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叶潘钦将军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在李铁因大街旁边，离主显圣容大教堂不远。除去这所豪华的房屋以外（其中有六分之五已经出租），叶潘钦将军在花园街还有一所大宅，房租也很多。除了这两所房产以外，他在彼得堡城郊还有一大片收益极大的田产。在彼得堡县里，他还有一家工厂。大家都知道，叶潘钦将军从前包收过捐税。现在他是几家殷实股份公司的股东，拥有很大的表决权。他是一个出名的大忙人，富有钱财，交游广阔。在某些地方，特别是在他的服务机关，他很会装腔作势，显得非他不可。但是，人家也都知道，伊万·费道洛维奇·叶潘钦不学无术，是一个普通士兵的儿子。讲起他的出身，那无疑只会给他增添荣耀。将军虽然为人聪明，但是也并非没有小小的、大可原谅的弱点，同时，他不爱听一些暗示性的话。不过，他总算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例如说，他坚持着一个原则，就是在应该悄悄躲开的地方，他绝不出头露面。许多人敬重他，正是因为他平易近人，以及他永远知道自己在哪个地位。但是，如果那些评论他的人看到这个深知自己地位的伊万·费道洛维奇的心灵里有时发生什么情况，那就太好了！他虽然在人事方面的确有些实际经验，而且也有些卓越的才能，但是他总喜欢表现出自己不妄作主张，专门依照别人的意图行事，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不善巴结的老实人”，而且顺应时代潮流，成为一个心地诚恳的俄罗斯人。在这方面，他还闹过几次有趣的笑话。但是，即使闹出天大的笑话，将军也永远不会垂头丧气。再有，他这个人运气很好，连玩牌也是如此。他下的赌注很大，他不但不愿意隐瞒赌钱这个小小的、使他多次得到教益的嗜好，反而会故意地拿来炫耀一番。他交的朋友很杂，当然都是一些所谓的“大亨”。不过，他的前途非常远大，因为他有时间办一切事情，一切荣华富贵都会应时来到的。而且，从年龄来看，叶潘钦将军也还正在所谓的“好时候”——就是五十六岁，不多不少；无论如何，这正是壮年，真正的生活就是从这个年龄开始的。他身体健康，满面红光，虽然有些发黑但是结实的牙齿，短矮而强健的体格，每天早晨上班时的愁眉苦脸，晚上坐下玩牌或者在大臣那里的愉快形象——这一切使他现在和未来都会得到成功，给这位将军大人的生命路程铺上了玫瑰。

将军拥有一个花团锦簇的家庭。当然，他家的小姐也并不都是玫瑰花，不过，将军大人早就已经对这方面非常注意，把他最主要的希望和目标都寄托在这里了。而且，在人生中，有什么目标会比父母的目标更重要和更神圣的呢？一个人不依靠家庭，还能依靠什么呢？将军家里有一位夫人和三位成年的女儿。

将军结婚很早，还当陆军中尉时就娶妻了。妻子的年纪和他相仿，既不漂亮，又没有学识。将军娶她时，一共只弄到五十名农奴的嫁妆，但是在实际上，这些农奴却成了他日后飞黄腾达的资本。所以，将军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早婚，从来不把这件事当作不幸的青春的迷恋。他十分尊敬自己的夫人，有时还怕她，因此竟产生了爱情。将军夫人出身梅什金公爵一族。这一族虽不是望族，却有很深的渊源。她因为出身名门，自视很高。当时有一个极有权势的人物，一个可以不费力量施恩的保护人，愿意关照年轻公爵小姐的婚姻。他给这位青年军官开了门，推他进去，就是不推，只要看上一眼，也不会白白费事了！除去很少的例外，他们夫妇一辈子过得很和睦。将军夫人出身名门，而且是她那一族的最后一位公爵小姐，但也许是她个人性格的关系，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给自己找到了几个高官显宦做保护人。后来，当她的丈夫有了财产和地位的时候，她在上流社会里也开始立住了脚跟。

