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就作品而论，有两座高峰，这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曹雪芹的《红楼梦》，赵景深先生在《明刊本西厢记研究·序》中称之为“中国古典文艺中的双璧”。《西厢记》的出现，引起了社会上的惊叹，贾仲明〔凌波仙〕吊曲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录鬼簿》）王伯良叹曰：“实甫《西厢》，千古绝技；微词奥旨，未易窥测。”（《新校注古本西厢记》评语）陈继儒称之为“千古第一神物”（《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李卓吾目之为“化工之作”（《焚书·杂说》），金圣叹更说它是天造地设的妙文：“不是何人做得出来，是他天地直会自己劈空结撰而出。”（《第六才子书·读西厢记法》）明清之际，注家蜂起，评本迭出，出现了一股“西厢热”，“几于家置一编，人怀一箧”（《江苏省例藩政》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语），成了当时的“畅销书”。摹拟仿效之作在元代就时有出现，到了明清，凡写男女情事的戏曲、小说，很少有不受《西厢记》影响的。域外对《西厢记》的评价也很高，俄国柯尔施主编、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可以说，《西厢记》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艺中的瑰宝。
《西厢记》之所以能获得人们的喜爱，关键在于它表达了人们的心声。《西厢记》描写了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同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为代表的礼教叛逆者之间的冲突，表现了这样的主题思想：
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婚姻缔结的基础应当是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而不在于门第的高低、财产的多寡、权势的大小、容貌的丑俊、才情的敏拙。所以毛西河把“有情的”三字看作是概括《西厢记》全书的“眼目”。《西厢记》所表达的这种愿望，被写进了西湖月老祠的对联：“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可见，它所表达的不是某一时期、某一阶层的呼声，而是世世代代人的理想和愿望。这是《西厢记》主题思想高于前代、同代婚恋作品的原因，即使是明清时代的戏曲作品也无以过之。艺术上，它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文辞之华丽、故事之曲折、情绪之跌宕、文笔之细腻、人物之传神，都堪称绝唱。王伯良说：“《西厢》妙处，不当以字句求之。其联络顾盼，斐
映发，如长河之流，率然之蛇，是一部片段好文字，他曲莫及。”（《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语十六则》）李渔说：“吾于古曲中，取其全本不懈，多瑜鲜瑕者，惟《西厢》能之。”（《闲情偶寄·词曲部·词采第二》）它的出神入化的心理刻画，它的峰回路转的结构安排，在中国的爱情戏剧中，除《西厢记》外，是找不到第二部的。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历来众说纷纭。主要有：一，王实甫作。此说最早见于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而这些资料又是钟氏友人“陆君仲良，得之于克斋先生吴公”；也为元末明初贾仲明〔凌波仙〕吊曲、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明丘汝乘《娇红记序》所认同，此说出现最早。其后又有：二，关汉卿作王实甫续；三，关汉卿作；四，王作关续等等说法。但都没有提出足以推翻王作说的证据，《西厢记》的著作权应当归王实甫。关于王实甫其人，也有种种说法，但多有矛盾，未可置信，当以《录鬼簿》所载为是。王名德信，字实甫，大都（今北京）人。钟氏列之为“前辈已死名公才人”；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序》中引有《西厢记》曲文，云“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周氏后序作于元泰定甲子（1324），时实甫已谢世，可知实甫为元代前期作家。王实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元蒙贵族“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叶子奇《草木子·克谨篇》），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时代，科举考试停止了，士子不再可能把诗文当作上天梯，他们的地位由传统的“四民”之首，一变而为社会下层，由高踞于百姓之上，变为沉沦于百姓之中，真正了解了平民百姓的感情和愿望，于是将其才智寓乎声歌，抒其怫郁。另一方面，以弓马取天下的统治者，思想统治相对宽松，道德禁忌比较淡泊。元蒙统治者不杀工匠、不杀优伶（《元史·木华黎传》），又兼疆域空前广大，商贸活动极为活跃，城市经济畸形发展，为戏剧的繁荣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为戏剧大家的诞生提供了极好的条件，王实甫是时代的宁馨儿。贾仲明〔凌波仙〕吊王实甫云：“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纠纠，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可知王实甫出入勾栏，与演员妓女相熟，生活在社会下层，以其才华受士林推崇。作杂剧十四种，除《西厢记》外，今存《四丞相高会丽春堂》和《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全本，以及《苏小卿月夜泛茶船》、《韩彩云丝竹芙蓉亭》二剧的片断和一些散曲。
《西厢记》故事最早见于唐人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传》中的张生是个文过饰非的无行文人，他骗取了莺莺的爱情却又抛弃了她而另娶高门，并称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小说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对莺莺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影响最大的要算宋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它使故事由案头文学发展为可以播诸声乐形诸管弦的演唱文学，推动了故事的传播。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矛盾冲突仍然是在青年男女之间展开的。宋元南戏和话本也有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直到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出现，《西厢》故事才有了新的突破：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了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张生私奔团圆作结。还应当指出，一篇并非以崔张故事为题材的文言小说——温庭筠的《乾
子·华州参军》，对董《西厢》某些情节以及红娘形象的塑造，有着明显的影响。但董《西厢》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只有经过王实甫的天才创造，才“令前无作者，后掩来哲，遂擅千古绝调。自王公贵人，逮闺秀里孺，世无不知有所谓《西厢记》者。”（王伯良《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其影响之巨大、深远，在戏曲史上找不到第二部。
《西厢记》的刊本不下百数十种，仅明刊本就有六十馀种。本校注本以暖红室所刻《凌濛初鉴定西厢记》为底本，以弘治间北京岳氏刊刻《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王伯良《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刘龙田刻《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等明刊本及《毛西河论定西厢记》等清刊本参校。校记于注释中列出。凡注释中征引上述诸本和《徐士范重刻元本西厢记释义字音》、陈继儒《陈眉公批评西厢记释义字音》、《闵遇五六幻西厢记五剧笺疑》及凌濛初《西厢记五本解证》等诸说，以及王季思先生《西厢记》注，径书某曰，不注书名。
本书收入《西厢记》的有关资料四种，作为“附录”，供读者研参。
因为《西厢记》是名著，研究者众，方家辈出，企盼同好析疑共赏、正误补阙。
张燕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