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区域全面创新发展演变趋势
一个区域的创新发展涉及主体、要素、时空等诸多因素、诸多视角。本文主要从创新主体、创新资源的时空分布、创新网络与互动、创新人力资本、创新物质资本、产业创新、创新治理、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激励等10个角度概述当前中国区域创新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创新主体：从传统创新机构到创新平台，企业、高校、院所进入跨界融通、开放创新的新境界
人类社会是由组织构成的，区域亦如此。在管理实践中，随着互联网从PC时代迅速走向移动互联、智能化万物互联时代，新技术革命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方式，深刻地改变了创新组织的行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组织的性质和作用，特别是创新组织平台化发展趋势，是创新政策必须紧密关注的。以海尔集团的组织创新为例，互联网去中心化、自组织、扁平化环境下的组织创新体现在“人单合一”的变革，企业成为开放的创新创业大平台，使得人人“CEO（首席执行官）”、人人创客、企业员工与用户共创共赢等新的理念成为打破传统企业管理范式的标志，呈现互联网时代创新发展新范式下创新组织全面创新发展的新探索、新趋势。
无论是企业还是高校、科研机构，都在以某种方式顺应组织平台化和组织管理扁平化的发展大势。未来创新发展要么自身实现平台化转变，要么加入一个平台的生态中。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方面，各种合作创新平台、开放创新平台如雨后春笋，并通过构建新型研发机构、科技园、双创基地等区域创新平台、转化平台、投资平台，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依托。
就企业而言，其演变为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主体的过程就是区域创新转型的过程。21世纪以来，平台型创新企业逐步取代传统技术型创新企业，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经济力量。同时，伴随着传统企业的平台化加速演化，最新的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排名前三的苹果、谷歌、微软以及排名第六和第七的亚马逊、脸书这5家均为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等表现也很突出。由于平台化，大企业阻碍创新的传统认知正在发生改变，新时代行业龙头企业在国家竞争和区域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已经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龙头企业不再是产业的垄断者，而是产业共生的协同者。龙头企业不再是产业创新的守旧者，而是产业创新生态的引领者，从内外部融合创新，走向大中小企业与产、学、研、金融通创新。
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技术的综合、交叉、融合成为显著的特征。一个产品数字表征背后是极其复杂的材料、设计、加工与制造、算法、程序迭代、接口，还要加上极其复杂的管理与过程控制技术的有效支撑，这标志着人类进入科技引领的全面创新时代。所以，产、学、研、金、介、用等都成为创新的主体，且相互间正在走向全面开放和深度融合，共创、共建、共担、共享的融合创新成为创新发展的主旋律，合作是创新的王道。构建双创平台和创业投资平台成为许多大型企业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的依托，也为政府支持大型企业的双创提供了可能和合作的基础。
（二）创新资源的时空分布：区域集聚效应愈加明显，呈现较强的“马太效应”
研究区域问题，必然离不开时空关系。创新作为现代区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呈现持续的时空变化，且历来受到相关学科的高度关注。概括地说，在区域创新发展过程中，科技创新要素、科技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不均匀性，高度集中在某些区域或地方，由于聚集性带来交流的方便和效率的提高，创新要素的区域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地区创新发展竞争出现较强的“马太效应”［13］。
我国科技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性特征极为明显。一是创新要素的区域集中度高。2017年，排名前10位的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河南省、四川省、安徽省、福建省R＆D全时人员占全国的71.14%；排名前10位的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北京市、浙江省、上海市、湖北省、四川省、河南省、湖南省R＆D经费支出占全国的73.7%；排名前10位的北京市、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安徽省、四川省、湖北省、陕西省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国的75.1%。二是科技产出集中度高于投入集中度。区域创新聚集度高带来创新的效率同步甚至可能更快地提高。区域创新效率与创新要素聚集带来的密度、高度和创新主体之间互动的广度、强度呈现正相关，是创新生态优良适宜的表现。三是高端资源的区域集中度更高。例如：2019年新增两院院士中，北京市新增59人，占比42.45%；长三角三省一市新增33人，占比为23.74%；武汉市新增8人，占比5.75%。以上三省三市合计占比达72%左右。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受理PCT国际专利申请5.5万件，来自国内申请的5.2万件中，广东省2.53万件、北京市0.65万件、江苏省0.55万件、上海市0.25万件、山东省0.23万件、浙江省0.19万件、湖北省0.17万件，合计占比高达87.88%。
同时，城市创新正在逐渐跨越城市的地理边界，进入区域城市群创新的新阶段［14］。首先，大城市的地位更加突出，成为经济要素和科技创新要素集聚性最强的地方。随之，大城市也成为跨区域的交通走廊、城市圈、城市群合作的枢纽与节点，也是科技园区、创新街区的集中承载地。在创新创业型新经济时代，大城市中心商务区是现代城市最先进生产生活的代表性区域，成为各类活跃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资源高度集聚、各类活动高度密集的“微中心”，并引导中央商务区（CBD）向中央活动区（CAZ）转型升级。近年来如火如荼蔓延发展的科技创新回归都市中心区现象，可以得到不少城市发展实践的印证。英国的伦敦硅环岛，美国的纽约硅巷、洛杉矶硅滩，中国的深圳湾地区、清华大学周边等都市中心科创集聚地带的快速崛起和持续兴旺，正深刻地改变着大都市内部的动力结构和空间功能格局。
