，回到了太谷老家创办铭贤学校，并自任校长和任课教师。在这之后，他遇到了两件事—1908年与韩玉梅的婚姻和1911年的辛亥革命。尤其在辛亥革命中，他作为民军司令保护了山西中部的安全和稳定。本来他的学校带有基督教性质，一直受到当地士绅甚至是孔氏家族的排斥，但此举使得他获得了当地官绅百姓的一致赞许，也开启了他和阎锡山的终身友谊。
第一桶金
1912年，南北和谈成功，中华民国稳定了下来。也就在此时，和他结婚四年的妻子韩玉梅去世。这使得孔祥熙非常寂寞伤感，对教育事业也没有了以往的热衷。正巧在上一年，他五叔的独子因参加革命被清政府所杀，其他各房也人丁单薄，在这一代只剩下孔祥熙一个男丁，当然家族生意“广茂兴”和“晋丰泰”这两家商号也就顺理成章地交到了孔祥熙手上。他于是以此为基础，开设了祥记商行，进行煤油专营。
清末百姓的照明主要是靠菜油和豆油点灯，光源暗淡却花费不小。当时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和美国美孚石油公司都试图在中国打开煤油经销市场，在各地寻找代理商。经过各方比较，孔祥熙去亚细亚公司投标，以二万五千英镑的保证金获得了壳牌煤油在山西全省的独家经销权。当时二万五千英镑相当于四十万银圆，是一笔巨款，孔祥熙手上的两家商号自然拿不出这么多钱。于是他四处融资，尤其是他祖父的几个兄弟虽然票号已经歇业，但手上有足够的资本，他们同意出资设立祥记商行，孔祥熙自然就有了资金支持。
壳牌煤油的经销手段灵活，不仅价格比菜油、豆油要便宜一半，而且亮度还要高出好多，还附送油灯和灯芯。因此没几年孔祥熙便因为这项专营权而成为太谷县首富。但是他在经营之初就厘定一个原则：煤油生意的四成利润捐给铭贤学校作办学经费，永远如此。他这个以身作则的慈善举措颇有道德说服力，使得他后来去美国为学校募捐的时候分外容易，这是后话。
惊人财技
既然捞到了第一桶金，那么就到了孔祥熙施展财技的时候。他后来的投资除了煤油专营和两个传统商号以外，主要是贩运、地产和金融。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为了整军备战，需要大量的铁砂。由于孔祥熙有美国留学经历，很轻易地说服在天津的美国采购商，要求他们支付价款三分之一的订金。拿到订金以后，孔祥熙以每吨一银圆的价格去山西采购铁砂，然后以每吨一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商。当时一美元差不多折合两三个银圆，也就是说，美商支付给孔祥熙的七成余款就是毛利，而孔自己除了运费以外，几乎没有一分钱投资。
有了这笔钱，孔祥熙来到上海，打起了房地产主意。欧战爆发后，很多德国在华侨民担心一旦中国对德开战，他们的资产会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没收，于是纷纷抛售手上物业，被孔祥熙吸纳颇多，或租或售或自己居住。就拿孔氏整个三十年代在上海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83号的住宅而言，几经转手而来，二十年内的价格涨了二十四倍。这一点孔祥熙从不讳言，多年以来一直对此津津乐道。
孔祥熙金融投资眼光很好。1915年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时候，实收资本才八万元，不及一家普通钱庄。但孔氏就非常看好现代银行业的前景以及陈光甫的能力，在上海银行第一次增资的时候毅然入股一万元，这使得他成为了上海银行的永久董事，并因银行业绩越来越好而分享了越来越多的红利。在开设祥记商行经营煤油生意以后，为了保证融资的便利，他于1915年设立了裕华银行，这是华人金融界最早的民营现代化银行之一，但由于疏于管理，并没有为孔家带来什么丰厚的效益。
教育、经济、政治，我们现在很难判断孔祥熙究竟更重视哪一项事业，这使得他的历史面貌一片混沌。孔祥熙在这三者之间游刃有余，固然使得他有多个提升自己地位的平台，但其担任国民党高官后仍然对自己的私营产业念念不忘，也使得他直到如今还蒙着“以权谋私”的恶名，难以洗清。不过，究竟何为重要，至少在早期也是有脉络可循的，那就是当时他比较遵守国民党中央的征召。1913年秋天，正当他的教育事业和煤油生意都蒸蒸日上的时候，因政治需要，他扔掉国内这一切，追随“二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到了日本，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秘密工作。
在日本，他和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一见钟情，并于翌年春天结婚。这场相遇和婚姻无论对于孔祥熙本人的前途还是国民党史，都有着非常有趣的意义。宋霭龄婚后将自己的二妹宋庆龄介绍给孙中山继任英文秘书，这直接导致后来庆龄嫁给了孙中山，而此一结果又导致了三妹宋美龄结识了蒋介石并最终结合。当然，1914年春天孔祥熙和宋霭龄结婚的时候，这一切还毫无迹象，这场婚姻似乎对于孔的政治前途也毫无影响。第二年秋天，孔祥熙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家乡太谷，继续做铭贤学校的校长，而宋霭龄担任了该校的专职教师。
