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传记之模糊不清的地位
[1]在我年轻的时候,学者们(scholars)写作史书,绅士们(gentlemen)写作传记。但他们是真的绅士吗?学者开始犯疑,他们对自己的邻居,传记作家(biographers),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心。传记作家不再安分守己,他们声称自己对人类动机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直觉,甚至宣称自己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historians)。
史书与传记的区分古已有之,且备受尊崇,波利比乌斯(Polybius)是这样宣告的(10.24),普鲁塔克(Plutarch)是这样认为的(《亚历山大传》[Alexander]1.2),迈耶(Eduard Meyer)迟至1902年还再次这样确认过,但它似乎正在被一个吵闹不休的跨国学派所否认,其中最为突出的人物是路德维希(Emil Ludwig)、莫洛亚(André Maurois)和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们身后隐约有某些黑暗势力蠢蠢欲动。伍尔芙(Virginia Woolf)不是猜测说,人类天性在大约1910年12月前后发生了变化吗?学者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但是传记作家却紧紧抓住了它。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使用性、死亡或祖先原型(ancestral archetypes)之类的潜意识动机来反对基于生产力和文化环境的历史阐释。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弟子们轻视历史进程和人民大众,他们很快认识到,相较于诗歌,传记更适合作为传播他们信条的天然媒介。1920年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自己书写了格奥尔格的传记, der Gesamtmensch[所有人],eingefleischte moderne Protestanten[都变成根深蒂固的现代新教徒],只有歌德(Johann Wolfgangvon Goethe)和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除外,他们身上有一种真正的古典性格,与蒙森(Theodor Mommsen)和维拉莫维茨(Ulrich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大不相同。
[2]说实话,史书与传记之间的希腊式区分,远没有像迈耶的例子似乎证明的那样得到普遍接受。迈耶直率地陈述说,aber eine eigentlich historische Tätigkeit ist sie [Biographie] nicht[但是一项真正的历史性活动不可能被写进传记],[1]这种观点即便在当时也只是特例。16世纪以来,流行的史学方法论都认为传记自然应当是史书写作的一种合法形式。我在每个世纪只举一个例子。博丹(Jean Bodin)在《历史知识方法简论》(Methodus ad facilem hostoriarum cognitionem,1566)中区分了一个人的历史与整个民族的历史,他用普鲁塔克立论,同样也用李维立论。一个世纪之后马斯卡蒂(Agostino Mascardi)《历史学的技艺》(Dell’artehistorica,1636)把Vite[传记]纳为史书的诸多分支之一,其他还有Effemeridi[历法]、Annali[纪事史]、Cronache[编年史]和Commentari[史书注释]。18世纪的马布利神甫(l’Abbéde Mably)则承认普鲁塔克是historein desmoeurs[道德历史学家]的典范。[2]
在这三个世纪中,人们几乎毫无争议地承认传记是史书的一种类型,取代了传记与史书之间的希腊式区分。这种处理方式在19世纪看来过于简单。这也难怪,当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被解释为观念或者生产方式的发展时,记叙个别人物的生平有什么意思呢?即便像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这样思想敏锐又经验丰富的历史学家,也感到很难再声援传记。他的《史学概论》(Historik)讲稿中有一段醒目的文字,区分了可以写进与不可以写进传记的人物。他强调说,谁要是想写恺撒(Caesar)或者腓特烈大帝(Frederickthe Great)的传记,那他一定是疯了,因为这两个人都属于史书;但是阿尔喀比亚德(Alcibiades)、博尔贾(Cesare Borgia)、米拉波(Honore-Gabriel Mirabeau)这些人就是“彻头彻尾的传记人物”了。[3]换言之,冒险家、失败者、边缘人物才是传记的主题。[3]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不会同意这种观点:对他来说,传记和自传的发现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对人的发现的一个本质部分。然而伯伦汉(Ernst Bernheim)教授在《史学方法论》(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中表达了对传记作家的不信任,这更加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的流行看法。
如果历史学家不能确定该把哪些东西留给传记作家的话,就不该抱怨传记作家从史学那里索取越来越多的东西。传记作家的后台有布克哈特,有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有弗洛伊德,有格奥尔格。他们声称得到了雅典和罗马的支持,起码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支持他们的。罗素(Bertrand Russell)作为反战作家在1918年被关进国王陛下的大牢,有人听见他在读《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的时候笑语不断。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把路德维希当成了自己的埃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他的情妇萨尔法季(Margherita Sarfatti)给他写了一本圣徒传式的传记,但他觉得还不够。帕皮尼(Giovanni Papini)皈依天主教的时候写了一部路德维希风格的基督生平,以此向世界宣告他的改宗。
德国教授们在《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上用感性的文字齐声抗议,反对他们称之为Historische Belletristik[历史小说]的东西。蒙森的一个亲戚写了一篇论文反对路德维希。柯林武德(Robin Collingwood)对布鲁姆斯伯里派的所有思考和言论都十分敏感,他的反应是一再复述迈耶对传记的诅咒:
除了思想以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历史。因此,比如说一部传记,不管它包含着多么多的历史,都是根据那些不仅是非历史而且是反历史的原则而构成的。[4]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则平静地提醒他的读者,“路德维希这样的作家就是历史编纂学中的维罗纳斯(Guidoda Veronas)”,[5]维罗纳斯是20世纪初半言情、半色情的二流小说家。然而克罗齐的理论立场要比他这句玩笑所暗示的模糊得多。尽管他自己就是一个积极的传记作家,但他提出的很多想法势必会动摇使传记成为可能的任何信念。[4]他在文学批评中把一位作家的生平信息与艺术个性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前者与后者绝无干系,他写但丁和莎士比亚的书就是证明。他曾经强调说,普通史书中重要的是事件,而非人的意图。他甚至更为激进地否认人类个体的存在,按照他的说法,真正存在的只有普世精神(Universal Spirit)。如果克罗齐的思想前后一贯的话,他就会像柯林武德那样,彻底否定传记有任何存在的权利。
