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包工头槐余
前些年，包工头槐余每到腊月以后，就出去躲账去了。
那些跟着他干活的人，每到年根就把他家的院子堵得满满的，因为这边乡下有不出正月不要账的说法，有些要账的呆到年五更还不走，也有要不着钱搬走他家家具的。
所以，他即使偶尔在家，也要把大门反锁起来，让要账的人误以为不在家，有时候，法院的人去了也拿他没办法，反正，人家就是不在家。
除了欠干活的工钱，亲戚朋友、张三李四王老麻子，槐余借钱，只有想不到，没有借不到，或者说骗不到。
因为只要借给了他钱，指望他还的希望就非常渺茫，远的不说，仅本村，槐余就欠下了不下一百户，这其中不仅有工钱，也有现金。
那槐余为什么会欠下那么多账？这还要从他干包工头说起。
在槐余当工头的那个年代，村里人都管建筑队叫“作”，有“不作不死”的说法。
建筑工人的工资因此也非常低，一个匠工的工资是每天五元，小工更低，而且，工头不用发现钱，建筑工要等到年底才给结工资。
有些倒霉的，跟槐余干了一整年，年底领到的不过是白条一张，你说这管谁不跟他急？
那年济南雀山水库修建沉沙条渠的时候，槐余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急着找人去干活，恰巧我那阵子无事可做，于是跟着他去了济南。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背着行李卷，跟随槐余去了县城的一个中转站。
同去的还有一个付姓工头，都管他叫老付，这老付也和槐余一样，也是个债台高筑的主。
据说他之前开了一家鞋厂，后来赔了不少的钱，他和槐余这次济南之行，正是想借此捞点钱还债。
老付找了两个70多岁的老头，还有三个老光棍子，两个不大点的小孩，而槐余呢，从济南到沂水来回跑了好几趟，只找到了我一个人。
尽管有人劝母亲不要让我跟他去，他这个人欠钱不还早已名声在外，村里村外再也没人相信他编造的美丽谎言。
但那时候母亲正跟余婶交好，外面的那些疯传她自然就听不进去，再说，槐余不仅与我家是屋前屋后的近邻，还是未出五服的同宗，料他也不敢骗我们吧。
那天夜里，我在昏昏沉沉的睡梦中被槐余的敲门声惊醒后，卷起铺盖卷儿就跟他走了，他说是先与人会合，然后再去济南。
深夜，在一家养猪场里，我认识了开过鞋厂的包工头老付。
虽然都是包工头，但我感觉老付更像是老板，因为早餐的那顿大包子，是老付付的钱，而且老付的“兵”也多，还有杂七杂八的一大拉子建筑工具。
而槐余呢？除了我这个老实巴交的“兵”，真是两手空空如也。
而我呢，更像是老付手下的兵孙子，老付跟槐余一会面，我就听他们在窃窃私语：“嘘，千万别暴露了咱欠债的老底儿”
“这事要是抖出去，咱这工程也就难办了~！”槐余也附会着老付说。
听到他们这么说，我心里也多少有点犯嘀咕，但已经出来了，就得硬着头皮去干。
从养猪场出来，辗转几个小时的路程之后，我们来到了济南的泺口浮桥。
奔腾翻滚的黄河水裹着泥沙，涌过浮桥，浮桥上的车辆和行人就像在跳舞。
颤颤巍巍地过了浮桥，步行着走了一段土路，土路上的尘土，就好像撒了厚厚的一层面粉，厚的地方足以没过脚掌，又经过一个种着莲藕的水塘，终于到达了雀山水库沉沙条渠的工地。
在条渠工地的周边空地上，早已驻扎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帐篷，干活的工人就席地住在里面，有的帐篷外面还支起了露天的锅灶。
在北上的土路与条渠之间，是一片大豆田，大豆田与土路间有座小屋，没有院墙。
一中年聋哑男子一边用棍子锤大豆，一边跟他的白发老母比划着什么，聋哑男子见我们拿着锤子走过，就拿出一块如弯月样的磨刀石。
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用锤子帮他把磨石打平，其中有个工友拿过来看了一下，但没能帮他。
后来，我们在南面不远处一个叫竹园的村子租了一个小院子住了下来，虽然屋里没有床，也是打地铺，但总比他们在野外的帐篷强多了，吃水则要到房后一住户家里提。
我们的工作是用石头给条渠切坡。在压路机筑起的土堤的内坡上，先铺上一层白毡，然后铺上一层小石子，最后在上层切上一层石头。
我和老光棍王金贵、不大点小男孩、七十多岁的老万头分在一个组里，王金贵说他哥哥在派出所当所长，他一心想把我介绍给他侄女。
下午收工后，我们一行人便背着锤子步行着回到在竹园租住出，出租屋里没有床，我们也是睡地铺。
八月十五的时候，工地上放了一天假，包工头老付买来了月饼和酒菜，吃完了团圆饭，我和王金贵从竹园村往西走了大概二里路爬上了雀山。
鹊山上面有块非常大的巨石叫“指动石”，人站在它的下面，只需用一根指头轻轻一推，这块小房子一样大的巨石就会动起来。
这号称华山第二的雀山虽然不是很高，但很陡峭，也很特别，在方圆多少里路都找不到一块石头的历下黄河北岸，平地拔起一座雀山（实际上是由三个山头组成），确实不可思议。
后来，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或许是由于利益分配不均，几个包工头半夜里干起了架，其中的一个人还被用刀捅伤了，激烈的打斗，将刚买来的馒头弄撒了一地。
王金贵也害了怕，我们两个还没拿到工钱便从济南逃回了家里。
在济南干了一个多月的切坡，最后跟槐余要钱的时候，他说让老付给领去了，又去找老付，老付则说钱给了槐余了。