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舒大刚 尤潇潇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

“天下廉吏”第一人张鹏翮题写的这副苏氏宗祠楹联，形象生动地揭示了苏轼与其父洵、弟辙的文化成就和历史地位！父子三人同出一门，俱擅文章；同居“唐宋八大家”之列，“韩、柳、欧、苏”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和学术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不可跨越，不可拷贝的文化丰碑。

苏轼作为上述诸家中成绩突出、成就最全的一代巨擘，他既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在道德人格、琴棋书画、香茶药酒等方面，卓然名家，他早已成为中国文化史、学术史的闪亮符号，是雅俗各界、男女老少都普遍接受的杰出代表。林语堂先生称赞他“元气淋漓、富有生机”，并以为苏轼作传为人生之乐事，《苏东坡传》可谓一部以诗样的语言和情调，讲述以诗词书画、道学政情为内容的东坡传记，其中诗情画意的美感与官场人生的跌宕，引人入胜也耐人寻味。像林语堂这般喜爱苏轼的人不在少数，而像《苏东坡传》这样的美文却唯此唯一，只有像苏轼这样的人生和才情才配得上这样的美誉，可以说是苏轼成就了《苏东坡传》，也成就了林语堂！

一千年后，在异国他乡的法国，苏轼代表整个亚洲的千年人士入选《世界报》评选的“世界千年文化名人”十二家；其后又十七年，苏轼才在其故乡——四川，当仁不让毫无悬念地入选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这中间的因果，没有丝毫乡邦情绪和故土情节，也没有丝毫的勉强和扭捏。苏轼的成就是世界性的、全人类的，“历史名人”的桂冠也是市有定价、人皆认可的。

犹之乎当年林语堂先生是伴随着愉快的心情撰写《苏东坡传》，编者之于《苏轼研究文选》的选编辑录，也有同感焉。一来苏轼成就与东坡精神令人神往，二来历代研究苏轼成就与东坡精神者，也是美文层出不穷，高论不绝于耳，真令人目不暇接、美不胜收！我们希望这本《苏轼研究文选》能让读者朋友全方位、多维度地了解苏轼成就，也多风格、高品位地领略东坡精神和诸家法眼。

也许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东坡，因为苏轼为人、为官、为学、为艺皆有太多可取之处，可谓“全才”。单就其进入《四库全书》等经典学术层面而言，他的成就也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对儒家向来认为最难解读的《易经》《书经》有自己的传解（著有《苏氏易传》《东坡书传》），也对诸儒解得最为泛滥的《论语》有自己的新说（著有《论语说》），可谓上不避难，下不媚俗。而他做这一切又是异常的认真，其成就也是异常的不凡，三书甫成，他还在缧绁之中，却欣然“抚视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在文学方面，苏轼于诗、词、文、赋、章、奏、诰、誓，各种体裁，都有撰述，而且游刃有余，看似无意却极有精神。他少有凌云之志，“奋厉有当世志”，文不虚发，二十二岁参加欧阳修主持的礼部试而大获赏识，意气风发地进入官场，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应试文章，不仅追求结构谨严，论证绵密，善于读书用典，而且富于传奇，驰骋想象，不仅是后来如《古文观止》等文章范本必选名篇，也是其纵横史论、政论无施不宜的开端；作为豪放派词家的代表，以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别开一派，影响后世文人的万丈豪气；但也不影响他写出更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和“明月夜，短松冈”式的情致与忧思。在政治方面，虽然苏轼曾经发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自己也不缺乏这种能力，但却精力奔波于道路，岁月徒耗于迁谪，故有“问尔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之自嘲；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各地爱民如子，博施济众，从而深受民众爱戴。在面对新旧两党的改革与保守上，他并非如人误解的“两面派”，而是“无可无不可”，是一位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的政治家，不幸的是他既不见容于锐意改革的新派，也不被纳于因循守旧的旧党，进退难于自安，出入任由他意，这与其说是苏轼的不幸，不如说是朝廷的不幸，而又文化之大幸。因为他“不仕故艺”，精神更自由，思想更独立，作品也更多更奇！在艺术方面，苏轼也富于才情，颇多巧思，他于绘画、书法，皆是名家。犹之乎他文入“八家”称典范、诗与山谷称“苏黄”、词与稼轩称“苏辛”、书入“苏黄米蔡”为四家，真可谓诗词书画无所不精，才气纵横无所不能。这样的人，真的只有用“百川汇东海，千古一东坡”来解释了。非特此也，苏轼对“四部”之外的日常生活、医方杂数等杂事秘辛，也无不充满兴趣，他在烹饪、酿造、裁剪、工艺、医方等方面的嗜好和实践，一点不亚于专业人士，流风余韵，无往非宜，也无往不雅。

