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耶茨文集(套装共9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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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革命之路(21)

那天下午两点,米莉·坎贝尔完成了手头的家务活,就坐在电视机前的垫子上歇息。一个人照看六个孩子实在太繁重了,就算只是这么一两天。她鼻子里还充斥着灰土和地板蜡的味道,耳朵里听着孩子从屋外传来的阵阵嬉闹声,这都让她的脑子昏昏沉沉——事情发生之后米莉常常说,至少在听到警笛声前一分钟,她就有了“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不祥预感”。

这是紧急事件的警报声:发生了火灾、凶杀案,还是刑事案件?汽车上的警笛声响亮而动人心魄,米莉可以想象司机刚发动引擎,就不得不在一个弯上放慢速度,拐了过去后又全速向前行进。她及时走到窗前,目光越过树丛和草坪,正好看见一辆救护车从革命路驶上十二号公路,车身反射着耀眼的阳光,警笛一声比一声高,直到救护车在十二号公路上消失后,难以忍受的尖啸声还久久徘徊在空气里。一切恢复了平静,只剩下米莉担忧地咬着下唇。

“我明明知道很多人住在这条路附近,”她事后回忆说,“事情可以发生在这其中任何一个人身上,可是直觉偏偏告诉我,这个人就是爱波。我想马上给她打电话,可是走到电话机旁又停了下来,心想如果不是她的话,我岂不是显得很愚蠢,而且那个时间她很有可能在睡觉。”

于是她不安地守在电话旁,直到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是吉文斯太太,她的声音从话筒传过来,刺痛了米莉的耳朵。

“你知不知道惠勒家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从他们家经过,看见一辆救护车从他们家的车道开出来。我担心极了,一直给他们家打电话,但没人接听……”

“听到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差点吓死,”米莉过后解释说,“电话挂断了之后我难过地坐在那里,然后我做了每次发生可怕的事情都会做的事。我打电话给谢普。”

站在联合精密仪器公司的其中一扇窗户前,谢普·坎贝尔一面向外眺望,一边慢慢地揉着脖子后面,陷入了幻想的泥沼里。自木屋酒吧那销魂的一夜后,这一个星期以来他魂不守舍,既不能把心思投入到工作中,对米莉更是心不在焉,甚至都顾不上自己了。第一天他像任何患了相思病的男孩一样,找了一个电话亭给她打电话:“爱波,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然后她用了很长的一段话来解释清楚,他们不可能再那样会面,这一点他应该心里明白,不该抱着幻想问这些愚蠢的话。爱波的决绝刺伤了他,当天夜里直到第二天早晨他都耿耿于怀。“上帝,她一定把我当成一个头脑简单、行为粗野的小丑了。”所以他花了几个小时在心里默默地排练着一篇冷静、成熟和通情达理的说辞,准备下次再给她打电话。可是他一走进电话亭就乱了分寸。他把练习了很多次的词句说得乱七八糟,声音颤抖得像个语无伦次的傻子,然后他又开始说“我爱你”这样的话。最后爱波只好善良却决绝地说:“听我说,谢普,我真的不想挂断你的电话,不过你再这样的话,我只能先挂断了,对不起。”

之后他只见过她一次,就在昨天,当她把孩子带过来托付给米莉时。他战战兢兢地躲在卧室里,遮蔽在昏暗的窗帘底下,他掀开一条缝隙窥视着她走出汽车——一个满脸倦容的孕妇。他无法镇静地看她,因为他的心扑腾直跳。

“坎贝尔先生,您的电话。”外面工作的女秘书叫道。他走到桌前拿起话筒时,心里想,这会是爱波吗?虽然这种设想非常不合情理。不是爱波。

“宝贝儿,是你啊——什么?听我说,你冷静一下。是谁被送进了医院啊?什么时候的事?我的上帝啊!”

这时候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这一整个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感觉能自我控制,并且重新拥有了处事的能量。他的屁股轻轻滑落进毛毡椅子里,双脚交叉像蹲着一样,一只手握着话筒贴着脸颊,另一只手举着自动铅笔,就像一个精神高度集中、冷静的伞兵正蓄势待发。

“你先冷静下来,好吗?”他告诉她,“你给医院打过电话了吗?亲爱的,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接下来才可以通知弗兰克。……好,我知道你很沮丧。那我来打听情况,然后再打电话给弗兰克。现在你听我说,你一定要放轻松,听见了吗?”他在草稿上画了好几条平行线。“好的,”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孩子发现有什么不对劲,无论是我们的孩子还是他们的孩子。嗯,好的……好。就这样。我一会儿再打给你。”

