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

尼采表明，现在可以如此勾勒西方精神生活的整个轨迹:从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开始，中经柏拉图主义，最后到反柏拉图主义的漫长斗争。如尼采所说，我们都是柏拉图主义的内心紧绷且充满期待的后裔（《善恶》，“前言”）。作为这场精神戏剧的一个缩景，本书集中于两个伟大的事件。第一个就是现代科学及随之兴起的技术。通过检审位于我们时代源头的几部要著，笔者希望能重新揭示我们作为现代人的起源。这几部绝妙的神来之作旨在为新事业辩护:它们论证说，为了人类的善，在人类历史的这个时刻，绝对有必要征服并拥有自然。第二个伟大事件就是尼采的思想本身，因为尼采不仅是一位把我们的整个传统置于新阳光下的哲人（《快乐》，条34），他同样迫不得已要投身其中并战斗（《悲剧》，条15）。尼采的工作本身就是战斗，它代表了人类面对自然的全新立场；这种立场可以克服古今柏拉图主义此时大白于天下的危险，并使人有可能肯定一切存在者的短暂和消逝。尼采这位思想者尤以其否定论断而闻名，但他也奠定了对尘世的全新肯定，即一切存在者的永恒复返。

在尼采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以迷人的方式讲述的迷人故事。因为尼采本人在解释我们的精神史时，践行了他那独具一格的写作艺术（即便在书的篇幅很长时）:格言的艺术。这种写作艺术意在吸引一种特殊类型的读者，并在这种吸引中塑造和锻炼他们，培育他们，让他们成为尼采分子。尼采的写作艺术顾及了下述事实:起初，一切听起来无不骇人听闻，因为读者都已经被灌输了另一种相异的观点；［12］起初，没有尼采分子而只有尼采。把不受欢迎的革新引入到已经成形的生活方式之中，这是每一位革新的导师所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尼采明白，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他，他会被诬蔑为邪恶的导师，因为从字面意义上来说，他的确是一位教授邪恶的导师:“邪恶就是反对传统”（《人性》，I.96）——“新事物永远是邪恶的……只有旧事物才是好的”（《快乐》，条4）。怎样引入一种“邪恶的”教诲？通过阴谋。通过勾引。通过“心灵的天才……神样的诱惑者（tempter-god）”的技艺——他知道怎样“下降到每个灵魂的冥府”（《善恶》，条295）。

实际上，本书只是要介绍尼采及其邪恶的教诲，介绍尼采面对并且（我认为）解决的根本的、全面的文明问题。“太少语文学”——年迈的语文学家尼采曾如此谴责其同时代人。“太多语文学”——许多读者或许会如此指责本书。既然我们的宏大目标在于理解现代性的起源，谁还会理会培根文本中的细枝末节呢？更糟的是，谁还想精心研读培根的《宣告一场圣战》（Advertisement Touching an Holy War），谁还希望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发现培根宣告一场反基督教的圣战的理由？虽然每个人都读笛卡尔，但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方法谈》（Discourse on the Method）值得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方法谈》是理解笛卡尔整个计划的不二法门。本书离开了这条从者甚多的道路，从一种尼采式的视角来考察这些受到忽略的著作。我的理由是，这些短小的作品隐含着某种恢弘的气象，只有坚持不懈的研读，才能从中发现这种恢弘气象。此外，在我看来，只有在这些作品中，而且只有通过这样的研读，现代的哲学起源才可以得到理解。语文学，解释的艺术，阐释学（hermeneutics）:我本应以对赫耳墨斯的祷告开始，不过，即便我知道怎样祷告，这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

在讨论培根的部分，我集中讨论《新大西岛》（New Atlantis）和《宣告一场圣战》，这两部短篇作品都在作者死后才发表，表面上都是未竟之作；但我认为，这完全是培根为了他创始的科学和技术的计划而有意为之。他那些长篇作品阐明这一计划；它们教导了征服自然的全新目标，而且还教导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实验方法。这两部短小的作品后来悄悄出版，以其谜一般的方式说明了培根是谁，培根接受这一使命又是出于什么理由。［13］我对笛卡尔的阐发集中于《方法谈》:这部短篇作品让世人知道了笛卡尔，并作为一个序言阐明了笛卡尔的整个基本原理（这在他的所有著述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部作品还奇妙地承认了笛卡尔所受的影响:这位自我表现为sui generis［自成一类的人］竟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蒙田—培根的结合体。至于尼采，我集中讨论了他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其写作生涯中相对较早的《论历史对生活的利与弊》，另一部是相对较晚的作品，即《快乐的知识》第五卷。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研读，可以见出尼采思想中一个本质的演变，即从早期的深刻担忧直到后来近于自信的解决。这种担忧及其解决可以称之为“科学何去何从？”——如果我们以一种足够开放的方式来思考科学的话。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使我们所有人都面对“致命的”真理；鉴于这一公共的科学造成的那些显著后果，人类的前途会怎样？致命的科学如何能成为快乐的科学，如何使人类社会肯定转瞬即逝的存在者？尼采的思想是伟大的事件；在这场伟大的事件中，一位立法的哲人诱引读者发自情感和理智地肯定存在者。

[1]Deleuze，《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and Philosophy），页xii。

[2]Brinton，《尼采》（Nietzsche），页81。

[3]Gibbon，《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New York，1776-1778），第2章。

[4]可见蒙田《随笔》，II.12，“为塞邦一辩”（Apology for Raymond Sebond），页376，379以下。

[5]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776-778。参见Rosen，《作为政治的解释学》（Hermeneutics as Politics），页27-40。

[6]Redondi，《异端伽利略》（Galileo Heretic），页283。John Toland在1720年发表的文章《克利多弗如斯，或显白与隐微的哲学》（Clidophorus，or the Exoteric and Esoteric Philosophy）详细证明了古代哲人的隐微写作，是理解隐微术的入门之作；参见Toland，《四根》（Tetradymus），页61-100。另见Strauss，《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Zagorin，《说谎之道》（Ways of L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