（三）创新网络与互动：从创新体系、创新生态系统到基于“四度”的创新共同体
基于演化经济、制度经济理论的国家与区域创新体系，强调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在创新系统中的不同定位与特点，强调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网络连接、创新主体之间的内部互动；创新生态系统基于生态学理论，强调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更多的创新主体相互影响与作用，创新主体的共生性、依赖性、集群性，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相互作用等特质；以创新体系、创新生态理念为基础，创新共同体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共同的愿景与目标，强调多主体深度融合、多层面跨界认同、创新实现的有效性，是以高效率的创新实现为目标导向的共同体［15］。
硅谷、中关村、深圳等区域的创新成功，除了他们都有必要的产、学、研等创新主体要素，创新人才、资金、仪器设备、技术成果、服务机构等创新资源要素，宽容失败、勇于创业、善于合作等创新文化要素，促进创新的法律规制、创新服务环境、政府政策激励等创新制度要素等构成的完善的创新系统和创新生态外，还需要创新资源要素和主体要素的密度与高度（水平、能力）；创新文化氛围要素与创新制度要素促进创新资源主体要素、创新主体要素内部及各要素之间互动融合的浓度；全社会与社区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度达到一定的阈值（密度、高度、浓度与社会支持度合称为“四度”）。
“四度”创新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各类创新资源要素和创新主体要素的顺畅流动与高效率配置机制；创新主体相互间的便利交流和更多更有效的学习机制；创新资源的共享与合理利用机制；创新主体共生共荣的相互依赖性与创新社区的根植性机制；创新领军企业、一流大学科研院所的带动机制，等等，这些机制发挥作用是以创新要素的浓度、密度、高度和社会支持度达到一定阈值为前提的，也是创新发生的充分条件，是创新效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基于“四度”的创新共同体显示，一个城市除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数量是重要的外，还需要有领军的创新型企业，发展新经济还要看有没有平台型企业，有多少独角兽企业等；创新共同体需要高水平的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需要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施等。同时还要提高创新浓度，即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文化、人文环境氛围，特别是要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来提高创新主体之间互动、融合的程度，使科技创新交流进一步活跃起来，使创新氛围更为浓厚；科技创新还需要全社会的支持，涉及科学技术和创新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科学家、工程师的问题。
（四）创新人力资本：高水平创新创业人才引领新兴产业聚集，解决好老龄化时代的创新人力资本短缺问题迫在眉睫
随着中国经济向创新创业型新经济的升级转型，创新人力资本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作用变得更为关键。在工业经济时代，人才跟随产业在区域间转移流动，现在已经呈现明显的人才引领新兴产业聚集的新趋势，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和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合力效应对区域创新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当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截至2018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5亿，预计2035年将达到4亿，届时将处于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从区域看，新动能培育滞后的地区与人口净流出叠加，老龄化形势更严峻，由此带来区域财政困难、潜在的债务压力、就业问题等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等重大风险。如东北地区由于年轻劳动力流失、生育率超低，人口老龄化速度、程度均快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18年，东北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6.6%上升到13.4%，而同期全国从7.0%升至11.9%。基于老龄化现实与未来走向，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区域创新人力资源供给矛盾将逐步加深，开发老龄特别是初级老龄科技人力资源成为必然的选择。
据中国科学学、科学计量学专家赵红州的研究，科学家最佳创造年龄，随着时代发展有缓慢后移的现象，并将其后移速度确定为3.5岁/百年。显然，由于知识爆炸，延长了知识继承期，新的科学技术本身创新难度也在不断地增加，这些因素都是科学家最佳创造年龄后移的原因所在。同时，随着科学家向工程应用领域、产品创新领域的拓展，其最佳创造年龄也会有所后延。不难理解，一个科技帅才，在其所在的领域沿着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应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发挥知识经验积累之所长，在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产业化创新链上，在学科技术的新的交叉领域，更持久地实现新的科技贡献。由于区域特别是城市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载体，各地区应顺应时代趋势，支持老龄人才特别是初级老龄人才创新创业，支持企事业单位对科技人才采取灵活的退休政策等措施。