接着电话直拨到医院,穿过错综复杂的电话转接,剔除那些不能提供任何帮助的声音,他以明快果断的语调咨询到他所需要的信息。

“正在进行什么急救?……我想知道到底出了什么意外。……哦,您说她刚刚流产了。哦,明白了,您能告诉我她现在情况怎么样吗?……哦,明白了。那么您知道手术需要多长时间?……医生的名字是?”他的铅笔飞速记下了医生的姓名。“好的。最后还有一件事:你们有没有通知她丈夫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然后他继续躬身在桌前,拨通了纽约诺克斯公司的电话。

“我要找弗兰克·惠勒先生。……他在哪里?……哦,那麻烦您把他从会议室里叫出来,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通知他。”直到现在停下来等候弗兰克接电话的几分钟内,焦虑感才在他的五脏六腑蔓延。

然后弗兰克终于接了电话。“我的上帝啊!”弗兰克听完这个消息后说。他的声音又震惊又虚弱。

“弗兰克,先别急,听我说。你一定要放松!就我目前所知道的情况来看,她应该没什么事。嗯,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现在听我说,坐下一班火车来斯坦福,我会在那里等你,然后我们五分钟之后就可以赶到医院。……是的,我现在就离开办公室。好的,弗兰克。”

在停车场里,谢普一边飞快奔向他的汽车一边套上外衣。新鲜空气在他的耳边呼啸,他感觉精神又重新亢奋起来。他犹如战场的军士,虽然无法掌控大局,但仍能快捷有效地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在车站等候弗兰克的时候,谢普又给米莉打了电话(她已经冷静下来了),然后再联系医院(没有新的进展)。下午的阳光洒满月台,谢普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把口袋里的硬币拨弄着叮当作响。他低声念叨道:“快点吧,快点。”这种不同寻常的安详时刻也像战争——风风火火地赶过去,然后是静默的等待。火车突然出现了,剧烈震动着月台,弗兰克六神无主地踏进站台,差点摔倒在地。看到谢普后他飞扑过去,眼神狂乱,领带都飘了起来。

“弗兰克,快,跟我来,”几乎在火车还没停稳的时候,他们就并肩跑到停车场。“我的车子就在那边。”

“她还……她有没有……他们现在仍然……”

“没有新的进展。”

从火车站到医院不远,但是车很多,他们只好随着车流慢慢前进。在这一路上他们没有交谈,谢普不太肯定自己开口说话能起到什么作用。弗兰克的眼神,他蜷缩在旁边的座位上浑身颤抖的样子,让谢普感到恐惧。谢普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没有机会采取主动了;当汽车攀上这最后一个山坡走进丑陋的褐色大楼,他也把自己送进了这个完全绝望的区域。

两人快步穿过亲属探视通道,停在一个咨询台边磕磕巴巴地问明路向,然后前后脚冲到急救室,像田径赛里势均力敌的两个对手。庆幸的是,谢普的思绪已经不能集中起来。当年在战场上,这种状态,或早或迟,总会出现在他身上,身体内部会有一个模糊的声音在保护着他:“不要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这些并没有真的发生,不要相信。”

“哪位太太?惠勒太太?”一位脸上有雀斑,身材丰满的护士问。她站在走廊的尽头,消毒口罩上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们,“你们是说急救中的那位?现在我不太清楚情况。我恐怕我不——”她不安地朝那扇亮着红灯的门看了一眼。弗兰克想冲进去,护士连忙挡在前面,似乎准备必要时用武力制止他,谢普及时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了回来。

“我们不可以进去吗?他是她的丈夫。”

“不行,现在肯定不能进去。”她睁大了眼睛来强调自己的职责。不过最后她犹疑了一下,同意走进急救室亲自咨询医生。一分钟之后,一个身材瘦小、表情羞惭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外科手术袍出来了。

“哪位是惠勒先生?”医生问。然后他拉起弗兰克的胳膊,把他领到一边密谈。

谢普通情达理地保持适当的距离,并容许内心的声音向自己保证:爱波不可能会死掉的。因为没有人会这样死去,在这样慵懒的下午,在这样昏昏欲睡的走廊。如果她正要死去,那个管理员怎么还能安详地拖着地,怎么还会哼着歌,并且容忍几步开外的那间病房把收音机开得那么大声?如果爱波·惠勒即将死去,医院的墙壁上怎么会贴上喜气洋洋的油印布告通知员工参加舞会(“充满乐趣!美味点心!”),怎么会有这些摆放得那么舒适的柳条椅子,以及整齐地罗列在桌子上的杂志?医院以为我们能干什么?当有人正在死去,我们能坐下跷起二郎腿看《生命》杂志吗?当然不会。这是一个婴儿被接生出来的地方,一个普通的流产能很快被治愈的地方;这是一个短暂地让你等待,让你忧虑的地方,很快磨难就会结束,你就能痛痛快快地走出去喝点东西然后回家。

