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科学理论
第二章 全健康科学基础与关注领域
韩乐飞
， 孙雅雯， 张乐， 谢青 郭晓奎，
一、引言
在全健康领域开展研究与治理工作，需要我们深入认识人与动物，人与环境，人、动物、环境和社会等交叉界面上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有效地识别在人-动物-生态环境的交叉界面产生的健康问题，进而开展研究和治理工作，提高三者的整体健康。本章将对全健康的科学基础与关注领域做一个详细的探讨，内容包括全健康的理论问题、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及全健康视角下对环境与生态系统的认识。
二、全健康的理论问题
（一）全健康的定义
全健康寻求的是广泛的跨部门、跨区域、多学科合作。由于学科交叉的属性，对于全健康的定义和研究范围的边界仍然比较模糊。目前全球多个全健康组织与研究机构给出了相关的全健康的描述或定义，如表2-1所列［1］。尽管这些表述不尽相同，但本质上是希望通过跨学科研究和行动促进所有人类和动物物种的整体健康。对全健康定义的不同表述，反映了各个组织倾向的使命和愿景。例如“全健康倡议（One Health Initiative）”将全健康视为一种全球战略，旨在扩大人、动物和环境卫生保健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和交流。该定义比大多数定义更广泛，涵盖范围更广。尽管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全健康的概念正在吸引众多寻求通过加强跨学科合作来改善动物和人类健康的研究热情。而正是由于对全健康领域的弹性理解，它也在吸引不同的群体对人、动物和环境整体健康的关注。
表2-1 各机构对全健康的描述
（二）全健康的理论框架
在全健康理念被积极推进之前，还有一些类似的理论框架。其中一个是兽医公共卫生，它描述了人和动物健康的相互作用，在国际组织、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界都有广泛的应用。兽医公共卫生最初由Jamesh Steele在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构思形成。与全健康相比，兽医公共卫生主要服务于人类界面的公共卫生问题。从概念上讲，它不考虑公共卫生下给动物健康带来的共同利益。
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是“生态系统健康方法”或“生态健康”（Eco Health）。生态健康考虑了生态系统、社会和健康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寻求深入了解生态过程及其与人和动物健康的关系［2］。例如，使用生态健康方法可以证明，在亚马逊河流域因发生鱼类汞中毒事件而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的根本原因，并非源自上游金矿开采，而是毁林后的土壤侵蚀［3］。生态健康已成为国际生态与健康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logy and Health）组织的一项国际学术运动。生态健康是一种系统方法，从数量和质量上解决了非线性系统动力学中的复杂问题。它融入了跨学科方法，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连接学术和非学术知识。生态健康涉及从社区到政府当局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即研究过程中的参与者。生态健康特别关注性别和社会公平，并通过政策变革、干预和实践改进将理论转化为行动［4］。从这一角度来看，全健康是生态健康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
随着医学科学知识和信息水平的不断发展与深入，学科研究逐渐细化。动物医学研究和人类医学研究逐渐走向了两条不相交的道路，而这种分裂却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例如，在复杂环境中应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需要重新思考现代动物和人的健康理论，而全健康提供了各自的概念基础和操作前景［5-6］。
有迹象表明，在系统生物学、社会科学和生态学者网络（如恢复力联盟，Resilience Alliance）的各个领域都有趋同的迹象。人、动物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简单，它们也是人类环境系统或社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7］。经济学家Elinor Ostrom认为，社会生态系统是复杂的、多变量的、非线性的、跨尺度的和不断变化的［8］。人、动物与生态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都被称为文化和社会系统。生物医学健康科学需要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宗教等所有与社会系统相关的学术领域互动。同样，也需要与生态学、地理学和所有与环境相关的科学相互作用。所有这些过程跨越多个维度，如从分子到群体。健康可以被认为是社会生态系统的产物，因此我们才会谈论社会生态系统下的健康（图2-1）。社会生态系统下的健康显然超越了上述的全健康概念。将健康视为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果，这一点与复杂性理论和系统理论有关。目前，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正遭受一些尚未被研究清楚的因素破坏，如气候变化或核灾难等，这些因素无法通过正常的还原论科学方法进行解决。
图2-1 社会生态系统下的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广义框架，从分子到群体（斜面）以及社会（深灰色）和生态（浅灰色）相关概念［6］