近几年来，将军的三位女儿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和阿格拉娅，全都长大成人了。她们三个人虽然只是叶潘钦家的人，但是她们的母亲出身公爵氏族，她们拥有不少陪嫁的财产，她们的父亲前程远大，指日高升；更重要的是，她们都生得貌美如花，连最年长的已经过了二十五岁的亚历山德拉也不例外。老二是二十三岁，最小的阿格拉娅刚满二十岁。这位最小的姑娘长得十分漂亮，在社交界已经开始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还不算，她们三人又都很有学识、智慧和才能。大家都知道，她们彼此相亲相爱，互相扶助。甚至有人说，两位姐姐为了妹妹——全家的共同偶像——宁愿牺牲自己。她们在社会上不但不爱出风头，甚至过于谦逊了，谁也不能够责备她们傲慢和自负。不过，大家都知道她们是骄傲的，而且了解自己的身价。大姐是音乐家，二姐是杰出的画家。但是，许多年来，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只是最近才被人偶然发现。一句话，人家夸奖她们的话太多了。可是，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他们带着恐怖的口气，说她们读过多少书，她们并不忙着出嫁。虽然她们也看重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并不很过分。最应该注意的是，大家都知道她们父亲的志趣、性格、目的和愿望。

当公爵按下将军住宅的门铃时，已经是十一点钟左右了。将军住在二层楼上，他住的房子尽可能地朴素，但还是和他的地位相称。一个穿着镶金边制服的仆人给公爵开了门。公爵站在门口，不得不向这位仆人多费一些唇舌，因为仆人一看到他，就满腹狐疑地望着公爵和公爵的包袱。经过公爵再三确切地声明，他的确是梅什金公爵，有要事必须谒见将军，那个满腹狐疑的仆人才把他引到一个小小的前室里，这间小前室紧接着客厅旁边。那个仆人把他亲手交给另一个每天早晨在前室里值班、专管向将军通报来客的仆人。这个人穿着礼服，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带着一副殷勤的面孔。

他专门在书房伺候，职掌向将军大人通报，所以也很知道自己的身价。

“请您在客厅里等一等，把包袱留在这里。”他一边说，一边不慌不忙地、大模大样地坐到安乐椅上。他带着十分惊讶的神情看着公爵。公爵立刻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下了，手里拿着包袱。

“如果您允许，”公爵说，“我最好是在这里等候，同您在一块儿。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有什么意思？”

“您不应该留在前室里，因为您是访问者，换一句话说，就是客人。您想见将军本人吗？”仆人显然不愿意放这个客人进去，所以又放胆追问了一句。

“是的，我有一件事情……”公爵说。

“我不问您什么事情——我的职务只是通报一声，说您到来了。但是，不经过秘书，我是不能给您去通报的。”

这人的疑心似乎越来越大了，因为他觉得公爵不太像平常的一些客人。将军虽然经常地，几乎每天，都在一定的时间内接待宾客，特别是为了公事，有时甚至接见三教九流的客人。仆人虽然已经养成习惯，而且得到放松限制的训令，但他心里还是非常疑惑，他觉得非通过秘书去报告不可。

“您真是……从国外来的吗？”他终于不由自主地问，并且感到惶惑起来；他也许是想问：“您果真是梅什金公爵吗？”

“是的，我刚下火车。我觉得您是想问我真是梅什金公爵吗，出于客气，才没有问出来。”

“嗯……”仆人很惊讶，这样含混地应着。

“我告诉您，我没有对您撒谎。您不会因为我受到申斥。至于我这副样子，还带着包袱，您也不必惊讶，因为我现在的境况不太好。”

“嗯，您要知道，我怕的并不是这个。我应该去通报，秘书也会出来见您，除非您……除非您……这句话可真难出口……我冒昧问您一句，您是为了贫穷来向将军求助的吗？”

“不是，这一点请您完全放心好了，我另有其他的事情。”

“请您原谅，我是看着您的样子才问的。您等一下秘书，他现在正和上校商量事情，商量完了以后，秘书就会来的……这是公司里的秘书。”

