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事迹研究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前53—后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他的一生以自蜀至京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由于今传《汉书·扬雄传》的记载自身存在明显疑误，致使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往往不易确定。后世学者对此猜测纷纷，迄今尚未定案。
一
《汉书》本传“赞”简要叙述扬雄一生的仕进历程说：
按：“哀帝之初”前面的这段文字，都是讲扬雄在成帝时期的情形，其中包括至京、待诏、奏赋、除郎四个环节，涉及相应的四个年代问题。
第一，扬雄至京的年龄及与王音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年四十余”有误，应是“年三十余”。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昕曰：“雄以天凤五年卒，年七十一，则成帝永始四年年始四十有一；而王音之薨乃在永始二年正月，使果为音所荐，则游京师之年尚未盈四十也。”又引周寿昌曰：“阳朔三年己亥，王音始拜大司马车骑将军，雄年三十二；永始二年丙午，音薨，雄年三十九。与书中所云‘四十余，自蜀游京师，为王音门下史’语不同。”董作宾即从周说，定扬雄至京在成帝阳朔三年，时三十二岁。[1]但此说遭徐复观的合理反问：“董氏何以能断定是三十二岁，而不是从三十二岁到三十九岁中的任何一岁呢？”[2]另一种认为“年四十余”不误，误在“王音”。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卷一“扬雄待诏”注云：“时王音卒已久，盖王根也。”陆侃如不同意此看法，认为王音乃王商之误。[3]
第二，荐雄者及待诏时间。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根据班固“赞”文，认为荐雄的是王音（一说王根，一说王商，见前）；另一种根据扬雄《自序》，认为荐雄的是杨庄。关于扬雄待诏的时间，施之勉说在永始元年复甘泉、河东祠之后，王音薨逝之前。[4]徐复观说不能早于元延元年。[5]
第三，《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写奏年代。就前三赋而言，共有三种不同看法：（一）“永始三年”说。《文选》李善注引《七略》曰：“《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三云：“按《河东赋》，永始三年三月上者，《七略》佚其文，故今不具也。”施之勉根据《七略》，认为扬雄奏《甘泉》《羽猎》二赋在汉成帝永始三年[6]。（二）“永始四年”说。《文选·甘泉赋》李善注云：“《汉书》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七略》曰：‘《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汉书》三年无幸甘泉之文，疑《七略》误也。”唐兰说：“我们如其假定三赋作于永始四年，那么，《七略》所说《甘泉赋》和《羽猎赋》作于永始三年，就不用完全推翻，只需像李善《甘泉赋注》认为三年是四年之误就可以了，数目字是比较容易错误的。”[7]（三）“元延二年”说。多数学者怀疑李善所引《七略》恐非原文，认为扬雄三赋应作于元延二年。关于《长杨赋》，暂待后文讨论。
第四，扬雄何时除为黄门侍郎。这个问题，一般认为在奏《羽猎赋》之后。
综上所述，我认为，诸家看法虽颇有可釆，但不足之处亦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所考对象大多仅限于上述事件中的某一项，难免顾此失彼，执于一偏；一是所据史料基本雷同，新材料挖掘不够，原思路拓展不宽。唐兰说：“考证之学，最好把原始史料都摊出来，然后寻求怎样才可以说得通。万不可先有了成见，更不可只着眼在巧合。研究历史，第一得有材料，第二就是在精密的方法，即使一个年代的考证，也是一点大意不得的。”[8]这番话颇耐人寻味，也很有指导意义。
二
扬雄在长安初期的生平，正当汉成帝统治中后期。成帝刘骜于元帝竟宁元年（前33）六月即位，绥和二年（前7）三月驾崩，在位凡二十六年。此间，王氏五大司马相继辅政，赵氏姊妹专宠后宫。成帝晚年忧无继嗣，多次行幸甘泉、河东，郊天祀地，终不获佑。为了弄清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具体年代，还是先将有关史料罗列出来，认真做一番梳理考订工作。兹据《汉书》所载，择要编年如下：
阳朔三年（前22），扬雄三十二岁。八月，王凤卒。九月，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据《成帝纪》及《百官公卿表》）。王莽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据《王莽传》）。