（三）全健康的跨学科性
如前所述，全健康是一个科学概念。由于其系统的复杂性，需要开展多部门、跨学科、跨地区的合作。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卫生服务和动物疾病控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与社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需要不断交流沟通。研究人员需定期将研究结果传达给所有利益相关人员，如当地社区、健康工作者、公共卫生和兽医公共健康从业人员，这使得研究过程更加全面，确保了其有效性和社会相关性，也带来较大的影响力［9-10］。全健康研究可有效结合研究过程中学术和非学术知识的融合，研究目的在于改善牧区群众和动物的健康状况，增加其获得保健的机会。学术和非学术利益相关者与知识的接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形式，它是“跨学科方法”的进一步发展，通常结合了不同的学科，即医学和社会科学。Mittelstrass将“跨学科性”定义为一种超越学科界限的研究形式，可以解决与现实世界相关的问题。总之，“全健康”代表了传统兽医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在跨学科背景下的共同发展。我们的星球正面临着人类和家畜的共同威胁，而全健康概念也受到其挑战［11］。因而，全健康涉及的问题不仅涵盖对比较医学传统概念的理解，也涉及文化、经济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之间激烈、不稳定和复杂的相互作用问题。
三、全健康视角下人与动物的关系
（一）人类医学与动物医学的关联
20世纪以前，通过观察法和比较研究，一些科学家认为对人和动物健康的关注重点将逐渐趋于一致。很多关于全健康的结论均基于推论、经验观察、类比特定疾病和比较解剖学。
16世纪，Giovanni Filippo Ingrassias认为，动物医学与人类医学密不可分。18世纪，徐大春在《论医学的起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兽医学的基础和人医学一样全面和微妙，不可能把一个凌驾另一个之上。”18世纪，里昂第一所兽医学校的创始人推荐在兽医课程中加入人类临床训练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然而，19世纪，随着细胞病理学的出现，Rudolf Virchow等科学家发现人类和动物发病过程类似，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将人医学和兽医学相联系，形成一种比较医学的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7,12］。
19世纪末的病理学研究者，即Cellular公司创始人Rudolf Virchow和20世纪著名的兽医流行病学家和先驱Calvin Schwabe是第一批提出“全健康”概念重要观点的科学家。在普鲁士元老院处理牛肺结核的听证会上，Virchow指出：“兽医学和人医学之间没有科学上的屏障，也不应该有。一种科学经验应该用于发展其他科学。”［12-13］受其与苏丹丁卡族牧民合作的经验影响，Schwabe创造了“全医学（One Medicine）”这一术语，以此说明人医学和兽医学“没有区别”。这两门科学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以及各物种的疾病起源方面有着共同的知识体系［14］。
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所使用的比较医学方法密切相关，也产生了极大的健康互利。人类医学中的大多数治疗干预措施可在动物领域进行改进和试验。但是，随着专业化程度加深，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的研究产生了分歧，即使关注的是同一疾病，相互之间却没有建立联系。例如，毛里塔尼亚爆发的裂谷热疫情起初被误认为是人类的黄热病。但是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在调查了牲畜服务机构并了解牛流产状况后，才发现是由同一种病毒引发的［12］。
对人、动物和生态环境的全面认识，能帮助我们理解三者的关联方式。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通过紧密合作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动物和人类的健康和福祉，还可节省资金、缩短发现疾病暴发和采取公共卫生行动的时间。例如，由人医和兽医组成的一个联合小组在乍得的流动牧民社区检查人和动物的健康状况时发现，大多数儿童无法接种全部预防疾病的疫苗。而相较于儿童，更多的牛都接种了疫苗。鉴于此，当地开展了人和动物联合疫苗接种运动，为本来无法获得健康服务的儿童提供预防性疫苗接种。这个案例表明，动物医学和人类医学的密切合作可以产生比单打独斗更好的效果［9,15］。
对人和动物健康给予同等关注是全健康不同于其他概念（如兽医公共卫生、复原健康和生态健康）的重要特征之一，全健康的独特性体现在组织、战略和实践上。复原健康和生态健康则更多考虑了生态恢复力和可持续性。
基于上述特点，我们面临的全健康的挑战在于如何通过高度迭代的过程和行动，展示两种服务方式：医生直接或间接地为动物健康服务，以及兽医为公共卫生服务。我们需要寻找可以定量和定性地测定人和动物健康相互作用程度的办法。目前，一些相关的方法已被开发并应用于调查设计、卫生服务，以及人畜共患病的研究之中。
（二）人与动物关系中的规范