为了验证他的想法,他坐在一个柳条椅子上,随手拿起一本放在桌子上的《美国摄影》,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去翻找女人的裸体照。不过他很快又站了起来,向走廊的一个方向走几步,又折回头走几步。尿意把膀胱积压得一阵疼痛,他现在很想上厕所,不过他不知道找到厕所再回来会花去多长时间。

这时候医生已经回到急救室,留下弗兰克独自一人站在门口。他用手掌根揉着太阳穴,说:“天啊,谢普。他说的话我有一半听不懂。他说救护车抵达时胎儿已经出来了。他说他们要做手术把那个什么东西弄出来,对,是胎盘。他们做了,但是现在她大出血。医生说救护车抵达之前她就已经大量失血,现在他们正在帮她止血。他还跟我解释了我没听懂的东西,关于毛细血管什么的,而且他说她现在不省人事。上帝啊!”

“我们能不能先坐下来,弗兰克?”

“他也这么跟我说了。可是我他妈的坐下来又有什么用?”

于是两人只好继续站着,听着管理员低声哼唱,听着拖把击向墙面的节奏,听着护士走过甬道时橡胶鞋跟敲打地面的闷响和衣服的沙沙声。“抽根烟吧,伙计?好小子,这里,我有火柴。”谢普递过一根香烟,不过他说话的语调有点过分客气和友善。弗兰克一直失魂落魄,只有接过香烟时才回过神来。谢普听到自己声音中的愉悦而备受鼓舞。“要不这样吧,弗兰克,我去弄两杯咖啡?”

“不用了。”

“你不想喝吗,那好吧。我很快就回来。”他心急火燎地穿过走廊,拐进一个角落再穿过另一个走廊,才找到了男厕。膀胱的压力逐渐释放出的一刻,他颤抖着,还几乎呻吟出来。然后他回到走廊里,打听到医院的食堂在几百码外建筑物的另一头,名叫“热心小店”。他快步绕过玩具、蛋糕和杂志,点了两杯咖啡,然后,小心翼翼地端着两只烫手纸杯,开始走回急救室去。不过他迷路了。所有的走廊看上去一模一样。他走到一条走廊的尽头时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他不得不花许多时间找回原路,他永远记得,这就是他在做的事情,提着两杯咖啡,摇摇摆摆地走过一条条走廊,脸上挂着愚蠢的垂询的笑容——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情,在爱波·惠勒死的时候。

当他终于转进急救室所在的走廊,他知道自己最惧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亮着红灯的房间在长长的走廊尽头,那一片走廊空荡荡的,弗兰克已经不在那里。距离房间还有五十码的时候,他看见门打开了,一群护士走了出来,急匆匆地朝各个方向散开。她们身后慢慢走出一名,不,是三名或四名医生,其中两个搀扶着弗兰克,就像酒吧里尽责的服务生在伺候酒醉的客人。

谢普惊慌失措地扫视一圈,想找个地方放咖啡杯,最后他蹲了下来,把纸杯放在地上倚靠着墙,然后飞奔过去。接着他就深陷在医生的包围中,他无法把他们一个个区分开,对谢普来说,他们就是一群穿白褂子的人,有着相同的粉红色脸蛋,却七嘴八舌说着不同的话:

“……一个沉重的打击,当然……”

“……出血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很难……”

“……来,我们试着坐下来……”

“……很多毛细血管……”

“……事实上她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不,别激动,我们还是先坐下,然后……”

“……这样的事情确实是会发生,我们也很无奈……”

医生试着让弗兰克坐在柳条椅子上,椅子被他们拍得吱吱作响。不过,无论他们怎样劝说,他依然倔强地坚持站着,面无表情,一声不响,呼吸急促。他的头随着每一次急促的呼吸轻微地动一动,眼睛却直直地看着空茫处。

