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现代中国金融业的奠基人

京师自来水公司

这要从袁世凯升官讲起。袁氏是中国这一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因为他复辟帝制而背叛共和，以致成了历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但在称帝这个荒唐举动之前，他一直是个精明强悍并踏实办事的优秀人才，尤其是对于清末新政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英雄。

甲午战败尤其是庚子事变以来，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廷统治者痛定思痛，决定对政治体制、军事体制和行政体制、司法体制进行大规模改革。但是海外革命党“驱除鞑虏”的呼声在国内激起的反响毕竟引起了满洲权贵的疑惧。更重要的是，作为各地督抚的汉族大臣虽然表面上仍听命于朝廷，行政权、财政权和军事权却越来越大，已经俨然藩镇，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的两江、两广、湖广、闽浙等总督的“东南互保”就是个显然的例证。此次行动的参与者就有袁世凯，当时他是山东巡抚。第二年李鸿章去世后，他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开始训练新式军队，这就是北洋军的发端。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判断慈禧对袁氏的真实想法，事实是，1907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进了中枢地位当然更高，但手上的实权却失去了。不过至少表面上，慈禧还是和袁世凯非常亲密，经常召他进颐和园商量国家大事。有一天，两人正在对答，一个小太监进来和站在墙角的李莲英悄悄地说了几句话。慈禧此人多疑，便好奇地问他们说什么，李莲英连忙上奏，说紫禁城中的绸布库房着火了，幸好已经扑灭，没造成重大损失。于是慈禧随口问了一句：“袁世凯，你有没有防火的办法？”

袁世凯本来就头脑机敏且勇于任事，当场他就提了个方案，就是在京师开办自来水公司，并派他最信任的理财专家周学熙主理此事。当时，北京人生活用水的获取状况很不理想。皇宫和达官贵人都从玉泉山取水，普通百姓要么打井，要么买井水。北京的地下水含碱量很高，喝井水的普通人家的容器中都结满了白垢，很不利于健康。因此即使从民生角度来看，开办自来水公司也是必需的举措。

之前农工商部早就在筹划此事，就是因为经费严重不足才一直拖延。袁世凯已经不再是地方大员，当然也拿不出钱来开办。周学熙毕竟有着丰富的财经和金融经验，他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那就是发行股票。京师自来水公司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自来水公司，而这张股票也是北京第一张股票。

北京当然不是水源丰富的地方，因此这项工程共铺设管道一百八十五公里，用了四百二十处水龙头，并且在东直门修建了五十二米（相当于二十层楼）高的水塔。这要很多钱，经测算，总额需要白银三百万两之多，而这些钱，必须完全从发行股票中获得。这使得周学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当时一般普通百姓的投资概念是有了钱就买房置地，很少有人会花重金买一张前途莫测的纸片。于是，周学熙只能动用他在天津开设的官银号作担保。天津官银号是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命周学熙创办的，实质上就是官办的天津银行，由这家银号担保，老百姓就放心了，股票的购买开始踊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京师自来水厂的股票还具有债券的性质，因为天津官银号担保每年八厘的利息，自来水厂赚了钱还要享受分红。但是官银号本身也没有吃亏，因为它成了这张股票的经销商。股票通过银号不仅在北京、天津两地发售，还推向了全国的各大商埠，最远的行销地是汉口。

即使通过发行股票筹到了开办费用，周学熙的麻烦才刚刚开始。正常工程的艰难且不去说它，管线虽然深埋在地下，但开掘地面的时候还是会引起当地村民的不满，尤其是路过坟墓的时候，老百姓会认为破了风水而和施工队大起纠纷。而且施工期间正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同时去世，国葬期间还不许施工。此后的麻烦就更大了。溥仪上台以后，袁世凯被摄政王开缺回籍，周学熙在朝中的后台倒了。经过不到两年的建设好不容易自来水厂终于产水、通水、出水，但接下来的事是老百姓又充满了不信任，不愿意买水。

皇宫里的满洲亲贵是不屑于用自来水的，老百姓也不用，因为他们认为水龙头里出水看着很古怪，不吉利。如果龙头里冒气、冒泡的话，老百姓就更排斥了。周学熙只能亲自上阵，写了很多科普文章宣传说服，就这样，自来水才在北京慢慢推广开来，逐渐成为民生之必备。

1947年，也就是自来水公司创办四十周年之际，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应市民要求，表彰了创办人周学熙。周氏当时已经八十三岁了，听到消息非常感动和激动，还特意写了两首诗感谢这次表彰。事情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有人说，他是带着满意和安慰的心情离开人世的。

