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　景

［4］一部尼采风格的哲学史要求揭示一位哲人思想的背景。但是，把哲人放在背景中来考虑，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假设思想是其背景的机械产物，如黑格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主张的那样；尼采意义上的背景化（contextualizing）并不沉溺于某种还原论——思想只是对非思想的某种反映。尼采的背景化会认真看待培根在卡珊德拉（Cassandra）寓言中表达的意涵:真正的哲人是卡珊德拉的化身和先知，他清楚自己身在何处，并学会以一种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方式对自己的时代说话。尼采意义上的背景化假定:真正的哲人已经理解了自己的时代，并因而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他已经从时代之子变成了时代的继子（《叔本华》，条3）。

培根和笛卡尔所处的背景不仅包括当时的哲学状况（这当然很重要），也包括某些重大事件:如，两位法国国王遇刺或伽利略被审判等（他们在作品中的某些关键地方提到了这些事件）。这种当下的政治背景还可以扩展为一种更广阔的政治背景，即基督教的宗派战争:在培根和笛卡尔之前那个血雨腥风的世纪里，这场战争已经急剧地改变了欧洲的精神氛围，而且丝毫没有缓和的迹象。不过，还有比这些基督教内部纷争更伟大的战争，即希腊古典遗产与以色列圣经遗产之间的较量:这是西方精神生活内部最根本的较量，尼采称之为“罗马反朱迪亚，朱迪亚反罗马”（《道德》，1.16）。这场漫长的战争刚刚在一次周期性爆发中得到显现，就以文艺复兴在一阵宗教狂热中的覆灭而告终。这场伟大事件激发了培根和笛卡尔的革命性工作。被拖延的事件很难让人看见整体（《道德》，1.8），尼采如是说；同样，这些被无限拖延了的事情更难让人看到整体，因为我们恰恰仍然生活在这些事件当中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理解它们；这种理解号称综合了希腊和希伯来两种遗产，即一种黑格尔式的Aufhebung［扬弃］:发扬每种遗产中对我们好的东西，抛弃无用的东西。重新发现培根和笛卡尔，就可以重新确立一个极端而冷静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精神遗产。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哲学遗产与宗教遗产是精神上的死敌，各自以截然不同的态度看待生命；［5］他们的努力不是要调和对立双方，而是要激起它们之间的精神战争，亦即尼采推进并公开的那种战争。

然而，要想理解哲学，所需的背景甚至必须要比我们西方的整个遗产还要广阔，因为尼采认为，哲学作为一个事件出现于他所谓的人类历史的“道德时期”，也就是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最后的一万余年（《善恶》，条32）。在这个道德时期内，古希腊哲学和圣经宗教都是局部的事件，尽管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我们而言，它们是有决定意义的局部事件。尼采这位思想者比培根和笛卡尔更革命，甚至比柏拉图更革命，因为他的工作发生于他所谓的道德时期的末尾，而且计划终结道德时期。作为一位如此级量上的革命者，尼采是道德的颠覆者？但我们将如何彼此相待？——这个问题把尼采置于一个微妙的情境之中，并且几乎所有人都判定，他对这个问题处理失当:他为了策动和推进这场前所未有的道德革命所选择的修辞要么轻率，要么邪恶。但我一开始就要说（我希望全书能阐明这一点），第一位“非道德者”的工作不是返回远祖，也不是前-道德或次-道德的猛烈爆发。如尼采所说，他的工作是后-道德的，而且必然不再以某位神灵或某种自然法为指导，而是以某种受过科学原则训练的人类理解力的精致感觉与品位为指导（《善恶》，条230）；在良心的发展过程中，尼采的工作继承了一万年的道德期。德勒兹（Gilles Deleuze）说，“一本研究尼采的书不仅要重建概念分析，还必须尽力纠正实践上或情感上的误解”。[1]许多人发现自己的孩子在聆听尼采的观点，仍然会忧心忡忡，这类担忧并非毫无道理:尼采就是要让这些孩子获得一种会令父母们倍感震惊的新视角。

对尼采的思想而言，一万年的道德时期甚至仍然不是一个足够宽广的背景。尼采的哲学出现在道德时期的终点，它要与其在宇宙的位置（即尘世间的位置）相契合。对尼采的思想而言，最广阔的背景就是最广阔的可能背景，即宇宙的自然史——尼采善待并支持的那种科学将阐明这种自然史。“物理学万岁！”尼采在《快乐的科学》（条335）中如是说；同时，他也表明自己并不赞赏培根和笛卡尔的科学，不赞赏后者技术统治的目的和假定确定性的方法。［6］尼采在推进科学的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我们的探究迫使我们把某些东西断为虚假，而我们的希望和恐惧则会使我们把这些东西奉为真实。然而，一旦他考虑到这是某种sacrifizio dell'inteletto［理智的牺牲］（《善恶》，条23）——人们注定会把上述暗示当成权威的说法而不考虑自己的真正工作，他就立即斩钉截铁地说:“恰恰相反。”《善恶的彼岸》条23阐明了感情与理智（heart and mind）之间的这种对立:尼采的工作就是为了理智而牺牲感情。尽管如此，某些习惯于牺牲理智的心灵（hearts）仍然指控尼采的科学，说尼采本人牺牲了理智。“恰恰相反”，尼采的科学是快乐的科学，它试图训练感情在理智的照耀下快乐地生活在地球上，并忠于地球，把地球当做一个已经出现、并将在时空之深幽而神秘的广袤中消逝的生命避难所。尼采的科学是最全面意义上的生态科学。正因此，它才会用理智绑住感情。

“哲人是命令者和立法者。”如果哲学离不开背景（正如在尼采那里），那么，命令和立法就不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行为——简单读一下尼采的命令就可以得出结论，尼采并未设想自然和历史会完全受一个强大精神的支配。相反，命令和立法会熔铸和形塑自然和历史已经给定的东西；它始终关注自己的原材料。尼采把“历史感”称赞为19世纪的第六感（《快乐》，条357），所有真正的哲人都有这种“历史感”:他们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都知道如何言说以便造成非凡的影响。要恢复他们的思想，就必须尽可能地复原他们所处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