把人与动物的健康作为提升整体健康的目标，必然需要更深入地理解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纽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到文化和宗教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制约，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应如此。驯化野生动物是人类最基本的文化成就之一，利用动物狩猎和饲养牲畜对人类的发展和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全健康概念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如动物观的文化差异及相关评价。因此，全健康需要思考人与动物关系的规范问题（价值观），重点是改善动物保护和福利。全健康意味着人、动物和环境要相互作用，这需要应用系统研究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8］。
古埃及人将人和动物视为“上帝的同一信徒”，当代的富拉尼人在西非的创造神话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印度医学则受到关于动物和人之间轮回和转世的信仰的影响。根据印度教灵性的各种流派，人和其他生命形式之间没有区别。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植物和动物，都拥有灵魂。这意味着人可以作为动物重生，反之亦然。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了人对动物的认知和处理方式。与印度教和耆那教相比，佛教要求尽量不要伤害动物。佛教徒平等地对待人和非人动物的生命。在这个方面，观察一个简短的历史和文化演变过程最让人深受启发［16-18］。《圣经》称人类和陆生动物是在同一天被创造的，安息日的规定也暗示了牲畜的休息，这表明了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强烈的共同创造的态度。在《古兰经》中，动物被认为与人的关系密切［12］。综上，当代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两极分化的，即对牲畜的无情剥削和宠物的人性化。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动物福利相矛盾的困境中，文化、宗教及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与动物的关系，进而影响着人与动物健康更密切合作的潜力。
当代社会，动物被视为是具有高情感价值的人类亲密伴侣，如猫、狗等宠物，或是具有经济价值的简单猎物，如鸡、鸭、鱼、猪等家禽牲畜。从动物的角度，如大型食肉动物，人类也可被它们视为猎物，这是人类对一些野生动物产生恐惧情绪的原因之一，这种恐惧导致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食肉动物已灭绝或濒临灭绝。关于人类是否应该将他们周围被驯服的动物和野生动物视为亲近伙伴的问题正在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全球化的畜牧业生产正在不断追求实现利润的最大化。集约化的畜牧业生产，让千千万万的小农摆脱了贫困。然而，人类却很少去关注养殖动物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人和一些动物又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宠物猫、狗，人类将这些动物拟人化，视其为家庭成员。我们需要认识到动物也应有权利，而不是单纯被视作没有特定权利的商品。
在不同的文化下，要实现全健康的目标需要理解多种多样合法的观点。我们可以思考：是什么样的个人文化/宗教背景塑造了我们眼中的动物与人的关系？我们对动物的态度影响着我们在经济上或情感上对动物生命的评价。报告全健康研究时，我们还需要从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等各个视角解释发现的问题。从这些视角来看，动物与人的关系决定于经济框架和社会背景中的价值［19，20］。然而，全健康实践的总体方法显然不应受到任何具体观点的驱动，而应由实际方法的驱动，这种方法有效地汇集了不同学科的资源，以解决有关人和动物群体的优先事项。
（三）动物伦理和福利
人类有权利，并不断寻求实现福祉的最大化。我们同样需要思考：动物是否有权利？如果有权利，我们应如何看待它们的福祉。尽管大多数文化和宗教都采取了全面的保护态度，现实情况是世界范围内，跨越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数以百万计的动物正处于可怕且非人道的条件下被饲养、运输和屠宰，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动物保护和福利的监管。
动物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系统的稳定，广泛饲养牲畜有助于半干旱地区的碳吸收。人类可能会因耕地减少而失去动物。而如果不能适度地饲养牲畜，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无法供人居住。另一方面，一些疾病会在人和动物之间传播，动物疾病威胁着人类健康和粮食安全。当前一些生态系统正受到不合理的牲畜饲养方法和人类过度开发活动的严重威胁。要维持稳定的生态系统，我们不能对人和动物健康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依赖视而不见。
耶鲁大学Rabinowitz等提出，人类应该改变对动物的看法，从“我们对它们”转变为人与动物“共同承担风险”的态度［21，22］。例如，我们可以思考加拿大萨格奈湾比卢加鲸的癌症高发率的原因。当地白鲸不断地暴露在由人类产生的工业废水中，而白鲸的癌症发病率已成为评价环境质量的一个指标。从“共同承担风险”的角度，人类应在不影响鲸鱼和人类健康的状态下保护环境质量。
