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延安对话》小序

□陈晋

本书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在斯诺（包括斯诺当时的夫人海伦）之后第二波赴延安及陕北苏区“探险”的美国人。毕森一行四人和斯诺纯粹记者身份不同，他们当时实际上是为美国政府服务的研究人员，重点是研究中日关系。由此，他们在延安的考察，主要聚焦于当时的国共谈判，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的主张。赴延安之前，他们在国统区已经获得不少材料，还采访了国民党方面负责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陈立夫，但留下的印象不好。他们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日子是1937年6月23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1937年7月2日毕森一行回到北平，五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这样的行程，决定了《1937，延安对话》所承载的特殊史料价值。它真实地记录下美方时势研究人员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一刻，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全面抗战到来前最后关头，所作的重要决策和政治宣示；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苏区在全面抗战到来的那一刻，所实施的各项制度政策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

因为有这样特殊的史料价值，中央文献研究室撰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年谱的时候，还参考运用了毕森采访他们的记录。

阅读此书，还有一点启发。就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在延安的时候，是那样善于讲“中国故事”。这一点，和毕森同行的欧文·拉铁摩尔很有体会。他说：“我们所提出的问题，都得到耐心和礼貌的回答。那些非常具体和详尽的回答，都来自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领导人。”他们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具有完整情报”价值的“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计划和意图”，是因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毛泽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劝说给毕森等人当司机的机修师瑞典人艾飞·希尔留在延安工作，虽然未能如愿，但毛泽东却给毕森一行留下“充满人情味的细节”和“机智过人的头脑”这样深刻的印象。这些，对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是有借鉴价值的。

是为序。

2020年8月

（陈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