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以往中国文学通史的作者通常持这样的观点：19世纪晚期，中国的传统文学形式，特别是旧体诗，进入了停滞期，如同“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一样，行将灭亡。他们认为，只有引入以西方意象、语言、思想为主的新概念，才能推动中国诗歌向“现代”方向发展。本书试图质疑这一观点的客观性，并力求证明旧体诗能够并且确曾在诗人与读者交流中国对于现代性的反应并表达对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层理解方面充当媒介。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1871—1914年的三大诗派的代表人物（当然其中有些诗人的影响时间更长）。在我看来，王闿运（1833—1916）、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58—1920）、陈衍（1856—1937）、陈三立（1853—1937）和郑孝胥（1860—1938）是能够与他们同时代的读者积极对话的，他们以诗歌这一久负盛名的文学形式，探讨受到威胁的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这种关键问题。由于他们的作品原本是写给同时代精英读者的，因此我们不应该以20世纪的可读性（readability）标准，或者用外来标准，而应该以中国当时的诗词批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诗作。当我们将这些诗人置于他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学背景中时，他们便成为在传统的中国秩序与19世纪中后期强加于第三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社会之间的罅隙中挣扎的一代的代言人。

这些诗人绝大部分既非高呼政治口号者，亦非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的唯美主义者，他们的作品描述了一个面临内忧外患、在生死困境中挣扎的国家的国民所面临的个人以及文化的困境。诗人所使用的是一种可以从不幸面临消亡的伟大的文学传统中汲取丰富资源的语言。他们的成功，为所有伟大的中国人文传统以及全人类精神在面临最恐怖的环境时仍具有的勇敢适应性提供了一个历久不衰的证明。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白之（Cyril Birch）、夏志清（C. T. Hsia）、钱锺书、张洪年（Samuel H.-N. Cheung）、叶文心、庄去病、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何谷理（Robert Hegel）、钱仲联等教授以及我在中国外文局的原同事马鸣桐先生、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的罗然（Olga Lomova）教授。还要感谢李欧梵、贺大卫（David Holm）、顾彬（Wolfgang Kubin）、巴巴拉·亨德里施克（Barbara Hendrischke）、杭智科（Hans Hendrischke）、伊懋可（Mark Elvin）、刘大卫（David Palumbo-Liu）、兰迪·特朗布尔和乔安娜·特朗布尔夫妇（Randy and Joanna Ho Trumbull）、梅绮雯（Marion Eggert）、周越、陈同给予我的宝贵建议和热情鼓励。在中文翻译方面感谢黄乔生先生及孙英丽博士，还有杨佩虹、李海燕在校对上的帮助。当然，翻译、整理、解读、校对中的错误均应由我负责。

我还要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EH）、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以及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对于我在中国访学以及后来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整理材料和著译的慷慨资助表示感谢。

寇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