“顾命大臣”
此后十年的个人历程中，孔祥熙还是以从事教育为主。最为辉煌的要数1926年的美国之行了，他竟然募集到了七十五万美元的教育基金，这使得每年都有三万美元的红利注入铭贤学校作为教育经费。加上欧柏林大学每年也同意出资一万美元，这样，从当年开始，铭贤学校每年都有四万美元的稳定财政来源得以支持、存续和扩张，这也奠定了该学校在当代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至于政治上，孔祥熙最重要的工作在1924—1925年间。当时孙中山在南方试图联络东北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和华北的冯玉祥，意图一起反对北京的曹锟政府。在这之前，曹锟手下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吴佩孚已经被孔祥熙说服，不再对南方政府保持战略攻击姿态，这既使得孙中山有了宽松的地缘环境得以精心谋划，又使得他确信了孔祥熙纵横捭阖的交际能力。孔祥熙还真没让他失望，带着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见到了曹锟手下另一位重要的军事将领冯玉祥，并以此书为由头，劝说冯倾向南方革命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冯决定接受《建国大纲》的部署和孔祥熙的建议，于1924年10月发动了当时称作“首都革命”的北京政变，拘禁当权者曹锟，并通电欢迎孙中山进京共商国是。
众所周知的是，孙中山此次旅程并不顺利。政治上的挫折且不去说，最重要的是，在途中孙就因重病卧床不起，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这无论于公于私对孔祥熙都是个重大打击—于公，孙是孔的领袖，又是政治任务的直接布置者，后来据孔祥熙回忆，之前十年，他表面上在铭贤学校担任校长，其实私底下还奉孙中山命令在北方军人中做秘密工作；于私，孙是孔的连襟，两人关系一向友善，孙的去世使得孔祥熙失去了最重要的事业依靠。
尽管极为悲痛和忧郁，孔祥熙还是强忍着深深的挫折感，作为治丧处的主任有条不紊地操办了孙中山在北京的葬礼，并为购买灵柩而私人支付了五千元。经历了此番起落，失去了孙中山指导的孔祥熙一片茫然。孙逝世前，他是其遗嘱的起草者和见证人，曾被戏称为“顾命大臣”，但终究在国民党中央没有职位、没有名分，此后也不知道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在经过长时间的彷徨犹豫之后，他决定先去美国为铭贤学校募捐。如前所述，这次募捐非常成功。当他正想游历更多地方以增加成果的时候，突然收到广州密电，国民党中央紧急征召他回国。原来，此时国内的军政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北伐开始了。
身兼三职
1926年7月，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正式誓师北伐，向北洋政府发动总攻击。北伐军由广东出发，半年以来经湖南而攻占湖北，经江西而攻占江苏，经福建而攻占浙江，一路上势如破竹，传檄而定。就在此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和前线的总司令部为定都于武汉还是南昌争执不休。1927年4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回国反而加剧了这种分裂。12日，蒋介石猝然发动政变，然后建都南京，和当时定都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彻底分裂，并互相叫嚷着要讨伐对方。
此时的孔祥熙早已回国，正在广州担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负责前线军队的军费粮秣供应，任务繁重。但他更担心的是前方的政治动态。孔祥熙名义上表示中立，实际上政治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据他事后解释，这责任完全归咎于汪精卫。当时汪刚刚回国，得到消息的孔祥熙一早就从广州赶到上海，在码头恭迎大驾，并携宋霭龄于私邸宴请汪氏夫妇。经孔的说服，汪精卫承诺去武汉以后支持蒋介石，作为回报，次日蒋公开发表拥汪宣言。
然而令孔祥熙极度失望的是，汪精卫抵达武汉主政后就完全背弃承诺，公开斥责蒋介石。这令调停者孔祥熙感到面目无光，也暗中定下了反对武汉政府的决心。此时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是刚刚占领郑州的冯玉祥军队，他的倾向至关重要。于是孔祥熙又再次北上劝说他的老朋友冯玉祥，使得他偏向于南京政府。历史学家认为，冯的这个态度直接导致了汪精卫最后决定“七一五”分共，宁汉开始合流。
