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叶圣陶（1894—1988）原名绍钧，字圣陶，1894年10月28日诞生于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1912年中学毕业后担任小学教员。1918年试用白话作新小说，写新诗。1919年加入新潮社。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为发起人之一，与沈雁冰、郑振铎等共同筹办文学研究会会刊《文学周报》，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1922年，与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创办《诗》月刊。1923年春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1927年，代赴欧游学之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进入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1942年，主编成都《国文杂志》和桂林《国文杂志》。1946年，被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推选为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接替老舍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主编文协会刊《中国作家》。1949年春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出版总署副署长和教育部副部长，并长期担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叶圣陶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茅盾盛赞他的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等，“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扛鼎”之作《倪焕之》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鲁迅盛赞叶圣陶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郁达夫认为叶圣陶的散文令人有“脚踏实地，造次不苟”的艺术风格，“一般的高中学生，要取作散文的模范，当以叶绍钧氏的作品最为适当”。
郁达夫称颂的叶圣陶的散文，指的是始于1917年的“新文学的散文”。从1917至1949年三十多年间，叶圣陶先后出版过《剑鞘》（与俞平伯合著，霜枫社出版，1924年）、《脚步集》（上海新中国图书局出版，1931年）、《未厌居习作》（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35年）、《西川集》（重庆文光书店出版，1945年）等四本散文集。而分散在各种报刊上的散文比已经收进集子的多一二十倍。现已编入《叶圣陶集》第五、六两卷。
作为一个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成为引领民众前进的灯火，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人，作为一名编辑出版工作者，要使自己主编的书籍报刊能吸引读者，就必须有“一双透彻观世的眼睛”，真切地感知人生，对社会的风风雨雨都要“触景生情”。也正是因为这样，叶圣陶的散文写的都是他在那个年代的亲历见闻和思绪。就重大事件而言，叶圣陶写到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二”惨案，以及“九·一八”、“一·二八”、“七·七”、“八·一三”、“抗战胜利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许多重大事件。这些重大事件，其他许许多多作家也都抒写过，倘若把同时代写同一事件的散文排列在一起观摩，就不难看出叶圣陶的散文是我国社会“一鳞半爪”的写照，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叶圣陶的思想情感总与同时代的一部分文化人相共鸣，以致形成了一种思想或思潮。
散文离不开写人。叶圣陶写人，不借助想象，每个人物都是从真实的生活中描绘出来的。无论是“慌忙”的“永远的旅人的颜色”的散文大家朱自清，还是落落寡合的诗人兼画家的白采，还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的弘一法师，也无论是“别有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致”，挑着一担“盛着鲜嫩的玉色的长节的藕”，沿街叫卖的村姑，还是身着“粗布的短衫”，坚信中国人只要“心齐”，就什么也不怕的“露着胸”的工人，还是打自“五卅惨案”发生后脸上就“退隐了”清秀的颜色，“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的青年学子，都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他笔下的艺术家、教育家、革命家、宗教家，以及农夫、村姑、牧童、绅富，都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各有各的外貌，各有各的内心，汇集在一起就构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特有的阶层和群体。
从真实的生活中描绘出来，并不是照搬生活，而是把真实的生活中的种种素材加以提炼，取其精华，这就需要有“鉴识的工夫”。塑造人物，要有“鉴识的工夫”。描写景物，也得要有“鉴识的工夫”。大千世界中的行云流水、花花草草、鸟兽鱼虫，并不仅仅是让我们来欣赏的，而是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或者说是在欣赏的过程中“移情”的，用叶圣陶的话说，这就叫“良辰入奇怀”。“寻常的襟怀未必能发见‘良辰’，必须是‘奇怀’”；也就是“嗜好与人异酸咸”，是“我”独有的情怀。中间缀的这一个“入”字，是动感的，不是被动的，只有“入”，才“来得圆融，来得深至”（《“良辰入奇怀”》）。我们看叶圣陶笔下的“良辰”，无论是山水、名胜、街市、园林、里巷、村落、田野，还是晴空、轻风、急雨、月色、烛光、飞鸟、游鱼，都与“情”紧紧地浑成圆融，“良辰”活泼泼地充溢于“奇怀”之中，“奇怀”清澈地沉浸在“良辰”之中，“以心接物”、“心与物和，合而为一”（《关于谈文学修养》）。这里援引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中的两小段：
大概我们所祈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亟欲逃避的，唯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
