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者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份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白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宿在白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的精神。[1]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搜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2]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的地方。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3]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4]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萌芽，这时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一年监牢。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会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他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同工人阶级素无接触），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共产党在三个月之内组织了六十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
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两千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的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六十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5]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6]，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现为南京监禁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
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的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7]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回到白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1] “红小鬼”是红军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指那些未成年的红军战士。他们尽管年幼，却跟随部队历经长征，在战火中成长，用不寻常的童年谱写出生命的壮歌。他们是作者在苏区中意外和惊叹的发现。
[2] 中国共产党的开诚布公让作者惊讶，这和他之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所见所闻大不相同。
[3] 到了安塞之后，周恩来给斯诺吃了两颗“定心丸”：第一是表明了对斯诺的欢迎态度，并给了斯诺充分的采访自由；第二是亲自动手帮他起草了一个旅程路线，并交代这只是个人建议。
[4] 细致的观察和生动的描写，刻画出了周恩来的外貌和气质，让这位领袖人物的形象立体而丰满。
[5] 北伐战争期间，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进军，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此处指第三次起义。
[6] 外国租界当然没有遭到攻打，国民党只占领了上海的中国人管辖部分。
[7] 正面描写斯诺对周恩来的印象。这位参加并组织过多起革命起义的造反者并不是一个狂热分子，而是一位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态度温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