“既然要等很长时间，那我要请求您一件事情：能不能帮我在这里找个地方抽一口烟？至于烟斗和烟叶，我都带在身边。”

“抽烟吗？”仆人用轻蔑的、疑惑的眼光朝他扫了一下，似乎还不信自己的耳朵，“抽烟吗？不，您不能在这里抽烟，而且，您怀有这个念头就很可耻啊。嘿……真是奇怪！”

“哦，我不是请求在这间屋子里抽，我知道这里的规矩；我想走出去，到您指定的地方去抽，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现在已经有三个钟头没抽啦。但是，随您的便吧。您知道，常言说得好——入境问俗……”

“叫我怎样上去通报呢？”仆人几乎不由自主地喃喃地说。

“第一，您不应该留在这里，而应该坐在客厅里，因为您在访问者的行列里，换句话说，就是客人。人家会质问我的……您是打算在我们这里住下吗？”他补充着说，又斜眼去望公爵的包袱，显然对那包袱不放心。

“不，我不想住在这里。即使他们请我，我也不能留下。我只是想来认识一下，并没有别的意思。”

“怎么？认识一下？”仆人带着惊讶和三倍的疑心问，“您起初怎么说是为了事情来的呢？”

“差不多不是为了事情！事情是有一桩的，不过想请教一下。但是，我主要是想认识一下，因为我是梅什金公爵，叶潘钦将军夫人是梅什金一族最后的一个女人。除了我和她以外，梅什金一族就再没有人了。”

“那么，您还是亲戚啦？”仆人大吃一惊，几乎哆嗦起来。

“大概不是。但是，如果扯长了说，我们当然是亲戚啦，不过是很远的，不能算作真正的亲戚。我在国外给将军夫人写过一封信，她没有回复我。我现在回国以后，仍然认为必须有一点关系。我现在把这一切对您解释一下，使您不产生怀疑，因为我看您还不放心。您去通报梅什金公爵求见吧，在通报时就会发现我来访问的原因。如果接待我，当然很好；如果不接待我，也许同样很好。不过，他们好像不能够不接待，因为将军夫人自然想见一见自己族里长辈的唯一的代表。她对于自己的氏族是很珍重的，我的确听人家说过。”

公爵的谈话好像很随便。但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越随便就越显得离奇，使富有经验的仆人不能不感觉到，人和人之间完全适合的一切，在客人和仆人之间是完全不合适的。因为仆人的头脑，要比他们的主人所设想的聪明得多，所以这个仆人也就想到，现在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公爵是一个骗子，一定是上门来请求救济的；要不公爵只是一个傻瓜，没有什么尊严感。因为聪明而有尊严感的公爵，绝不会坐在前室里，和仆人谈论自己的事情。如此说来，在这两种情况之下，自己会不会为他受责备呢？

“您还是请到客厅里去吧！”他极力坚持着说。

“如果坐在那里，便不能对您解释一切了，”公爵很畅快地笑了，“因为您瞧着我的斗篷和包袱，就会更加不安起来。现在您也许可以不必等候秘书，自己上去通报一下吧。”

“像您这样的访问者，不经过秘书，我是不能上去通报的。何况大人刚才说过，上校在那里的时候，不许任何人打扰他，只有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不经通报就可以进去。”

“他是官员吗？”

“您说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吗？不是。他在公司里服务。您可以把包袱放在这里。”

“我已经想到这一点，只要您能允许就行。再有，我要不要把斗篷脱下来？”

“当然了，不能穿着斗篷进去见他呀。”

公爵站起来，连忙脱下身上的斗篷，露出式样极体面、缝得很精致，不过已经穿旧的西服。背心上挂着一条钢链。链上系着一块日内瓦制的银表。

仆人已经确定公爵是一个傻瓜，他觉得自己作为将军的侍从，如果再继续和访客谈话，总不是体面的事。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很喜欢公爵，当然是另一种喜欢；只是从另一种眼光来看，公爵又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很大的愤恨。