在谢普的记忆中,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模糊不清。这期间肯定过去了很多个小时,因为他们回到家时天色已晚。他们肯定走了很多里路,因为他记得自己一直在开车。不过他已经想不起走过哪些地方了。有一次他们停在某个小镇让引擎休息一下,谢普走到一家酒类零售店给弗兰克买了一品脱威士忌。“来点吧,伙计,”然后看着他像婴儿一样吮吸着里面的液体。在另一个小镇——或者在同一个地方?——谢普走进路边电话亭给米莉打电话。她惊叫道:“哦,天啊,不!”他告诉她看在上帝分上不要惊动孩子。在米莉冷静下来之前,他不敢挂断电话,还得分心去留意弗兰克是不是还木然坐在车里。“现在你听我说,孩子们睡着之前我不能把他带回家,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把他们哄上床睡觉。而且看在上帝分上,你要表现得自然一点。然后我会把他带回家过夜。妈的,我们今天肯定不能让他一个人回到自己家里……”

其余的时间他们都在路上,漫无目的地行驶着。谢普只记得,这段旅途就是一个红绿灯接一个红绿灯,数不清的树木、电线杆、房子、购物中心和绵延不断的山丘在苍白的天空下伸展到无穷无尽;以及弗兰克或是默默不语,或是低声呻吟,或是喃喃地重复着这番话:

“……她今天早上是那么的温柔体贴,对我那么好。这他妈难道不是最可恨的事情吗?她今天早上是那么的温柔体贴……”

有一次,谢普不记得具体是什么时候了,是在这段旅途刚开始的时候或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听到弗兰克说:“她是故意这么做的,谢普,她是自杀的。”

谢普只好故技重施,把这些刺激性的话扔到头脑的暗处,以后再去细想。“弗兰克,放松一点,不要再说那些屁话。这样的事情是会发生的,这是一场事故,仅此而已。”

“不是,这并不是事故。这样的事情不会偶然发生的。她本来上个月就打算做这件事情,当时还是安全的。当时她这么做的话就会没事,但我却说服她放弃这个打算。是我说服她的。然后昨天我们吵了一架。结果现在她——上帝啊。上帝啊。她今天早上是那么温柔体贴。”

谢普盯着路面,庆幸有那么多事占据着自己内心最敏感、最易受冲击的部分。因为他怎么知道,弗兰克的话包含了多少真相?而他又怎么知道,爱波的死跟他有多少关系?

那一天更晚的时候,米莉独自坐在黑暗的客厅里咬着手帕,觉得自己就是个胆小鬼。有些方面她还是表现得相当好的:她成功地在孩子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比平时早一小时就把孩子乖乖地哄上了床,谢普好久之后才回来;她在厨房里做了三明治,让他们饥饿的时候有东西填肚子(“生活还要继续”,每次身边有人去世,她妈妈总是一边这样说,一边做着三明治);她还抽空打电话给吉文斯太太,听她在电话里不断地重复着“噢,噢,噢”;她做好了心理准备来面对可怜的弗兰克。她准备陪他坐一整晚,念念《圣经》什么的;她准备在他需要时搂着他,甚至让他靠在胸前痛哭;她准备不惜做任何事情来缓解他的痛苦。

但是她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弗兰克可怕的空洞的眼神。当谢普扶着他走上厨房台阶时,米莉叫了一声“噢弗兰克”就开始失声痛哭,她用手帕掩着嘴跑进客厅,自此以后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客厅里,倾听两人在厨房隐约发出的声响:拖动椅子的声音,玻璃瓶碰撞发出的叮当声,以及谢普的说话声:“来,伙计。现在就把它喝完。”她希望自己有勇气走回他们身边。有一次,谢普带着一身威士忌酒气踮着脚走进客厅,想听听她的意见。

“亲爱的,我很抱歉,”她在他胸前低语。“我知道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可是我真的做不到。我无法去面对他那副样子。”

“没关系的,宝贝儿,没事。你想开一点,我会照顾他的。他只是太震惊了。天啊,遇到这种事,”他好像有点醉了,“天啊,多么恐怖的事情。你知道他在车上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她是故意这么做的。你能相信吗?”

“她故意做什么?”

“堕胎。她想把孩子拿掉。”

“噢!”她低呼,肩膀也颤动了起来,“天哪,这真是太可怕了。你觉得她会这么做吗?为什么呢?”

“我他妈怎么知道呢?我应该知道这一切吗?我只是转述他说的话,看在上帝分上,你别问了!”他用双手擦擦头皮,“该死。对不起,宝贝儿。”

“没事的。你还是先回厨房吧。过一会儿我再出来陪他,那时候你可以稍微休息。我们轮流陪他。”

“好的。”

不过两个小时过去了,米莉还是没有勇气去履行承诺。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坐在那里,为即将要踏进厨房而感到恐惧。厨房很久没有动静了。他们在做着什么呢?难道就这么默默相对?

