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本卷描述了整个王朝时期巴比伦尼亚的历史走向,完整记述了南部王国的历史。去年秋天,由于战争,本卷不得不推迟出版。但是,应出版商的要求,我终于得以完成本卷并且看到了本书的出版。当英国军队占领了南部美索不达米亚时,一部关于其早期历史的著作的出现或许正恰逢其时。
得益于最近的考古发掘工作,巴比伦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现在已经能够重新认识这一古代世界最著名的城市之一的主要特征。与亚述的首都阿舒尔和尼尼微的命运不同,巴比伦在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统治之下得以幸存,几乎没有多大改变。从希罗多德的时代开始我们对其较大的变动一直有所了解。最近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希罗多德对巴比伦面积范围的描述的确需要修正,但其他方面信息的准确度是可以肯定的。城堡墙上的狮子浮雕和伊什塔尔神门上的彩釉砖神兽都仿佛使我们感受到她散发的无穷魅力。据称巴比伦城中最著名的建筑是皇宫的空中花园;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很难说与其盛名相符。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墙护卫着的巴别塔—巴比伦的梵蒂冈。
在巴比伦城发现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新巴比伦时期的,但是与整体巴比伦文明的典型风格保持了一致。在旧的基址上神庙一次又一次被重建,宗教保守主义使早期的泥砖墙和原始装饰得以保留。甚至那波坡拉萨尔的王宫也一定要保持与汉穆腊比宫殿类似的风格。而且从第一王朝开始城市的街道网络似乎都没有太大变化。这些最早的对城镇进行系统规划的尝试似乎也反映汉穆腊比在其国家的法制中引入的机制。巴比伦历史中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贯穿其整个王朝始终的文化的延续性。而最主要变化则是在于土地占有制度方面,由原始的部落传统或集体所有制逐渐转变为西塞姆和加喜特征服者所鼓励的买卖和兼并政策之下的私人占有制。在当前的印度村庄社区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类似这种早期系统及其遗存。
与亚述的历史相反,巴比伦的历史不仅仅是一个族群的军事成果,而是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更为相关。其权力的巅峰时代早在最初的诸王便已经造就了;后期的对外政策仅仅是以其商业需求为导向。波伽兹考伊的信件与阿马尔那信件同样都显示了巴比伦更倾向于依靠外交而不是武力手段。与北部王国长期斗争的事实表明如果形势需要巴比伦完全不惧战斗,但是在后期其军队从未曾匹敌训练有素的亚述军团。那波坡拉萨尔与其子的强大帝国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米底的防卫力量;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凯美什的成功并不能证明巴比伦人突然改变了一贯政策。最近发现的一封信件表明尼布甲尼撒晚年的时候至少有部分军队的状态不尽如人意。这恰恰意味着为波斯人的占领提供便利的戈比亚斯(Gobryas)可能与同名的巴比伦将军是同一个人。可能是米底的崩溃让他对其本国的反抗的前景丧失了信心。
巴比伦能够在不断的外来占领下幸存,并使其文明反而渗入征服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其土壤和亚热带气候带来的丰饶。他们的商队承载着文明远播海外。在其他国家遗留的著述中去追踪这些互动的影响是其历史中最令人着迷的问题之一。最近的许多研究都致力于这一主题,而这些研究结果的重大价值已经显现。有人提出观点认为巴比伦的影响主导了西亚以及欧洲宗教的发展。这种猜测背后的理论对该国家历史的假设性解读不容忽视。本书最后一章试图评估这种假设与历史研究的一致程度。
本卷书延迟出版却带来了整合最新的和有些尚未发表的发现成果可能性。A. T. 克雷教授有幸获得了耶鲁大学收集的一份完整的早期拉尔萨国王的名单和另外一些对巴比伦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他在准备发表文献的同时,慷慨地将相关材料的誊抄稿送给我并许可全权使用。巴比伦第一王朝与其他王朝重叠的信息,使人们对巴比伦崛起的环境有了新认识。但是这些近来的发现普遍来说都没有涉及对整个年代学序列的重大改变。而且其所导致的局部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抵消的。在巴比伦后期王朝的统治下,其历史与亚述历史的关联之紧密使南部王国很难孤立存在。本书试图大致确定冲突的主要阶段以及巴比伦人本身利益受到影响的方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对这一时期的整体的分析将被放在后面。在本系列著作的第三卷中将对两个地区的文学和文明进行联合阐述。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卢浮宫博物馆副馆长蒂罗丹根先生,感谢他去年允许我研究他掌管的尚未发表的历史材料。他提供给我的信息对我接下来在战争前不久在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博物馆的工作中的发现至关重要。前文已提到我对克雷教授的感激,是他不时向我提供其他未发表的材料。关于这些材料的信息细节说明将在书中给出。我同C. F. 伯尼教授讨论了许多关于巴比伦对希伯来文学的影响的问题。我非常感谢A. C. 黑德兰姆教授允许再版我1912年在《教会评论季刊》发表的文章关于该主题的部分。
我向E. A. 沃利斯巴杰教授致以谢意,是他建议我应该写这部分历史,他的建议使我受益良多。我非常感激弗雷德里克·肯扬爵士和D. G. 贺加斯先生允许我使用不列颠博物馆官方出版物中的插图。我还要感谢巴黎的欧内斯特拉鲁斯先生允许我重新编辑他在J. 德·摩根先生编著的《波斯代表团的回忆》中发表的一些图片;以及圣经考古学会理事会和秘书借用了一本木刻版用来证明我为他们的会议论文集所写的一篇文章。大多数说明考古发掘的图片是来自现场拍摄的照片;文本中出现的平面图和图画来自E. J. 兰伯特先生和C. O. 沃特豪斯先生的工作,他们在确保准确性方面不遗余力。本卷封面的设计采用了巴比伦传统中两位最杰出的人物。封面上的图片中描绘了国家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其史诗反映了巴比伦的英雄主义典范。封面背面的图片是右手紧握曾斩杀混乱之龙的火焰剑的巴比伦城神马尔杜克的形象。*
L. W. 金
* 此处指伦敦加托&温达斯1919年出版的本书封面。—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