但是令孔祥熙担心的是，蒋介石因兵败徐州而受到了国民党军内部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军人的排挤，黯然下野。此时，孔祥熙已经把政治命运和个人前途都寄托在蒋氏一人身上，于是他们夫妻俩做了个分工：宋霭龄帮助蒋完成个人心愿，那就是劝说母亲倪桂珍同意将三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孔祥熙则帮助蒋完成政治心愿，那就是劝说北方的国民党将领冯玉祥、阎锡山通电呼吁蒋介石复职。
不得不说，孔氏夫妻的折冲口舌功夫非常有效，蒋介石这些心愿都陆续完成。1927年底，他和宋美龄成婚，来年元旦，就被国民党中央征召进京，恢复国民党军总司令的职务，后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成为南京政府事实上的党务和军事首脑。当然，孔祥熙也获得了其应得的回报。1928年2月，国民政府任命孔祥熙为国府委员，并兼任工商部部长。孔祥熙正式进入国民党政府的核心阶层，此时，他已经快五十岁了。
后来工商部和农矿部合并成立实业部，孔祥熙继任部长。从1928年到1944年，他的仕途一直非常顺利，而且步步走高。期间也有短暂的挫折，如1931年底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孔氏和蒋共进退，也辞去本兼各职。但一个多月后蒋氏即复职再起，由于党内已经形成“蒋（介石）主军，汪（精卫）主政”的权力均衡，蒋介石不便再让孔祥熙担任行政职务，就在1932年3月给了他一个“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的头衔，让他远赴欧洲。名义上孔祥熙是研究外国先进的工业发展经验，实际上却负有特殊使命，那就是向德国、意大利等新兴的军事强国学习整军经武的经验，并采购相应的军械装备。
在意大利考察时，墨索里尼建议，日本已是中国的劲敌，而日本海军非常发达，如果中国像日本一样发展海军，那无论如何努力都赶不上日本的实力。但如今空军是新兴力量，必将成为今后战争的战略重心，中国如果能够及时发展，那么今后战争仅靠空军就能够遏制日本的侵略。孔祥熙回国以后即向蒋介石介绍了这一建议，蒋深以为然，这就是国民党组建空军部队的由来。
在德国考察时，由于当时德国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不能大张旗鼓地发展军备，于是建议和中国秘密合作，用以物易物的方式，中国向德国提供钨砂等制造枪炮所必需的战略原料，德国则回报以等价的枪械。后来孔祥熙就任中央银行总裁和财政部长，立即和德国签订了相关密约。作为附加条件，孔祥熙还要求德国国防军派遣一批富有实战经验和训练经验的将校来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在战略上、战术上和技术上给中国军人以详细务实的指导。
1937年5月，身兼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这三个重要职务的孔祥熙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远赴欧洲，名义上是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实质上是会晤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希望得到德国更多的军事、军备支持。6月13日，他见到了希特勒，谈话并不友好，空泛而乏味，因为此时德国已经和苏联秘密合作生产军械，和中国的敌人日本又结成了战略同盟，因此已经不太愿意再和中国进一步合作。不过，经孔祥熙努力，此行还是签署了价值为一亿马克的以物易物协定。本次协定加上之前几年的合约，中国用钨砂和其他农产品，一共向德国换到了折合一亿美元的军械弹药。这些装备和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到来非常及时有效，对于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抵御日军的大规模入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币改革
当然，作为财政大员，孔祥熙最主要的工作还是金融币制改革。1933年11月，已经是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被特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在之前的3月，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已经成功“废两改元”，即废除流行于中国一百余年的银两市场流通和规元结算方式，明确以含银量23.5克、重量26.7克的银币为主币，实行银本位制，计算单位为银圆。各家主要银行依旧发行纸币，但持有人可以去发钞行兑现，即随时可以兑换与纸币面额相等的银圆。然而孔祥熙甫一上台，即遭到中国近代史上第五次大型金融危机—白银风潮，中国的银本位制已不适应国际大潮和形势需要了。