“将军夫人什么时候见客？”公爵问，又坐到原来的位置上。

“这不是我的事情。她见客是断断续续的，看来的人而定。十一点钟接见裁缝。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总是比别人先得到接见，甚至还被邀请用早餐。”

“在冬天的时候，你们的屋子里比国外温暖得多，”公爵说，“外国的街上却比我们温暖。但俄国人如果没有住惯，是住不了他们的房间的。”

“他们不生火吗？”

“是的，而且房屋结构不同，就是说火炉和窗子不一样。”

“嗯！您去了多久？”

“四年。不过，我差不多都是住在一个乡村里。”

“对我们的生活已经不习惯了吧？”

“这是自然的。不知您信不信，我对自己没有忘掉俄语感到很奇怪。我现在同您谈话，自己心里这样想：‘我说得还好。’也许为了这个原因，我才说许多话。自从昨天起，我的确想说俄语了。”

“嗯！嘿！您以前在彼得堡住过吗？”（仆人无论怎样努力约束自己，也不能不参加这种有礼貌的、客气的谈话。）

“在彼得堡吗？差不多完全没有住过，只是路过而已。我从前一点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形。但是，现在我听说这里的新鲜事太多了。据说连那些原来熟悉彼得堡的人，也只好对它重新认识一下了。现在，这里有许多人谈论法院的事情。”

“嗯！……法院。法院倒确乎是法院。外国怎么样？他们的法院判决得公平一些吗？”

“我不知道。关于我们的法院，我倒听过许多议论。我们这里又废除死刑了。”

“外国有判死刑吗？”

“是的，我在法国的里昂看见过，什奈德尔带我去看的。”

“绞死的吗？”

“不是，法国一概砍头。”

“怎么？罪犯喊不喊？”

“哪里会喊！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他们把罪犯放在那里，一把大刀就落下来。他们用一种机器，叫作断头台，又沉重，又有力量。……不等你眨眼，脑袋就掉下去了。准备工作是极可怕的。当宣告判决，给罪犯穿上囚装，绑上绳子，把他带到断头台上去的时候，那才可怕呢！许多人跑来看热闹，甚至还有妇女，尽管那里是不欢迎女人去看的。”

“那不是她们该看的事情。”

“当然了！当然了！她们哪能看这样悲惨的事情呢？……我看到的那个罪犯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勇敢的、强壮的、岁数不小的人，他姓莱格洛。我对您说，信不信由您，他一上断头台就哭了，脸白得像纸一般。难道这是可以忍受的吗？难道这不是可怕的事情吗？谁会由于恐怖而哭泣呢？我真想不到，他又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个从来没有哭过的大人，一个四十五岁的人，竟会由于恐怖而哭起来。在这时候，他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怎样地颤抖呢？那只是对于灵魂的污辱啊！《圣经》上说：‘不要杀人！’那么，因为他杀了人，就该把他杀死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我看见这桩事有一个多月了，可是至今还好像在眼前一样。我梦见过五次了。”

公爵说话的时候，竟兴奋起来，惨白的脸上浮起一些红晕。不过他的语调依旧是很柔和的。仆人带着同情的样子看着他，似乎不愿意离开对方的眼睛；大概他也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喜欢动脑筋的人吧。

“头掉下来的时候，”他说，“不很痛苦，这还算好。”