周学熙和袁世凯

周学熙是贵公子出身，他的父亲就是我们前文提到的周馥。李鸿章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周馥投身他的大营下做个文书，之前只是在大街上摆算命摊的。周馥有一个长处，就是书法非常好。有一天李鸿章翻阅文件，偶然发现其中的一份字迹特别工整清丽，一问之下，写字人叫周馥，于是李鸿章就常把此人带在身边，逐步培养，直到他成为直隶布政使。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替了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而袁氏留下来的山东巡抚的位子由周馥接任。此时，他的儿子周学熙正在帮袁世凯开办山东高等学堂。

周家和袁家是世交。1868年，十岁的袁世凯跟随叔父袁保庆来到南京，认识了三岁的周学熙。在随后的两年内，袁保庆和周馥是两江总督府的同僚，袁世凯和周学熙也成了要好的玩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命令周馥负责前敌营务处，并命令袁世凯前去协助，这是两人共事的开始，后来还结了儿女亲家。1899年，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在此期间，考取举人的周学熙却科场困顿，再无长进，遂心灰意懒，想在实业上重开一片天地，于是在1901年投奔袁世凯，开始了两人长达十五年的事业合作。

1912年初中华民国的成立，将袁、周两人的合作期一分为二。前一时期袁世凯作为清廷的重要官员，戮力于直隶乃至北洋地区（如今的京津两市，还有河北、山东、辽宁三省）的工业、财经、金融建设，周学熙襄助甚多。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天津官银号、京师自来水公司和山东高等学堂、直隶工艺总局的设立，还有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都是由袁世凯支持，周学熙操办的。

袁世凯擅长政治、军事和人际关系方面的运筹，经济层面终非强项。但一切经营终究以工业、财政和金融为基础，所谓“实业救国”，民生不立，一切都是空谈。这方面就需要周学熙这个财经专家的鼎力相助了。两人名义上是上下级关系，实质上是合作伙伴甚至是朋友。1909年初袁世凯被逼下野，隐居于河南家乡。第二年三月份，周学熙的父亲周馥已经七十五岁高龄，还以亲家的身份长途跋涉去祭拜袁氏祖坟，周学熙也从北京赶去会合，父子两人一共在袁世凯家住了十天，相谈甚欢。如此殷殷情意对于下台失势的袁世凯而言无疑是心理上的雪中送炭，也证明了周、袁两家的友谊经得起时间和时局的考验。

辛亥革命胜利后，1913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3年10月被第一届国会选举为正式大总统，但压力非常之大。先不说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挑战和地方势力在军事上的挑战，新生的中华民国首先要面对的是财政上的困窘。清廷原本没有公共预算的理念和举措，到了1911年，才根据当年的收支情况编制了第二年（即宣统四年）的国家财政预算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清廷的中央财政收入为一亿九千万元，其中92%来自全国各省的财政上缴。而事实上，整个1912年中央财政收入只有三千万元不到，且军费膨胀，入不敷出，就连一向忠诚有序的北洋军也开始闹饷哗变，在京师重地纵火抢劫。

此时，袁世凯想到了他长久信任的财政专家周学熙，在1912年7月任命周为财政总长，主要负责对外借款事宜。这场所谓的“善后大借款”曾经遭到过广泛的攻击，但以今日之眼光来看，我们也想不出，以袁世凯当时的处境，如不低头向列强借钱，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迅速挽救财政危局？让老朋友从事这项工作，袁世凯是把周学熙架在火上烤。周氏遭到了舆论的广泛攻击，清誉受损。第二年四月份借款成功签字，他也黯然辞职了。

这项向列强借款在心理上起到了激励作用，在技术上起到了杠杆作用，是北京政府起死回生的关键。从此北洋的财政状况开始好转，到1915年，财政收入已经上升至一亿三千万元。

中国财税制度的奠基者

自1912年7月担任财政总长以来，周学熙一方面举行“善后大借款”的筹措工作，和列强银团唇焦舌敝地反复折冲，另一方面连续向国会提出了三个财政税收方面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意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并使得财税制度开始现代化。周学熙认为，清朝的税收体制有三大弊病，那就是穷人纳税繁多；富人反而不纳税；地方截留严重。就此，周学熙设计了一个中央和地方两利的财政体系和纳税方案，但还未及施行便匆匆下野了。

1915年4月，周学熙被再次征召出任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才开始有时间、有精力推广他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他首先设立新的财政管理体系，明确清晰地划分了国税和地税的区别；同时将盐务直属于中央；然后整理田赋，公平丈量。他的这些举措开始了中国税收体制的新时代，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