简而言之，当时美国政府为缓解二十年代末大萧条带来的通货紧缩，于1934年6月实行《购银法案》，开始白银国有政策，并向全世界进行收购。受此政策影响，全世界白银价格于一年内猛涨两倍半，中国的白银也因此大量外流。由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白银的巨额外流造成了支付不足以致银根紧缩，物价大幅度下跌，导致出口量下降，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受灾最严重为天津和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当时交易额只有早先的十分之一。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下跌，原本以房产抵押为主业的银行、钱庄饱受冲击，一年之间，上海有二成的民营银行和钱庄破产。
因此，孔祥熙临危受命，用币制改革来应对危局，即实行汇兑本位制，发行不兑现纸币（即法币）来回笼市场上正在外流的银币，将其出售给美国。由于法币对于银圆有币值上的虚估，因此一旦发行便造成事实上的货币贬值，以期产生通货膨胀，以此来刺激物价回升，达到经济回暖的目的。对于1935年11月正式施行的法币政策，有历史学家评论道：“法币政策使中国摆脱了1934—1935年的金融危机……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符合世界币制发展的潮流，而且客观上又为抗日战争做好了币制上的准备。”补充一点，法币政策使国民政府回收了大量白银得以出售给美国，换回的外汇成为支持抗战进行的财政保证。美国财政部的档案显示，从发行法币的1935年到珍珠港事变爆发及美国全面援华前夕的1941年，国民党政府共向美国政府出售了五亿五千万盎司的白银，换回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外汇，用于战时粮饷械弹的采购和支付。
法币政策规定，法币和银圆必须进行一比一的足额兑换。为了以身作则，孔祥熙率先垂范，将自己祥记商行支付给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专营保证金四十万银元换成了四十万法币。但这一举措后来给他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爆发后，日占区的汪伪政权命令法币不得通用，必须以二比一的比值兑换成汪伪政权发行的伪币中储券。身处日占区的亚细亚公司在胁迫之下，不得已将孔祥熙的四十万法币保证金兑换成了二十万中储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规定，将以二百比一的比值来回收中储券，孔祥熙这些钱只能折合成一千元法币。亚细亚公司倒也不好意思再收这些保证金，将其还到了孔祥熙手上。孔接过这些钱苦笑了一下—三十多年前他这些保证金能值二万五千英镑，如今呢？一千元法币只值得上两英镑。这一万多倍的跌幅，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在庞大残酷的战争机器面前，一切金融政策都那么渺小无力。
不过，客观而言，在财政战略和运财技巧上，无论公私，孔祥熙都是这场战争的赢家。先说公事。1938年元旦，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院长，仍兼任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虽然两年后将院长职位主动让给蒋介石，但仍全权负责行政院事务。到其远离政坛的1945年为止。在抗战爆发前夜的1937年6月，中国政府拥有的金银外汇储备总额为三亿八千万美元，其中黄金四千五百万美元；而到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他辞去所有职务的时候，国库拥有美元九亿，黄金六百余万两，合计金银外汇储备十二亿美元。
孔祥熙的生财之道，可以用一个事例说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军陆续进入中国。因战争需要，美军在四川、云南等地修建了许多机场。由于在中国采购生活物资和支付修建机场的劳工报酬都需要用法币支付，美军就直接在黑市上用美元兑换。按照官方牌价，一美元能够兑换二十元法币，后来上涨到四十元；按照黑市牌价，一美元能够兑换一百元法币，后来上涨到二百元。美军去黑市兑换当然是中国财政的损失，孔祥熙及时阻止了这种行为，声称这些生活物资的采购和劳工报酬的发放先由中国政府用法币支付，最后向美国政府用美元结账。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了这一请求。