永始元年（前16），扬雄三十八岁。三月，诏复甘泉、河东祠。《郊祀志》载成帝时期“罢”“复”甘泉泰畤、河东后土郊祠云：“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佑，复长安南北郊。”按：《成帝纪》载此事在永始三年，曰：“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宝祠。”考《成帝纪》，永始二年冬十一月已“行幸雍，祠五畤”，则《纪》《志》所载其中必有一误。《纪》文或有移窜，当以《志》文为确；又《郊祀志》载皇太后诏有“春秋六十，未见皇孙”语，据《元后传》“太后年八十四，建国五年二月癸丑崩”推算，“春秋六十”当在元延二年，与《志》文“永始元年”及《纪》文“永始三年”均不合。此“春秋六十”盖以约数计。
五月，王莽为新都侯（据《成帝纪》及《王莽传》）。六月，赵氏立为皇后。《成帝纪》云：“（永始元年）夏四月，封婕妤赵氏父临为成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赵氏。大赦天下。”
永始二年（前15），扬雄三十九岁。正月，王音卒。二月，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据《成帝纪》及《百官公卿表》）。按：《元后传》云：“王氏爵位日盛，唯音为修整，数谏正，有忠节，辅政八年，薨。吊赠如大将军，谥曰敬侯。”
永始四年（前13），扬雄四十一岁。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据《成帝纪》）。十一月，大司马王商赐金，安车驷马免（据《百官公卿表》）。
元延元年（前12），扬雄四十二岁。正月，王商复为大司马卫将军（据《百官公卿表》）。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据《成帝纪》）。十二月，王商迁为大司马大将军，卒。王根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据《成帝纪》及《百官公卿表》）。赵昭仪害后宫皇子。颜师古注曰：“赵飞燕之妹。”（据《成帝纪》及《五行志》）
元延二年（前11），扬雄四十三岁。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据《成帝纪》）。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据《成帝纪》）。
元延三年（前10），扬雄四十四岁。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据《成帝纪》）。
元延四年（前9），扬雄四十五岁。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据《成帝纪》）。
绥和元年（前8），扬雄四十六岁。赵氏姊妹及王根等谋立定陶王刘欣为汉嗣（据《哀帝纪》《外戚传》及《孔光传》）。三月，行幸雍，祠五畤（据《成帝纪》）。四月，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更为大司马，七月，赐金，安车驷马免。十一月，王莽为大司马（据《成帝纪》《百官公卿表》及《王莽传》）。
绥和二年（前7），扬雄四十七岁。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据《成帝纪》）。三月成帝崩于未央宫。皇太后诏复长安南北郊（据《成帝纪》及《郊祀志》）。赵昭仪自杀（据《外戚传》）。
三
根据上述有关史料，运用排除法，首先可以初步考订扬雄《甘泉》《河东》二赋的写奏年代。
《甘泉》《河东》二赋的写奏，与汉代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的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成帝晚年为求继嗣，曾先后四次行幸甘泉、河东，郊祠泰畤、后土。单就《甘泉》《河东》而言，这四次郊祠均有可能，但结合《羽猎》《长杨》来看，“绥和二年”的一次可先排除，毫无异议；“元延四年”的一次也不大可能，姑且存疑，因为《成帝纪》明文记载，“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在元延二年。
再看“元延二年”的一次。多数学者确定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在此年，正是依据上文所引《成帝纪》的记载，与《汉书》本传所录扬雄《自序》相合。《汉书》本传云：