（五）创新物质资本：从投入到投资，加速科技投入的社会财富化、资本化过程
不仅是政府，社会各界也在不断地加大对创新的投资力度。由创新投入转变为创新投资，这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竞争需要，特别是创造财富、获取经济效益的核心正在由有形资产逐步转向无形资产，知识产权资本崛起并成为经济竞争的焦点。以R＆D支出为例，在国家统计局印发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中，将研发支出（R＆D）计入GDP，表明从2017年开始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不再作为中间投入，而作为固定资本形成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这也显示，全社会研发支出被部分算作固定资本投资了。
在企业研发投入方面，《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已经将企业研究开发项目区分为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企业需要根据阶段的不同，确定可以明细为开发阶段的研发支出的资本化条件。这表明企业研发投入仅仅作为费用支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与全社会R＆D支出一样，也已经开始研发投资化过程了。从科技投入到科技（研发）投资或研发投入的资本化，意味着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研发投入，都不仅是计入GDP或改变会计记账准则那么简单，而且是对科技投入性质认识的改变，是对科技投入至少是部分科技投入成为生产性投资而非消费性或成本性支出的认可［16］。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随着创新创业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随之而出现的创新型新经济的不断发展，创新投入的范围由以研发投入为主向包括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科技并购投资、科技基础设施投资等大科学投资在内的大创新投资体系转变，大大超出了人们对传统研发投入的理解，标志着创新投资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物质资本。
（六）产业创新：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到打造产业共同体，培育未来产业新路径
从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到“产业共同体”都体现了产业组织方式的不断发展。用生态学来描述产业共同体是合适的，市场类似于环境，企业类似于生物个体，产业集群类似于生物群落，资金流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供应链则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长城战略研究所认为，新兴产业势力与传统实体经济融合演进，各有所长，相互赋能，形成产业共同体，达到去中心化、共创共享、相互促进的目的，从而提升产业整体效率［17］。
概括而言，产业共同体是以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产业互联网技术为核心，以产业创新为动力，以产业安全为基础，以产业金融为血脉，实现业务共生、生态共建、利益共享的新的产业组织形态，是在产业集群、产业集聚理论基础上产业生态的高级化。其中，平台化企业是产业共同体的产业组织枢纽的带动者，链接一切的产业互联网是核心因素。
当前，进入产业共同体建构发展的初始阶段，要以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为基本方向。各地区、各行业的产业空间组织的所有参与者都将迎来整合、提升和重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作为产业空间组织的有效途径，互联互通、融合融通、深度耦合。产业共同体建构发展的主要方法表现为融合融通、新产业孵育、连接赋能、区域协同等。
打造产业共同体，可以有多个路径：一是两两融合路径，包括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如供应链金融、产业基金等；产业创新与金融融合，大力推进科技金融，科技与金融结成利益共同体，为制造业升级赋能。二是加快建立在双创基础上的产业孵育体系建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形成原创新兴产业共同体。三是加快龙头大型企业的平台化转型，通过互联网+、智能+，实现产业的横向水平整合和纵向垂直整合，带动新兴产业与原有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四是加快区域协同创新，打造跨区域产业创新共同体，带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在区域的聚集发展。
（七）创新治理：创新主体日益多元化、大众化，负责任的研发与创新需要全球关注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当代创新呈现颠覆性创新越来越多、以科学为基础的原始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资本的力量与影响越来越大等发展趋势。科技创新性趋势变化必然引起社会结构性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科学伦理问题。黑科技、硬科技、机器智能化都可能挑战人类对科技创新的治理能力。“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表明，科学家不再仅仅是科学家角色，一人可能身兼数职，创新远远超出科学研究的范畴，更多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公众参与科技创新治理的必要性大大提高。同时，科技创新不仅关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人民的福祉，重大科技创新已经越来越紧密地与人类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创新共同体治理体系与机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国际社会正在加速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双刃剑效应更加突出，与现有的科技与创新带来的负效应叠加，国际社会迫切建立与遵守创新共同体的规则、科技企业合约合规经营的全球化规则。