我恰巧出身于一个在20世纪早期致力于传记写作的家庭,这些传记作品水准很高,而且带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斐利斯(Felice Momigliano)为意大利统一运动中许多人物所写的传记式文章还算不上完全的传记,但是起码其中的一篇,即1901年发表的对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和卡塔内奥(Carlo Cattaneo)心理的比较,在当时乃是开创性作品。斐利斯还很偶然地成了托尔斯泰(Lev Tolstoy)的传记作者,并且在思想上深刻影响了他的朋友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阿蒂利奥(Attilio Momigliano)论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专著分为两部分,出版于1915和1919年,理所当然地成为意大利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家庭成员杰莫洛(Arturo Carlo Jemolo)论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的小书则展现出对种种复杂的心理状态和道德议题非比寻常的敏锐。早在1922年就用这样的心理学方法去研究一位饱受争议的意大利政治家,不仅大胆,也让人不安。
斐利斯于1924年逝世,走得太早以至于没有受到新形势影响。阿蒂利奥和杰莫洛停止写作传记。史书写作领域的一个重大国际危机变成我家庭圈子里的一个内部危机。欧卡迪奥(Eucardio Momigliano)是一位律师,法西斯主义断送了他本来一帆风顺的政治生涯,他出版了几本书,看起来受到了莫洛亚和路德维希的危险影响。它们被翻译成五六种语言,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不断重印,显然证明了它们存在的权利。[5]但是当时看来这些书着实令人尴尬——就家族标准而言它们几乎就是一种背叛。
这些也许足以解释我早年对传记作品的态度。虽然我对个人研究非常感兴趣,但早年在对克劳狄(Claudius)和马其顿的腓力(Philipof Macedon)的专论里,我还是小心翼翼地避免简单罗列传记细节。在那些遥远的时光中我对古典传记也意兴盎然,早在1928年我就研究过希腊化时代硕果仅存的传记作家撒提鲁斯(Satyrus),并且为斯图尔特(Duane Reed Stuart)的《希腊罗马传记的时代》(Epochs of Greekand Roman Biography,1928)写过书评。稍后我还给《意大利科学、文学与艺术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Italianadi Scienze,Lettereed Arti,1929—1933)写过普鲁塔克和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的词条。在回顾过去三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时候,我必须承认,对缠绕在古典传记身上的那些纷繁复杂而又严肃重要的问题,我是尽力避免牵涉其中的。
现在我以古稀之年回归古典传记,不完全是因为认识到在我年轻时最为困难的这一史书分支现在已经变成最简单的了而回来忏悔。传记在学者中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受欢迎,这样被尊重,这样毫无争议。即便在18世纪普鲁塔克被奉为宗师的全盛时期,传记在一般历史学家特别是古代史专家中的流行程度也远远无法与现如今媲美。这种全体一致甚至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身上。谁能想到普鲁塔克居然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家的亲密朋友?最近几年阿维林采夫(S.S.Averincev)和其他俄国学者不仅是争先恐后,简直是激情四射地在《古代史通信》(Вестник Древней Истории)和其他一些地方研究普鲁塔克。
传记新近一次流行的原因有很多,部分是因为当代传记已经分化成很多类型,能够满足不同的需要。传统文化史学家依然能从凯基(Werner Kaegi)不朽的布克哈特传记那一类老式杰作中获得无限愉悦,[6]心理学家有他们的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非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在理论上——当然不一定在实践上——转向帕斯卡尔(Roy Pascal)。这成千上万的传记,我们古代史专家称之为“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近现代史专家(至少在英国)称之为“纳米尔史学”(namierization of history),为社会史学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
更为重要的可能是这样一个负面事实:由于日益纯粹化和复杂化,满腔热忱的社会史正在变得越来越棘手。所有以仰慕之心追随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Sixième Section of the Écoledes Hautes Études)实践的人都该感到奇怪,这样一种对社会发展的显微镜式研究,能够无限地从事下去吗?生活的位面不可胜数,史学家有可能把他们全都数尽吗?在这种不确定的形势下,一篇传记看起来起码还代表着某种可以限定的东西。无论我们这些古代史专家如何反对对于罗马政治的群体传记学研究,它起码还能提供坚实的材料:生涯和家庭联系都是事实。传记在史学研究中获得了一个模糊不清的地位,它可能是一种社会研究的工具,也可能是逃离社会研究的手段。
时至今日似乎已经没有人怀疑传记乃是一种史书。也许我们最好回到传记的发明者古希腊人那里去,问问他们为什么从来都不把传记当成史书。传记在当今史学中的新地位直接导致了一些新问题,也该提出来问一问。我们要问与传记有关联的自传在古代世界地位如何,这个问题在20世纪史学中同样存在。我们要问是哲学的哪一部分塑造了古代传记的样式,当然同样的问题在近现代传记中也同样存在,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第一个做出回答。
传记在当代史学研究中的新特权地位本身就自相矛盾,这招致了很多问题以及质疑。[7]研究传记自身发展的历史,以及它与史书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我们就能扩大问题的范围,澄清我们的质疑。对于传记这一令人惊叹的非凡事物的起源,我在这些演讲中只能提出一些事实和一些猜测。至少我会努力不回避困难、不掩饰无知,无论这种无知是由于我个人,还是由于证据的缺乏。
[2].Delamanièred’ècrirel’histoire(ed.1784)10.
[4].The Ideaof History,304.[译注]译文引自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增补版),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页300。
[5].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italiana nel sec.XIXII,3rded.,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