从表面看，《没有秋虫的地方》表现的是作者对于枯燥乏味的都市庭院生活的厌弃，对乡村充满牧歌情调生活的向往。透过对“那足以感动心情”的秋虫的合奏的礼赞、对秋虫“众妙毕集，各抒灵趣”的“人间绝响”的描述，反衬没有秋虫的地方的沉寂和死静。这正是作者的“奇怀”所在，借此表达是对于冷漠的人生和“死水”般的旧中国的诅咒，对充满“爱”和“生趣”的新生活的呼唤。在写到种树栽花的散文中，《谈成都的树木》值得玩赏，现援引文中两小节：
……大概种树栽花离不开绘画的观点。绘画不贵乎全幅填满了花花叶叶。画面花木的姿态的美，加上所留出的空隙的形象的美，才成一幅纯美的作品。
根据绘画的观点看，庭园的花木不如野间的老树。老树经历了悠久的岁月，所受自然的剪裁往往为专门园艺家所不及，有的竟可以说全无败笔。当春新绿茏葱，生意盎然，入秋枯叶半脱，意致萧爽，观玩之下，不但领略他的形象之美，更可以了悟若干人生境界。我在新西门外，住过两年，又常常往茶店子，从田野间来回，几株中意的老树已成熟朋友，看着吟味着，消解了我的独行的寂寞和疲劳。
散文写的是“绘画的观点”和“野间的老树”，抒发的却是“若干人生境界”。简略一点说就是不要太满，得“留一点儿空隙”；不要像“庭园的花木”听凭园艺家的“剪裁”，要像“野间的老树”那样，在风霜雨雪中“受自然的剪裁”，这才会有可让人欣赏的“形象之美”和鲜活的“精神”和神韵，读来启人心智。
文章写得好，当然要全凭这种“鉴识的工夫”。而要获得这种“鉴识的工夫”，不仅要真诚地忠于人生，“把仰望的双眼移到地面”，还得要具备相应的修养、学识和襟怀。叶圣陶有着怎样的修养、学识和襟怀呢？且看《薪工》中的两小节：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连成的一段，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清片数。这该是我收受的吗？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
……一切的享受都货真价实，是大众给我的，而我给大众的也能货真价实，不同于肥皂泡儿吗？这是很难断言的。
这是1912年3月，叶圣陶第一次领薪水时的心情，当年他才过十八岁，当了小学教员，月薪二十枚银元。这之后，叶圣陶说他每月收到薪水时总有一种“僭越之感”，总觉得自己对社会贡献太少。抗战期间，举家逃难，旅居四川八年，吃尽千辛万苦，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5年庆祝抗战胜利日那天，叶圣陶写了《“胜利日”随笔》，文章中说：
我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士兵同胞，愧对牺牲在战场上的盟军。
我愧对挟了两个拐棍，拖了一条腿，在东街西巷要人帮忙的“荣誉军人”。
我愧对筑公路修飞机场的“白骨”与“残生”。
我愧对拿出了一切来的农民同胞。
我愧对在敌后与沦陷区，坚守着自己生长的那块土地，给敌人种种阻挠，不让他们占丝毫便宜，同时自己也壮健地成长起来的各界同胞。
抗战胜利以后，叶圣陶归心似箭，想早日与阔别八年留在上海的亲友们会面。可当时“复员”的人太多，交通工具缺乏，要弄到飞机票或轮船票，非得去走门路托人情不可，叶圣陶向来不喜欢这一套，就放大胆子冒着翻船和遭劫的危险，雇了木船，全家人从重庆乘木船回上海。“东归”途中经历了“漏水”、“损舵”、“折棹”、“撞船”、“触礁”、“搁浅”，以及“驾长”逃逸等种种磨难。他在《我坐了木船》一文中写道：
要坐轮船坐飞机，自然也有办法。只要往各方去请托，找关系，或者干脆买张黑票。先说黑票，且不谈付出超过定额的钱，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单单一个“黑”字，就叫你不愿领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轨，你买黑票，无异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一个人既不能独个儿转移风气，也该在消极方面有所自守，帮同作弊，赞助越出常轨的事儿，总可以免了吧。——这自然是书生之见，不值通达的人一笑。
仅从援引的这几节文字，读者朋友便可清楚地看到叶圣陶是个“至善、至真、至美”，“极清、极洁、极纯”的人，具有完美的人格，这就难怪他写的散文特别亲切、素朴、细腻、清新、诚挚而富有卓识。纵观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写的散文，史笔与文笔并重，寓实感于美感之中。既正视现实，直面生活，敢于针砭时弊，又因材而异，精心设计，在艺术上惨淡经营。他的散文写了不同的内容，运用了不同的表现手法，抒写了不同的情感，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
新中国建立以后，叶圣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散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小记十篇》，展示了叶圣陶解放后游记散文的基本风貌。在1953至1957年的五年间，叶圣陶先后到临潼、雁塔、西安、兰州、雁滩、杭州、南京、无锡、黄山、金华等地游览访问，祖国的山山水水，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叶圣陶浮想联翩，用精细的笔墨，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欣悦欢快的情思，记叙了各地的地理概貌、历史传说、今昔对比、人情风俗，以及他在游览访问中的感兴。
“文革”结束后，叶圣陶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丰收期。1978到1988这十年间的散文，比前三十年（1949至1978）的散文还多，内容大致分为四类：谈教育、谈语文教育、为朋友集子写的序跋、表彰新人以及追怀亲朋好友。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出版的《叶圣陶散文乙集》，收录了叶圣陶在解放后的散文一百八十九篇，这是继《小记十篇》之后的第二本散文选集。汇集在《叶圣陶散文乙集》中的散文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叶圣陶早年曾对散文作家提出过严格的要求，他在《读者的话》中说：
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主张，一个意思要是你们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的人的。
这是对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的高度要求，叶圣陶是做到了的。尤其是他晚年的散文，艺术上更加精湛，呈现出一种“纯洁”的美：刻画深细，但没有题外的枝节；用字务求明晰，删芟一切装点；行文舒卷自如，温和中寓有丰富的情感，凝重而又亲切，读之如得面晤。像《我钦新凤霞》、《子恺的画》、《从〈扬州园林〉说起》、《〈苏州园林〉序》诸篇，都是散文中的极品。
商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