应该相信，本传所云与帝纪所载是指同一件事。但如此一来，《羽猎赋》的年代就出现了问题，无法落实。《汉书》本传虽未明言扬雄四赋作于何年，但从《传》文来看，《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分别作于同年“正月”“三月”和“十二月”（《羽猎赋》亦云“玄冬季月”），《长杨赋》其“明年”作。《传》文乃录《自序》，应该没有疑问。《文选·长杨赋》李善注云：“明年，谓作《羽猎赋》之明年，即校猎之年也。”由此可见，《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与《长杨赋》绝不作于同一年。确定《甘泉》《河东》作于元延二年，则《羽猎》《长杨》其中必有一赋年代落空。即使像司马光《通鉴》那样，说《成帝纪》错了，而将“长杨校猎”之事改系元延三年，实亦难圆其说。
至此，只剩下“永始四年”这次了。《汉书·扬雄传》云：“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其三月，将祭后土，……还，上《河东赋》以劝。”又《甘泉赋》文曰：“惟汉十世，将郊上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号，同符三皇，录功五帝，恤胤锡羨，拓迹开统。”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时成帝忧无继嗣，故修祠泰畤、后土，言神明饶与福祥，广迹而开统也。”细揆文意，成帝此番“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应是第一次。所谓“方”“将”“定修”，正透露着其中的消息。成帝建始元年罢甘泉、汾阴祠，作长安南北郊，此次重郊泰畤，故曰“定”。
值得注意的是，永始四年这第一次郊祠的“气派”，也与其他三次显著不同。《汉书·成帝纪》云：
按：成帝“大赦天下”、赏赐吏民，与其郊天祠地、以求继嗣的宗教性质和政治目的紧密相连。这一点正和永始元年立皇后赵氏的“大赦天下”完全相同。卫宏《汉旧仪》“中宫及号位”曰：“立皇后、太子，大赦天下，赐天下男子爵，女子牛酒缯帛，夫增秩。”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立宋皇后仪”亦云：“后即位，大赦天下。”
《汉书·扬雄传》云：“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赵昭仪即皇后赵飞燕之妹。成帝自鸿嘉以后，稍隆内宠，湛湎酒色，所幸卫婕妤、赵氏姊妹皆起于微贱。赵氏姊妹骄妒专宠，淫靡奢侈。《外戚传》云：“皇后（按指赵飞燕）既立，后宠少衰，而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铜沓黄金涂，白玉阶，壁带往往为黄金
，函蓝田壁，明珠、翠羽饰之，自后宫未尝有焉。姊弟颛宠十余年，卒皆无子。”对此，宗室刘向深表忧虑，尝著书讽劝。《楚元王传》云：“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按：赵昭仪深受成帝宠幸，乃在其姊赵飞燕立为皇后以后的数年间。永始四年郊泰畤，赵昭仪从上甘泉，有违礼制，故扬雄《甘泉赋》言及“屏玉女而却虙妃”，以微戒齐肃之事。至于《传》文提及“每”“常”，有人据以认为，扬雄写奏《甘泉赋》，不在成帝第一次郊祠甘泉、河东的永始四年。其实这是个误解。甘泉在西汉不仅是帝王宗教祭祀的重要场所，也是天子后妃休闲游乐的避暑胜地。成帝建始元年以后，甘泉泰畤虽遭罢徙，其宗教祭祀功能暂且丧失，但甘泉作为帝妃游乐胜地却从未废弃过。受成帝“大幸”的赵昭仪“每上甘泉，常法从”，实在是件再合乎情理不过的事。
试问：永始元年已复甘泉、河东祠，为何迟至永始四年方才实行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日食影响。自汉武帝始定甘泉泰畤，“二岁一郊，与雍更祠”，已成常法。《汉书·郊祀志》云：“元帝即位，遵旧仪，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东至河东后土，西至雍五畤。”照此，永始元年诏复甘泉、河东祠，二年“行幸雍，祠五畤”，三年本该又是郊祠甘泉、河东的年头。然据《成帝纪》及《五行志》记载，永始三年正月，“日有蚀之”。成帝因此下诏曰：“天灾仍重，朕甚惧焉。惟民之失职，临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问耆老，民所疾苦。”所以永始三年的郊祠只好取消，直到永始四年才得以实行。
四
《甘泉》《河东》二赋既已确定作于永始四年，其他年代也就不难弄清楚了。
首先是《羽猎》《长杨》二赋的写奏年代。据《汉书·扬雄传》，《羽猎》与《甘泉》《河东》同年作，则此赋应作于永始四年十二月，无可争议；问题在于《长杨赋》。按《成帝纪》所载“长杨校猎”事，《长杨赋》作于元延二年无疑。但据扬雄《自序》，作《羽猎赋》的“明年”，上《长杨赋》，则此赋又似应作于元延元年。个中原因可能是，扬雄永始四年十二月作《羽猎赋》，真正写成奏上恐怕已在元延元年，其“明年”正是元延二年。如果这点误差还不必当作是扬雄错记，那么《七略》佚文所云就实在难以理解了。《文选·长杨赋》李善注引《七略》曰：“《长杨赋》，绥和元年上。”对此，王先谦《汉书补注》引沈钦韩曰：“又疑《七略》篇当时文，不当有失，或雄《自叙》止据奏御之日；秘书典校，则凭写进之年，故参差先后也。”