1944年7月，孔祥熙乘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之机向摩根索结账，要求美国偿还六亿美元的欠款。摩根索大吃一惊，说在他印象中美国只应该付一亿多美元。孔祥熙早有准备，胸有成竹地答道：“你的计算是按照黑市牌价，而我的计算是按照官方牌价，我们之间的经济往来是政府行为，当然要按照官方牌价来结算，这是其一；直接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美方在华人员所获得的工资，中方均按官方牌价折算美元支付，因此美方也应以官方牌价支付这些欠款，这是其二；对于外汇牌价的涨跌，中方都能提供明细详单，但美方却毫无记录，和中方谈判没有依据，这是其三。”摩根索被驳斥得哑口无言，只得答应孔祥熙的要求。
最后经两方商议，同意欠款总额确实为六亿美元，部分支付现款，部分以战争剩余物资抵债。这些所谓的“剩余物资”其实不过是即将过期的罐头、香烟，还有一些服装和汽车，但孔祥熙毕竟为中国讨要到了二亿二千万美元的现款，这对于当时已被八年抗战基本拖垮的中国财政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不过，为此孔却得罪了美国政府。正在此时，蒋介石和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彻底闹翻，屡屡要求美方将其撤换，罗斯福同意了这一要求，但前提是，中国政府也必须撤换孔祥熙。
1944年10月，史迪威应召回国，而此时还在美国谈判的孔祥熙也接到了蒋介石免去其财政部长职务的通知。他深知，为了争取国家利益，他牺牲了个人前途。不过他心情非常平静，因为此时他已经六十五岁，早到了颐养天年的岁数；更何况，他认为儿女已经长大，并且继承了自己生财有道的天赋，他自己也该退出政坛，安享晚年了。但是，当时孔祥熙不知道的是，给他在历史上带来恶劣名声的，正是他的儿女以及他对儿女大发战争财的纵容。抗战时期，国破家亡，苍生涂炭，孔氏家族的财富却迅速增加，使得孔祥熙恶名昭彰，甚至连傅斯年、胡适等亲国民党人士都对其轮番攻击，欲除之而后快。
孔祥熙和宋霭龄育有二子二女，大发战争财的，主要是大儿子孔令侃和人称“孔二小姐”的孔令俊。一般来说，孔令俊虽然生性跋扈，行事诡异，但生意场上还是合乎规矩的。抗战爆发后，孔祥熙将家族生意广茂兴、晋丰泰这两个商号和自己赖以起家的祥记商行交给了年方二十的孔令俊打理，成立了嘉陵公司。战后孔家拉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入伙，因杜家投资较大，孔家反而占了小股，因此杜月笙就成了嘉陵公司的董事长。
恶名昭彰的原因
孔令侃才是症结所在。1937年11月上海被日军占领，为了更好地监督进口军械弹药的运输，孔祥熙任命才二十出头的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于1938年初常驻香港主持业务。但港英当局对于中日战争持国际法意义上的中立态度，拒绝中国官方机构的进驻，因此孔令侃只能利用地下电台为政府开展秘密工作。但是，他同时也利用官方运输通道和内部消息，在上海、香港、重庆等地进行贸易。这种行为诚然算不上走私，但在时人眼中，是十足的以权谋私。抗战以后孔令侃组建扬子公司，在上海专销美国商品，囤积紧俏物资，这在和平时期都非常正常，但战争时期，孔家又有着如此复杂深厚的政治背景，孔令侃这种行径难怪蒋经国都要为之侧目了。
1939年10月，中央信托局的地下电台被港英当局破获。当时由于欧战爆发，德国和英法兵戎相见，因此和中国政府接洽军火运输的德国代表也都离开香港回国。如此，孔令侃失去了留在香港的必要，只能远赴美国深造，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学位。他离开香港以后，其亲信好友利用他的名义进行大规模走私，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败坏了孔家的声誉，但纠正此行径的，也是孔家人士—孔令俊。
1941年，国民政府许多物资由仰光经滇缅公路运入昆明，孔令俊接到密报，说这条通道上一直有人利用孔令侃的名头进行物资走私牟取暴利。孔令俊当即报告给军统局负责人戴笠，要他彻查。经查，这两人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和理事会主任秘书许性初，都是孔令侃在港期间的心腹干将，而他们走私物品的市值高达六千万元。经军法处调查了一年，得知林世良是主谋，他欺骗许性初，说这是孔令侃委托他运输的押汇物资，许性初才帮他办理各种通关手续。最后，经军法审判，林世良被处决，许性初则无罪开释。在整个抗战时期，此类事件多次发生。客观而言，下属贪黩而嫁祸上司，虽然孔氏父子并没有贪污，不过御下不严甚至包庇纵容的责任，是难以免除的。这也是孔祥熙一生效忠蒋介石，但蒋介石后来却十分厌恶孔祥熙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