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日战争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我坐在毛泽东住处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时间已过了晚上九点，“熄灯号”已经吹过，几乎所有的灯火已经熄灭。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从岩石中凿出来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从岩石中凿出的，半窗里挂着一幅布窗帘，我们前面是一张没有上油漆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毡，蜡烛在上面毕剥着火花。毛夫人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水果贩子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毛泽东交叉着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香烟。
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干部”，在我对毛泽东进行“正式”访问时担任译员。他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用英文全部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由毛泽东改正，他对具体细节也必力求准确是有名的。靠着吴先生的帮助，这些访问记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的反复，我相信这几节文字很少有报道的错误。[1]
我在搜集材料上多亏吴亮平给我许多的帮助。他是蒋介石在浙江的故乡奉化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显然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总司令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帕特·吉文斯曾经逮捕他，使他在华德路监牢里关了两年。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二十六岁，因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努力工作，领到了制服、住所和食物——后者主要是小米和面条。
毛泽东开始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对日政策的第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日本被打败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国，你是不是以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大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此解决了呢？”
“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而且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动员了起来，而且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
“你认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我问。
他回答说：“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我问：“你认为这样的战争要打多久？”
毛答：“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中国和日本国内的许多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速度而定。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如果那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威胁的各国政府给予中国的国际援助是大量的，如果日本国内很快发生革命，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2]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只不过牺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
问：“你对这样一场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可能发展趋势有怎么样的看法？”
答：“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外国的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战略。
“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谁都知道是已经确定的了。那些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主权，再作一些经济上、政治上或领土上的妥协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进的人们，只不过是沉溺在乌托邦的幻想中。南京过去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的战略，我们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地图，就可知道结果是怎样了。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和我们南部的海港，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此外，也同样很清楚，日本的海军还想封锁中国海，夺取菲律宾、暹罗、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必将把这些地方作为它的战略基地，割断英、法、美和中国的联系，独占南太平洋各个海面。这些行动都包括在日本海上战略计划中，我们已看到了这种计划。而且这种海上战略，是必将与日本陆上战略相配合的。
“有许多人以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沿海的几个战略要冲而实行封锁以后，中国就将不可能继续对日抗战了。这是胡说。我们只要看看红军的历史，就可以驳倒这种看法。在有些时候，我们的力量在数量上要比国民党的军队少十倍或二十倍，他们在装备上也胜过我们。他们的经济资源超过我们好几倍，他们还得到外界物资上的援助。可是，为什么红军还能节节获胜，它不仅能够存在到今天，而且还能增加它的力量？
“答案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中，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有决心的革命家手中只握着几十支步枪——因为它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白军方面吸引许多朋友。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它却是无法动弹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会有比红军对国民党斗争时候所能利用的更大的有利条件。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只要还有一寸的土地没有在侵略者刺刀的下面，它就不能说是被征服。就算日本占领了一大部分中国，一块有一万万，或者甚至二万万人口的地方，要打败我们，也还差得很远。我们仍旧有很大的力量来抵抗日本军阀，而且在整个战争中，他们还得不断打一场激烈的后卫战。
“至于军火，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而这是尽够供给中国军队用许多年的；他们也不能阻止我们从他们自己手中夺取大量的武器和军火。红军就是用这种方法从国民党手中来装备它现在的部队的。九年以来，国民党成了我们的‘军火运输队’。如果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那么，运用这种战术来取得我们的军火的可能性就更加无限了！
“从经济上说，中国当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在对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也是有利的。譬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跟美国其他部分隔绝这样的为害严重。而且，日本要使全中国陷于孤立是不可能的。日本从大陆的观点来看，仍是一个海国，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
“因此，问题的中心点又要归结到全中国人民的动员和团结，统一战线的建立，这就是共产党从一九三二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
问：“一旦发生中日战争，你想日本会不会发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定的，在日军一遭到严重的失败，革命就不可避免地马上要开始发生了。”
问：“你想苏俄和外蒙古是否会卷入这场战争，是否会来帮助中国？在怎样的情势之下，才有这种可能？”
答：“苏联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不顾远东的事态。它不能保持消极被动。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作为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还是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者，争取独立，同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争取后一条途径的。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一旦有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需要跟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联盟时，苏联一定将首先来和我们握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的事，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同英、美一样不能保持中立。”