其次是荐雄者及待诏时间。前引《汉书》本传云：“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所谓“客”者，即杨庄。扬雄《答刘歆书》曰：“而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文选·甘泉赋》李周翰注云：“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按照扬雄本人的说法，似乎推荐他的只有杨庄一人。但从班固“赞”文来看。“荐雄待诏”的主语承前省，为王音。我认为，扬雄得以待诏承明之庭，王音和杨庄都是帮了忙的，即庄荐其文，音举其人。王音卒于永始二年正月，则其荐雄待诏最迟不晚于去世前，或亦如王凤临终荐莽故事。由于本该永始三年的郊祠因日蚀故延至四年，相比之下，倒是杨庄的推荐来得更直接、切实些；扬雄以文似相如而被成帝召用，自然更看重后者。扬雄待诏的时间，据“岁余，奏《羽猎赋》”推算，应在永始二年或三年。其时适逢成帝“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之际，需要文学之士为其歌功颂德。在王音和杨庄举荐下，扬雄终于得以待诏、除郎，从此真正走上仕途。
再次，扬雄至京的年龄及其与王音的关系。扬雄奏赋年代既已确定，则荐雄者实为王音，而非王商或王根。班固“赞”文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他将人名记错了，但将“卫将军”“大将军”或“骠骑将军”错成“车骑将军”的可能性实在太小。《汉书·百官公卿表》云：“（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以冠将军之号。宣帝地节三年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亦无印绶官属。成帝绥和元年初赐大司马金印紫绶，置官属，禄比丞相，去将军。”按：大司马而冠将军之号，在汉代其政治地位有等级差别。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云：“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9]王音死后吊赠“如”大将军，王商卒前“迁”为大将军，由此可窥一斑。至于扬雄至京的年龄，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年四十余”，确实错了，应作“年三十余”；但扬雄至京的具体年代，由于缺乏更准确的史料，只能概略地说，在王音任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的八年中，即从阳朔三年至永始二年，时年三十二岁至三十九岁之间。在此期间，扬雄身为王音门下史，类似文学侍从之职。
最后，扬雄除为黄门侍郎的时间。班固“赞”文序扬雄“除为郎，给事黄门”在“奏《羽猎赋》”之后，但具体年代很难确定。我认为，扬雄除郎应在永始四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太平御览》卷二二一“黄门侍郎”条引《汉书》曰：“王音荐杨雄，待诏岁余，为给事黄门郎，成、哀、平三代不徙。”按：扬雄历仕成、哀、平，“三世不徙官”。史家记其官名不一，或“黄门郎”，或“黄门侍郎”，或“为郎，给事黄门”，或“给事黄门郎”。杨鸿年认为这四种不同说法，“指的完全是一个官职”[10]。其说可从。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班固“赞”文提到“与王莽、刘歆并”，是说扬雄与他们一起在朝廷任职，亦即所谓“同官”之义，而不是说此时扬雄和王莽、刘歆同为黄门侍郎。
原载《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注释
[1] 董作宾：《方言学家扬雄年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929年8月。
[2] 徐复观：《扬雄论究》，《大陆杂志》，1975年第3期。
[3] 陆侃如：《扬雄与王音王商王根的关系》，《大公报·文史周刊》，1947年第39期。
[4] 施之勉：《扬雄待诏承明之庭在永始元年考》，《大陆杂志》，1975年第2期。
[5] 徐复观：《扬雄待诏承明之庭的年代问题》，《大陆杂志》，1975年第6期。
[6] 施之勉：《扬雄奏〈甘泉〉〈羽猎〉二赋在成帝永始三年考》，《大陆杂志》，1952年第2期。
[7] 唐兰：《扬雄奏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年代问题》，《学原》，1948年第10期。
[8] 唐兰：《扬雄奏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的年代问题》，《学原》，1948年第10期。
[9] 孙星衍：《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
[10]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