“您知道不知道？”公爵热烈地接着说，“您注意到这一点，大家也正和您一样注意到了，因此就发明出断头台这个机器。我当时有这样一个念头：这万一更坏的话，又怎样呢？这话您觉得可笑，觉得很奇怪，但是，您多少想象一下，脑子里是会出现这样念头的。您想一想，譬如拷打吧，便有苦痛、创伤和身体的折磨，这一切反而使你能分散精神上的痛苦，只是为了一些创伤感到肉体的痛苦，一直到死为止。你要知道，最主要的、最剧烈的痛苦也许不在创伤上面，而在于你明明知道再过一小时，再过十分钟，再过半分钟，现在，立刻——灵魂就要离开肉体，你将不再成为一个人；而且知道这是不会改变的，主要的是，知道这是不会改变的。你把头放在刀子下面，听见刀子从你的头上滑下来，这四分之一秒钟是最可怕的。您知道不知道，这并不是我的幻想，而是许多人这样说的。我相信这些话，所以很直率地对您说出我的意见来。为了杀人罪而杀人，这是比犯罪本身重到无可比拟的一种刑罚。按照判决杀人，要比强盗杀人可怕到无可比拟的程度。一个人被强盗杀害，不论是黑夜时在树林子里被砍死，或是被用别的方式弄死，他一定还希望能够得救，在最后的一刹那还有这种希望。有过这样的例子：一个人的喉管被割断了，他还怀着希望，或者是逃走，或者是哀求饶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最后的希望，要比死去容易十倍的希望，一定被剥夺了。既然有了判决，又明知道避免不了，所以可怕的痛苦便全在这上面，世界上就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您把一个兵士领来，放在战场上的大炮对面，对他射上一炮，他总还有一线希望，但是，如果对这兵士宣读一定处死的判决，他就会疯狂或哭泣的。谁说人类的天性能够忍受一切而不发狂呢？为什么要有这种丑恶的、无用的、白费力的辱骂行为呢？也许有这样的人，人家对他下了判决，让他受些折磨，以后才说：‘你去吧，饶你的命。’这样的人也许会讲一讲的。基督也讲过这种痛苦和这种恐怖。不，人是不能这样来对待的！”

仆人虽然不能像公爵似的表达出这种思想，但是，已经了解（当然不是全部了解）到重要的意思，从他那受感动的脸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您既然这样想抽烟，”仆人说，“这也可以，只是要快一点。因为我怕将军忽然有请，而您又不在这里。您瞧，楼梯旁边有一扇门。您走进门去，右面有一间小屋子；您在那里可以抽一下烟，只是请您把小窗户打开，因为这不合我们这里的规矩……”

但是，公爵还没有来得及去抽烟，就看到有一个青年，手持公事，忽然走进前室。仆人马上给他脱去大衣，青年则斜眼看了一下公爵。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仆人偷偷地、很亲昵地说，“有一位梅什金公爵求见，他说是太太的亲戚，刚从国外乘火车回来，手里带着包袱，只不过……”

因为仆人开始耳语，下面的话公爵就听不清楚了。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注意听着，带着极好奇的样子打量着公爵。最后，他不再去听仆人的话了，不耐烦地走到公爵跟前。

“您是梅什金公爵吗？”他非常和蔼地、客气地问。这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也有二十八岁，体格匀称，头发金黄，中等身材，蓄着拿破仑式的小胡子，有着一张显得很聪明的、很好看的脸。他的笑容虽然很客气，但是显得有点过于狡猾；他露出有点过分整齐的牙齿，好像珍珠一般；他的眼睛虽然流露着愉快和十分坦率的神情，但是有点过于凝聚，显得咄咄逼人。

“当他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这样看人，也许永远不会笑的。”公爵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公爵尽可能迅速地解释一番，和以前对仆人，以及更早以前对罗果仁所解释的一样。可是，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似乎想起什么事情来了。

“是不是您，”他问，“在一年以前，也许不到一年，从瑞士寄了一封信来，寄给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

“正是。”

“那么，这里是知道您的，一定会记得您。您想见将军阁下吗？我立刻去通报……他一会儿就有空。不过请您……请您暂时到客厅里去坐一坐……客人为什么在这里呢？”他很严厉地问仆人。

“回您的话：他自己不要……”

这时候，书房的门忽然开了，有一个军人夹着皮包，一边大声说话，一边鞠着躬，从屋里走了出来。

“你来了吗，加尼亚？”书房里有人喊道，“请到这里来吧！”

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对公爵点了点头，匆忙地走进书房去了。

过了两三分钟，门又开了。听见加夫里拉·阿尔达利翁诺维奇用响亮而且欢迎的声音说：

“公爵，请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