最后,在勇气和好奇心的双重驱使下,她站起身来,穿过房间,走进过道,轻轻来到灯火通明的厨房的门口。她深吸一口气,眯起眼睛准备应对厨房晃眼的灯光,才犹犹疑疑地走了进去。

谢普头枕着手臂趴在厨房的桌子上,距离那盘动都没动过的三明治不到两寸;他已经睡熟了,还发出轻微的鼾声。弗兰克早已不在那里。

悲剧并不适合发生在革命山庄。这里的建筑规划好像经过蓄意安排,即使到了晚上,也不会留下重重的暗影或荒凉的剪影。这里只有欢乐,只有明亮,只有一栋栋乳白色的房子像孩子的模型玩具,掩映在层层叠叠的绿色和金色叶子中,透过敞开的窗户流泻出同样温暖的光。这里还安插着亮晃晃的照明灯,骄傲地照射着一些草坪,一些整洁的大门,以及一些雪糕色的汽车。

一个男人伤心欲绝地在这样的街道上奔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除了皮鞋摩擦沥青路面和自己的呼吸声,四周宁静得他甚至能听见掩映在叶子中的房间传来的电视节目——先是模模糊糊听见喜剧演员一声惊呼,跟着一阵阵笑声和掌声,最后乐队欢然演奏起来。就算他最终决定离开大路,穿过某家后院来到陡峭的树林,并走下这个斜坡,沿着一条疯子的捷径抵达革命路,也无法躲开那些灯光的追踪。房子的灯光快乐地照射在他身上,让我们清楚地看见树枝怎样拂过他的脸庞,凹凸不平的小沟怎样把他绊倒,他又怎样站了起来,发现手里抓住了一个小孩玩泥沙的小锡桶。

当他终于踉踉跄跄地走到山脚的沥青路上,他的思绪已经乱成一团,于是他纵容自己沉湎到一个残酷的幻觉中:今天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等他拐过了这个弯,就会看见自己的房子亮着灯;他会跑进房子里然后发现她正在熨衣服,或者蜷曲在沙发上看杂志。她会说:“弗兰克,你怎么了?你的裤子上怎么到处都是泥啊?你说什么?我当然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不久以后他就看到了自己的房子——真正地看见——月光下乳白色的小屋,黑色的窗,这是整条街唯一没有亮光的房子。

爱波非常小心地不让血迹弄脏房子。弗兰克只看见从卫生间到电话机之间有几滴血痕。卫生间里的血也大都擦洗掉了。两条吸满了血的毛巾沉甸甸地躺在浴缸的排水管边。“我觉得这样处理最方便,”他仿佛听见她说,“你只要用报纸把毛巾包起来,丢进垃圾桶里,然后好好把浴缸冲洗一遍就行了。对不对?”在柜子底下他发现了漂在一锅冷水里的橡胶吸液器。她很有可能故意把工具藏起来,不让医护人员看见。“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最好隐藏起来;我不想回答一大堆愚蠢的问题。”

当他开始收拾残局时,脑子里不断响起她的声音。他把报纸大力地塞进垃圾桶时,她说:“这就行了。”他跪在地板上擦拭血迹时,她说:“试试用一块湿海绵吧,加上一点清洁剂,亲爱的。东西就放在水池下面的柜子里。这些应该对付得了污迹。对对,就在那里面,你看到了吧?这就行了。血没有滴在地毯上吧?噢,很好。”

她怎么可能已经死去了呢?如果她的声音,她的意志,依然活生生地回荡在屋子里?直到他清理完毕,已经没事可做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打开一盏盏灯,又一盏盏灯地熄灭掉时,她仍然无处不在,真实得就像衣柜里裙子的香气。他就这样依偎着她的裙子,过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客厅。这时他发现了她留下的字条。不过他还没来得及看就赶紧把灯关掉,因为他看见坎贝尔的车已经驶上了家门口的车道。他跑回卧室,把自己关在衣柜里,躲藏在衣服中间。在里面他听见车停了下来,然后厨房的门被打开,一些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弗兰克?”谢普嘶哑地喊着,“弗兰克?你在屋子里吗?”

他听见谢普走遍每一个房间,一边磕磕绊绊地摸索墙上的电灯开关,一边低声咒骂;最后他听见他离开了,听见汽车开动并逐渐走远。他终于可以从柜子里走出来,拿着纸条,坐在黑暗的落地窗前。

不过这一番打扰之后,爱波不再跟他说话了。他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试图找回,喃喃地说着话,渴望得到回应,一遍遍地回到衣柜里,然后打开梳妆台下的抽屉,然后去到厨房,因为他以为她的灵魂可能还在碗柜里碟子里咖啡杯里。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她已经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