从健康、保护生物学和/或生态系统的综合角度来看，动物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并被视为维护和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全面福祉环节的一部分，相关内容包括动物饲养、动物运输、屠宰实践、动物牵引和野生动物保护。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牲畜饲养者都能善待着他们的牲畜。然而，在半集约型和集约型生产体系中，动物福利保障显然不足。家畜饲养者应接受一定的培训，为饲养系统中的动物提供一定的福利保障。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看，目前的一些做法需要改善。从将牲畜徒步从爱尔兰运送到法国。同样，在发展中国家，小型反刍动物和家禽经常在拥挤的条件下被运输数百公里，途中它们没有水喝，还要遭到毒打。此外，我们需要考虑减少动物在屠宰过程中的痛苦。肉类消费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地增长，但从全健康的角度，我们不会单纯提倡素食主义，因为牲畜在亿万小农户的生活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动物还被用于农业耕作、运输和牵引马车。尽管用于耕作或运输的牛和骆驼通常受到优待，但在运输过程中，马和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驴可能是世界上受虐待最严重的动物之一，它们需要更好的治疗和饲养条件。发展中国家对家畜、宠物和野生动物的研究越来越多。然而，我们仍极其缺乏动物试验的有关立法。
从全健康角度来看，疾病负担的概念范围应考虑动物，以反映人和动物生命损失和痛苦的综合值。如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了数十万野生动物的死亡。道路事故应表述出造成伤亡的人和动物数量。在现代公路规划中，通过建设保护围栏、桥梁和隧道，有效地保护动物的生命安全，确保其安全活动。虽然动物的寿命可以估算，但由于受到不同文化和生产系统规范及价值观的差异，我们无法充分评估公牛犊或育肥猪的预期寿命。关于人和动物疾病负担的综合衡量标准的研究仍在进行，改善动物福利是一个永恒的主题［12］。
（四）法律中的人和动物关系
法律对人和动物关系的讨论是一个存在已久的话题。诸多法律规范都有涉及人和动物关系的调整。然而，法律如何界定动物在法律关系中的属性，如何界定动物的法律属性，具体的人和动物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处理，仍在不断讨论中。
其实在法律上，人和动物的法律关系是由法律怎么区分人和动物决定的。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法律将法律的客体和主体区分开来。人类是法律的主体，具有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动物作为法律的客体没有权利。动物的权利取决于人类如何行使人类的权利。然而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独特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人类如何处理动物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具有争论性的话题。
动物在法律上的属性是什么？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物体，还是具有某种生命特征的特殊的物品？如何在法律上定义动物的属性，直接关系到了人和动物在法律上的关系。其实作为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物体，动物的法律属性不仅仅是简单的物。动物其实是介于人和普通的物体属性之间的某一个程度的“物”。动物的法律属性是更加靠近人这一端的属性，还是更加靠近于普通的物这一端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法律保护动物的程度的不同［23-25］。法律保护动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承认动物的健康和人类的健康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1.瑞士法律中的动物保护
瑞士法律可谓有关于动物保护法律的典范。在瑞士联邦宪法中，有多处对保护动物或者说动物的福利进行了规定［12］。截至2014年，瑞士是唯一的一个，也是第一个将这项新课题纳入到宪法保护范围的国家。尽管在法律条款中，生物尊严是基于基因编辑和生殖医学技术而言的，但是这个概念不只限定在这两个领域当中，它是建立了一项普通的宪法原则，需要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得到遵守。尽管生物的尊严没有在宪法当中被定义，但是学者们认为生物的尊严指的是承认某一种动物具有遗传的价值。尽管宪法是基于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而编撰的，也就是说人类是站在所有法律关系的中央并且具有主体权利，但是在瑞士联邦宪法当中，非人类的动物也确实具备了一些类似人类的权利，而不仅仅是给予动物法律上的保护。
在瑞士私法中，也就是调整平等主体的法律关系之中，也有一些关于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定。直到2003年在瑞士民法典中，动物还是被视作一种普通的物体来进行归类的。从2003年以后，瑞士民法典明确表示动物不是普通的物品。这种改变旨在提高动物的法律地位，以及人和他们的宠物发展出的特殊的关系。通过这一项改变，原先传统的二分法就变成了现在的三分法，也就是自然人（法人）、物品和动物。然而这种新的分类法并没有创造出一种关于动物的新的法律地位，动物在普遍意义上来说，还是被作为一种普通物体来对待的。不同的私法，例如在继承法和破产法当中，对动物法律属性的规定不同。
在瑞士，动物的福利是由动物福利法和动物福利条例来规定的，和大多数的欧洲动物福利法一样，瑞士的动物福利法是基于动物保护伦理的概念。动物福利的范畴包括了，如何处理动物、如何饲养动物、如何使用动物以及动物受到人类的侵害。动物福利法主要适用于脊椎动物。动物福利法实际上是平衡人类受益和动物保护之间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合法的利益，那么侵害动物就是不正当的。动物遭受痛苦、恐惧、侮辱、外形发生重大变化、身体功能严重受损，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开发利用等情况，是人类对动物进行侵害的主要表现形式。