问：“中国人民的当前任务是夺回丢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失地，还是只将日本赶出华北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
答：“中国的当前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但我们并没有将朝鲜包括在内。不过，在我们恢复了中国失地的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要想挣脱日帝国主义的锁链，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斗争将加以热情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至于内蒙古，那是汉人和蒙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
问：“在实际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怎样才能跟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呢？在对外战争中，所有的中国军队，是必须放在统一指挥之下的。如果最高军事会议有红军代表，红军是否愿意遵守它的政治和军事的决定？”
答：“是的。只要它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全心全意遵守这样一个会议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了得到最高军事会议的允许或命令之外，不开入也不进攻国民党军队所驻扎的区域？”
答：“是的。我们军队当然不会开入抗日军队所驻扎的任何区域的——我们在过去也不曾这样做过。红军决不会乘机利用战时的情势。”
问：“共产党对于这样合作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答：“那就是坚决地、断然地坚持对日本侵略进行抗战。此外，它还要求遵守我们在呼吁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国防政府的宣言中所提出的各点。”[3]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人民、组织人民和训练人民来参加这样的战争？”
答：“人民必须有组织自己和武装自己的权利。这种自由，蒋介石在过去是不肯给予他们的。但这种压制可并没有完全成功——譬如就红军的情形来说，就是如此。还有，北平、上海和其他各地虽有严重的镇压，但是学生却仍开始把自己组织起来，有了政治上的准备。但是学生和革命的反日群众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自由，还不能动员起来，加以训练和武装。反过来，当人民大众获得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千百倍地增强，全国人民的真正力量就将显示出来。
“红军经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获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也同样地从日本压迫者的手中，获得了行动自由，武装了他们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起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他们也一样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问：“在这次‘解放战争’中，你看应该主要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答：“战略应该是一种在一条很长、流动的、不定的战线上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在地形险阻的地方保持高度机动性，其特点是进攻和退却都要迅速，集中和分散都要迅速。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坚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必须依作战的地形来决定，而这就决定了运动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战略要冲，只要认为有利，战略要冲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依靠游击队战术。深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
这里不妨插一句，就是这种战略一般来说似乎也颇得非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导人的普遍赞成。南京由于有一支全部靠输入的空军，固然有了一支虽然开支浩大然而力量可观的对内进行镇压的力量，但大部分的专家，对于它在对外战争中的长期价值，却并不存怎样的幻想。空军和中央军的这种机械化，有许多人甚至视为是花费不赀的玩具，认为在战争初起时肯定有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和辅助性的防御作用，但在最初几个星期后，就不能维持主动的作用，因为中国几乎完全没有基本军事工业，足以维持和补充空军或现代战争中任何其他高度技术化的部队。
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都似乎相信：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最终必须依靠把大军分成机动部队，进行优势的运动战，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要有能力维持持久的防御，这样先在经济上，后在军事上慢慢拖垮日本。这至少就是他们的理论。
毛泽东继续说：“从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这样的广大，因此我们有可能以最大的效率来进行运动战，这对像日本这样行动缓慢的战争机器有致命的效果，因为它为了对付后方的袭击，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如果在一条狭隘的战线上集中重兵、竭力防御一二处要镇，那就完全丢掉了我们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战术有利条件，而重蹈阿比西尼亚的覆辙。我们的战略和战术应该注意避免在战争初期阶段进行大决战，而应该逐步打击敌军有生力量的士气、斗志和军事效率。
“阿比西尼亚的错误，除了内部政治上的弱点以外，就是在于他们想保有一条纵深战线，使得法西斯便于轰炸，便于放毒气，便于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争机器对不机动的集中兵力进行袭击，使得自己受到致命的有机伤害。
“除了中国正规军之外，我们还应在农民中创建、指导并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武装大量的游击队。东三省的这种类型的抗日义勇军的成绩，只不过是全国革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在抵抗力量的极小表现。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弄得日本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疲于奔命，愁得要死。
“必须记住，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打的。这就是说日本人受到敌视他们的中国人民的完全包围。日本人的全部给养不得不靠从外面运进来，并且还要加以保护，在各交通线都要重兵驻守，同时在东三省和日本的基地也须重兵驻守。
“战争的进行中使中国有可能夺获许多日本的俘虏、武器、弹药、战争机器等等。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可以跟日本军队作阵地战，利用堡垒和深壕了，因为随着战争的进展，抗日军队的技术装备一定会大大地改善，而且还由于外国的重大援助而加强起来。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
“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是决定战争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对日本的堡垒和战略根据地作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将日本占领军赶出中国。
“我们将欢迎并优待被我们俘获的和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不会杀他们。我们将像对兄弟一般地对待他们。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冲突，我们要用一切方法使他们站起来，反对他们本国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不矛盾的。”
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两点，我精疲力竭，但在毛泽东苍白的有点发黄的脸上，我却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在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这样的人会是真的在认真地考虑战争吗？
我突然想起第二天早上八点有一个约会要参观红军大学——要考察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情绪的“诚意”，这个地方大概是最合适不过了。[4]
[1] 写出了斯诺对这次采访的重视，突出了采访者、受访者和翻译人员的严谨态度，也进一步增强了叙述内容的真实性。
[2] 共产党这时已“正式”对日本处于战争状态了，因为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就已在江西发表的一个文告中这样宣战了。国民党扣压这个文告的发表。参看《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第6页（一九三四年伦敦）。
[3] 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发给国民党的几个宣言中提出过这几点。
[4]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斯诺作为新闻记者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本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著作，首先在于他求索“真实”的欲望，在于他恪尽职守，对职业准则的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