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言

《夜间的战斗》面市几年后，英语读者现在有了英译本。本书最初出版时，有关欧洲巫术的研究正在增多，其中不乏力作。这一研究最初被认为仅仅是好奇心的产物，现今已成为流行的研究课题，研究这一问题的新作正源源不断地出现。尽管如此，抛开所有的谦逊，我相信这本书仍然饶有趣味，甚至在今天比在十五年前更为有趣，更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兴趣而不限于少数专家。

1969年，E. W. 蒙特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关注着《夜间的战斗》[1]一书，进而向国际学术界引入了对这部用当今非主流的语言（意大利语）研究边缘区域（弗留利）的专著。在他的评论中，蒙特尔认为书中我所搜集和研究的资料为玛格丽特·默里把巫术当作丰产祭仪这一陈旧（且遭到质疑）的论点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支持。在别处，蒙特尔解释说，被证实的仅仅是默里论点中的一部分。[2]这是一个重要的限定，实际上，默里曾断言：（1）巫术根源于古老的丰产祭仪；（2）巫术审判中描述的半夜拜鬼仪式指的是真实发生过的聚会。[3]我的书真正证明了的（虽然并不是有意证明的），也仅仅是第一点罢了。虽然本南丹蒂和丰产祭仪之间存在着不容置疑的联系（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承认默里论点中的“真实内核”），没有材料能让我们得出确定的结论，即本南丹蒂确实定期聚会，举行他们在供词中描述的仪式。[4]诚然，一些学者争辩说对于本南丹蒂，“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能表明巫术存在”（J. B. 鲁塞尔）或“他们至今仍是欧洲近代早期仅有的巫术崇拜者”（H. C. 埃里克·米德尔福特）[5]。如果有组织的巫师派别真实存在的推断来自本南丹蒂和丰产祭仪之间的关联，那么我认为这种解释毫无根据。同样，另一方面，我确信N. 科恩在与鲁塞尔的激烈争辩中（出于对我作品的误读）所下结论即“本南丹蒂的经历……完全是恍惚出神的经历”[6]，也是不合理的。基于可资利用的资料，15—17世纪欧洲是否存在有组织的巫师派别似乎还不那么确定。然而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仅仅具有相对重要性的两难境地。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们仍是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中的大多数）仍会不知不觉地被那些很久以前的教会法官或世俗法官所持观点束缚，他们在问别人之前首先问自己，被告人是否亲身参加了邪恶的聚会。即使半夜拜鬼仪式曾是一种单纯的精神现象（但是这不能得到证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它的重要性也丝毫不会减弱。

这一点应该着重强调，因为本南丹蒂在巫术研究中由于某些错误的原因被过于频繁地讨论。没有人质疑这里汇集和分析的材料为何空前丰富。但是资料的独特性质使之并没有瞄准巫师集会的真实性这一问题。探索这一问题必须遵循完全不同的路径：法官的提问和被告的供词之间的鸿沟在几十年时间里逐渐变窄。P. 伯克在我对于这一鸿沟的利用中发现了一种研究技巧，通过更广泛的应用，学习民间文化的学生也许可以规避司法资料内在的局限性。[7]在现有的案例中，有可能完成对民间信仰层级的深入分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在欧洲巫术研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努力），对于这种信仰，审判官只能慢慢与他们先入为主的意见达成一致。这里搜集的一组资料的独特性质使从内部入手（从本南丹蒂的看法出发）的复原成为可能，它同时也证明了巫术的历史不必限于镇压巫术的研究。与巫术相关的民间信仰——特雷沃尔——罗佩尔轻蔑地将其定义为“由于村夫轻信和妇女歇斯底里所产生的精神垃圾”——不具有“普遍性”，即缺乏特殊性，也不是没有研究价值的。[8]现今，女权运动的出现、大众文化的旨趣和神秘主义的时兴，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个缘故，对这类研究所遇困难的回顾则是有益的。

我们接着会尽量扩展研究本南丹蒂时的研究方法，但是将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如果，本南丹蒂现象是完全反常的一段插曲，在时空上有严格界限，那么档案材料不寻常的性质也就大打折扣。总的来说，它对于欧洲巫术史的重要性也就微不足道。

这里必须做出区分。邪恶巫术附在宗教信仰上的文化互渗过程，就像本南丹蒂所做的，不是一个仅限于弗留利的现象。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料而不幸未能被系统研究的摩德纳地区（Modena）的狄安娜祭仪中就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结果，魔鬼研究者、法官和审判官对邪恶巫术的想象在欧洲获得了支配地位，本南丹蒂的事例阐明了这一过程。（在这一点上，我们问自己：这是从何处开始的？这个问题我将在另一部书中着手讨论。）

然而，本南丹蒂叙述的丰富细节中出现的复杂观念很难在弗留利之外找到类似之处。尽管如此，还有许多类似内容可以补充后面书页中已指出的那些。尤其要提出的是，在原版前言中提到，并由M. 伊利亚德证实的本南丹蒂和萨满教巫师之间的联系，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9]。我打算在前文所提到的另一本书中致力于此。在时间和空间跨度上，它将在某些方面整合并延续从《夜间的战斗》开始的研究。

卡洛·金茨堡
博洛尼亚（Bologna），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