2.国际法的动物保护
国际法中也有一些对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在欧盟层面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有很多。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具备一些主权国家的特征。在欧盟层面上，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很多，覆盖范围也很广，欧盟成员国都有遵守这些法律规范的义务［26-28］。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有一些关于保护动物的法律规定。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有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规定，其实是在平衡一种利益，这种利益就是对贸易的限制以及对动物福利的保护。具体说来，一种贸易限制措施，是否可以基于饲养、保存、杀害动物过程中对动物福利保护程度的不同而采取。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金枪鱼案。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在其规范性文件中，也有一些关于动物福利的规定，例如OIE的动物卫生法典。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卫生条例中也有一些关于动物保护方面的规定，但是在这个条例中，关于动物保护的规定是基于保护人类健康和防止传染病流行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国际公约《关于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的公约》，该公约的175个成员国都同意对国际贸易中可能会涉及的濒危动植物进行保护。
通过全健康的视角来观察人与动物的关系是我们加强动物福利保护立法的一个理由。加强动物福利保护立法，将会提升动物的健康，最终促进人类的健康。Wettlaufer等对法律中的动物保护提出3点需要：①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之间的关系需要被法律确认。②国内各部门之间的合作需要达成。③国际组织/国家间的合作需要实现［29］。
四、全健康视角下的环境与社会生态系统
人类社区发展出的许多与全健康相关的概念同样适用于生态环境中，反之亦然。由于人类和动物健康之间存在相似性，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原体不仅存在于人与生态环境联系的系统中，同样也存在于动物和生态环境联系的系统中。在这个整体系统内，人类社区或其他动物社区的健康状况变化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例如，双氯芬酸是一种家畜抗炎药物，在印度地区曾经因为使用双氯芬酸治疗牛的疾病，导致了当地秃鹰数量减少。而秃鹰数量减少导致老鼠和野狗数量增加。由于老鼠和野狗是多种人类病原体的传播媒介，进一步引发了当地狂犬病等相关人类疾病的患病率增加。同时，腐烂动物尸体数量的增加也对水质产生影响，进一步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12］。
Lackey认为生态系统健康是一种价值驱动的政策构建［30］。他在著作中写道：某些被认为是“受损”的生态系统可能是另一部分群体眼中“改进”了的生态系统。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可以是蚊虫肆虐的沼泽地，也可以是同一块被改造成集约化稻田的土地。抛开个人价值观和政策偏好来看，这两种情况都不能被视为“健康的”生态系统。对于淡水生态系统而言，蓄水库的建设可能是“不健康的”，但对附近的人类社区供水是至关重要的。在全健康理念下，单一视角的生态健康需要在整体健康视角下进行重塑。
（一）生物多样性和传染病传播
生物多样性和疾病发生、传播有着一定的关联。1957年Elton指出，在诸如作物、果园和人工林等简化的生态系统中，病虫害暴发的频率更高，但热带森林的物种和结构多样性比较高，病虫害暴发很少发生［31］。美国对莱姆病的研究表明，宿主的多样性可能会降低该病人类的传播风险。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很可能加大了传染病向人类传播的可能性。但是，Begon使用分析模型和实证研究发现，由于存在多种宿主物种而导致稀释效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32］。尽管生物多样性与疾病风险之间的联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在其他一些疾病与生物多样性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由于宿主多样性增加而导致的稀释和/或扩增效应的证据。例如，Kilpatrick等发现，美国西南部的知更鸟是西尼罗河病毒的偏好宿主，作为“超级传播者”，知更鸟可能提高了西尼罗河病毒的感染率，并最终导致西尼罗河热的流行［33］。
（二）全球化、新发疾病、生物多样性和食品安全
新发疾病对生物多样性和全球性食品安全的影响也需要引起关注。Fisher等的调查表明新兴真菌疾病对动植物和生态系统健康可能带来威胁。例如，真菌引起了72%与疾病相关的动物宿主区域性灭绝或全部灭绝，以及62%的植物宿主区域性灭绝或全部灭绝［34］。2000年以后，物种灭绝事件的数量也急剧增加。稻瘟病、小麦茎锈病和马铃薯晚疫病严重影响全球的粮食安全。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是疾病、粮食安全与社会破坏之间联系的经典案例［35］。
（三）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健康及地球界限