因此，新的科技创新治理应当是国际性的，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方向的，是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政府决策管理者、社会大众在内的广泛的创新共同体的共同责任。建立创新共同体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树立“负责任的研发与创新（RRI）”理念和规则；完善科学系统的重复实验、同行评议、论文审查制机制；制定符合现代科技治理要求的法规；大力发展人文与社会科学；提倡科学道德，强化创新共同体的自我约束，注重消减科技与创新可能造成对社会不利的影响。
（八）创新政策：从创新政策到创新发展政策，保障五大发展理念的实现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穆荣平研究员提出的创新发展政策是建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的科技政策的新提法，展现了从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到创新发展政策的演变过程。
首先，创新发展政策需要全面深入理解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依靠科技创新的发展，其实质是有效益、有质量、惠及人民、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发展不等于增长，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还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在内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的应当是这样的发展，创新发展政策就是保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其次，创新发展政策是促进五大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强调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政策不仅要解决创新这个动力性问题，也要依靠创新发展政策解决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落实问题。最后，创新发展政策强调五大发展理念对创新资源的配置，创新产出价值判断的决定性影响，也强调多元价值的创造，不仅仅是经济价值的创造，还要在政策上引导绿色价值的创造、协同价值的创造、开放和共享价值的实现。
（九）创新管理：从研发管理到全面创新管理，创新链管理成为科技管理的基本要求
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与创新创业在现代社会是一种职业，是一类广泛的社会活动，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业，其重要性在21世纪日益增加。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创新创业成为一条完整的链条，谓之“创新链”。科技创新活动呈现日益加深的社会化、建制化、复杂化，难度显著增加等发展趋势。
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看，20世纪以前，科学家和工程师主要凭借个人的财力和兴趣从事科技创新，科技发展的特征表现为自由、个人探索型的科技发展模式。20世纪以后，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明显成为一种国家行为，科学技术部门、科研组织机构被纳入国家建制，成为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
大科学时代也是全面创新时代。新时代创新具有多种方式和跨界特征，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全面创新包括了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形式，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在互联网不断迭代时期，商业模式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商业模式创新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没有模式创新，企业走不快；没有科技创新，企业走不远、做不强。
（十）创新激励：从知识人格化到知识资本化，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
一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能实力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一个区域综合营商环境不可或缺的部分。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既是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也是国家提升竞争力的政策工具。不断升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励和保护科技原创积极性的基础性机制，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
知识产权是无形资产，知识的载体是人和组织，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知识产权保护。目前，迫切需要更加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制度鼓励基础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培育企业家精神。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要突出知识资本化趋势，以服务激励科技创新为中心，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制度性激励机制，建立以知识产权创造者、转化者利益保护为导向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与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