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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冉咚咚把夏冰清遇害的消息告诉他们时，他们都来不及反应，好几秒钟面无表情。他们是夏冰清的父母，住在江北路十号第二医院宿舍区。他们都退休了，退休前她父亲是二医院工会干部，母亲是二医院妇产科医生。几天前，他们曾听旁人说过江边出现浮尸，甚至为无辜的生命叹过长气，但万万没想到他们为之叹息的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女儿。这很残酷，分明是在为自己叹息却以为是在叹息别人，明明是在悲伤自己却还以为是在悲伤别人，好像看见危险已从头顶掠过，不料几天后又飞回来砸到自己头上。他们被砸蒙了，认为冉咚咚百分之百搞错。

冉咚咚带他们去认尸。他们看了看，脸色沉下来却摇头，似乎摇头就能改变事实。夏母背过身掏出手机戳了戳，手机里传来“该用户已关机”。她不服气，又戳，每戳一次就传来一声“该用户已关机”，仿佛她的手机只会这一句。“看看你的设备，就是一个摆设，信号从来都没满格过。”夏父说着，掏出一部新手机，“这是冰清从北京给我寄来的。”他用冰清买的手机拨冰清的号码，连续拨了三下也没拨通。他的双手开始微颤，眼看着就要颤抖不止了，手掌立刻变成拳头紧紧地攥着，就像坐飞机时遇到强气流紧紧地攥住扶手，直到飞机平稳为止。

“这里信号不好，”他说，“怎么可能呢？一星期前我还跟她通过电话。”

一星期多长呀，冉咚咚想，许多大事情发生都不过几分钟而已。她想安慰他们，却担心不恰当的安慰反而会变成伤害。每次办案她最不愿面对的就是受害方，好像他们的痛苦是她造成的。她说要不你们先回吧，等DNA检测结果出来再签字不迟。他们转身走去，脚步越走越涩，甚至变成恋恋不舍。到了门口，他们都走不动了，仿佛有人死死地拉住他们的双腿。他们不约而同地蹲下。

“到底是或不是？”他说。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她说。

“你说呢？”

“你说呢？”

他们相互问着就像相互责备，又像相互安慰或壮胆，最后再也蹲不稳了，都坐到冰冷的地板上。

在他们眼里女儿是这样的：她漂亮聪明听话，四年前从本市医科大护理系毕业，在二医院妇产科，也就是她母亲所在的科室做护理。她不喜欢这份工作，从选择读这个专业时开始。她喜欢唱歌跳舞，幻想将来做演员，哪怕做个配角也行，所以读表演才是她的第一志愿。但父母认为靠脸吃饭不可靠，而且那未必是人人都能抢得到，人人都能端得稳的饭碗。于是她读什么科、填什么志愿父母连意见都不征求便代替她做了决定，甚至母亲还帮她决定每天穿什么衣服和鞋袜。她曾经抵触过，比如在房门贴“闲人免进”，故意考低分，假装早恋……可她所有的抵触情绪都被父母打包，统统称之为青春期叛逆，仿佛错的是她而不是剥夺她选择权的他们。“我没离家出走是还想做你们的女儿。”这是她说得最重的一句话，但也仅仅跟他们说了一次。在父母的思维里只说一次的都不重要，重要的必须说N次，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总爱唠叨的原因。她不想跟母亲待在一个单位，更何况还在一个科室。三年前，在她一再坚持并扬言断绝关系的情况下，父母才不得不抹着眼泪同意她辞职北漂，仿佛这是她对他们多年来代替她选择命运的一次总报复。这一漂，只有重大节假日她才从北京飞回来，而平时代替她问候父母的是每月寄回来的工资，以及各式各样的物品。物品每周都寄，有吃的穿的用的，但本周暂时还没寄……

他们坐在西江分局的询问室里，一边讲述一边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说这是她上班的连锁酒店，这是她的住房，这是她的同事。冉咚咚一边听一边点头，一边点头一边责怪自己不应该点头，因为她知道他们说的不是事实，事实是他们的女儿就住在离他们不到五公里远的半山小区，却假装人在北京。“她有男朋友吗？”“她平时跟什么人交往？”貌似了解她的他们一问三不知，好像把她交给首都后就不需要他们再为她操心了。

“那么，你们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冉咚咚问。

“清明节，她回家待了三天。”夏母回答。

“她的情绪有什么不对吗？”

“和平时一样，有说有笑还唱歌。”

再往下问，他们又摇头了，好像他们只懂得这个动作。他们生活在她的虚构中，凡是发生在北京的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凡是发生在本市的他们基本蒙圈。他们似乎患了心理远视症。心理远视就是现实盲视，他们再次证明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

“最后一个问题，你们知道徐山川吗？”

“不知道。”他们异口同声，就像抢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