全球环境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对也能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例如，城市人口增长，机动车数量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和甲烷浓度增加，肥料消耗，水资源过度利用，热带森林减少，生态系统中营养负荷以及碳、氮和磷大幅增加，导致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发生。同样，有害藻类大量繁殖，释放出多种肝脏、神经和胃肠道毒素，营养负荷增加，对淡水和海洋系统产生了广泛的生态系统和健康影响［12］。
（四）社会生态系统及其恢复力
由于人、动物和生态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对于他们之间的研究需要关注物理环境及社会环境层面，运用系统性研究的方法，即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社会生态系统由“生物-地球-物理”单位及其相关的社会参与者和机构组成［36］。它基于的观点是，人或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分离。因此，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的界线是任意且复杂多变的，可因为认识不同而有所变动［37］。
社会生态系统与疾病的潜在关系并不局限于通过患病率来描述的影响；也可以通过适应、调整来应对疾病带来的冲击，这种恢复力能用以对抗外界威胁而维护自身系统的稳定。恢复力较少关注系统内疾病的绝对水平，而关注更高级别的生物多样性系统是否能够更好地抵御疾病相关的冲击。恢复力被定义为：①系统可以承受的变化量，也可理解为系统可以承受的外部力量，同时在相同的吸引力范围内，并保持对结构和功能的相对控制。②系统能够自我组织的程度，这是相对于缺乏组织或由外部因素强迫的组织。③该系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强学习和适应能力［38］。
然而在社会生态系统中，在不同发展尺度与发展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和差异，可以由量变到质变，引发整个系统的变化。即使是一个细小且缓慢进展的变量，当它的变化达到系统无法维持现有组织方式时，复杂系统就会因此发生改变。就好比移除一棵树对全球环境整体而言几乎没有影响，但是如果每个人每周砍伐一棵树，这样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同样，如果任由一种新兴传染病在某地自由传播，而不加以控制，这种传染病很可能会不断扩散，甚至造成全世界大流行。正是由于这些影响，全世界密切关注着每一次地方性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新暴发，以判断它是否仅为区域性普通流行或是可能引发全球大流行［39-41］。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更加深入地了解环境因素和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流行病学和生态学新范式也将得到快速发展。生物多样性的作用，被改变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及逐渐增多的新造化合物可能对环境带来的普遍影响，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疾病和健康动态系统将会是全健康视角下的优先研究领域。此外，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正在复杂的自适应系统框架内处理健康问题。从恢复力和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的角度探讨健康管理（动物、植物和环境），有望为发展中的全健康范式带来新的见解，并推动全健康的发展。
五、小结
全健康是应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动物和环境挑战的最佳方式。全健康利用系统思维模式，基于系统动力学建模，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结合在一起综合考虑，通过协同干预，促进人、动物和环境共同健康。回顾本章，介绍全健康的理论基础与学科关注的领域。它是人类和动物健康方面的一种附加值，将两类医学结合实现的财政节约或环境服务行为。全健康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纽带，它应反思人与动物关系的规范层面内容（价值观），强调在跨文化背景下改善动物保护和福利。全健康理念体现了人与动物关系的社会、文化和宗教背景。对于全健康而言，改善动物福利仍然是一个永久的挑战。全健康以跨学科的方式与公众接触，它融入了各种形式的学术和非学术知识，以解决动物-人类-生态环境之间的实际问题。全健康方法嵌入到了生态健康概念思维中，之后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生态系统健康”中，以此解决人类-环境系统的复杂问题。我们正逐步学习在复杂的系统框架内解决健康问题，这将为全健康理论与实践带来新的机遇。
全健康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是对“人本主义”的发展和修正。全健康能很好应对地方社区健康问题、城市健康问题、农村健康问题，更是在全球健康领域具有不可或缺的优势。全健康重点关注人、动物和环境界面的健康问题的难点和盲点，其理论核心是健康问题具有整体性、系统性、交互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所以全健康干预策略注重预警，强调多部门、多学科协同参与解决关注对象的科学、技术和治理难题。未来，全健康运动需要推动更广泛的实践，完善理论体系，实现政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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