苏轼的思想是多元包容的，读者即或一时无法尽读东坡诸书，但通过阅读本文选所录金生杨、彭华两位教授的作品，就不难看出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学派，自来具有“兼容并包，集杂成纯”的鲜明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既是对扬雄以来蜀学人士不拘家法师法，“不喜章句，训诂举大义”治学风格的继承，也是对严遵兼容易、老、儒，司马相如“包罗宇宙，总揽人文”气度的发挥。苏轼一生中都把儒家思想视为正统思想，但他并不人云亦云，而是志在阐发“千载之微言”（《易传》）以及“孔氏之秘”（《论语说》），以成其“推明上古之绝学”（《书传》）之志；故其成书，苏辙谓“多先儒所未达”（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将儒家经典阐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苏轼为文或有不择地而出、为诗词有“不入律”之嫌，但于经典研究却是十分谨慎的。以研读《尚书》为例：苏轼早年即有短篇论著如《乃言底可绩》《堲谗说殄行》等十种，是其对《尚书》进行的专题讨论，后来居儋州撰《东坡书传》，更进而形成了系统性阐释，提出许多先儒未曾注意或未曾解决好的疑难问题，《郡斋读书志》曾指出，《东坡书传》其“以《胤征》为羿篡位时事，《康王之诰》为失礼，引《左传》为证，与诸儒之说不同”，实敏锐觉察到后出《尚书》疑伪的问题。《东坡书传》在解经方面也多有创见，系统指出其中不少错简和句读之误，还深刻审查了疑难文句之义理，这些创见对后来的书经研究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明言：“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可见苏轼治学着眼于大处，以权变治世为目的，将人情是非作为解经的标准，十分重视学问的实用价值。读书治学的开阔胸襟也使苏轼能在坚守儒学的同时，兼采佛、老之长。苏轼在贬黄州期间常前往城南的安国寺学佛，在《黄州安国寺记》中说自己“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在《黄州上文潞公书》中苏轼写道：“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可见三教会通的思想对苏轼影响至深。苏轼认为道家的清静无为、《周易》的“不思不虑”和儒家《论语》的“仁者静寿”是一致的；而佛家则是“行出世间法”，与儒家的“行世间法”不谋而合、相通互补。尤其是中晚年以后，苏轼在儒家思想基础上融合佛、老之长，呈现了独具特色的思想面貌。苏轼为人处世、读书治学都坚守豁达、开放的胸襟，使他的思想既内涵丰富又自成一新体系，终成一代学术大家。后人不知蜀学传统以及苏学的用心和苦心，概以“杂学”斥之，是既不知蜀，亦不知苏，也不知新，其实也是不肯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阳儒阴佛的所作所为也！

苏轼之所以能在学术、文学、政治上皆取得巨大成就，贵在真诚坦率和坚守理想。常有人说苏轼是天才，因为常人不可能在短暂一生中在那么多方面都有登峰造极的成就。其实天赋之外，更多的是勤奋，苏轼一生都在学习与探索，是一位终身求知者、求真者。“东坡精神”是恒久未变、历久弥新的，在编者眼中，“东坡精神”的内核可用“坚守”“求真”“仁爱”三词概括，这体现在苏轼治学为政的人生履历中，完美诠释了中国古代士人的儒雅气质和宽广气概。

苏轼一生坚守本心，从年少到年迈，他忠君爱民、有用于世的人生理想始终未变。他一生积极豁达，为治世而读书，为国家和地方百姓贡献了不朽的政绩。到了晚年，苏轼仍坚持“人决不徙出，不有立于先，必有觉于后”，实为可敬。在学问和理想追求上，虽然苏轼也明显受佛、老思想之影响，但总体上他一生都坚守着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尤其是儒家的“中庸”思想使苏轼崇尚事物的“渐变”状态，他在《问养生》中曾说道：“子不见天地之为寒暑乎？寒暑之极，至于折胶流金，而物不以为病，其变者微也。寒暑之变，昼与日俱逝，夜与月并驰，俯仰之间，屡变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极也。使此二极者相寻而狎至，则人之死久矣。”这种渐变的哲学思想对他的政治理念、人生选择都影响深远，也正因为此，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进而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虽备受打击仍坚守原则。苏轼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上还来源于他宽广的胸襟与乐观处世的人生态度，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之豪情即可见一斑。苏轼一生的传奇经历处处流露着他的自然本性，林语堂先生将东坡先生称为“乐天派的旷古奇才”，实不为过。

宽阔的胸襟和乐观的态度，使苏轼为一方父母官时留下了许多仁爱百姓的佳话。苏轼的仁爱源于他坚守的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不论官职高低，都坚持体恤民情、省察民意，深受地方百姓爱戴。真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正是这种积极豁达的人生态度，使苏轼不为官运坎坷所累，坚持孟子的仁政思想，只要为官就尽全力造福一方百姓。从政态度上，苏轼始终坚持崇实尚用，即使被政敌打击，依然坚持“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恪守了儒家“忠顺孝悌”的为人处世准则。但由于政治见解不同而对王安石及其新法有所异议，遭政敌陷害（如“乌台诗案”），被贬杭州、徐州、湖州等地方为官甚至入狱，出狱后被流放到黄州任官。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后起用旧党，又被调回京城，因坚持新政改革可取之处而受旧党排挤，再赴地方任官。晚年时又屡遭新党迫害而被流放到惠州、儋州等地，直至回到常州因病逝世。可见东坡左右于新旧两党之间，不以党争站队，而是坚持政治抱负力图发挥有用于世的价值，却遭两党多次迫害。可贵的是，在黄州、惠州、儋州这般偏远贫瘠之地，苏轼并未自暴自弃，而是改变黄州“溺婴”之恶习、捐资修建惠州桥梁、培养海南岛读书人等，时至今日，桩桩件件仍令人津津乐道。

苏轼这样一位千古大家，其研究价值可谓绵延不断。编者在研究苏轼的海量成果中，取九牛之一毛分类呈上，涉及苏轼的学术思想、文学成就、政治生活、苏氏蜀学、个人情操等多个维度，虽然涉及的方面不少，但也只能展示东坡魅力之一斑。

文集中文章的作者潘寿田、匡扶、萧立岩、叶嘉莹、龙晦、顾易生、刘乃昌、王水照、谢桃坊、曾枣庄、张志烈、项楚、周裕锴、让—皮埃尔、王莹、粟品孝、彭华、金生杨、余祖坤等先生，都是长期耕耘于苏轼研究领域、颇有心得的专家。我们希望这本文选能够为挖掘苏轼研究的内在动力、传承四川历史经典文脉、促进蜀学的当代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当然，其中仍然会存在选编不当，理解疏误，编排不妥等情况，是为编者之过，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